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心学是全部儒学思想最基本的“硬核”，其他方面都是心学的延伸和展开。王阳明说“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心学就是强调主体自我的儒学，突出自信、自强、自律、自为，追求自我实现。“心学”的本质就是追求“内圣外王”价值取向，并为其寻求理论根据和修养方法的哲学。

    心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和孟子。孔子率先发现了人的自我，创立了以“仁学”“礼学”为核心的原始儒学，提出了“心安”的心性问题。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学说，比孔子更为突出地把心性之体表露出来，最先注意到心的作用。孟子认为：孔子所谓“仁”归根结底是人之心，“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性”根源于“心”，“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告子上》）；只要尽心便能知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告子上》）。由此，孟子确立了儒家心性之学的基本理念。儒家心性论的最初建构者是思孟学派，传承谱系是：由孔子到曾参，由曾参到子思，由子恩到孟子。其学术传承：孔子有《论语》，曾参有《大学》，子思有《中庸》，孟子有《孟子》。

    心学到了宋代，由北宋程颐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大启其门径。清初的李二曲把陆九渊比作接续孟氏之后的第一人。“议论剀爽，令人当下心豁目明；简易直捷，孟氏之后仅见”。陆九渊不仅“发明”出“本心”，更重要的是他对此作了大致轮廓的描述：“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此理塞宇宙”。宋代理学各学派都细致入微地谈论心性问题，有“无事袖手谈心性”之说，心性之学成为理学的代名词。

明代中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二字，王阳明序《象山先生全集》曰：“圣人之学，心学也。”阳明心学的经典表述，即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李二曲说：“至先生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载不传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彻本面，愚夫愚妇，成可循之以入道，此万世功也。”良知是心之本体，没有私心物欲的心，是天理，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符合天理者善．不符合天理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发动良知是为了发现良心。确立本体；发现良心，是为了发挥良能；发挥良能，是为了重建世界。至此心学开始有了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的地方，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由此可见，严格意义上的“心学”产生于明代中叶，是儒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新发展。心学一直延续到后世，对中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选自彭彦华《儒家心学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有删改）

上古神话如何“重生”

林炜圣

    日前，酝酿了十余年的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上映，首日票房冲破7000万元人民币。影片《大鱼海棠》的角色设计主要参考了《山海经》《庄子》等上古神话典籍。从上古神话中取材或改编其故事创作国产影视作品，这不是第一次：此前有电视剧《远古的传说》《女娲传说之灵珠》，也有最近票房大卖的电影《捉妖记》。

    上古神话是指中国夏朝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神话和传说。这些先民口耳相传的故事经过了先秦两汉作家的记录和再创作，主要保存在《诗经》《楚辞》《庄子》等传世典籍中，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

    上古神话如何在今天的电影改编中重生？首先，主创者需找到上古神话与当代相呼应的精神内核，创造出既符合神话精神又与时代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象。神话起源于先民对世界创造性的想象与认识，这种认识对今天的价值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创作者做好充足的功课，深入地了解上古神话的文化内涵，借鉴当前神话研究的最新成果，为自己的二度创作打下扎实的基础，避免由于自身知识的缺陷而导致创作时一叶障目、捡了芝麻丢西瓜。《大鱼海棠》的形象设计镌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纹章：鲲鹏、大椿、凤皇、祝融、貔貅、嫘祖等神话形象汇聚一堂，衣袂飘扬，其姿态动作抓住了中国道家文化的气质，其法术神力抓住了东方美学中的自然灵韵。影片的人物矛盾设置意在凸显家族伦理、敬畏生死、天道有常等传统伦理价值与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并最终在人（片中的神即人）与大自然的博弈中获得新的价值平衡。遗憾的是，创作者想塑造的形象过多，每一个都没能充分展现出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模糊和弱化了角色的艺术力量。电影《捉妖记》对上古神话的化用则较为浅层次，其人物塑造虽取法《山海经》中的异人异兽，但角色的行动则带着好莱坞电影的喜剧色彩，没有传递出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

