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纯粹的羊肠小道

                                                                                          王一方

他——25岁就获得哲学、神学两个博士学位，管风琴演奏家，法兰西科学、道德和政治科学院的院士，哲学家萨特的堂叔，德国总统特奥多尔·豪斯的证婚人，大文学家罗曼·罗兰、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终身朋友……

他就是施韦泽。他让人想到中国抗战时期来中国的诺尔曼·白求恩：一个纯粹的人。30岁的他，突然宣布将奔赴非洲丛林去当一名乡间医生，为此，他转而学医，八年后，他以医学博士身份开始了他52年的艰辛的人道主义实践生涯。

从决定到启程，八年，八年啊——

是利他主义吗？他不像唐·吉诃德向风车冲杀那样。是上帝的召唤吗？他风趣地讥笑用上帝召唤来解释他的选择的教士：“他们的听力比我好！”是出于对苦难的同情吗？他认为仅仅出于同情显得太狭隘。

与他同时代的一位作家认为：缺少历史阐释和淳朴气息的非洲比由历史学说填满的精致的欧洲更能抚慰他的心灵祈盼与饥渴。爱因斯坦也认为：非洲的事业对于我们在道德上麻木和无心智的文化传统来说是一种逃匿和摆脱，而面对这种选择的机会，个别人是无能为力的；但施韦泽是一个例外，他在对浮士德的精神依恋之中找到了自身的角色和责任。

他的道德祈盼、心灵饥渴，直指纯粹人生的伦理追求和实践需要，由“意会”走向了言说。1915年的一天，他觉得自己像个“在漏船中的人，这条船不能驶向大海，必须打造一条新船……”这时，一个新词突然闪入脑海：敬畏生命。这个词似乎让他找到了纯粹的彼岸。

“敬畏生命”主张生命是无条件的神圣、无条件的有价值，从而使道德纯粹求诸内心成为可能。人类原初的道德冲动与他深层次的理解随后被他拉向哲学，界定为一种“生存意志”：一种“自我的意欲生活的生命”，他毕生的利他主义的道德实践也源于这一生存意志的冲动。“当我为其他生命奉献出自己时，我永恒的生存意志便与永恒者结合，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一体的。”在施韦泽看来，正是这样一种有几分神秘的“生存意志”引出了道德生活的净化与纯粹。

施韦泽似乎要说这样一个道理：在探索生命意义的过程中，仅有科学、技术的知识与实践无法进入纯粹的疆域，甚至不能给人类带来有益的东西。爱因斯坦也有类似的感触：“仅凭知识和技术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倡导者和力行者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话虽这么说，通往纯粹人生的路上行人寥寥。有人说：“人类不可以从两头点燃一根蜡烛。”但施韦泽坚持认为：“如果够长的话，可以这么做！”

施韦泽固然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这种快乐，但社会价值机器却未必能认同这类贡献。他艰苦卓绝的医疗探索与创造性实践，没能得到医学界的重视。虽然他是诺奖得主，但拿回的是和平奖。他一生中接受过数十次奖励，只获得过一次医学领域的不太出名的奖章，新锐的医学家还不时批评他思想保守，只热衷于重复性的技术操作，不重视时新的技术成果。他的医院也一点都不现代化，但他的丛林医院在高度技术化与高度组织化的医学时代里保持了对病人个体的尊重、人性的温情，以及在适宜技术处置下的一流疗效。在他眼里，过度技术化的医学常常导致医患关系的冷漠。还是爱因斯坦理解他：“这个人的影响与其说来自令人赞叹的成就，毋宁说来自他那对通常的理智来说难以把握的整个人格。”

尽管通往道德净化、人生纯粹的世界不会有什么康庄大道，但他依然享受着这条羊肠小道上的精神风光，这就是自信，这就是个性，来自内心的纯粹的自信和个性！

（节选自王一方《医学人文十五讲》）   

相关链接：

①我们的直觉意识到自己是有生存意志的生命，环绕我们周围的，也是有生存意志的生命。有了这种认识，我们才能开始尊重自己的生命，使其得到真正的价值。同时，获得这种想法的人会觉得需要对一切具有生存意志的生命采取尊重的态度，就像对自己一样。这时候，善就是：爱护并促进生命，把具有发展能力的生命提升到最有价值的地位。恶就是：伤害并破坏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由于尊重生命的伦理，我们将和全世界产生精神上的关联。（施韦泽《我的呼吁》）

