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批评与欣赏朱光潜

①把快感、联想当作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考据和批评当作欣赏。

②拿我在国外大学读的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英国的教授整年地讲“版本的批评”；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那一年印第一次“四折本”，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各有几次梵音，某一个字在第一次“四折本”怎样写，后来在“对折本”，里又改成什么样……自然他们不仅讲这一样，对来源和作者生平也很重视：莎士比亚大概度过些什么书？《哈姆雷特》是根据哪些书写的？他和戏院和同行的关系如何？“哈姆雷特是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个个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至宝。

③这些功夫都属于中国人说的“考据学”。这门课的教授只做这种功夫，对我们也只讲他研究的那一套。至于学生能否欣赏剧本本身，他并不过问。从美学观点来说，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考据工作呢？

④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本身。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但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的知识却非常重要，要了解《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曹植和甄后的关系；要了解《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

 ⑤但若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通常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难免犯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字字有来历，便拉史实来附会它。他们不知道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完全受其支配。第二种错误是因考据之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而我是饕餮汉，对于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十二分地敬佩、感激，但我认为，最要紧的事还是伸箸把菜取到口里来咀嚼，领略领略它的滋味。

 ⑥在考据学者们自己看来，考据就是一种文学批评，但是一般人所谓的文学批评，意义实不仅如此。文学批评学者向来有派别的不同，所认识的文学批评的意义也不一致。区分起来，除开上述帮助了解的文学批评，主要还有两类。

 ⑦第一类是“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法官”要有“法”，也便是“纪律”，“法官”式的学者心中预存几条纪律，用来衡量一切作品，符合它们的就是没，违背它们的就是丑。他们向作家下批语说：“亚里士多德明明说过坏人不能做悲剧主角，你何以要用一个杀皇帝的麦可白？”但文艺是创造的，谁能拿死纪律来限制活作品？

⑧第二类就是近代法国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这一派学者可说是“饕餮者”：只贪美味，尝到美味便把印象描写出来，法郎士说：“依我看来，文学批评和历史一样，只是一种给深思好奇者看的小说；一切小说，精密地说起来，都是一种自传。凡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家都只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是印象派文学批评家的信条。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应当时艺术的、主体的，各人应以自己的嗜好为标准。

⑨“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批评的态度”，印象派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欣赏的态度”，它们是相反的。批评的态度是冷静的，不杂情感；欣赏的态度则注重我的情感和物的姿态的交流。批评的态度须用反省的理解；欣赏的态度则全凭直觉，批评的态度预存美丑的标准，把我放在作品之外去评判它的美丑；欣赏的态度则忌杂有任何城建，把我放在作品里面去分享它的生命。遇到文艺作品如果始终持批评的态度，则我是我而作品是作品，得不到真正的美感经验。

⑩我是倾向于印象派的，不过我也明白它的缺点，比如看一幅图，内行有内行的印象，外行有外行的印象，它们的价值是否相同呢？我小时候欢喜读《花月痕》^①一类的东西，现在想来不禁赧颜，究竟是从前对还是现在对呢？文艺虽无普遍的纪律，而美丑的好恶却有一个道理，遇见一个作品，只说“我觉得好”还不够，还应说出觉得好的道理。

⑪总之，考据、批评都不是欣赏，但是欣赏却不可无考据与批评。有的人太看重考据和批评的功夫，有个人又太不肯做脚踏实地的功夫，以为有文艺的嗜好就可以谈文艺，这都是很大的错误。

（有删改）

【注】①《花月痕》：清代长篇小说，情调缠绵哀怨。

粗鄙的暴发户审美充斥着我们的社会

冯骥才

    在北欧，尤其是奥斯陆的大街上，你会感到城市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整体性。它没有历史与现代的断裂与分离，而是和谐地浑然一体。这不仅是建筑外部，连建筑内部乃至家具风格也是一样。今天的他们依旧喜欢用新鲜的原木把屋顶装饰得像昔时的农舍，喜欢木头立柱，喜欢没有花纹雕饰的桌椅，喜欢用光洁的木板组合起来的衣柜与书架；但这不是不动脑子地去模仿传统，而是加进去一种后工业时代崇尚的简约美与现代科技能力包括精细的切割与抛光的技术，而使其成为现代审美中一种自己的文化主体元素。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即北欧传统审美的简朴转化为现代审美的简约。

