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枪

江  岸

老肖下山的时候，远远看见老曹，转身就往旁边树林里钻去。老肖，你给我站住！老曹大喝一声。老肖假装没听见，钻进林子里不见了。

老东西，叫你装佯！老曹没好气地骂着，转身攀上了一条羊肠小道。这条道崎岖难行，但可以比老肖早点下山。自从老曹当上了黄泥湾村护林员，带领乡林管站的同志收缴了老肖的猎枪，老肖就躲着他走。两个人一辈子没红过脸，现在闹翻了。三年困难时期，老肖打个兔子，一家半只，老曹抓条蛇，也是一家一截。多少人家生活艰难'他们两家因为男人会打猎，互相帮衬，才得以保全。大风大浪都过来了，现在土都埋到脖根儿了，你不理我了，值得不值得？无论如何，今天要和这个老东西说道说道。

老曹靠在一棵碗口粗的松树上，等到了老肖，他问，你准备躲我躲到什么时候？

老肖嘴硬，谁躲你了？躲你干啥？

老曹说，我的猎枪比你还先缴，咱村所有猎枪都上缎了。就你一个人留着，说得过去吗？

老肖说，林管站怎么知道我有猎抢？你和叛徒、汉奸有什么区别？

老曹笑了说，我当护林员，收缴猎枪也是我的工作。

老肖说，我又不砍树，你当护林员怎么了？你管得着我吗？你管你的树，管我打猎干哈？与你什么相干？

老曹说，林区还要保护动物，那什么，要做到生……生什么……老曹猛地卡壳了，一个劲儿地挠脑袋。

老肖撇撇嘴，走开了。老曹还在嘀咕呢，他已经走出了好几丈远。

老曹终于想起来了，他冲着老肖背影说，站长说了，要保护生态平衡呢。

老肖已经走进密林深处，消失了。

秋天到了，正是红薯和花生灌浆的时节，也是野物祸害庄稼的时节。往年秋天，老肖每天都要背着猎枪，去地里护秋，顺便在山里转几圈，打几只兔子和山鸡，扒了皮，腌几天，再挂出来晒，几个日头一过，通红通红的，好看呢。过年下火锅，孩子们吃得那个香啊。可是今年，没有猎枪了，他拿什么打兔子和山鸡呢？两手空空从山上回来，他都会骂一句，老曹，你个老砍头的。

有一天，老肖发现他的红薯地和花生地被拱了好大一片，地里还有几摊猪粪。夜晚来野猪了！照这个速度拱下去，要不了三五天，他的红薯和花生就要玩完，一个季节的心血就白费了。

老肖风风火火地跑到老曹家，借他的猪枪。老曹的猎枪，是站上发给护林员防身用的，是全村唯一的一杆猎枪。可是，老曹不借。

我们遇见野物，只准朝天上开枪  老曹说。

野猪祸害庄稼，也不让打？老肖问。

野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不准打。老曹说。

老肖说，你忘记那年我们给生产队护秋了吗？你打野猪一枪，没打死，野猪发疯地撵你，我把野猪引开了。野猪一口咬断我的木棍，再一口咬穿了我的大腿。还不是你赶来，补了它一枪，才救我一命！怎么，野猪现在成你家祖宗了，你还保护它？

老曹红了脸说，老黄历翻不得了，如今不一样了。

老肖气呼呼地跑回家。活人还能叫尿憋死？他翻出一堆旧锄头、破犁铧，用麻绳串在一起，一路叮叮咣咣地背着，翻山去了刘坳，找刘铁匠去了。第二天上午，他又去了一趟刘坳，背回了半麻袋五寸长的尖刀。他说那叫神仙枪。

明明是刀子，怎么叫神仙枪？邻居们都围过来瞧西洋镜，有人狐疑地问。

老肖嘿嘿地笑，他说，我在地里布置好机关，四边牵上细线，不管从哪个方向碰到细线，飞刀就跟子弹一样飞过来，神仙难躲，所以叫做神仙枪。野物碰上了，非死即伤。现在没猎枪，只好用这个老法子。回家告诉你们孩子，可别去我家地里扒红薯、扯花生。

