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辛巴耶娃：“撑杆跳高女皇”的传奇

    凡是喜爱田径运动的人，对布勃卡这个名字都不会觉得陌生。这位被称为“撑竿跳高沙皇”的运动员是田径史上唯一赢得六次世界冠军的超级明星。无独有偶，“田径迷”们对撑竿跳高女选手伊莲娜·伊辛巴耶娃也同样非常熟悉，因为这位业绩非凡的田坛高手有着“女布勃卡”的美称。

    俄罗斯女运动员伊辛巴耶娃是当今世界体坛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她是全球撑竿跳高女选手中唯一一个在室外比赛中跳过五米大关的人，她还曾二十八次打破世界纪录（其中室内十三次，室外十五次），赢得过两次奥运会和三次世锦赛冠军。在不久前结束的莫斯科卢日尼基世锦赛上，被誉为“撑竿跳高女皇”的伊辛巴耶娃用一枚金牌结束了自己堪称传奇的职业生涯。

    格林童话里灰姑娘的故事广为人知，而伊辛巴耶娃的经历则被众多媒体认为是“俄罗斯版灰姑娘”的范例。

    由于父母工资微薄，伊辛巴耶娃孩提时代过的是勉强可以满足温饱的生活。她和妹妹因为衣着简陋，经常要面对同学的嘲笑和羞辱。成名之后伊辛巴耶娃曾这样回忆以前贫寒的生活状况：“当时在学校里，我的许多同学都穿着漂亮的衣服，抹着口红，但是我却只能穿着有洞的破衣服。这不能怪我的父母，他们诚实而勤勉地工作，给予了我和妹妹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

    伊辛巴耶娃之所以走上体育之路，与她的母亲娜塔莉亚的经历有关。娜塔丽亚年轻时曾是毕业于大学体育系的业余篮球运动员，她希望通过体育改变自己孩子的命运。

    此外，伊辛巴耶娃所处的环境也很有利。她的故乡伏尔加格勒是俄罗斯西南部的名城，原名察里津，又称斯大林格勒，二战期间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全城有近百座纪念碑和雕像以及数十处供人们凭吊和瞻仰的纪念地。因为那段历史，伏尔加格勒的人们都相信，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大多是不可战胜的。伏尔加格勒又是俄罗斯体育的圣地，2004年的奥运会，有五名俄罗斯冠军是伏尔加格勒人。伊辛巴耶娃的童年时代在伏尔加格勒第五少年体校度过，少年时代则在伏尔加格勒中心区的奥林匹克后备学校度过。在整个伏尔加格勒，类似的体校有七十多家。伊辛巴耶娃始终将这里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伊辛巴耶娃年龄虽小，却能体谅父母的苦心，她在少年体校里学习训练都很自觉（成名之后，伊辛巴耶娃也没有忘记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她用获得的奖金给父母在伏尔加格勒买了公寓和轿车，并让父母退休，在家颐养天年）。除了上课之外，伊辛巴耶娃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体操馆里，下腰、倒立、跳跃、翻腾，训练非常刻苦。这种生活持续了十年之久。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酷爱运动的女孩从一个纤细瘦弱的小姑娘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十五岁时就已长到一米七○。此时，恰逢负责培训撑竿跳高运动员的教练特罗费莫夫前来选苗子，这位独具慧眼的著名田径教练一眼就看中了身体素质优良的伊辛巴耶娃。就此，已苦练体操十载的伊辛巴耶娃改换门庭，师从特罗费莫夫，改练撑竿跳高。当然，她的教练及她本人最初也不曾想到，这一练就练出了一位后来震惊世界田坛的撑竿跳高女皇。