    其次，上古神话往往并不具备完整的叙事结构，而讲好一个故事并对人性有深刻的挖掘与表现，则是影视改编的核心。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比如《捉妖记》对妖与人类、妖族内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不够充分，《大鱼海棠》对主角椿、湫和鲲之间的情感线索铺展不足，人物动机不合理，故事主题也不够凝练，比如灵魂交易的情节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主角为理想不断反抗乃至自我牺牲的崇高感。魔幻电影《指环王》情节虽有拖沓之处，但做到了叙事上的合情合理，并始终紧扣人性对抗恶欲，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主题，这种创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改编自上古神话的大银幕作品，离不开一个具有代入感的奇观世界。如何善用高科技，并平衡好技术使用与文化内涵的关系是关键。伴随电影特效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实现虚构形象的写实转化已不是问题，然而容易被忽视的，是从细节着手，凸显传统文化中的美学价值，确保影片整体风格的统一。

上古神话承载了华夏祖先对世界最初的认识和奇谲瑰丽的想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故地。让上古神话在当代电影中重生，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当代大众文化的丰富与提升。

重新体认家庭为社会之本

戴志勇

    近日，央视综合、少儿等频道播出动画剧《郑义门》，呈现了“江南第一家”通过礼法治家、用豆子民主选举家长等方式，对一个成百上千乃至几千人的共同体进行自治的故事。郑家几百年间出仕为官者无一人因贪墨罢官，让“廉政”成为郑家故事的一个“卖点”。

    细节难免艺术虚构，但郑家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其逐渐修订而成的家规168条，放在今日，有很多对个人自我修行仍有实践价值的指引。但譬如基本不让女性与娘家人走动，族人不得“私藏”一文钱，收支由大家族统一管理等做法，今人恐已难以接受。

    尤为值得分析的，是第一集点出的此片主旨：治国必先齐家。从百年前的“娜拉出走”到今天的肯定家庭，家与国的关系，绕了一大圈，似乎又走回来了。

    《大学》将齐家摆在治国之前，首先是因为对治理国家者必须要有极高的要求，而家庭乃是最原本的个人成长与修行场所。

    儒家认为，若治国者不能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必然会心中充满杂念，带来治理困境。而在家庭中，人首先感受世间最自然的父母养育之情与兄弟手足之爱，有人与人之间基于自然的界限与分寸，自然法奠基于此。良好的家教，是培养合格治国者的基本环节。

    中国主流传统中，在家庭、天地自然中贞定个体价值的思想与工夫，同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均有一定差别，可被称为不偏执于极端的小共同体主义。它强调个体的终极价值，以避免各种人为捏造的集体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侵害，但也将个体从家庭与天地这个根本处，放置在与他人和世界的脉络中，避免原子式个体可能带来的孤独、过度欲望与价值虚无。这种由内而外自然生长出来的个体价值观，光明中正，是治国者的必备心性素质。

    齐家对治国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大家族本身有各种日常事务需要处理。作为规则的礼法，由外而内地规范族人的行为与思想。治家的经验才干，是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

    家事国事天下事，一气贯通，而不是相互背反。正是在这种融“家族规矩”于“个体人格”的生存结构中，“江南第一家”养育出来的郑家子弟，无论出仕理家，皆能立身有本，进退有据，维系郑家几百年于不坠。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可能隔着不小的距离。一方面，家族中不止是阳光，遇到不负责任的家长怎么办？清末民初，由家族形态承载的价值观，与以平等个人为本位的法律观之间，在清末以张之洞、劳乃宣对阵杨度、沈家本等人的礼法之争中，曾有过激烈辩论。正当防卫是否适用于尊长，就是一个核心争议点。如果像郑家曾推行的那样，将个人财产权利压缩到最低限度，个体人格的保障，也难免受影响。说到底，家庭是个人充分实现人性有情有义的土壤，而不能是障碍。

    这种关系，也存在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今天，类似杨度与后来的一些激进革命者那样，将大家族看成国家的敌人，要将个人从中“解放”出来才能成为合格“国民”的观点，已没有辩驳的必要。但就像厘清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一样，如何厘清个人与国家、家庭价值与国家正义之间的关系，让国家成为个人充分实现人性有情有义的土壤，是更需要我们思考和改进的。

（选自《南方周末》2016年3月21日）

    “君子”一词具备了多重道德内涵，常与高尚的品德、良好的修养、端正的言行等含义直接相关。而事实上，“君子”最初只用以指代人物的社会地位，并不具备道德素养的要求。其道德内涵的确立，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著述。