②施韦泽十分欣赏中国那种未被破坏的“基本的”和“自然的”同时又符合理性的精神，他看重儒家思想，对道家思想感兴趣。（德·罗哲海《关于中国思想和儒家伦理的论述》）

杨丽萍：舞蹈是种信仰

曹玲娟

    执拗地穿着绣花衣、麻布裤和布鞋，身形特别瘦小，说话时语调低沉轻缓。

    近日，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杨丽萍带着倾心打磨的歌舞乐《藏谜》，再度艳惊了上海滩。

    谈起舞蹈，她冷静又痴迷，“舞蹈是什么？是语言、是信仰、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再度亮相艳惊舞台

    “我是山里人，跳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沉寂一段时间后，杨丽萍再度亮相舞台，这次，她表演的是藏族唐卡中的荷花度母。

    一朵红荷中，荷花度母被老阿妈的虔诚唤醒，翩然轻舞，恍若踏水而行……另一次亮相，她身着黑衣长靴，和藏民们跳起狂放的夏拉舞，舞姿自在快活，几乎颠覆了舞迷们对她的既有印象。

    这位从云南深山里走出来的白族女子，完全可以凭《雀之灵》、《两棵树》等作品，满足于“中国当代知名度最高的舞蹈家之一”这个角色。但之后，她却倾尽全力制作《云南映象》，将一群普通人推上舞台，让原生态歌舞一度成为舞台热潮。

    杨丽萍从不认为自己要借这种方式来延长艺术生命，她甚至不乐意别人称自己为舞蹈家。她说，“我是山里人，我的家人对着山林田野都在起舞，汲水能歌、取火能跳。跳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永久性的，对吧？”

    这些年，她拒绝了不少制作演出的邀请，直到藏族歌手容中尔甲找到她，希望能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藏族人打造一部原生态歌舞。在她看来，舞蹈不再只是创作，而是学习、采集、呈现。“我走的地方越多，越是心焦。民间好多好东西都在逐渐消失，再不抢救就来不及了。”

    涵盖藏区典型音乐元素。

    “做《藏谜》，是件很有福气的事”

    《藏谜》几乎涵盖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四川五省区藏区最典型的民间歌曲、乐器及舞蹈，比如音色悠扬的六弦琴、祭祀超度的大法号等与藏族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这部作品是我们对藏族文化的虔诚之心”，为此，她走遍了藏区。

    《藏谜》的主角，是一年前还在放牧的藏民们。他们并不知道舞台是什么，他们只是在舞台上自由奔放地舞蹈，纯粹展示着对生活、自然、神灵的歌颂与膜拜。正是这种扑面而来的最原始的生命力，使得观众在台下感动得落泪。每次谢幕，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她说，“做《藏谜》是件很有福气的事，是从身体到灵魂的一种体验。”

    这是个地道的民间艺术团，杨丽萍是这支团队里惟一的非藏族人。排练整整一年，艺术团没有任何收入，制作人容中尔甲背上大笔贷款，总编导杨丽萍一分编舞费都不肯收。“她是一个很单纯的艺术家，对艺术严谨到有些苛刻，对人却特别宽容。”容中尔甲说，从剧本的策划、编舞、主创班子搭建、服装道具设计到找衣服布料，事无巨细，杨丽萍都全力而为。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韦芝曾在西藏生活工作多年，她评价说，“这部作品是近年来最有想象力的西藏歌舞集大成者。”

    从《云南映象》到《藏谜》，杨丽萍从未特意从商业角度考虑舞蹈。“不用担心这个，认真的态度，再加上自我审美的品位，人们都需要好的精神食粮嘛。”

    这份坚持，让很多同行钦佩。“云门舞集”创始人林怀民就曾公开赞扬，“这些年，无论在艺术道路上遇到多少挫折，杨丽萍都没有退缩。不跳舞，完全可以有很多选择，可她还是一直在舞台上跳，这让我很佩服。”

