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潮的发生有偶然性。当贾宝玉被喝禁在厅上时，他料到挨打是势在必然，连忙托人给贾母、王夫人报信。倘若贾母闻声赶到，狂涛巨澜也就顷刻会风平浪息，情节的高潮也就形成不了。高明的曹雪芹为了让叛逆与卫道的矛盾激化成必然，为了掀起情节的波澜，就利用偶然性的因素来触发。一是整天转前绕后，陪伴左右，又机灵又贴身的小厮焙茗，偏偏这时不见踪影。倘若他在这里的话，别说吩咐，就是沾到点浪沫子，也早就一溜烟到里面报告去了。二是当贾宝玉如坐针毡，无人可找之际，恰巧遇到个老妈子，这该有救了，有人报信了。可是，这老妈子偏偏又是个聋子，把“要紧”听成“跳井”，将“小厮”说成“了事”，把贾宝玉急得如热锅蚂蚁。这都是偶然性的事件，但是这种偶然性在实际上为必然性的高潮到来发挥了很大作用。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红楼梦》在这方面也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骚扰电话该谁管？

    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而是骚扰电话。”虽有戏谑与夸张成分，但未尝不是人们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真实写照：

    理财推销、发票开具、中奖兑换、房屋租售、辅导培训，骚扰电话五花八门，商业推广与电信诈骗混为一体，让人感觉“接不完，不胜烦”。

    骚扰电话到底有多少？今年3月，百度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安全白皮书》显示，2015年，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948亿条，较2014年上涨57%。这么大的数量，即使设套诈骗的概率有限，最后被骗用户的绝对数也不少。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人手机上显示，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怪事？

    客观地看，骚扰电话的界定确实不容易。以常见的骚扰号码400+电话为例，除非含有色情、暴力、淫秽等明显违法内容，否则很难认定哪些电话是骚扰、哪些内容属诈骗。更有人认为，电话通信是公众权利，在不能判定某个号码涉嫌违法的情况下，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这种似是而非的“付费就能使用论”，好像有一定道理，但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塞。对每年数以几百亿计的骚扰电话，难道只能听之任之？

    据知情人透露，目前骚扰电话分工精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些所谓高科技软件公司开发出的系统，既能批量外呼，还能语音自动群呼，更能随意更改主叫号码，为骚扰电话推波助澜；有的地方电信运营商为了追求利润，滥用透传技术，出售通道帮不法分子建立呼叫中心，提供交换机等设备支持，更助长了骚扰电话的气焰。有媒体报道，在这条黑色利益链背后，每通话1分钟，运营商能获得五六分钱的收益。

    打击骚扰电话，离不开电信运营商的主动作为。对个别地方运营商参与骚扰电话产业链牟利问题，各大运营商总部应严格行业规范，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普查，清除内部害群之马。对授权出售常见骚扰电话号段的代理商家，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在电信号源、号码发放、资质审核、投诉处理等环节都不能放松。在甄别骚扰电话的技术上，积极与相关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不断改造升级屏蔽软件，让相关软件更有效。

打击骚扰电话，需要创新监管方式，加大处罚力度。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开设专门网站，为电信用户申请“别打我电话”服务，把那些申请保护的电话编入“全国别打电话名录”，推销公司如果拨打列入该名录的电话，将被处以1.1万美元的罚款。德国法律规定，乱打骚扰电话者，将根据情节，除被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外，还将面临最长3年的监禁。

    这几年，为打击骚扰电话，我国有关部门先后多次开展“清网行动”，查处了不少伪基站，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根本上管住骚扰电话，还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协作。电信运营商应当尽到管理责任，工信、工商、金融、公安等相关部门建立应急协调机制，提高骚扰电话的拨打成本，加大对违法分子的处罚力度，为饱受骚扰的电信用户讨回一个清静。

