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宏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

其奈公何！

    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中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地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于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笔而记之。

晚清名臣沈葆桢

    沈葆桢的故居在福州城区宫巷11号。这是一幢建于明天启年间的大宅，面积达1500平方米。当年的沈宅布局严谨，装饰富丽。1936年，客居福州的郁达夫，曾对这条巷子有这样一番描写：走过宫巷，见毗连的大宅，都是钟鸣鼎食之家……两旁进士匾额，多如市上招牌。

    沈葆桢有三个身份：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大清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这三个响当当的身份，也勾勒出他非凡的一生。

    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沈林两家既是近邻又是近亲。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不高，少时多病。他从小就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聪慧好学，林则徐早早看好了这个外甥，将自己最疼爱的二女儿林普晴嫁给他。姨表亲通婚，在当时是亲上加亲的大喜事。沈葆桢与妻子感情非常好，两人还曾相伴赴京赶考。

    沈家并不怎么有钱，因为沈葆桢是个著名的清官。他先是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又外放九江知府，仕途更迭，唯一不变的是贫穷的生活。当时，将要到省城赴任的沈葆桢身无分文，还曾向人“挪川费百金”作为盘缠。到了省城，他租了二进三间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为此他还发出了“屋价之贵，可谓极矣”的感叹。1855年，35岁的沈葆桢刚刚被破格提升为九江知府，举债购买了这个宅院。沈葆桢装修好房子，安顿好父母妻儿，自己就安心到江西任职去了。第二年，江西闹起了太平天国运动，沈葆桢采取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扬名官场。此后，平叛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沈葆桢的主要工作。

    1865年，沈葆桢的母亲过世，朝廷终于给了他27个月的假，沈葆桢回到这里过了几天清静日子。在他留下的大量家书中，几乎每封信都要嘱咐子女读书，并告诉他们，读书主要为了立品做人，做官倒是其次。可惜那时中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困境，无法让人有一丝的安宁。1866年，沈葆桢接到熟人左宗棠的邀请，出任福建船政大臣，这时他还重孝在身。

    左宗棠请沈葆桢出山并非一帆风顺，也曾三顾茅庐，二人在这个古香古色的小院里畅谈了很久，左宗棠准备打造中国自己的海军，而沈葆桢是他心中的不二人选。左宗棠第一次来到沈宅，恳请沈葆桢出山继承船政事业，沈葆桢婉言拒绝。左宗棠保证在接管之初，由他和沈葆桢联名署签奏折，并给他推荐著名商人胡雪岩相助，所有人马，归其调遣。沈葆桢还是犹豫不决，左宗棠干脆上疏，推荐沈葆桢主持船政。清廷降旨，署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本无心官场的沈葆桢，还是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出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将办公的地点设在了自己的宅子里。宫巷11号这个普通的民宅成了中国近代船政工业的思想发源地。沈葆桢建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船厂，8年时间，造出了5艘商船和11艘兵舰，而就是这些轮船，后来装备起中国第一代海军舰队。沈葆桢还创办了“近代中国船舶工业与海军人才的摇篮”——福建船政学堂，培养出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甲午海战中牺牲的刘步蟾和林永升、清海军总长刘冠雄、中国海军元老萨镇冰……

    沈葆桢虽多受林则徐儒雅之风的熏陶，但是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他果断宣称“铁甲舰不可不造，日本不可不防”！于小事方面，有部下偷了外国人的汗衫，他认为此事有辱国格，将此人斩首示众。

    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后，沈葆桢被派往台湾加强防务。此后，他兴建台南的亿载金城和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城，建设苏花公路前身、新中横公路前身等，废除渡台禁令，鼓励民众到台湾开垦，促成了台湾政经中心由南部转移到北部。2009年，台北市府为了纪念沈葆桢，将市府大厅命名为“沈葆桢厅”。

    1879年7月，久受病痛折磨的沈葆桢在南京与世长辞。他告诉儿孙“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