    “有生命的舞蹈，离人很近，它会像树一样生长，像河流一样流淌。”杨丽萍说，“我们跳的是命。”

    杨丽萍常说，如果不跳了，她会回归自然，找个地方安安静静住下来。“外面有山，有水，有农田和民居，岛上有人捕鱼，有人织布，还有人在大榕树下晒太阳……”

（节选自《人民日报》2007.11.6）

程砚秋：一曲清歌动九城

章诒和

    ①程砚秋有几个嗜好。

    ②他喜欢酒，也爱抽烟。前面说，他是酒嗓，所以他不忌酒。导演吴祖光曾说：“唱了一辈子旦角的程砚秋却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

    ③程砚秋最喜欢看电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从不错过。他外出喜欢穿中国长袍，这与经常西服笔挺的梅兰芳大不相同。所以，人们看见他是长袍一袭，手提一只公文包进电影院。程砚秋多半是坐在楼上后排，有人怀疑他是远视，也有人认为他是怕别人认出自己。

    ④程砚秋的另一个爱好是打太极拳。他不但打得好，功夫了得，且极有研究。看过《春闺梦》的观众，就能从那段表现梦中情景的动作里，领略他的太极功夫。举手投足之妙，与今天电影的“慢镜头”一般无二。再加上且歌且舞，居然能唱完这一段【南梆子】之后，神色自如，不喘气，不出汗。这凭什么呀？就是凭他的唱工、做工和太极功力了。

    ⑤说到程砚秋的男子汉血性，就一定要讲他和日本人的斗争。1937年，日军进城，北平沦陷。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会，要其组织艺人为捐献飞机唱义务戏。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去唱谁就去唱，我管不了。”第二年，梅兰芳隐居香港，余叔岩沉疴难挽，杨小楼病逝。程砚秋继续支撑着舞台直到1942年，他不与伪政权合作，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剧场不留“官座”，这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迫害也就接踵而至了。程砚秋聪颖过人，也坚毅过人。1943年的8月，当得知金仲荪夫妻患病又遇房东催逼搬家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劝金先生不要太悲观，说：“好戏还在后头，墨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唱累了休息为时恐也不远了。”

    ⑥面对种种非难，他决定息影务农。1943年3月，程砚秋先后在北京海淀、青龙桥物色乡居房屋，弃艺务农。紧张耕作，闲来读史临帖，这是程砚秋务农时期的日常生活内容。应该说归隐西山，在程砚秋是蓄志已久的。早年他在上海演戏的时候，就曾请老画师汤定之作《御霜图》，预示着入山隐退之意。诗人周今觉为《御霜图》题诗四首。其中的一首是这样写的：“一曲清歌动九城，红氍毹﹙qúyú﹚衬舞身轻。铅华洗尽君知否？枯木寒岩了此生。”在他心里，息影舞台、安于农事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归宿。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所谓好花看到半开时，何况是快落之花呢。”但人又是复杂的，在以耕读为业的同时，他并未忘怀舞台。“不唱可惜呀！”这话传到程砚秋耳朵里，又颇感欣慰，觉得不枉自己多年艰苦练习。他时常对梨园界朋友折简相召，大家天南地北地纵谈艺术，其乐陶陶。剧作家翁偶虹是他乡村居所的常客。程砚秋不止一次地提醒翁先生请多留心，遇到适合于自己演唱的材料，希望仍能编写为剧。为此，他解释道：“我现在虽然不登舞台，但是仓库里的后备物资，不能漠然视之。有朝一日，阴云消尽，我还是要为京剧服务。”

    ⑦程砚秋归隐西山时，曾将自己喂养的鸽子分赠好友。一年后，一只鸽子忽然飞回程家，这令他既惊喜又感慨。有朋友说：鸽子归巢，说明他谢绝舞台的日子快结束了。果然，日本投降后他搬回城里，立刻着手恢复演出的事宜。

（选自《中华读书报·伶人往事》）

罗中立：天气正好 下地干活

    做学生时，他努力“逃离”油画，却以巨幅油画《父亲》一夜成名，成为新时期享誉全国的艺术家；做老师时，他毫不犹豫地拒绝“当官”，却在50岁时被教职工民主推荐为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在61岁时被任命为中国当代艺术院院长；在个性鲜明的艺术界，他的沉着包容能为各方所接受，骨子里却有着强烈的反叛精神。画家罗中立的身上似乎纠结着各种矛盾，他却能一再穿越这些矛盾而获得成功。