    中国就麻烦多了。自汉唐以来，中原汉文化的审美似乎一贯而下。特别是明代的审美雍容大气、敦厚沉静，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汉之博大与唐之沉雄。然而到了清代，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们对生活文化表面化奢华的欲求，驱使整个社会的审美发生变异。特别是乾隆盛世，审美的繁缛与炫富感走到极致，完全脱离传统审美的厚重与含蓄。可是到清代中期之后，国力的衰败便使这种奢华的追求无法企及而日渐粗鄙，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遭到破坏。此后则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在“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国民的美育和审美品格已不被提倡。当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耕社会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时，我们已经无所依据和无所凭借。社会审美像没头苍蝇乱撞。或是呆头呆脑的仿古，或是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做“现代秀”。如何在审美上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成了当代文化的大难题之一。没有现代审美，也就提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

    而北欧人从传统到现代的审美过渡，不是听凭自然，稀里糊涂地完成的。我想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经过知识界，即建筑界、艺术界、设计师等长期的创造性的努力与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公众的认可。因为，只有成为集体审美，才是一种时代的文化特质。

    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把美育列入素质教育；还有，知识界的努力是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只去克隆舶来的“现代”，或者在传统中找卖点，我们自己的现代审美则无法建立起来。我很欣赏奥运会中的中国印、祥云和开幕式中“画卷”的设计，这是一种积极和精心的努力。当然，还嫌太少，还只是在设计范畴的个别成功的范例，更大的文化问题是我们的现代审美。而这种时代审美是不会自动转换与完成的。如果现代文化建立不起来，留下的空白一定会被商业文化所占据。就像当前充斥我们社会的粗鄙又浮躁的“暴发户审美”。

(有删节)

叶企孙：甘当中国科技基石的大师

    叶企孙，又名鸿眷，1898年生于上海。叶企孙自幼聪颖过人，其父叶景沄一向推崇西方近代科学及应用，并具有革新思想，叶企孙深受影响，“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

    1911年初，时年不满13岁的叶企孙在父亲的鼓励下，报考清华学堂并被录取。1918年，叶企孙从清华毕业，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师从实验物理大师P．W．布里奇曼。获得博士学位后，教授W．杜安主持精密测定普朗克常数，邀请叶企孙和另外两个学者参加，叶企孙在试验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称该实验是“一次对普朗克常数最为可靠的测定”。

    1925年5月，清华大学部正式成立，开始招生。8月，叶企孙应聘物理系副教授。从此，叶企孙就将创建清华物理系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不仅着眼于教书育人，还吸取欧美名牌大学和著名科学家的经验，谋划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事业。

    有人说，叶企孙能一网打尽天下名师。他为数学系聘请杨武之、熊庆来，为物理系聘请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为化学系聘请张子高、萨本铁。不到十年时间，清华理学院和物理系均成了全国第一。叶企孙没有门户之见，以培养中国科技人才为己任。为清华大学聘请了一大批名师。正验证了梅贻琦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28年，叶企孙请吴有训到物理系任教时，把吴的工资定得比自己系主任的还高，以示尊重。1937年，叶企孙又辞去理学院院长之职，荐吴有训接任。叶企孙的辞职，一不是自己不行，二不是众人反对，三不是已到退休年龄，相反，他辞职时年仅38岁。正是叶企孙的无私举贤，使吴有训脱颖而出，成为后来的中央大学校长，解放后又成为中国科学院的第一副院长。

    1929年到1938年这十年间的清华物理系，是中国高教史上一个不朽的传说。这期间清华物理系共毕业本科生71人，其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21人，当选美国国家院士的2人，成才率之高，实为历史罕见。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王淦昌、钱三强，赵九章、何泽慧，王大珩、彭桓武、林家翘、戴振铎、钱伟长……