    伊辛巴耶娃在从撑竿跳高的“门外汉”成为佼佼者的过程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这个倔强的女孩确实具备运动天赋，领悟能力极强，且不怕吃苦，所以进步十分迅速。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初始阶段一遇挫折就哭、最多只能跳二米八的新手很快入门，并逐渐熟练掌握了撑竿跳高的技术动作，而在改练撑竿跳六个月后，伊辛巴耶娃便从同她一起训练的运动员中脱颖而出，成为引人注目的新秀。她初登赛场即崭露头角，夺得了全国青年冠军。回到学校，她发现人们向她投来尊敬和仰慕的眼光，这愈发增强了她继续进取的信心和勇气。

    在特罗费莫夫的调教下，伊辛巴耶娃一步步成长和成熟起来。她所面对的第一个大赛是1998年法国阿内西的世界青年锦标赛。在这次赛会上，初出茅庐的伊辛巴耶娃一鸣惊人，越过四米大关，这一成绩让她登上了领奖台。1999年，伊辛巴耶娃在波兰比得哥什的世界青年运动会上，以四米一○的成绩夺得了她国际舞台的首枚金牌。一年之后，在卢日尼基世界青年锦标赛上，伊辛巴耶娃又越过四米二○，从而力压德国名将安妮卡贝克尔，首次获得世锦赛女子撑竿跳冠军。此后，伊辛巴耶娃可谓顺风顺水，进步神速，并逐渐达到了个人的巅峰状态，这些成绩的背后自然少不了恩师特罗费莫夫的栽培。

（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4期）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余英时

    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功。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选自《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有删改）

大荒见葱茏

    路大荒是蒲松龄的同乡。他7岁入邻家私塾，拜在蒲松龄后裔蒲国政门下，后又转投名儒王东生。这两位老师都对蒲松龄存有极深的敬仰之心，蒲国政多讲《聊斋》渊源，王东生则藏有许多蒲松龄的手稿。少年路大荒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不自觉间就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方向。

    青年时期，路大荒便立志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只要获悉哪里有聊斋文稿，他必定积极谋求。为了搜集到遗稿，他常常奔波于淄川城乡，远访章丘、济南，求亲问友，辗转反复。他节衣缩食，不惜重金购买蒲松龄手稿，因此家中拥有的蒲氏著作越来越多。这其中，以蒲松龄手抄的《祭文》最为珍贵。路大荒初见此书，不由欣喜若狂，立即将所有积蓄取出购买。后来他在文章中回忆道：“然在闻号令角声之中，资斧告罄之时，尚恋之一书，人间尚有我之痴耶乎？然能聊慰自痴，何顾后人之讪笑也！”一九三六年，由路大荒注释、编辑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和《聊斋全集》（四册）先后在日本和国内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37年12月，济南、淄川相继沦陷。路大荒南下杭州学习航空技术，后又返乡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日军得知路大荒藏有大量珍贵的蒲氏书稿，欲行抢夺。事先得到消息的路大荒背起手稿躲进了深山。日军一怒之下，放火烧掉了他家的房屋，并在淄川城四处张贴捉拿他的告示。路大荒辗转来到济南，隐居在大明湖边的秋柳园街。秋柳园街比邻曲水亭街，他安寄于此，乐在访书。1938年的一天，他在曲水亭街上的聚古斋书肆发现了一套《聊斋文集》（六册），大喜过望，但因囊中羞涩无力购买，只好设法将书借回家中，连夜在灯下抄录。治学拓荒，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正是这种几十年不改初衷的执着毅力，成就了路大荒“网罗三百载，集聊斋之大成”的美名。