    《说文》释“君”为“尊”，意味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子”是先秦对男性的称呼。因此，“君子”原指地位尊贵的男子。甲骨文中未见关于“君子”的记载，西周时期的《尚书》中首次提到“君子”，指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易经》中“君子”一词共出现20处，皆用来指称奴隶主。“君子”的使用频率在《诗经》里明显增多，共183例，除了少量作为女子对丈夫或情人的称谓外，主要用以指代奴隶主贵族。

    然而，因为“君子”往往指身居高位者，所以常与一定的道德素质要求相联系，例如《尚书·无逸》要求君子“无逸”，不能贪图安逸。《诗经·淇奥》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描述君子的才能与品质。当然，这种联系是比较松散、不固定的，所以《诗经》中也有不少诗句用“君子”来指称品行恶劣的奴隶主贵族。

    总体而言，西周时期的“君子”通常是身份地位的标志，尚未发展出系统的道德内涵。

    春秋战国时期，“君子”不再单纯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更是德行的体现与表达。当然，仍有部分“君子”的使用沿袭了先前的用法，指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例如《道德经》26章“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31章“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这两处提到“君子”，应指在军队中担任一定职位的官员。而道家另一部重要典籍《庄子》中有36处对“君子”的论述，其中与社会地位直接相关的只有《庄子·在宥》“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一句。墨家典籍《墨子》中“君子”共出现115处，仅四分之一的“君子”具有社会地位内涵。儒家代表作《论语》中，仅10余处含有“君子”的论述明确用以指代社会地位。

    如前所述，尽管“君子”仍用以指代男子的社会地位，但这一用法已逐渐为道德内涵所取代。需要注意的是，各家学说对“君子”的道德标准要求并不一致，其构建的“君子”形象也存在较大的差别。

    《论语》中包含了大量对“君子”的描述，分别从仁、义、礼三个方面勾勒出一个体系相对完整的“君子”道德范式。相较于《论语》，《墨子》里“君子”的道德标准更近似于零散的“点”的要求，包含行义、兼爱、无斗等多个方面。庄子认为儒家学说中对“君子”的道德要求违背了人的本性，所以即使像曾参等人那样精通仁义，也“非吾所谓臧也”，不是庄子心中的理想人格。《在宥》一文里描述了庄子对“君子”的设想：“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希望君子能够不显露才华与智慧，行事合乎天理，对待外物如同烟尘一般自由自在。

    整体而言，西周时期的“君子”主要用以指称男子的身份地位，而具备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往往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责，因此人们对其道德品质会有所要求。这种地位和品行之间松散的联系，在诸子著述中逐步变得紧密。尽管不同学派对“君子”的认知不尽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但正是因为诸子学说的关注、讨论与阐释，“君子”一词的道德内涵才得以构建完善并最终确立起来。

（选自2017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会餐

阿城

    音河^①往东流去。一入秋，水小了，于是河滩上的柳树棵子和一绺一绺的灌木秃立着，准备过冬。

    太阳已经完全沉下去，凉气激人。东边儿地线上升起大圆月亮，微微有些黄。大家纷纷问：“明天十五咋吃啊？”队长撒开袄襟儿，手在空中往下一抓，说：“今年这个八月十五，旗里规定要好好办会餐，还要派人到各队视察，要评比。可钱呢？我算计了，夏天来的几个知青，旗里拨了安家费，队上总算还有点儿现金。多打酒。”说话间到了屯子里。

    队长路过知青的土房，一掀布帘，到了西屋。男知青们正东倒西歪地在炕上，见了队长，也不大动。队长说：“累了，累了，洋学生咋受过这罪？可既来了，不受咋整？说给你们，明天，八月十五，晚上，队里会餐，凡劳动力都有一号，你们都算。早起呢，把你们这炕的被卧挪开，用你们的炕，用你们的灶。会写字画画儿的明天把队部整置整置，闹得漂漂亮亮的，旗里有人下来视察。晚上有酒，有肉，有豆腐，有土豆子，有面饼，撒开肚子吃。女学生们呢？”就起身过到东屋，东屋立时就尖声尖气叫成一片。