    叶企孙在西南联大时期，发现并培养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学奖的李政道，李政道入学不久，叶企孙即发现他的理论基础高过同辈，自学能力超常，便要他不必听他讲授的理论课了，但实验课一定要认真学。有一张李政道当年理论课的试卷，卷面只扣了两分，总分却只有83分。李政道因为总是拿满分而在学校小有名气，但实验成绩不好，叶企孙把他的两门功课加起来算分，提醒他，理论要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

    叶企孙终身未娶，以一生心血培养出大批高科技人才。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对叶企孙为何一拖再拖、以致终身未娶进行解释：

    叔父就任于清华大学。创建了清华物理系并为此殚精竭虑，为清华网罗人才而奔波。在短短的几年内，“中国物理学的栋梁泰斗多半出自清华”。这期间极少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掀起了改造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有的学者学会了察言观色，落井下石。疾风知劲草，叶企孙的独立观点和自由思想一直没有被“改造”掉。一直到1951年，叶企孙还在倡导“高校教学与科研要自由、民主”，而与“集体主义”“阶级斗争”“一边倒”等官方理念格格不入。他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一番。1968年4月，70岁的叶企孙被逮捕关押。1969年，叶企孙获释仍然接受隔离审查，一直过着悲戚乃至乞讨式的生活。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在北医三院昏睡中去世。他离那个姗姗来迟的科学的春天只有一步之遥。

    叶企孙一手创建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在1982年恢复了建制。1984年，在各界的强烈呼吁之下，清华大学物理系正式复系。1992年，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并成立“叶企孙奖”基金，在首届授奖仪式上，钱伟长深情地说：“叶先生一辈子大公无私视学生如儿女。他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影响了大批科技工作者。我们要把叶先生那种伟大的人格、真正为国为民的品德继承下来。”1995年，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隆重的铜像落成仪式。叶企孙先生的铜像安放在门厅一侧，或许，只有那些已经步入暮年的人才知道，当年，先生就是这样看着他们的。

（选自《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有删改）

    关于中国古文字的产生时代这一问题始终缺乏具体确切的答案。就是世界各国的文字学专家，对于文字产生的具体时代也有着不同的见解和学派。

    一种说法，认定文字的起源并不比语言产生晚，认为人类早在旧石器时代或新时器时代初期就产生了文字。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把人类最早的图画、图示和各种刻记纳入了文字的范围。他们把原始人的许多岩画谓之“图画文字”；也有把纹文时期的纹记视作正式的文字。这主要是对文字的真正定义和内涵缺乏一个正确的认定。当然我们很容易想象人类没有形成语言的时候，他们要表达某种意念或某种信息，只好用手势比划或在地上画图表示。但是文字终归是文字，它和那些原始的辅助表意手段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个根本的区别是不管世界上哪个民族的文字，没有一个不是他们民族语言的符号，尽管世界文字之林中有的是表意文字，有的是表词文字，有的是标声文字，但都是和他们自己民族的语言一致的，凡是语言能表达的，文字就能表达。所以可以说文字尽管在某种功能上超出了语言，但仍然是语言的辅助工具。这样的文字，自然是产生在语言产生以后。

    还有一种观点也是不能使人认同的。那就是拘泥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没有见到完整的实证材料，就认定事物的不存在，就对没有被认识或没有被发现的甚至对理应存在和实际有过但已消失的事物持一完全否定的态度。这种实证主义的方法并非是科学的态度。比如说，在中国古文字起源的研究中，很多人认定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就是最古老的汉字，可在甲骨文被发现以前，人们长期认为商周时期的金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些一见实物就动辄定论的习惯，一直妨碍了对文字起源的系统地、理论地探讨，也难以形成一个科学的客观的明晰结论。

    当然，甲骨文是比金文更为古老的汉文字，有一些甲骨文的单字比钟鼎文的结构带有更为原始的特征，如“（子）”、“（午）”、“（丁）”等。但人们都能看到，甲骨文的结构比钟鼎文简练，是简化了的古文字。甲骨文大多是当时用来刻在甲骨片上的占卜记录，为了便于镌刻，长期形成了一种非常简练的书体。文字的简化是文字形成以后的运作行为，所以甲骨文的出现，说明文字的产生已经有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究竟中国古文字起源于何时？根据种种依据推断，中国古汉字最早出现在六千年以前的中石器时代，形成于五千年后的新石器时代。