    新中国成立了，先生欣喜万分。政府十分注重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整理、抢救和保护工作，这更加激发了路大荒的研究热情。1953年，山东省整理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路大荒担任副主任。他亲自带领研究人员，或深入淄川在乡间广泛征集蒲松龄的著作版本、手稿、佚文和遗物，修葺整理蒲氏故居；或远赴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地，查询点滴资料，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62年，在中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多年支持下，一部更大规模的《蒲松龄集》终于问世。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蒲松龄集》，凝聚了路大荒的毕生心血，总共收集了聊斋文稿120余万字，奠定了路大荒“聊斋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学界认为，《蒲松龄集》是聊斋学的基石，在聊斋学发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喜爱蒲松龄小说的人，饰演聊斋剧目的人，还有“聊斋学”研究的后来者，都十分感念路大荒，正是由于他艰苦卓绝地收集、研究、整理蒲松龄的著作，读者得以捧卷饱赏，学者得以利用钻研。与此同时，路大荒把最心爱的《聊斋文集手稿》一并捐献给了国家，其后又出版了《蒲松龄年谱》和《聊斋俚曲选》等著作，在《东岳论坛》上发表了“聊斋遗文”12篇，实现了他的“聊斋学”人生。

    路大荒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在聊斋学以外的诸多领域也有很深造诣。如绘画，曾赢得张大千、黄宾虹、陈半丁等名家的赞许。尽管博学，但他始终清醒地知道，该深挖哪口井。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深知真正厚实博大的学问，必然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才可获得。为此，他读书、治学、从艺从不敢懈怠，无论是默存自守，还是荣名加身，他都宠辱不惊，专心于学术。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由于患有脑中风后遗症，身体活动受限，经常卧床，但仍然不忘“聊斋学”研究。他曾让孙女打开事先藏好的《蒲松龄集》，告诉她某页某段还有些必须修正的问题要记下来，并叮嘱她，此书以后如能再版，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改过来。学问做到完全忘我的境界，令读书人叹服。

    路大荒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纯正的人文学者，他的身上闪烁着令我们亲近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光芒。

（摘编自徐忠志《大荒见葱茏》、陈明超《“蒲学”研究第一人﹣﹣路大荒》等）

【相关链接】爷爷青年时期，正值国内军阀混战。当时邓恩铭的叔父邓国瑾是淄川县长，他劝告爷爷说：“人生行为如黄河流水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若受制约可流入大海，希望你对事业有所抉择，好自为之。”爷爷深有感悟，从此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研究中去。

（路应和《怀念我的爷爷路大荒》）

吴宇森的坚守

贺晓闽

    我整理吴宇森先生历年导演的四十四部片单时，发现他出品的数量和心智的增长几乎同步。从1973年第一部影片《过客》开始，到1982年《八彩林亚珍》的近十年时间里，他拍了十多部讨好市场的喜剧片，却一直没有进入事业的拐点。其实，从教会学校走出来的吴宇森，最喜欢的是好莱坞的黑帮片、西部片以及黄金时期的歌舞片，这些电影的共同点是画面充满动感，故事跌宕起伏。而拍摄喜剧片，并不是他的追求，而且饱受争议。分析当年商业营销的影响，吴宇森慢慢明白，确定自我风格，才是对理念的一份坚持。

    回到现实生活中，吴宇森的内心似乎被照进了光，光无法言说，但通过挽留，可以多留在心中，使作品的光影与情感的温度融合。四年之后，吴宇森决定进行一场冒险赌博，他选用了一群被称作“票房毒药”的男人，如周润发、张国荣等，执导了《英雄本色》。该片在徐克的帮助下大获成功。这次冒险是值得的，大投资、大制作、大场面，从此奠定了吴宇森暴力美学的电影风格，让他把多年来在影坛积郁已久的失意与强烈的表现力浸透到每一个画面，其酣畅如行云流水般的剪接，在今天看来也是无可挑剔的。这不仅成为他的人生丰碑，也成为香港的电影丰碑。那年吴宇森四十岁，正是一个男人的青壮年，生命的春天和事业的春天一起到来。

    冒险未必就是实实在在的危险。它牵涉到人的认知模式，也牵涉到人的诸多观念，比如自信、决断。央视记者李小萌在《面对面》栏目中采访吴宇森时说，在《英雄本色》创作现场，吴宇森豪气毕现，他是进行了一场赌博，并且赢了，他和“票房毒药”的男人们征服了命运，相互迸发出了无比耀眼的光芒。我想说，证明自信的不仅需要实践，更需要时间。后来，吴宇森的影片让人们认识到，他的电影每次获得殊荣，都是内心历练的结果。他知道，达摩克里斯之剑依旧高悬头顶。