    早上四点多，窗外就有了响动。有人搬来柴火，又吱吱嘎嘎挑来水，在灶间支起木架。天亮了，猪圈叫成一片。两只猪被攒蹄扛了来，放倒在草地上。杀猪师傅用膝骨压在猪身上，猪就乱蹬，用一辈子的力气叫着。师傅火了，左手一拧猪耳朵，猪叫就又高上一个八度，右手执刀从项下往胸腔斜里一攮，伤口抖着，血连着沫出来，并不接，只让它流在地上。队长来了，见血流在地下，急急地问：“咋不接？”杀猪师傅说：“这早晚儿了也不说肝儿咋个处置，我就不管了。”队长瞪了眼，说：“肝儿你拿一副吧，那一副炒了给老人们下酒。”杀猪师傅就把血接了，又在猪脚处割开口，用铁条通上去，再吹进气，用线缚了，使棒把气周身打匀，鼓鼓的在热水里刮毛，又把肉卸开，肠头、肚头弄干净，分盆装了。肉拿进灶间，放在西灶上煮。东灶上熬好的三锅豆浆，都点了卤，凝了，上面压了磨盘，等着出豆腐。

    日近中午，太阳还是有些辣，地气蒸上来，师傅们赤了膊，都是一身精白的肉，只是脖脸和手是红黑的，倒像化了装的人。净肉煮出来，分盛在桶里。净肉加了豆腐，在一起煮好，分盛在桶里。豆腐单加一些葱再煮，又分盛在桶里。肉汤煮了土豆子，还是分盛在桶里。几十只桶被人提到队部，出来的人嘴都动着。酒早已有人买来，摆在桌子中央。

    天还没黑，人们已经聚在队部外面。劳动力们都很兴奋。平日在地里，天地太大，显不出什么，只能默默地做。今日有酒有肉，无异于赛会，都决心有个样子。

    终于队长第一个进门了，大家稳住气跟在他身后。到了屋里，队长先让了屯里几个极有声望的老者和旗里的视察的干部坐一小桌，其他自便。墙上用红纸写了语录，贴了四张，又画了工农兵各持武器。大家都说历年没有手画的画儿，知识青年来了，到底不一样。

    照例是旗里的干部先讲话。干部讲完了，大家鼓掌。于是队长讲。队长先捏一本儿语录，祝福了。大家于是跟着祝福。队长说，秋耕已胜利完成，今天就请旗里来的同志给旗里带去喜报。这会餐，大家要感谢着，不然怎么会有？——吃吧。

    于是提桶上来，啪啪地打瓶盖儿。队长给老人们斟酒，老人们颤着手拦，还是满了。队长先端起碗来，又祝福了，敬了，再敬了老人们，一气喝下，大家叫一声好，都端了碗，只喝一口，急忙伸筷。第一巡菜几乎没有嚼就渐见桶底，于是第二巡又上。到第三巡，方才慢下来，说话多起来，而且声儿大起来。

    老人们先出来了。没有了长辈，屋里大乱，开始赌起四大碗。知青们出来一个人，与一个壮汉比。于是各喝四大碗，站起，走出来，大家也一拥出来。

    空地上早拴好两匹马。两个赌了酒的人各解一匹。知青先上了，别人一鞭，马便箭一样出去，一下将那知青遗在地下躺着，众人都喝彩。壮汉拽着缰绳，却踏不上镫。马转起来，壮汉就随它转。终于踏着，一翻身上去，用缰绳一抽，马便箭一样出去，众人又都喝彩。

    不多时，马回来了，却不见壮汉在上面。一个女人叫起来，往野地里寻找，孩子跟着，被母亲叱住，让兜了两人的菜，先回家去。

    月亮照得一地青白。有人叹了，大家都仰起头看那月亮。那月亮竟被众人看得摇摇晃晃，模糊起来。

（选自《阿城精选集》，有删节）

【注】①音河：嫩江下游支流，流经内蒙古自治区。阿城曾在此插队。

长期以来，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特征存在着不同理解。一些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属于大陆文明，中华传统文化以大陆文明为底色，与海洋关系不大。这种观点的形成原因较为多样和复杂，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是一个重要来源。黑格尔就提出东西方拥有不同文明体系的观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大陆文化，是僵化和停滞的；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是进取和创新的，这种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差异。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实际。