（摘自牟作武《中国古文字的起源》）

    ①理解儒学，需要回到儒学自身的历史语境。从其原初形态看，儒学的内涵首先体现于“仁”和“礼”上，两者同时构成了儒学的核心观念。

    ②“仁”主要关乎普遍的价值原则，其基本内涵则在于肯定人自身的存在价值。比较而言，“礼”更多地表现为现实的社会规范和现实的社会体制。从社会规范这一层面看，“礼”可以视为引导社会生活及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在社会体制方面，“礼”则具体化为各种社会的组织形式，包括政治制度。

    ③“仁”和“礼”固然各有侧重，但所侧重的两个方面并非截然分离。“仁”以情感的沟通和情感的凝聚为主要方面，但并不排斥人与人之间的理性关联。首先是以“爱人”规定“仁”，既以肯定人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又包含情感关切，它所侧重的是“仁”的内在的情感凝聚和情感沟通。其次“克己复礼为仁”，“克己”更多地表现为对理性规范的认同和接受“复礼”同时涉及理性的引导和制约，这样，“仁”既有内在的情感侧重，同时也兼及理性之维。就“礼”而言，与之相关的首先是“理”：“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记》）这里的“理”既指条理，法则，也涉及依据这种条理法则对人的知和行的制约。不过，在与“理”相关的同时，“礼”并非与“情”完全隔绝，所谓“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语丛一》），便表明了这一点。这里的“因人之情”，便关乎“礼”与情感沟通和情感凝聚之间的联系。作为儒学的核心，“仁”和“礼”同时构成了儒学之为儒学的根本之点，儒学与其他学派的内在区别，也与之相关。

    ④墨家提出“兼爱”，这一观念在肯定人道价值方面，与儒家的“仁”具有相通之处：尽管“仁”基于亲亲之情，“兼爱”则并未赋予亲亲优先性，后来的儒家学者（尤其是理学家）一再由此辨析“仁”与“兼爱”的差异，但在关切人这一点上，二者确实有一致之处。然而，墨家对“礼”总体上持批评态度，其“非乐”“节葬”的主张以及对“亲疏尊卑”“昏（婚）礼威仪”等的抨击，从不同维度体现了这一点。这种取向，具有重“仁”而轻“礼”的特点。

    ⑤法家更倾向于化“礼”为“法”。“礼”与“法”在注重规范性这一点上，有相通之处。但“礼”建立于情理之上，具有引导性的特点；“法”则以法理为基础，表现为非人格、冷冰冰的律令，并具有强制性的特点。法家总体上已由“礼”而走向“法”。与此相应的是对“仁”道的拒斥：谈到法家之时，历史上的学者常常以“刻薄寡恩”来形容，“刻薄寡恩”与“仁”彼此相对。在以上方面，法家与注重“仁”和“礼”统一的儒家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⑥道家从另一层面表现出来对“仁”和“礼”的疏离。老子曾指出：“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尽管对“绝仁弃义”有各种不同的解说，但其对仁和礼义不予认同的立场，无疑显而易见。这一价值立场与道家推崇“自然”，而对人文或文明化的规范持批评和怀疑的态度，总体上前后一致。在这一方面，道家与儒家注重“仁”与“礼”的统一，同样形成了某种对照。

    ⑦作为儒学的核心，“仁”与“礼”的统一既体现于儒家自身的整个思想系统，又展现于人存在的各个领域。

    （摘编自杨国荣《儒学的内核和多重向度》）

材料一：

近日，深圳至珠海的首条低空短途运输航线正式开通，为商务往来、旅游观光、家庭出游提供了新的选择，进一步丰富了大湾区综合交通网络体系。这是当地抢占低空经济新赛道的一个缩影。

①何谓“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空经济一般是指各类航空器在真高1000米以下的低空空域进行各类飞行活动及其辐射产生的经济形态。其主要包括低空飞行器制造、低空运营服务、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和低空飞行保障四个板块，具体涵盖居民消费和工业应用两大场景，呈现出产业链条强劲、应用场景复杂、使用主体多元、辐射效果明显等特点。其发展主要依托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因素：