（节选自《文史参考》）

穆旦：忠魂耿热满玉壶

夏生荷

    1949年穆旦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1952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他本可留在美国的一些大学里任教，即便是靠着写诗也可能有很好的生活，但他却坚持要回国，要将一些优秀的国外文学翻译给新中国的读者。可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美国政府不允许在美的中国籍高级知识分子离开，穆旦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冲破重重阻挠，最终回到了祖国，在南开大学任外语系副教授。

    一回来，穆旦就开始紧张的翻译工作，为了给这个民族增添文学滋养，他甚至停止了写诗，以便专心于译作。5年内，他便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好几部代表作，以及《拜伦抒情诗选》《济慈诗选》等等。他的译作发行量很大，以至于没人知道他是诗人穆旦，只知道他是翻译家查良铮。然而，穆旦不会逢场作戏，更不会说假话，遇事总是喜欢仗义执言，因此很不得一些人的喜欢，这也为他后来的连连厄运埋下了隐患。

    1959年，在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中，有人翻出了穆旦的过去，举报了他，天津中院随即宣布穆旦为“历史反革命”，判处他接受“机关管制”“监督劳动”。这是历史的悲剧，穆旦无力反抗。作为“历史反革命”的他，被发配到校图书馆，白天要从事打扫厕所、楼道等杂役，晚上则要写“思想汇报”“认罪反省”。亲朋们不再上门，穆旦也变得沉默寡言，当初他执意要回到祖国，为新中国翻译文学，但现在却要放下手中的笔，“沉重的枷锁会被打断，牢狱会被颠覆，而门口的自由将微笑地把你们拥抱……”这是穆旦翻译的普希金的诗歌，但他不知道自己的枷锁何时才能被打破。

    4年后，穆旦终于被解除“管制”，成为了图书馆的普通员工，虽然他仍然要定期写思想汇报，但毕竟能重新提笔了，此时的他决定完成一个宏大的计划，翻译美国作家拜伦的名篇——《唐璜》，他曾对妻子说：“《唐璜》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一部诗体小说，我一定要让中国的读者读到它！”此后，每天下班后，穆旦便急匆匆地赶回家里伏案翻译，他常为一行诗、一个字而整夜不能寐，为一条注释、一个疑点而跑遍天津和北京的图书馆。穆旦用了整整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2万多行的《唐璜》初译稿。但就在此时，“文革”爆发了，因为“远征军的问题”，穆旦再次陷入困境，他被“红卫兵”抄家，没收和焚烧掉很多书籍和稿纸，好在他拼死保住了《唐璜》的手稿。

    1973年，穆旦修改好了《唐璜》，并试探着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询问能否出版，编辑回信说，寄来看看。穆旦兴奋不已，他用牛皮信封小心地将译稿包好，并在扉页上写上鲁迅的名句，用于激励自己：“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但译稿寄出去后便石沉大海。直到3年后，穆旦才托朋友打听到《唐璜》的下落，友人告诉他：“仍然在出版社，暂不能出版，但编辑有意保留。”穆旦欣喜不已，可遗憾的是，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得知心血之作《唐璜》的消息。

    穆旦去世3年后的1980年，《唐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85年春，穆旦的骨灰落葬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里，陪伴他的是一部散发着油墨香的《唐璜》。

    1981年，穆旦被平反，友人为他送上了一副挽联：“坦荡荡玉壶冰心，血热热耿介忠魂！”这或许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吧。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穆旦曾这样写道：“我至今仍认为，人只能或为理想而活着，或是为物质享受而活着，享受到手的可能淡而无味，只有理想使生活兴致勃勃，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摘编自《思维与智慧》，有删节）

梁思礼：可上九天揽月

    梁思礼，梁启超之子，中共党员，我国著名火箭系统控制专家。

    1924年出生的梁思礼，很受父亲的宠爱。梁启超给远在海外的大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这样写道：“老白鼻一天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她少小离家，她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信中的“老白鼻”就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就是这个“老白鼻”，后来成了中国航天CAD技术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在梁思礼小时候听过的故事、背过的古诗中，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现在想来，好像父亲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在以这种方式熏陶他的爱国思想。