    1989年的《喋血双雄》也是吴宇森的重要代表作。在影片中，他用极为自信的手法让暴力世界中弥漫出无法言语的浪漫，华丽而控制自如的镜头、精练的对白以及舞蹈般的枪战动作都令人为之倾倒。特别是片尾在教堂里的生死决战：烛光映出的圣母像，背影中掠过的白鸽，一对最不应成为朋友的生死之交，共同执行着自己心目中的正义。正如吴宇森所说：“这是我最想用镜头来表达的东西，哲学式的电影，骑士般的角色，都是我心中的理想。”如果说《喋血双雄》让吴宇森把握了好莱坞动作片的命脉，那么《变脸》则让吴宇森在片中找到了东西方世界共同崇尚的那种“人道主义”和“家庭观念”。这部被认为“最具吴宇森风格”的作品，同时也为吴宇森带来全美华裔艺术基金会颁发的最高荣誉——“金环奖”，让他成为继李小龙、成龙之后，进入好莱坞的第三位华人明星。

    吴宇森的电影好看，他所讲述的故事不远不近，有爱有恨。不管是功夫片还是谍战片，都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表达，感觉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他背负的真实生活。这些人里，有庞大机构里的大人物，也有机构压榨下的弱小者，还有为了某些利益冒险的暴力者、潜伏者。但这些人的故事，能让人产生共鸣，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家庭、亲情、变迁，一切都被结合在一起，那么自然而然，像我们身边的故事。所以他的粉丝中，白领、军官甚至科学工作者的比例明显上升，因为，这不仅是电影。（选自《人物传记》，有删改）

张炜：写作献给那些倔强的心灵

    张炜有很多头衔，他曾被冠以诗人之名，也被标识为“道德理想主义”，更因“人文精神大讨论”成为标志性人物。他最看重的是“作家”。他最爱的是写作。

    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学界引起的争论和讨论，从北京扩展到全国。尽管讨论中有对作品的误读，但也有吸引读者再次深入阅读的作用。误读是发生在所有作家身上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误读会一点点解除，不过新的误读也会一点点出现。而这一切，正是作家的魅力所在。“作家应该是丰富的、经得起误读折磨的、多解的，有时也是充满了矛盾的。”张炜略感遗憾的是，现在没有这样的讨论了，似乎大家关注的都是网络时代的一些事情，其中占很大比重的是娱乐品。当年一些言辞激烈的青年参与了那场大讨论，他们现在已经成了中年或准老年，再回头看去，大有人事沧桑之慨。他认为，关于“人文”，关于“精神”，在一个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时代成为话题，当然是至为难能可贵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一定是具有永恒意义的。

    多年来，张炜一直专注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和思考，包括屈原、先秦诸子，出版了长篇随笔等相关的著作，包括《楚辞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也包括2016年初出版的古典文化随笔《陶渊明的遗产》。他觉得古代的人写出的文学经典，与今天的人许多时候是一样的：同样的心境和方法，同样的困难与欣乐。古往今来，人生总有一些出色的慨叹、异样的认知、绝妙的记叙，就是这些丰富着我们无边无际的生活。

    张炜之所以选择“陶渊明”作为写作对象，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柔软而坚硬的内心里，会存有陶渊明这个形象，他的选择，他的矛盾和痛苦，也包括他的喜悦，或能深深地拨动许多人的心。