科技创新是低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技术进步为低空飞行提供了更加安全、高效的航空器和飞行控制系统。目前，国内低空飞行器行业在无人机及通用航空器的设计、研发与制造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先进技术，众多企业纷纷涉足无人机制造、应用服务等领域，在适航审定、航线执飞、上线销售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进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以无人机、飞行汽车为代表的“新通航”已走在世界前列。

近年来，我国低空经济发展环境持续向好，政策举措不断优化。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年）》提出，到2030年，推动低空经济形成万亿级市场规模。各省市也正在加速布局低空经济赛道，竞相发力建设“天空之城”。作为新质生产力催生的综合经济形态，低空经济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政策的强劲赋能已渐露蓬勃之势，迎来了重大机遇期，2024年也被称为“低空经济元年”。

低空经济迎来风起之时，其背后所蕴含的超万亿市场规模逐渐显现，展现出巨大潜力。有机构测算，2023年我国低空经济规模达到5059.5亿元，民用无人机产业规模接近1200亿元。截至2024年2月，中国低空经济领域共有超5.7万家企业正在加快抢占“低空版图”，试图“乘风起飞”。从区域角度来看，地方政府灵活运用各类财政工具，一体推进低空经济各产业环节协同发展，产业集聚优势明显，呈现出各自的产业特征。其中深圳作为全球闻名的“无人机之都”，凭借着产业政策与资源上的优势，集聚了大量无人机行业头部企业，建立了良好的产业基础与相对完备的产业配套，飞行规模全国领先。

但也应看到，相较于高空飞行成熟的空域管理和商业运营，我国低空经济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引导低空经济乘势起飞，助力低空经济“飞”得更高、“飞”得更快，基础在于优化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要充分释放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动能，优化空域资源配置，扩大低空空域开放，与此同时，要夯实低空基础设施，在充分利用直升机停机坪等通航基础设施的同时，推动通信导航、气象装备、能源动力以及低空空域管控系统、无人机飞行信息系统等配套基础设施更新换代。期待随着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空中的士”能加速走进大众生活，为广大消费者带来更多元的出行选择，为经济增添增长的动力。

（摘编自孙新《低空经济乘势起飞，开拓“万亿规模”新蓝海》）

材料二：

今年春天，江苏省无锡市丁蜀机场“空中赏樱”专线在樱花盛开期日均起降超30架次，为游客提供了欣赏春日美景的新视角。目前，低空应用场景仍在不断丰富，从“赏樱游”到“城市游”，更多特色低空旅游项目正在酝酿。此举为实现低空领域的市场化提供了一个范例。

应用场景是低空经济产业链的关键一环。现实中的应用场景为高技术产品提供了试验场，为企业提供了市场，也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方向。②当前，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正在各类应用场景中“拔节生长”，为培育新产业、新模式不断拓展新空间。一段时间以来，多个城市启动专门计划，积极开拓应用场景。以场景创新带动产业落地，实现场景与产品的“双向奔赴”，推动低空经济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

供需联动是场景创新的关键，应尽量避免出现供需不匹配。一方面，要从群众生活和城市发展的难点、痛点、堵点出发，打造智慧化、便捷化、普惠化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另一方面，应重视并满足人民群众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拿发展低空经济来说，可聚焦“低空+观光旅游”，策划多样化的低空观光产品；聚焦“低空+城市治理”，更好赋能环境、交通、应急、安防等治理需求，需求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要根据市场变化，做好以场景育产业的文章。

开拓应用场景，不仅要挖掘现实需求，还要突出创新思维，探索更多“人无我有”的应用场景。要坚持因地制宜，在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现实能力的基础上，开动脑筋、大胆实践，形成自身特色。开发低空经济场景，可以与数字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场景结合起来，培育智慧城市、文旅发展、数字生活等领域的潜在场景，进行协同开发。这需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数据共通、资源共享、发展共谋，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

为新技术新产品寻找更多应用场景，正成为各地开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的现实选择。抓住机遇，以需求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为产品找场景、为场景找产品，推动场景资源向企业开放，定能促使更多创新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摘编自杨丽《用新场景牵引低空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