    除了言传，父亲的身教是“爱国”最真实的样本。“爱国救国”几乎是梁家九子女的胎记。“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梁启超生前的话语，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

    1949年9月，刚刚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的梁思礼便回到了新生的祖国。

    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后，决定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导弹方面的研制，并从其他单位抽调了梁思礼等30多位专家和143名大学生，白手起家。梁思礼回忆：“当时既无资料，也无仪器和导弹实物，除了钱学森外，谁都没有见过导弹和火箭，简直是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

    从“两弹一星”到“神舟”工程，梁思礼倾注了太多心血。虽然赢得过许多荣誉，但每每被他提及的，却是“东风二号”的失败。

   “1960年11月5日‘1059’发射成功，也就是后来被命名的‘东风一号’。它不仅是我国制造的第一枚导弹，是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帮助我们建立起自己的材料和电子元器件协作网，直接支持了航天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其他行业的进步。”

    在梁思礼的回忆中，“东风一号”的成功被简单带过，“东风二号”的失败却历历在目：“1960年，我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开始自行设计我国的第一个中近程地地导弹，射程比‘1059’远一倍。”

    1962年3月21日9时5分，“东风二号”点火发射，起飞几秒钟后，“导弹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白烟，最后落在了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因为里面的推进剂装得满满的，导弹落地后炸起了一个蘑菇云，地面砸出了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

    这次失败对大家打击很大。“但是我认为，从个人历练来说，失败比成功更有启发。正因为失败后做了大量工作，才使我们把坏事变成好事，才真正懂得怎样自行设计。”

    也是这次失败，成就了之后的长征二号系列火箭工作，更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可靠性工程学”。

    不难查到这样一组数字：2006年9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第25次发射成功，创造了25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90次飞行，也是1996年10月以来，我国航天发射连续第48次获得成功。

    梁思礼自始至终参与了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1983年，梁思礼开始进军计算机辅助设计领域。他常说他最喜欢萧伯纳的一句话：“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事实证明，梁思礼倡导的软件工程化，对载人航天起到很大作用。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神舟八号、神舟九号的可靠性、安全性达到了近60年来研制的所有型号中从未达到的高度。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演员于是之

    于是之在选择角色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演员们不想演的角色并不一定是配角。比如老舍先生的《青年突击队》，我就喜欢演那个只有十几句话的吕若冰，而不喜欢演那个队长刘海清……”，于是之曾在《我们所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一文中写道。

    在《骆驼祥子》中的表演，至今仍是于是之的“绝唱”之一。在那部戏中，于是之扮演配角老车夫老马。老马累计出场时间不过十分钟，第一次出场，主要动作是在风雪夜进屋，踉跄昏倒。第二次出场甚至没有台词。

    于是之一上场，似乎就给能坐上千人的首都剧场带进一股寒气。他头上扎着破旧的白毛巾，花白的眉毛、胡子上似乎带着霜。进门踉跄两步，打着寒噤，上牙碰下牙，唇口已然冻木……

    演配角，于是之的功夫一点也没少下。他说过，为演老马，他写的申请的字数比老马的台词还要多。更重要的是，他懂老马。早年，穷苦人冬天出门没有棉裤，把报纸一层一层地裹在腿上，外头罩一条单裤。裹了报纸，关节的灵活度受限，步子发僵。于是之演老马，步态如何趔趄的依据就是打这儿来的。“他没让你看到报纸，但他的表演已经把报纸和报纸后面那一片生活概括在内了。”1961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跟于是之同台演过戏的林兆华说。