    秘诀是什么？他说：“天气正好，下地干活。”

     “创作《父亲》，跟我小时候的生活有关。”罗中立说。那时的罗家在重庆市郊，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亲戚有人饿死，有人为了几十公斤玉米就把孩子卖到外地，还有一些亲戚为了活命跑到罗中立家，“大家分着喝一碗粥”。

    1964年，罗中立考入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在附中读二年级时，来到大巴山深处的一所村小学当美术教员。那时农村还没有通电，上完课、开完会，天黑就回到土屋里上床睡觉。附中毕业后，罗中立又回到大巴山生活了10年，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考入四川美术学院。

    看到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展览的通知后，罗中立再次去大巴山寻找灵感。大年三十的傍晚，他看到路边公共厕所前蹲着一个等着收粪的老农。那天阴雨绵绵，又湿又冷，老农却一动不动，表情麻木，似乎对举家团聚的传统佳节茫然不知。沉淀在脑海中的印记，仿佛被这张木然的脸庞突然揭开。他被自己的灵感刺激得难以自制，兴奋得一个劲儿地冲朋友大喊：“我要画一幅和毛主席像一样大的画！”罗中立整整画了半年，逐渐勾勒出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作品送到北京后，又根据评委吴冠中的建议将作品名字改为《父亲》，作为对整整一代人集体形象的描述。1980年12月，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上，《父亲》获得油画金奖。它成为中国美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罗中立在中国美术界的知名度和不可动摇的位置。“用领袖像的尺寸画农民，就是要让神化的、扭曲的历史回归本来的轨迹。”罗中立说。

    最早从获奖的喜悦中解脱出来的，是罗中立自己。1981年，罗中立用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完成了自己的毕业创作《吹渣渣》，标志着他在一年内实现了从政治主题到绘画主题的成功转型。“《吹渣渣》更多地回到了绘画本体语言，从这幅作品之后，我的绘画风格才一路延续到今天。”罗中立说。

    罗中立得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费出国留学的名额。两年期间，他游览了欧洲所有的大博物馆，参观和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美术史上著名的原作原著。在卢浮宫，工作人员上班他就去，工作人员下班他才走，就这样整整临摹了3个月。在美第奇博物馆，罗中立连续3次去看伦勃朗的展览，去了就看伦勃朗的两幅肖像画。同样的肖像、同样的色调、同样的尺寸，一幅创作于1834年，一幅创作于1864年，时间跨度整整30年。很多人在这两幅画前一晃而过，罗中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知道，正是这惨淡经营与重复“炒冷饭”的30年，造就了伦勃朗这位美术史上的巨匠。

     罗中立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一个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应该用什么作品跟西方的艺术家进行交流？“最可行的途径，就是回到自己的本土，回到自己的文化，寻找具有中国精神的当代绘画的样式和语言。”他又回到了大巴山，回到了雕塑、石窟、石刻、年画等民间艺术和传统文化之中，寻找和提炼自己的绘画语言、风格和样式。

    寻找、提炼绘画语言的紧迫感，催生了罗中立对时间流失的负疚感。他曾经计划每10年办一次画展，眼看预定的画展临近，自己却没有时间创作，他甚至痛苦得躲进画室里流泪。罗中立勤奋得让人惊讶。他随身带着速写本，画他见到的人和事。就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后，事多会多，哪怕忙到深夜，他也要去画室。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说，罗中立笔下的农民都有一份真生活：有沉重劳作的苦，有合家围坐火塘的乐，有夫妻风雨同舟的爱，有老牛舐犊般殷深的情。“罗中立在最朴素、最自然、最本源甚至最土的农民形象、农民主题，和艺术中最创造性的、最精神化的、越来越具有语言形式的纯粹感的两极之间找到了联系，他在用一种完全个性的方式讲述中国农民。”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人们现在要关心的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自我更新的罗中立。