那个夜晚，老肖不再担心他的庄稼了，睡得特别香。早晨醒来，喝了碗稀饭，老肖就上了山。

隔老远，老肖就看见地边躺着一个黑不溜秋的东西。该死的野猪，是死了还是伤了呢？

老肖快活地想。他猫腰跑过去，仔细一瞧，却是老曹。老曹的半截衣袖被撕掉了，缠在手掌上，裸露的胳膊上有干涸的血迹。

你怎么了？老肖吃惊地问。

老曹的眼珠布满血丝，咧了咧苍白的嘴唇，嘶哑地说，我把你的神仙枪收了，帮你撵了一夜的野猪，没想到，没收好……

老肖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嚷道，你呀，叫我说你什么好呢？

（摘编自《小说界》 2014年第5期）

佛教石窟艺术

李泽厚

    宗教是异常复杂的现象。宗教艺术也是这样。一般来说，宗教艺术首先是特定时代的宗教宣传品，它们是信仰、崇拜，而不是单纯观赏的对象。它们的理想和审美形式是为其宗教服务的。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主要是佛教石窟艺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流行．并成为门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是在频繁战乱的南北朝。北魏与南梁先后正式宣布它为国教，是这种统治的法律标志。它历经隋唐，达到极盛时期，产生出中国的禅宗教派而走向衰亡。它的石窟艺术也随着这种时代的变迁、阶级的升降和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变化发展，以自己的形象方式，反映了中国民族由接受佛教而改造消化它，而最终摆脱它。清醒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华夏传统终于战胜了反理性的神秘迷狂。这是一个重要而深刻的思想意识的行程，所以，尽管同样是硕大无朋的佛像身躯，同样是五彩缤纷的壁画图景，它的人世内容却并不相同。如以敦煌壁画为主要例证，可以明显看出，北魏、隋、唐（初、盛、中、晚）、五代、宋这些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神的世界。不但题材、主题不同，而且面貌、风度各异。

    无论是云冈、敦煌，还是麦积山，中国石窟艺术最早要推北魏洞窟，印度传来的佛传、佛本生等印度题材占据了这些洞窟的壁画画面。洞洞窟的主人并非壁画，而是雕塑。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陪衬和烘托。四周壁画的图景故事，是为了托出中间的佛身。信仰需要对象，膜拜需要形体。人的现实地位愈渺小，膜拜的佛的身躯便愈高大。然而，这又是何等强烈的艺术对比：热烈激昂的壁画故事陪衬烘托出的、恰恰是异常宁静的主人。北魏的雕塑，从云冈早期的威严庄重到龙门、敦煌，特别是麦积山成熟期的秀骨清相、长脸细颈、衣褶繁复而飘动，那种神情奕奕、飘逸自得，似乎去尽人间烟火气的风度，形成了中国雕塑艺术的理想美的高峰。人们把希望、美好、理想都集中地寄托在它身上。它是包含各种潜在的精神可能性的神，内容宽泛而不定。它并不显示出仁爱、慈祥、关怀等神情，它所表现的恰好是对世间一切的完全超脱。尽管身体前倾，目光下视、但对人世似乎并不关怀或动心。相反，它以对人世现实的轻视和淡漠，以洞察一切的睿智的微笑为特征，并且就在那惊恐、阴冷、血肉淋漓的四周壁画的悲惨世界中，显示出他的宁静、高超和飘逸。似乎肉体愈摧残，心灵愈丰满；身体愈瘦削，精神愈高妙；现实愈悲惨，神像愈美丽；人世愈愚蠢，低劣，神的微笑便愈丰睿智、高超……。在巨大的、智慧的、超然的神像面前匍伏着蝼蚁般的生命，而蝼蚁们的渺小生命居然建立起如此巨大而不朽的“公平”主宰，也正好折射着对深重现实苦难的无可奈何的强烈情绪。但它又仍然是当时人间的形体、神情、面相和风度的理想凝聚。尽管同样向神像祈祷，不同阶级的苦难毕竟不同，对佛的恳求和憧憬也并不一样。