    在老马之前，于是之经历过冰火两重天。演《龙须沟》里的程疯子让26岁的于是之尝尽成功的喜悦，而演《雷雨》里的周萍又让他跌入自卑的深谷。

    于是之和程疯子投缘。“我爱我这角色……照我现在的生活经历和政治水平，我还不能有胸襟去爱许多人，许多角色。第一遍朗读剧本，剧情便把我带到生我长我的地方……我的杂院生活，叫我体贴我的角色，同时也给我一种责任：他们要我替他们打抱不平，替他们诉苦……倘若我是一个对人生漠不关心的人，我就一辈子也别打算成为演员了。”于是之在《我演程疯子》中写道。

    为演好程疯子，于是之看《立言画报》《名伶百影》，咂摸旧艺人的表情；向侯宝林、“白派”京韵大鼓代表人物白云鹏请教；上茶馆、钻胡同，寻访单弦艺人、京剧二路角儿；从朋友眼角的鱼尾纹“化”出程疯子的眼神；从白云鹏说话用手指头点三下以示强调的习惯动作里“长”出程疯子的手势……

    “形”之捕捉与“神”的建构同时进行。老舍先生说，程疯子“原是有钱人，后因没落搬到龙须沟”，于是之将程疯子精确定义成庶出的旗人子弟，没落之后曾唱单弦为生。为了从内在上准确把握角色，于是之写下了六千余字的《程疯子传》。在这篇文章中，白描手法被时年26岁、正式学历仅到初中的于是之运用得得心应手。

    在《龙须沟》攒下的“家底儿”到了《雷雨》却全无用处。少年时，同龄人让于是之看《少年维特之烦恼》，于是之冷冷地说：“我没有少年。”那时，于是之已经失学，在日本人的仓库里做“华人雇工”，每天从破败的宣武门下走过，感觉自己的少年“叫宣武门给吃了”。正如当年无法理解维特“还烦恼什么”一样，于是之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周萍在豪宅里的苍白生活和他怎样在两个女人之间周旋。

    在《雷雨》里饰演周萍的惨败，让于是之自卑、苦闷了很长一阵子。从1954年到1957年，于是之的表演停滞了两三年。

    1956年秋天，于是之听老舍说：“我写了一个新戏，主角的台词几百句，从小演到老。”于是之没说话，但心里已经憋着劲儿要演这个“从小到老”，有“几百句”词的主角了。这个“主角”是《茶馆》里的王掌柜。

    有人认为《茶馆》里的王利发不好演，如果演不好，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大龙套。于是之没有让王掌柜成为龙套，而让他成为了自己当之无愧的代表作，成为了中国话剧舞台的不朽经典。

    “在茶馆里，我为人沏茶送水的动作比较多。虽然不经常被人注意，但我总要认真去做。因为我尝到了其中的好处，在一个小的真实上，丢掉了信念，就会影响随之而来的主要的戏，叫你失去了大的真实……”这是于是之在《茶馆》中悟到的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摘编自石岩《演员于是之，领导于是之》）

相关链接：①于是之（1927~2013），话剧表演艺术家，在《龙须沟》《骆驼祥子》《茶馆》《洋麻将》等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舞台艺术形象。他的表演风格本色自然、含蓄深沉且富含诗意。（摘自百度百科）②究竟怎么演？一字一泪，哭腔哭调地演，还是另外的演法？研究一下生活吧。王利发这时一定不愿意哭，他要控制住自己，并在亲人面前装作轻松，当儿孙们欲哭时，他甚至还要申斥，为的是要他们迅速逃出这灾难的虎口。因此这个悲剧的小片段，就不能直接去演那个“悲”，而要多演那个对“悲”的“控制”，甚至强作欢笑。这么演就可以较含蓄些，也可能更感人些。（摘自于是之《演“王利发”小记》）