    50岁就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感觉“一生的抱负突然被改变了”的罗中立，却一点儿也不敢懈怠。“地处西部的川美能够人才辈出，关键在于条条框框少。“我受益于此，也有责任尽力营造和保持这样的环境。”罗中立说。

    2005年，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建成。除了200多间工作室，坦克库还有大的展示厅可以举办雕塑、装置、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行为艺术等大型活动。围绕坦克库建成的青年艺术家工作室群落，更成为“黄漂青年艺术家”的艺术家园。

    川美建立了常规性的学生展览制度，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外展览。学校鼓励每天兢兢业业守着学生的老师，也欢迎“北漂”、“海漂”的老师。

    已经成为首届国际公共艺术入选获奖作品之一的重庆大学城川美新校区，被视为罗中立在1000亩土地上创作的第二幅《父亲》。新校区保护原有的生态，保留原有的老院子，用原有的庄稼、梯田做校园绿化，请农民留下来照常放牛喂鱼种庄稼。在这个巨大的开放性教学空间里，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的作品和成就都一目了然，便于不同年级之间的切磋交流，也有利于校园文化的融合传承。新校区5万平方米的虎溪公社艺术工作室，已经成为西南地区的艺术家驻留地和创作中心。

    他在新校区的大门内设计了一段波浪形道路。

（摘编自张国圣《天气正好，下地干活》）

马寅初：风雨人生一百年

    马寅初十几岁时，维新之风吹到家乡。他受维新思潮的影响渴望外出读书。1901年秋，20岁的马寅初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1906年秋，他进入美国耶鲁大学矿冶系学习，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改学经济学专业。

    当时，留美的中国学生获取学位的“窍门”是写论文时选择导师不熟悉的有关中国问题。马寅初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却把“纽约市财政”作为题目。他对纽约进行了详实的调查后，高质量地完成了论文，此文还被哥伦比亚大学选为教材。

    马寅初回国后，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30年代前期，他又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为了显示“礼贤下士”，蒋介石请马寅初担任立法院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实际上就是南京政府的最高经济顾问，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

    面对千疮百孔的民族经济，马寅初一直在寻求救国良策。抗战初期，马寅初满怀救国激情在重庆参与整顿经济。然而，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马寅初见此怒不可遏，在立法院提出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议案。此论一出，各界轰动。他还在演讲中直斥蒋介石：“有人说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是照我看，只能说是‘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家族亲戚，危害国家民族啊！”马寅初切身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认识到自己的强国理想不可能在这样黑暗的政权下实现。

    面对民族的灾难，马寅初开始关注共产党。1939年，他同周恩来、王若飞会面，听到他们对抗战形势和中国前途的介绍，让他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与周恩来的一席谈话，改变了马寅初的人生轨迹。后来，他回忆说：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

    马寅初的言行，使蒋介石恼怒万分。1940年12月，马寅初被强令“外出考察”，实际上是先后被送往贵州息烽和江西上饶的集中营关押。马寅初被捕引起了各界愤慨，共产党人也组织力量进行营救。1944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大溃败，在各界一片指责之声，蒋介石被迫恢复马寅初的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年近古稀的马寅初焕发了青春。1951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一上任就马上倡导北大教师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对中国建设的长远规划，他也进行了深入思考。1953年，新中国首次人口普查发现全国已有6亿人，增长率又达每年2.2%。马寅初忧心忡忡地认为这将会“影响工业化”，应当实行计划生育。他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写成提案。1957年，他把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后来，这篇提案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

    对于控制人口的主张，周恩来曾表示赞成。毛泽东开始也认为有可取之处。然而翌年，国内开始搞“大跃进”，人多是大好事等错误观念一度泛滥。在康生、陈伯达的煽动下，从1958年到1959年，全国各大报刊掀起了批判马寅初的风潮，《新人口论》被说成是“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好心的人劝他公开认个错，但马寅初坚定地说：“为了坚持真理，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文革”期间，周恩来起草的保护名单中包括马寅初，得到毛泽东批准，这使他免遭劫难。1972年，马寅初患直肠癌后，周恩来又亲自批准为他进行手术。

    1982年5月，马寅初安详长逝时，距他的百年诞辰只差一个月零十四天。这位百岁老人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风风雨雨一百年。

