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灵魂

①贝多芬——世界上无数的人被他的音乐所感动，所震撼，不仅仅是他的音乐，还有他的高贵的灵魂。

②贝多芬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先是一个明净如水的早晨，然后突然之间巨大的阴影掷过，悲壮的雷吼，充满着声响的、可怖的静默，一阵复一阵的狂风，有如《英雄交响乐》与《第五交响乐》，然而白日的清纯之气尚未受到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悲哀永远保存着一缕希望。但自1810年后，心灵的均衡丧失了，即使快乐本身也蒙上苦涩与狂野的性质，所有的情操里都混和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贝多芬1810年5月2日《致韦格勒书》中有言：“噢，人生多美，但我是永远受着毒害……”黄昏来临，雷雨也随着酝酿。尔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把黑夜染成乌黑，夹带着大风雨，那是《第九交响乐》的开始。——突然，当风狂雨骤之际，黑暗裂了缝，夜在天空被赶走，由于意志之力，白日的清明重又还给了我们。

③罗曼•罗兰曾这样赞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什么样的征服可与之相媲美？波拿巴的哪一次战役、奥斯特利茨娜哪一天的阳光达到了这种超凡努力的光荣？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最辉煌的胜利？一个贫困、残疾、孤独、痛苦造就的不幸的人，一个世界不给他欢乐的人，竟创了欢乐带给人间！正像他用一句豪言壮语所说的那样，他在以自己的苦难铸就欢乐。在那句豪言壮语中，浓缩了他的人生，并成为一切勇敢的心灵的箴言：用苦痛换来欢乐。”

④一心向善，自由高于一切，就是面对御座，也决不背叛真理。贝多芬说：“君王们和亲王们完全可以造就一些教授和机要参议，他们可以给后者以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但是他们无法造就伟大的人物，无法造就超脱于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时，这帮大人先生们应该感觉到我们的伟大。”歌德，这位德国伟大的诗人、思想家，也是受人们爱戴的。但是他比贝多芬高贵的灵魂却显得逊色。贝多芬曾讲述他与歌德一起散步的情景：“在归来的路上，我们遇见全体贵族。我们老远就看见他们了。歌德便撒开我的手臂，立于大路旁。我白费口舌地对他说了我想说的所有的话。但我就是未让他多走一步。于是，我把帽子压得很低，扣上外套上的钮扣，倒背着手，钻进密集的人群中去。我觉很好玩地看着皇家车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立于路边，低低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贝多芬毫不留情地把歌德狠狠地训斥了一通。对此歌德耿耿于怀，永远不原谅贝多芬了。

⑤18世纪末的维也纳是音乐气氛最浓的城市，当时在显赫贵族的客厅里，音乐表演成了一件高尚和时髦的事，所以贝多芬也就经常处在贵族及头面人物的包围之中。可他总是高高昂起他那狮子般的大头颅，从不献媚于任何人，显得比贵族还要高贵。

⑥有一次，在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的庄园里，来了几位“尊贵”的客人，正是侵占了维也纳的拿破仑军官。当时贝多芬正住在公爵的庄园里，公爵便请求贝多芬为他们演奏一曲。贝多芬绝不愿为侵略者演奏，断然拒绝，猛地推开客厅大门，在倾盆大雨中愤然离去……回到住处，他把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给他的胸像摔个粉碎，并写了封信：“公爵，你所以成为一个公爵，只是由于偶然出生，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完全是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只有一个。”

⑦是的，一个人是出身贵族还是平民，不是自己决定的。但是一个人是选择高贵还是低贱，却完全可以由自己决定。诚如贝多芬所言，由于偶然的出身，世界上有无数的公爵，而历史无情，这些曾显赫一时的公爵一个个都灰飞烟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贝多芬没有高贵的出身，却有不朽的作品、高贵的灵魂，在人们心中铸起一座丰碑。         