    一部中国文学史究竟应该从何时说起？这看起来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要说清楚并不容易。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艺术的起源追溯到与人类的起源一样久远。从后世的文献记载出发，我们也可以做出适当的想象性描述。如《礼记》所载的《蜡辞》，《吴越春秋》中提到的《弹歌》，还有先秦两汉文献中留下的关于炎黄大战、大禹治水等等的神话传说。我们自然不能轻率地将这些历史的记载否定，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后世的记忆，暂时又难以得到实物的证实。然而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发现了铜器铭文，在传世文献中保存下来了《盘庚》和《商颂》，还有在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中有关殷商时代的遗文遗诗与神话传说。它们之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从此，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新的时代。

    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我们首先要考虑它的文字载体意义。这有两点，一是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说明它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二是这些甲骨卜辞的文字书写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等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辞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文学的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与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是铜器铭文。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制造，到殷商时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出土器物中有些相当精美，其中有些器物上也刻有文字。将殷商铜器铭文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作为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几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见到，大多数只有几字，而且好多字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因而，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商代社会是否还曾经存在过其他的文字书写形式？是否还有其他文体的文学？当然有。何以知此？这是由甲骨文与铜器铭文的特殊用途考知的。我们知道，占卜在殷商王朝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青铜器上铸字的活动更是如此。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又记载在哪里呢？《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为周初时文献，是周公训诫殷商旧臣的记录。可见，“册”与“典”乃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

（摘编自赵敏俐《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

    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文献上没有丝绸之路的详细描述，对它的确认主要依据考古发现，再结合文献记载。因此可以说，近代以来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知，正是源于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

    公元4至11世纪，草原丝绸之路成为东北亚的国际交通路线，对中国、朝鲜和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有着极重要的作用。其从中国往东发展，进入了朝鲜半岛，然后通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九州。日本考古发现的大量中国文物其中不少就是通过此路传播过去的。在沙漠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它就居于次要地位了，但是仍然在欧亚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

    沙漠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通过多年来在新疆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发现了沙漠丝绸之路上的汉唐王朝军政、经济设施的遗存，主要有作为社会政治平台的“城址”，军事与经济双重功能的屯田，军政功能的烽燧、亭障等等。这些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行为的重要物化载体，反映了当时西域地区的“国家主导文化”。

    中古时代的北庭故城规模宏大，略呈长方形，分内、外二城。从北庭故城城址形制与其出土遗物来看，与内地文化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罗布淖尔北岸土垠遗址出土的汉文木简内容，大部分与屯田有关。楼兰城东郊考古发现有古代农田开垦的遗迹。米兰发现的大规模灌溉系统遗迹应该是汉代遗存。考古发现，汉字是汉代西域时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是西域两千年来一直使用的官方正式文字。新疆地区考古发现的汉字材料及其书写制度，深受中原影响。

    西南丝绸之路与佛教传入有关。丝绸之路开通后，南亚佛教通过中亚、西域传入内地，融合中国传统的汉文化，成为汉文化圈的一种重要宗教。西南丝绸之路的兴起应该早于沙漠丝绸之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在今阿富汗看到从印度运去的“蜀布”，也就是说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国西南地区已经与印度有了商贸、文化往来。四川三星堆遗址与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象牙，均应产于印度。如果这种看法成立的话，那么西南丝绸之路要上溯至夏商时代。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通过古代码头、沉船的考古发现，以及相关地方的考古发现来探索其路线。比如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三千年前刻甲骨文用的龟板，经过验证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亚洲陆龟”。唐、宋、元时代，尤其是宋元时代，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主导地位，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船队活跃在印度洋，远航至非洲东海岸。

    总之，古代的四条丝绸之路中，沙漠丝绸之路最重要，因为这条丝绸之路关系到中国汉唐王朝盛世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关系到汉唐王朝“和合外交”的实施，关系到古代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选自刘庆柱的《“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有删改。）