    “只把他看成一个采菊人，笑吟吟地站在那儿，那是多么不求甚解。选择陶渊明来解读，不是为了倡导现代的‘逃离’和‘疏离’，而正是相反，是在强调人要有直面生活的勇气，强调人的真实。”张炜说，古代与现代的人看起来差异很大，其实面临的基本问题、一些大问题都差不多。比如关于人的尊严、自我的寻找、自由，这些都是基本上一样的。外在环境的差异，夸大了我们与他们的不同。他们的困境，我们在今天也会大致遇到。所以我们追寻古人的心情，会发现离他们并不遥远。他们都是一些大文化人，也是一些生命的大标本，对于当今的价值不言自明。

    他曾经自我评价是倔强的人。在《独药师》的扉页，他也郑重题写“谨将此书，献给那些倔强的心灵。”他说，书中的倔强人物太多了，他们的命运，特别是牺牲，都与这种性格有关。他怜惜古今所有的倔强人物，愿意把这部心血之作题献给他们。因为他们起码不是机会主义者，就这一点来说很让人尊敬。”

    在儿童文学的写作中，他似乎又回到了纯真、调皮、充满灵性的少年时代。张炜认为，写所谓的儿童作品和成人作品一样，都需要童心。童心之不足，常常是许多作品坏掉的老根。童心是直接和纯洁，是对世界的一次真诚簇拥。童心是反抗庸俗的利器。

    拉美作家略萨说过，一个写作者在立志从事这个工作之前，一定要想好是当一个坏作家还是当一个好作家？这听起来似乎令人费解，因为我们会认为，所有人都会选择当一个好作家。但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到书店和网络上看一看就知道了。能够严苛地对待自己的文字、始终具有追求真理的热情，这在一个写作者那里并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

    实际上张炜从未停止写诗。因为在他看来，诗才是文学的核心。诗消失了，文学也就消失了，这对于一个时代和一个人，道理都是一样的。

    “有人以为诗的读者太少，我可不那样认为。诗的读者最多，他们在读各种诗，包括没有按照诗的通常格式分行的文字。没有诗就没有文学，文学有读者，诗就有读者。诗的常规形式出现在写作中，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但却不会是全部。”

    “我认为写作是快乐的，是尽性尽情的事情。把真性情藏起来的写作一定是痛苦的、艰涩的。如果我有一天写得艰涩了，就一定是顾忌太多了，是掩去了真性情，是做着极不快乐的工作，那也就没有希望了。一颗诗心跳动着，世界看上去就生机盎然。诗人的忧愤和喜乐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能装出来的，更不是能根据需要设计出来的。我希望一生都是这样的一个诗人。”人活着痛苦太多了，但在这种痛苦中压迫了全部的天真，人就会变得更可悲。他想象自己即使到了八十岁的时候，依然保持天真烂漫的天性。

（选自《中华读书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张炜，1956年生于山东龙口市，原籍山东栖霞。当代著名作家，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山东省作协主席，万松浦书院院长。张炜是一位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作家。他的文字深沉、细腻，立足于理想中的乡土与传统的道德立场，充满着人文关怀与哲思。其80年代前期所创作的长篇乡土小说《古船》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力作，一经发表便轰动文坛，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创作潮流里长篇小说中的佼佼者之一。②张炜：“虽然我是一个山东作家，受齐鲁文化滋养，但我主要的还是受齐文化的影响比较大，我出生的地方古代的时候应该属于东夷，那是一个面向大海、民风开放的地方。相应地，我的文字如果有大海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有许多幻想与浪漫的色彩，那才是正常的。”

徐志摩：一个精心打造的天才

韩石山

    当今之世，说某人是个天才，未见得全是夸赞，然而，对于徐志摩，却只能这么说，否则你解释不了，一个原来没有想到写诗的人，会在短短十年间，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诗人。然而，这样一个天才人物，却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他的父亲，一位精明的中国商人精心打造成的。