中华传统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是多元同构的文化，海洋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陆地和海洋的双重品格，海洋特质是其鲜明的文化特征之一。中国既有广袤的大陆，也有辽阔的海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悠久的海洋文化，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特质孕育于远古时期，考古学家在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就发现了海蚌壳、海鱼骨等遗存。

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与利用逐渐丰富和拓展。秦始皇曾数次东巡，并派徐福率众东渡，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海上航行的明确记载。《庄子》《山海经》等大量早期古代经典文献中也都不乏对海洋的描述，特别是刳木为舟、煮海为盐等记载，都是时人利用海洋的真实写照。汉代则有了国人走向远海更为具体的文献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扬帆远航，贸易与交流东到日韩，南至东南亚各国。

六朝隋唐时期，对于海洋的探索与开发显著推进。三国时期，造船技术进一步提升，魏国曾在青、兖、幽、冀四州大造海船，当时东吴的造船业最为发达，船舶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分隔舱技术，即使个别船舱受损进水也不影响航行。据史料记载，孙权曾派遣船队进行了数次大规模海上远航，远至东南亚等地。唐代不仅陆上疆域广阔，对于海洋的控制和影响也实现了空前拓展。唐代的造船技术更加高超，船体设计、船帆制造以及轮桥起重技术等诸多领城都有新的发明。在与日本等国的海战中，唐朝船队多次取得胜利。唐代开始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这是针对海洋经贸最早的官方常设机构。沿海港口城市也随之快速发展，广州、宁波、泉州等地都有规模很大的港口。《新唐书·地理志》等典籍对于当时海洋贸易、对外交往等的记述更为详尽，记录了从广州出发，经越南、印尼等地绕过马六甲海峡到达西亚的远洋航线及沿线各国风貌。

宋元时期，古代中国的海洋文化发展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峰。宋代特别是南宋高度重视海洋贸易，明确提出了“开洋裕国”的基本国策，建立了更为完备的市舶机构，对海洋贸易采取了宽松开放的政策，对外贸易的重心从陆上转至海洋，航海技术进一步提升，海洋文化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

明清两朝是海洋文化跌宕起伏、曲折发展的时期。一方面，明代前期经由海洋的对外交流达到巅峰，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航路最远抵达非洲，时间跨度长达近30年，是古代航海史上规模空前的壮举。另一方面，明中叶之后，明清两朝不同程度推行过一些“海禁”政策，甚至进一步发展为闭关锁国，阻滞了海洋文化的发展。

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各历史阶段的总体性特征的研判，不难看出其鲜明的海洋特质。文化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同样也不是一个时期的停顿或波折所能截断的，历史长河在征途中激起的浪花乃至曲折的迂回，并不能改变其奔流入海的大势，明清海洋政策阶段性变化造成的影响也无法抹杀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海洋特性。

同时应当看到，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同构的文化，就文化内涵的诸多构成特质而言，海洋文化特质与其他特质并非相互割裂、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有机共生、同构融合的关系。正因如此，中华传统文化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开放包容、开拓进取等精神内涵不断得到增强。首先，开放包容是中华海洋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例如，妈祖信仰是海洋文化开放包容精神的一个生动例证。宋代以来，妈祖信仰不断丰富发展，如今其影响遍及世界各地。就文化特征而言，妈祖信仰蕴含的大爱精神正是海洋文化开放包容特征的重要体现。其次，开放包容也是中华海洋文化的基本特质。纵观西方几百年来的海洋史，可以说是一部殖民和掠夺的历史，在海洋贸易的过程中带有强烈的侵略性和扩张性。但中华海洋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传统。早在两汉时期，中华先民的海洋活动就以各国的相互交流、往来互信为主要内容，体现了开放包容的精神。再次，开拓进取是中华海洋文化的重要精神特质。大海波涛汹涌，深广难测，这一自然属性令海洋文化富于开拓冒险精神。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各地区的百姓很早就有搏击风浪、逐海谋生的传统，逐步形成了充满活力、敢拼会赢的社会文化氛围。

（摘编自林大志《浅谈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