    材料一

    刘宗周《<论语>学案》中说：“‘学’字是孔门第一义。”认为对“学而时习之”中“学”的理解是理解本章乃至整个孔子儒学思想的基础。那么，如何理解“学”呢？

    至少在东汉之前，对“学”通行的解释是“觉”。皇侃认为：“学，觉也，悟也。”这个理解不无道理。但皇侃进一步解释：“言用先王之道，导人情性，使自觉悟。”强调以“先王之道”来对人的性情进行引导；这一过程不是“自觉悟”，而是学习外在的知识，服从外在的训导。这种以“导”为前提的“觉”明显是不彻底的，要达到“自觉悟”，还需要从自身切近处入手，“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来获取对人生、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子夏说“君子学以致其道”，在儒家那里，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而“天道远，人道迩”，因此，在学习中，对日常人事的体验是达到“自觉”的相对容易的途径。

    对“学”的另一种较为常见的解释是“效”，有“效法”之义。“效”的基本方法是诵读记载先贤言行的著作，即“读书”。“学谓读书”是宋明理学著述中常见的观点，不过将“效”只是理解为效法先贤，甚至进一步引申为读书，并将其作为“学”的全部意义，则显得偏狭。因此，有许多学者对以读圣贤书为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激烈的如李贽、颜元自不待说，连一些理学的服膺者也不赞同将学与读书等同起来，明代的郝敬说：“或问：学是诵读否？曰：不废诵读，不倚诵读。”可谓是一种较为中肯的见解。

    “学”的过程是“说（悦）”的。中国自古就有“十年寒窗苦”“学海无涯苦作舟”等说法，愉悦何来呢？通过前文对“学”字的分析可知，孔子所谓“学”，并非后世科举等功利的目的驱动之下的皓首穷经之“学”，而是将“学”作为完善自身人格、不断实现人生超越的途径。如果将功名利禄当作“学”的目的，并以外在最终结果的获得为幸福，那么作为达到这一幸福结果的代价的“学”的过程，往往是苦的。而如果超越外在的功利目的，将“学”作为自身完善的必由之路，那么“学”一分，便能够自得一分。从目标上说，学无止境；从过程上说，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是结果。快乐便会伴随着对自身每一个细微进步的体会油然而生，至于别人知与不知，都不会影响自己的情绪。

    （取材于赵清文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的“时”字，历来有不同的阐发。

    宋代理学家谢良佐在解释“时”的意义时说到：“时习者，无时而不习。”从学习做人之道的角度来说，谢氏的说法说明了做人的道理存在于“百姓日用之间”，可以说“道不远人”。要想达到“无终食之间违仁”，就要时时刻刻谨记做人之道，正如曾子的“日三省吾身”。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学”在“时”的规范下，内化成一种心性品质，自然可以达到“三月不违仁”，并进一步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近代的程树德则指出“时”有三种蕴义：“凡学有三时：一就人身中为时，二就年中为时，三就日中为时也。”

    一就人身中为时者，即注意教育的阶段性。人的身心发展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现代西方心理学家皮亚杰、埃里克森等都对其做了经典的研究。我国先哲的理念虽然没有准确的心理学实验支撑，他们的直觉经验使他们提出了教育的顺序性原则，注重抓住学习过程中的关键期，对不同时期的儿童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学记》中的“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就年中为时者，即根据一年中时令的不同调节学习内容。《王制》云：“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这种学习观反映了我国先民“天人合一”的特殊思维，古人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过程中，发现了天地人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外界自然变化能够引起人体内在情感变化。在这种“外象内感”的思维方式影响下，古人不但强调学习要把握年龄的时机，还要注意学习活动与外界环境的感应关系，把握季节时机。

    三就日中为时者，就是每一天的学习也要“适时”。上午大脑功能活跃，要安排逻辑性较强的课程；中午学生大脑活动减弱，人开始昏昏欲睡，要安排午休；科学证明傍晚最适合锻炼身体，要安排体育锻炼。