（本文有删节改动）

    “热词”是指来源于突发事件或社会现象，经过形象、鲜明和恰当的隐喻性总结，让人们更深刻地记住关键信息的公共焦点词语。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上流行的“热词”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新潮网络语言。“打酱油”、“俯卧撑”乃至“被××”之类的热词从词语本身找不到任何流行的理由，而且这些词语往往不是逐渐扩散，而是瞬间的爆发。显然这类热词不是像以往的许多网络语言那样因词语本身的娱乐性导致了流行，大多是因突发的社会事件传播得以派生，而且这类热词几乎无一例外具有较多的政治讽刺意味，反映的是社会“杯具”何其多，人们认为这是中国政治走向民主的一种方式，是中国网络政治化的一种体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自90年代末以来进入了深水区，政治改革尤其步履维艰。在这种现实状态下，网络的政治化可以说是公众表达的常规通道堰塞而造成的政治话语溢出现象。而网络的确为当代中国民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表达可能，有人因此而乐观地预言网络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建设进程的重要力量。可实际上，人们上网发表意见可能是自由的，但信息如何传播却完全由不得自己，各类网络运营者操控着网络信息的传播。

    热词的出现使网络传播形势有了一些改观。一个本来难以扩大影响的社会信息，由于被人从中提炼出具有讽刺性乃至黑色幽默意味的隐喻词语而产生了“陌生化”的情景效果，随即因为网上读者的关注和分享而成为口头禅并被强力传播，进而迅速走红成为热词。显然，热词热起来的社会学原因在于网民自发形成的积极介入态度。在网络日益被运营者操控的形势下，这种对传播的主动介入可以说是普遍网民对“被传播”现实的一种反抗。

    热词之所以会“热”，也和它的接受环境分不开。在媒体自身权威性不够却又面对公众质疑时，许多“专家”和“权威机构”常常会冒出来强化信息的权威性。弱势的普通民众当然无法与“专家”、“权威机构”对抗，但一些陌生词语“被××”——“被就业”、“被代表”、“被平均”等等，却凭着机智的反讽破了媒体操控者的意图。

    普通民众对媒体操控者和所谓“权威”的不信任是热词走红的社会环境，但热词并非只是消极的拒绝。许多因热词而“热”并最终引起社会重视的案例显示，网民传播热词的热情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社会关怀的激情。这种激情来自每个网民个人的直觉和判断，来自一个人内在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当然，信息的不对称使网民个人的判断无法完全避免错误和偏见，但这并不影响这种社会关怀的舆论价值。这种激情的存在证明，社会上尽管充斥着欲望和不公正，但人们的心灵深处仍然有良知。

    无论如何，热词的大量出现已成为中国式网络的特色景观，热词将作为有影响力的社会表情符号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忆。

    先秦儒家已形成比较立体、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这种思想首先体现为“乐”。孔子非常擅长在观察自然现象时对自身社会经验进行审视和升华，自然之道和其处世之道在某个合适的时间节点产生共鸣，从而引发孔子深层的思考，其生态情怀也在类似的体悟中逐渐浓厚。认知自然、体验自然、进而体悟人生哲理，让孔子得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样的结论。

    由“乐”而生“畏”。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孔子看来，四季的轮回、万物的生长都有其运行轨迹和规律，这种力量非人力所能干涉，孔子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也在这种感慨中毕现。荀子则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既然这种“常”的力量如此强大，非人力所能改变，聪明的做法就是顺应这种力量并对之合理利用，即荀子所讲的“制天命而用之”。那么，该如何“制”呢？荀子较为强调见微知著、因循借力、顺时守天、因地制宜。这种总结比起孔子体验式思维多了些理性，已试图对联系自然与人类社会的“道”进行理性阐释和总结。