    徐申如，他的父亲，清末民初时期，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首富。精明的徐申如先生，将他的经商方略用于独生儿子的培养，不期然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上最好的学校，不用说了。正常的念书之外，还给他聘请最好的老师。小学毕业，为了让儿子的毛笔字有所长进，父亲领着儿子到上海，投师于名声最响的书法家郑孝胥名下。上大学上了北京大学，仍不满足，为了儿子将来能跻身上流社会，又以一千大洋的贽礼，让儿子拜在梁启超门下，成为声名显赫的梁任公的入室弟子。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进的都是第一流的大学。北京大学上预科而不上本科，预科毕业一年后，便赴美留学。初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继而入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旋即渡海赴英，在伦敦大学混了半年，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在英国两年，上的是一流大学，结交的也都是一流的人物：罗素、哈代、曼斯菲尔德、狄更生。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加上天生的聪明伶俐，也就难怪，不长的时间，这个中国年轻的留学生，便成为剑桥大学的名人。按徐志摩的心性，依徐申如的期望，徐志摩本来还可以在英国和欧陆混下去，弄个博士不是难事。然而，当林徽因的倩影在眼前一晃，又倏忽而逝的时候，这位富裕的浪荡子，在多雾的英伦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便收拾行装，匆匆回国。

    林徽因不过是个诱饵，实则国内，有伟大的事业在等着这个天才。

    历史老人，像是预先安排好了似的，“五四”运动刚刚过去，此后几年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将要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也就需要一个非常人物来呼风唤雨，叱咤风云。

    社团与流派，历来是推动文化运动的先锋，古今中外，概莫有外。为了推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长足发展，在徐志摩回国前，已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真正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被，建树卓著的，还要数一九二三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这个新月社。而新月社的成立，起初只能说如同儿戏。

    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尔来华访问，先到上海，再到北京。知道泰戈尔到了北京，定然要来松坡图书馆访谈，其时居住在馆内的徐志摩，为了讨老诗人喜欢，便在他住所的门外，挂了一个小小的木牌，用毛笔写了三个不是很大的墨字“新月社”。想来该是个正午，人们都休息的时分，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悄悄地挂上这个小木牌后，定然还羞怯地四下看看。

    然而，就是这一挂，一个以留学英美为知识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团体，就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真正显示它的群体威力，还要等到一九二七年，多数成员啸聚上海，成立新月书店，创办《新月》月刊之后。初成立的这三四年间，它的主要功能是联络同道，蓄积力量。这期间，最具风采，最见业绩的，是徐志摩个人的南征北战，东拼西杀。算学事件、圈点事件、观剧事件、音乐事件，一个接一个的论战，不管赢了还是输了，得到的都是名声。确也是把好手，且有梁启超的情面，徐志摩很快便执掌了《晨报副刊》的编辑权。几个回合下来，便将这个“研究系”的报纸副刊，办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坚固阵地。在有限的版面上，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最有名的该是“仇友赤白”“闲话之争”两次大论战。在对世界趋势与中国国情的认识上，连胡适都逊他一筹。

    一九二七年春天，当年在北京的新月社人马，几乎齐集上海，办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又创办《新月》月刊。尤其是《新月》月刊，其贡献不限于文学作品的发表，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讨论，比如以胡适为主，发起的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争。文学与政治的契合，终于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新月派”。梁实秋晚年回忆起年轻时的朋友，不无深情地说，“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又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仅此一点，也足以证明徐志摩与新月派的关系。可以说，有了徐志摩，才有了新月派。

    尤可骇怪的是，谁都说徐志摩是位杰出的诗人，梁实秋，不独梁实秋，还有叶公超、温源宁、杨振声，几乎他同时期的所有朋友，却都说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超过了诗歌。不要忘了，现代文学诸名家中，梁实秋留美多年，专门研修文学批评，在这方面，他有足够的自负。“只要一读志摩的文章，就不知不觉的非站在他的朋友的地位上不可。”这是多高的评价！

    天才云云，不过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公允地说，徐志摩是二十世纪之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交合鼓荡下产生的一个宁馨儿。最终受惠的，还是他苦难的家邦。

（选自《读者》，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