（摘自徐焰《红色记忆：70位名人的故事》）

相关链接：①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康生、陈伯达积极主张把马寅初划为“右派”。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周恩来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摘自《马寅初力主计划生育遭批判》）②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摘自1982年《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提到冯其庸，人们就会想到《红楼梦》和红学。的确，冯其庸先生是以红学名世的。是当代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红学大家。

    冯其庸先生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尤其是在《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十分引人注目。早在1975年3月，他与著名红学家吴恩裕先生合作研究新发现的三回又两个半回的《红楼梦》抄本，发现这就是己卯本的散佚部分，并从此抄本中避“祥”字、“晓”字的讳，因而考证出此抄本原是清怡亲王允祥、弘晓家的原抄本，而怡亲王又与曹雪芹家有着重要的联系，所以它的底本有可能直接来自曹家，这一惊人的发现对《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77年7月，冯其庸先生完成了《论庚辰本》一书，这是最早的一本系统研究已卯本与庚辰本关系的学术专著。在书中他论证了现存庚辰本不是由四个本子拼凑而成的，而是据己卯本过录的，是仅次于作者手稿的一个抄本，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从而确立了庚辰本特殊珍贵的地位。

    冯其庸先生更是一位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学者，是一位才思敏捷的诗人，是一位堪称一流的书画家。他除多部红学著作外，还出版有戏曲论文集《春草集》、古典文学论文集《逝川集》、散文序跋集《秋风集》，以及《蒋鹿谭年谱、水云楼诗词辑校》《吴梅村年谱》《朱屺瞻年谱》，大型摄影集《瀚海劫尘》等等。今天像冯老这样知识渊博、虚怀若谷、视野远大、多才多艺的学者真是太少了。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在《题冯其庸教授书画摄影展》一诗云：“红学专门众所宗，画书摄影更能工。何人一手超三绝，四海堂堂独此公。”

    冯其庸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诗人，读他的诗会使人深深感受到他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非凡的才华。他写过许多旧体诗，尤其是纪行诗，写得气势磅礡。例如1990年11月到武威北面的腾格里大沙漠中调查新发现的汉代古城时，他赋诗云：“大漠孤城雁字横，红河东去杳无声。汉家烽火两千载。我到沙场有余温。”

    冯其庸先生不仅诗写得好，而且能书善画。他的草书行云流水，飞逸倜傥。有人说他的草书深受王羲之、王献之的影响，但又不受拘束，别具一格。而他的青藤、泼墨花卉，更是兼有吴昌硕齐白石的风格。而他更爱画葫芦、葡萄，那真是一绝。刘海粟老人就曾称赞冯其庸先生的画“全是青藤笔意，此诗人之画，学问人之画，气质不同，出手就不凡，故不与人同也。”冯其庸先生的书法、绘画被称为文人书画的代表，尤其他的画运古入新，自出新意，而且往往是诗、书、画融汇一体，堪称文人画的上品。

    冯其庸先生治学的最大特点是刻苦和严谨。他强调做学问要肯下苦功夫，肯吃苦，要实事求是，他十分强调多读书，同时又十分重视实际考察。他常常说中国的学问是无穷无尽的，有如大海，有如高山，个人的学识再渊博，也是沧海一粟，因此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自满。他是这样的告诫年轻人，也是这样地要求自己，他八十多岁的时候还是晚睡早起，常常是凌晨三四点钟起床作文读书。说到冯老的严谨和刻苦，人们自然想到他对玄奘取经回归古道的确认，这无疑是对我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贡献。而说到玄奘，人们就会想到一个词——百折不挠，玄奘百折不挠的取经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标志性的符号。冯老正是以玄奘百折不挠的精神，十次去新疆考察，八十三岁高龄时还穿越罗布泊，深入楼兰遗址。冯老不懈的追求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虚怀若谷的大师风范，同他的著述一样，是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少时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五年级时还曾回乡务农。抗战爆发后，家中经济更是窘迫到了极点，经常靠好心邻居送南瓜维持生计。后来，冯其庸成为著名红学家，还屡屡提及友邻的善举，并将书斋命名为“瓜饭楼”。②我做学问的原则就是，能够调查的，必须亲自去调查。（冯其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