    在此基础上，“推人及物”的思想就产生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孟子生态道德的基础，“不忍心”推广于自然万物就成了推人及物的生态道德。如果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是简单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推恩思维，是简单的换位思考、推己及人，那么，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已拓展为推人及物了。荀子也说：“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至。”他认为自然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共性，有同质性；同时，根据某种特质，又可在共性的基础上区分差异，剥离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基础上的同质性是推人及物的逻辑基石。

    在生态实践中，先秦儒者非常强调“时禁”与适度消费。孟子和荀子都注意到“时禁”的良好效益，可保证后续消费的“不可胜食”“不可胜用”。除了“时禁”，先秦儒者也意识到适度消费的重要生态价值。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在以传统工具和方法捕获猎物、适度消费和以“先进”工具和方法大量获取猎物、过度消费两者之间，孔子选择了前者，这和孔子“乐山乐水”的生态情怀是契合的。孟子也注意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和连续性破坏已经严重超出自然的可承受范围，破坏了自然界生息繁衍的内在规律，使其自我修复能力失效，这样的过度消费当然会“无物不消”。

（摘编自赵麦茹《先秦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最后一茬花生地

宫佳

    路边的青草还顶着露珠的时候，老李头已开着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进了地头。

    抬头向山坳里瞅，好多土地撂了荒，年轻人都进了城抓钱去了，地里也就种得马马虎虎，看着人家地里长了蒿草，他的心就生生地疼。

    这是块好地呀，肥着呢！不长庄稼，长草，这不是羞煞先人吗？

    庄稼人不好好侍弄地，还叫个庄稼人吗？可他只能在心里嘀咕，不能管别人，只能管好自己。

    可是能管好自己，却管不了自己的儿子。

    今年，他看到有那么多地荒着，就和老伴捡着种，刚下过一场雨，得赶着春播呢，人老，心气却不老，起早贪黑地干。

    城里的儿子放小长假要出去旅游，他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节骨眼了，还有那闲心思出去玩？赶紧回家帮我种花生。儿子那头笑了，爹，你今年怎么还种地？不是找罪受吗，村里不是正要搬迁吗，补偿款快下来了，好好享受生活，我正想给你定去三亚的机票……儿子没说完，老李头就把电话撂了。钱！钱！钱！现在的年轻人张嘴闭嘴就是钱，村里的年轻人进城抓钱抓红了眼，家门一关，蜘蛛网锁门，农民要都不种地，吃啥？

    手扶拖拉机真不含糊，不一会就把跟在后面施肥的老伴甩在了后面。犁出来的黑土湿湿的，泛着清新的泥土香味。老李头犁过一趟，又到对面地头再犁一趟，才歇了手。老伴正弓着身子往犁沟里撒化肥，他回头瞅了一眼犁沟，化肥撒得均匀适度，白色的颗粒衬在黑土里，很是养眼，不禁向老伴投去暖暖的一瞥。肥料使足了，花生才能长呀！人不亏地，地就不亏花生，秋天拔出花生蔓，白花花的花生个个实成，那才叫一个舒心呢！

    老李头从老伴手里接过竹篮子，脚下生风，五个手指头不断地活动着，化肥就从指缝间源源不断地流入土地。

    日上三竿，地已犁了一半，老李头招呼老伴歇息。自己点了烟，歪在手扶拖拉机上。

    很多年前，在这块地里，老伴在前面扛着木犁，他在后面按着犁把，哼哧哼哧地犁地，那时候，地里的庄稼是全家的指望，一家人的吃喝指望它，孩子念书指望它……

    指望它的地方多了去了，在地里刨食，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后来，花了1800块买了手扶拖拉机，干活轻便多了……他摸索着手扶拖拉机叹了口气。

    “你真是个老倔头！老伴数落道，邻居们都搬迁走了，你非得种上最后一茬花生，才肯拿补偿款，真是受累的命呀！”

    “以后想受累也受不着喽！我问了，这手扶拖拉机才卖500块钱，哪都没坏，要不是拆迁，给多少钱也不卖呀！”