（选自《美的历程，佛陀世容之悲惨世界》）

呵，母亲

舒婷

你苍白的指尖理着我的双鬓，

我禁不住像儿时一样

紧紧拉住你的衣襟。

呵，母亲，

为了留住你渐渐隐去的身影，

虽然晨曦已把梦剪成烟缕，

我还是久久不敢睁开眼睛。

我依旧珍藏着那鲜红的围巾，

生怕浣洗会使它

失去你特有的温馨。

呵，母亲，

岁月的流水不也同样无情?

生怕记忆也一样退色呵，

我怎敢轻易打开它的画屏?

为了一根刺我曾向你哭喊，

如今戴着荆冠，我不敢，

一声也不敢呻吟。

呵，母亲，

我常悲哀地仰望你的照片，

纵然呼唤能够穿透黄土，

我怎敢惊动你的安眠?

我还不敢这样陈列爱的祭品，

虽然我写了许多支歌

给花、给海、给黎明。

呵，母亲，

我的甜柔深谧的怀念，

不是激流，不是瀑布，

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枯井。

    《诗经》是中华文明最早成书的经典之一，里面有大量劳动场面的描写，浓缩了广大民众辛勤工作的身影。《国风》中最长的诗是农事诗《七月》，起首“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段描述，说的是周历九月时，妇女们就在为严冬准备粗布衣服，而农夫正月里就在修理农具，二月下地春耕，妻子小孩把饭菜送到田边地头，一片繁忙的景象。以下七段又用平铺直叙的手法，顺着农事活动的季节性，叙述豳地农民一年四季的劳动过程和生活状况。农活一桩接一桩，根本没有歇息之时。虽然辛苦，但农夫懂得“人勤地生宝”的道理，对劳动从没有丝毫的抱怨。偶尔也能“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享用汗水换来的佳肴。辛勤工作在他们看来不仅是谋生手段，也是他们的存在方式。《芣苢》是一群妇女采集车前子时随口唱的短歌：“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劳动中一唱三叹，苦中有乐，后人平心静气地咏诵这些诗句，仍能感受到她们劳动中辛勤而欢悦的情感。当然，民众出于勤劳的本性，对不劳而获的贵族老爷总是看不惯的，《伐檀》中就有这样的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尚书》是上古官府重要文献的汇编，反映底层民众生产生活状况的记载不多。提到辛勤工作之事，不少是指君王和官员勤于政务，如《皋陶谟》中称赞帝尧德行时说“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不过，统治者对于民众的勤劳是高度认同的，甚至认为官员们做事要像农民种地那样勤劳才是正道。如《盘庚》中希望部属“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反之，“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大诰》中则感慨“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农民努力耕种才有好收成，勤政的道理与之相通。

    《仪礼》《礼记》是礼乐文明方面的经典，依然有反映民众勤奋劳作的记载。《礼记》中的《月令》就是逐月观察天文物候，敬授民时，以农事为中心排列十二个月事务的政令。其中对天子及百官的职事规定得非常具体，既不能春行冬令，也不能冬行春令，否则会遭受天灾人祸。

    到《易传》问世，勤劳的价值更为哲学家所升华。在世人的眼中，大概没有比天体“运转混没，未曾

    休息”那样不舍昼夜、不知劳累的了，《周易·乾》因之借天象以发论，表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人们像上天不知劳累那样，始终保持自强不息的状态。自强不息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精神之一，而勤劳是基本点，没有勤劳，其他所有美德和人类理想无从谈起。勤劳由此成为中国人性格的底色，它对于社会的重要性，犹如空气、阳光之于生命一样不可或缺，似乎再也无须多加提及和论证了。

（摘自2017年4月22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不忍的句号

迟子建

    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春光注定是参差不齐的。三月，我离开故乡时，它还是一世界的白雪，可是到了广东，花间已是落英缤纷了。一个似晴非晴的日子，我来到了南海丹灶镇的苏村，拜谒康有为故居。