发愤著书

张大可

    司马迁受腐刑在天汉三年十二月，出狱大约在天汉四年二、三月。这年司马迁四十九岁，出狱后被用为中书令。

    中书令本由宦官充任，而司马迁因受腐刑得此官，他认为是人生极大的耻辱。他在《报任安书》中凄怆满怀地诉说他的痛苦，司马迁一气排列了十种耻辱，这都是人世间的极大不幸，而“最下腐刑极矣”。它使司马迁陷入了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这种心境下，给予司马迁以生的力量，唯有那无声的立言事业还未完成。司马迁身受腐刑，体味三重，人主的喜怒无常，便意味着人臣的祸福莫测。专制主义的荼毒，擦亮了司马迁的眼睛，使他看清了“明主”这一绝对君权的残忍本质，深深认识到过去“以求亲媚于主上”是“大谬不然”，于是一反常态，表现了对国事、世事的冷漠。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已五十三岁，任中书令已五年，他除了埋头撰述《史记》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这时，司马迁的好友益州刺史任安，心中沉不住气了，他觉得要给司马迁以鼓励，给他写了一封信，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任安的信，好似一石击起千层浪，它把司马迁积滞在心中的郁闷引发出来，爆发在回信《报任安书》中。在这封信中，司马迁把他对世情的感慨，对人生的悲愤，对专制君王的认识，对理想事业的追求，尽情地倾吐出来，如泣如诉，慷慨悲凉，理正而辞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两千多年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既然宫刑是人生最大耻辱，为了人的气节尊严，就应早早自裁结束耻辱；但为了实现著述理想，立名后世，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可是活下去，又遭世俗非议，等于继续受辱，即“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这种既觉得应该死而又不能去死的思想纽结，折磨得司马迁神不守舍，多次想到去自杀。最后司马迁抉择了隐忍立名的自新之路。也就是说功名重于名节。当一个人功名已就，或者以死可以立功名时，就要毫不犹豫地去死节；当一个人才能未尽，功名未立，死节不过如九牛一毛，不能产生社会影响时，他就应该隐忍发愤，建立功名。司马迁正是在这一基准点上找到了死节与立名的统一。所以在《史记》中，他既表彰那些死节者，又表彰那些隐忍苟活者，把历史人物的死写得生动有情。

    《史记》中写了许多不甘屈辱，为保持名节而死的义士。齐国布衣王蠋在齐国沦丧濒于灭亡之时，仍“义不北面于燕，自尽身亡”；田横耻于降汉，自而死，他的五百宾客闻田横死，“亦皆自杀”；李广不堪“复对刀笔之吏”而自杀；项羽兵败愧对江东父老而自杀。司马迁称赞这些慕义而死的人，具有“高节”，“岂非至贤”，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象屈原那样“死而不容自疏”的高洁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然而，在逆境中奋发，忍辱负重的志士，更加难能可贵。勾践卧薪尝胆，坚韧顽强，发愤雪耻，终灭强吴而称霸王，司马迁不仅许之以“贤”，还赞其“盖有禹之遗烈焉。”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重后世，司马迁赞其为“烈丈夫”。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履典军奉旗者数矣，可谓壮土”，但是，当他被刘邦捉拿，为人奴而不死，受辱而不羞，“终为汉名将”，司马迁赞其为“贤者诚重其死。”这后一种忍辱负重的志士，司马迁认为更是值得敬仰的男子汉，“烈丈夫”。这一观点，不仅与世俗相违，而且颇谬于圣人的是非。一般世俗观点，认为忍辱负重是贪生怕死，若被刑戮，“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孔孟遗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那些一遇侮辱就轻身自杀的人，在司马迁看来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表现，并不是真正的勇士。慕义而死，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怎样处理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前已述及，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标准。人生最宝贵的生命不是不可牺牲，而要让它闪光，死得有价值。一个人若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待后人评说，而仅仅以一死来对黑暗进行抗争，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在忍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从沉痛中奋起，坚强地活下来，决心以最大的毅力来完成《史记》。司马迁终于从个人的悲怨中解脱出来，忍辱著书，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这种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值得我们敬仰的。

（节选自张大可著的《司马迁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