    （取材于陈祥龙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通常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学问是要大家随时练习它，不也高兴吗？”（南怀瑾《<论语>别裁》）“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杨伯峻《<论语>译注》）这些理解从字面上看是确切的，但再细加思考，则似嫌简单，“学”并不仅仅指需要温习、练习的学问，而“习”也并不只是温习、练习的意思。

    要理解孔子之学，必须了解“学”的内涵。孔子认为学习内容相当广泛。孔子从小就曾从事多种工作，驾得一手好车，弹得一手好琴，还管理过仓库、畜牧，孔子对入门弟子的教育即是从技能开始，内容是“六艺”（御、射、书、数、礼、乐）。孔子一生对《诗》《书》《礼》《乐》《春秋》《易》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整理和研究，并以它们为教材。孔子很重视思想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提出了“仁”这一儒学核心思想。孔子还十分关心社会政治现实，指导学生如何从政。

    “习”与“学”息息相关，有“实习、实践”的意思。孔子十分重视实践，以是否见于行动，来确定其是否为“学”或“好学”。技能需要练习，而思想伦理与政治理念则非实习、实践不可。孔子教导学生：“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强调的就是实践、躬行。把“习”理解为“温习”，是从书本知识的教学方面分析；把“习”理解为“练习”，是从知识、技能的可操作性上解释；把“习”理解为“实习、实践”，乃是从孔子教育观、政治思想观着眼，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是“行”孔子之“道”，这一理解，应该较为契合孔子学说。

    学之习之，知之行之，这一学习理论也开了中国教育史知行论之先河。目前，教育注重书本知识、技能的掌握，而对贴近社会生活的道德礼义的规范和实践不够重视，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先学做人，再学文章，强调学而习、知后行，是孔子教学的成功之处，提示我们在政治思想教育中必须联系生活实际，切忌空谈。

（取材于朱依群的相关文章）

    ①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一种以人本主义为基石的人类文明。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其实都是有关人间英雄和氏族首领的英雄事迹的文学表述。在经过后人加工的中国上古神话中，神话的因素与历史的因素以传说的方式奇妙地结合起来了。神话人物主要不是作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出现，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

    ②中华的先民们确信文化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这种文化就必然以人为其核心。追求人格的完善，追求人伦的幸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便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中华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源于人的内心。先民的这种思维定势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中华的先民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仿效的对象；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来实现生命的不朽；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

    ③只要对中国古代艺术进行历时性的考察，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随着时代的推进，人本精神越来越成为占压倒优势的价值取向。以诗歌为例，从先秦以来，人们强调诗歌源于人间的生活，是人们喜怒哀乐的自然表现。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在中华先民们看来，诗歌完全是抒写人类内心世界的一种文化形态，非人间的内容在诗国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人本精神就是中华诗国的核心精神。正因如此，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便是个人抒情的性质。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思想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思想并不轻视个体的意义，他们那么重视修身养性，正是着眼于个体人格的建树。孔子深为赞赏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活状态，正是充满抒情意味的诗意人生。与儒家相反，老子和庄子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人生的诗化。老、庄是以浪漫的态度对待人生的，他们所追求的是超越现实环境的精神自由。儒、道两家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人生思想。

    ④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除诗歌以外的其他样式也不例外。例如《史记》本是史传文学，但因洋溢着浓郁的抒情色彩而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元杂剧《西厢记》本是敷演故事的戏曲，长亭送别时崔莺莺主唱的套曲，不是优美的抒情诗又是什么？小说《红楼梦》堪称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的全景图卷，但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如宝黛爱情等无不写得优美如诗。西方的文艺理论家着意于绘画是空间艺术而诗歌是时间艺术的辨析，而中国的艺术家却对“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融通境界津津乐道。这说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在整体上带有浓重的抒情性质，它是无数中华先民充满个性的灵心慧性所创造的作品的集合。

（摘编自莫砺锋《人本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