    一入苏村，看到的是一幅安恬的乡村生活图景：青砖的民居旁蜷着打盹的狗，荷花在水塘里静悄悄地开。挎着菜篮的妇女缓缓地通过石桥，耕牛在树下休憩，这一切，似乎都与我心目中康有为出生地的情景大相径庭，它是那么的和风细雨、欣欣向荣，没有丝毫的荒凉之气、沧桑之气。青少年时代生活在这里的康有为，其心中日益积聚的政治“风暴”，缘何而来？

    我对康有为的了解，基本上限于历史教科书上的“定义”，至于他个人的内心经历，不甚了了。看过康有为故居，我很想走近他，了解他。

    康有为发蒙读书时，萦绕耳际的除了诵读“四书五经”的声音，还有异乡战事中兵戈相击的声音。这一“士”风与另一“仕”风的交汇，影响了康有为的人生，他日后心中积累的政治风暴，与这两股风的吹拂有关。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困，他痛恨朝野的“不作为”和软弱，痛恨洋人蚕食祖国的疆土。这不安和愤懑压迫着他，难以解脱。康有为似乎迷途了，他一度遁入风景秀丽的西樵山。康有为的西樵山静坐，其实是想把自己幻化为一支可以烛照人生的蜡烛，这样他面对沉重的黑暗时，内心会有勇气。康有为走出西樵山时，开始了更广博的读书，他的阅读不仅仅局限于历史、文学方面，而是扩展到自然科学上。同时，他还对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学的科学民主与人道精神的渗透，与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的滋养，使康有为视野开阔起来，他恍然觉得“道”已在心中。

    一八八八年，康有为离开故乡，向着京师北行，开始了他维新变法的旅程。然而，康有为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康有为活了七十岁，但他的生命，在戊戌年他四十一岁时，已然终结。尽管其后他在印度撰写了《大同书》，但他身上的勇气和锐气，在戊戌年后，已不复存在。康有为曾请人在一枚印章上刻下了这样的文字：“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可惜这些“眼界”并没有让他变得开阔和深刻，他在归来后反对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支持和参与的是张勋复辟。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他还赴天津，为溥仪祝寿。但康有为还是了不起的，“公车上书”和“百日维新”，使他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鼻祖，成为个性解放的先驱。

    读过关于他的一些文字，我在四月份来到青岛。广东的春天过去了，但青岛的春天正在高潮，桃花点点红，樱花簇簇白。我去了康有为在福山路最后的寓所，门厅里摆放着一幅徐悲鸿先生画的康有为的肖像，他白发苍苍，目光温和，但这温和中却掩饰不住茫然。他嘴角微蹙，似在咀嚼着荣辱和苍凉。他坐在那里，坐在四月的微风中，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我想，以他不羁的性情，他并不喜欢坐在画框中。在他心中，那也是一种“牢”吧。

    康有为的墓地，在浮山脚下，朝向大海。拜谒他墓地的那天，是个晴好的日子。本该是万木葱茏的时节，可墓地却衰草凄凄。他的墓是圆形的，青白色。远远看去，像是一个句号。康有为就躺在这个句号中。康有为五十六岁时，曾创办了《不忍》杂志。我想他一生最不忍的，大概就是这个句号。在广东南海的苏村，我看到的是康有为的起点，而在青岛，我看到的却是他的终点。他的起点到终点，曲曲折折，波澜壮阔。

    康有为离开这个世界，整整八十年了。他墓地面前的大海，已不是一览无余的海了。近年来迅速兴起的海景高层住宅，正逐渐地分割着他视野中的海。大海破碎了。不过康有为见过的海多了，见过的破碎的山河也多了，他不会介意的。更何况，不管大海怎样被遮挡住，那海水在风暴来临时的惊涛拍岸之声，他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康有为最爱的，不正是这样的声音吗？

（摘编自迟子建《云烟过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