    “可你不卖，总不能把这铁家伙开进楼房里吧？”

    “种地是庄稼人的本分，不种地，还能干啥？这手扶拖拉机离了土地，就是废铁喽！”

    “你就是老古董！城里多好呀？有家家悦超市，要啥有啥，就是不买，看看，逛逛也舒心。听说，我这大岁数的老太太傍晚都在挑广场舞，热闹着哪！”

    老李头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我就怕你几天的新鲜劲一过，还是想这黑土地，到时，想回也回不来喽！”

    老伴抬头瞅着修好的柏油马路，这边已起了高楼，已有了城里的新气象，那边还是一排排平房，他们的房子就在这些平房之中，过了今年，这些平房都会推倒了……

    老李头把烟袋锅子朝鞋底磕了磕，走喽！他拍拍手扶拖拉机，“老铁伙计，接着干！”

    老李头把地犁了一遍，就开始用镢头捣坑，老伴在后面一个坑一个坑地种花生，一个坑里种三四个花生种。

    老两口正干着，听见有人说：“老李头，我们正找你呢，就猜到你在这块地里。”

    老李头眯了眼，打趣说：“怎么啦？住楼房住腻啦，想到地头抻抻老骨头啦？”

    “嘿嘿！你还别说，种惯了庄稼，一到了节气，浑身不得劲，就回老房子看看。”几个老人手里拿着镢头，加入了种花生的行列。老李头回头看这几个人，恍惚回到了生产队的光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大家加把劲干，干完这块地，把下面的荒地也种了，秋收打花生油，人人有份！”

    “自家打的花生油就是比超市买的香！哈哈！”

    “老李头，如果明年这时候来种地，别忘叫上我们呀……”

    最后一茬花生地载满了欢笑声……

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正如学者所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固然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而是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米考伯先生正在栅栏门里面等着我，我走进他的牢房（在顶层下面的一层），我们大哭了一场。我记得，他郑重地劝告我，要拿他的这种结局____。他要我千万记住，一个人要是每年收入二十镑，花掉十九镑十九先令六便士，那他会过得很快活，但要是他花掉三千一先令，那他就惨了。在这以后，他向我借了一先令买黑啤酒喝，还写了一张要米考伯太太归还的单据给我，随后他就收起手帕，变得高兴起来了。

我们坐在一个小火炉前，生锈的炉栅上，一边放着一块砖头，免得烧煤太多。我们一直坐着，直到跟米考伯先生同牢房的另一个人进来。他从厨房里端来一盘羊腰肉，这就是我们三人共同____的饭菜了。接着，米考伯先生派我去顶上一层“霍普金斯船长”的牢房，带去米考伯先生对他的问候，（  ①   ）。

霍普金斯船长借给我一副刀叉，并要我向米考伯先生问好。他的那间小牢房里有一个很邋遢的女人，还有两个____的女孩，长着一头蓬乱的头发，是他的女儿。我当时想，（   ②   ）。船长自己，衣服也褴褛到不能再褴褛了，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身上只穿着一件旧得不能再旧的褐色大衣，里面没有穿上衣。我看到他的床折起放在角落里，他的那点盘、碟、锅、罐全都放在一块搁板上。我猜想（只有上帝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想），那两个头发蓬乱的女孩虽然是霍普金斯船长的孩子，但那个邋遢的女人并不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我怯生生地站在他门口最多不过两分钟，可是我从他那儿下楼时，心里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就像那副刀叉清楚地握在我手里一样。不管怎么说，这顿中饭倒也有点儿吉普赛人的风味，颇为有趣。午饭后不多久，我把刀叉还给了霍普金斯船长，便返回寓所，向米考伯太太报告探监的情况，好让她放心。她一见我回来，就晕过去了。后来她做了一小壶鸡蛋酒，在我们谈论这件事时，作为____。

（《大卫·科波菲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