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诗在人伦上的比较

朱光潜

    西方关于人伦的诗大半以恋爱为中心。中国诗言爱情的虽然很多，但是没有让爱情把其他人伦抹煞。朋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谊在西方诗中不甚重要，而在中国诗中则几与爱情占同等位置。把屈原、杜甫、陆游诸人的忠君爱国爱民的情感拿去，他们诗的精华便已剥丧大半。从前注诗注词的人往往在爱情诗上贴上忠君爱国的徽帜，例如毛苌注《诗经》把许多男女相悦的诗看成讽刺时事的。张惠言说温飞卿的《菩萨蛮》十四章为“感士不遇之作”。这种办法固然有些牵强附会。近来人却又另走极端把真正忠君爱国的诗也贴上爱情的徽帜，例如《离骚》、《远游》一类的著作竟有人认为是爱情诗。我以为这也未免失之牵强附会。看过西方诗的学者见到爱情在西方诗中那样重要，以为它在中国诗中也应该很重要。他们不知道中西社会情形和伦理思想本来不同，恋爱在从前的中国实在没有现代中国人所想的那样重要。中国叙人伦的诗，通盘计算，关于友朋交谊的比关于男女恋爱的还要多，在许多诗人的集中，赠答酬唱的作品，往往占其大半。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的交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诗人中为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诸人虽亦以交谊著，而他们的集中叙友朋乐趣的诗却极少。

    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有几层原因。第一，西方社会表面上虽以国家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个人主义。爱情在个人生命中最关痛痒，所以尽量发展，以至掩盖其他人与人的关系。说尽一个诗人的恋爱史往往就已说尽他的生命史，在近代尤其如此。中国社会表面上虽以家庭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兼善主义。文人往往费大半生的光阴于仕宦羁旅，“老妻寄异县”是常事。他们朝夕所接触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与文字友。

    第二，西方受中世纪骑士风的影响，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在学问和情趣上往往可以与男子欣合，在中国得于友朋的乐趣，在西方往往可以得之于妇人女子。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女子的地位较低。夫妇恩爱常起于伦理观念，在实际上志同道合的乐趣颇不易得。加以中国社会理想侧重功名事业，“随着四婆裙”在儒家看是一件耻事。

    第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最上”的标语。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真正的恋爱往往见于“桑间濮上”。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像隋炀帝李后主几位风流天子都为世所诟病。我们可以说，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

    这并非说中国诗人不能深于情。西方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前，所以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最多；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西方爱情诗最长于“慕”，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诗，雪莱和布朗宁诸人的短诗是“慕”的胜境；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总观全体，我们可以说，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

（节选自《朱光潜谈美》）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互促进，有利于文学的发展，也有利于批评家和作家共同成长。这种批评与创作相互砥砺的传统，一度是文学活动的重要促进力量，文学史上不乏批评家与作家共同成长的典型案例。19世纪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与果戈理之间的砥砺前行，中国的文学理论家茅盾和作家姚雪垠之间的相互促进，都是文坛佳话，广为传颂。

    这种优良的传统面临着失落之虞。究其原因，社会环境、文学体制、评价机制，各种因素纵横交织、错综复杂。其中最为直接的因素，是外在的文学生态对批评家和作家文化心态的影响。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各种物质利益诱惑巨大，很大程度上导致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浮躁心态。如此一来，批评活动很多时候就缺少了批评家与作家沉潜之后的冷静、深入与真诚，而变成千篇一律、千面一孔的表扬与颂赞，真正意义上的相互砥砺少而又少。

    发扬批评与创作相互砥砺的传统，首先需要保持对文学的虔诚之心。无论是批评还是创作，他们的对象都是文学，都是基于文学的基本规律所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批评家和作家都应葆有专业精神对待这种文学活动，切不可将其作为获取名利的工具。

    其次，需要保持“同情之理解”。作家与批评家的互促共生关系，要建立在最基本的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批评的目的，不是一味地吹捧，也不是刻薄地挑剔，而是基于对作家作品本身以及时代文学思潮客观公允的评价和定位。文学批评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因此，批评家在从事批评活动时应格外慎重，对作家作品给予足够尊重。对于作家而言，批评家以其专业理论视野观照文学作品，会有其独到之处，他们常能发现作家未能达到的重要视角与表现深度，促动作家挖掘自身创作的更多可能性。

    再次，需要保持“距离式观照”。作家与批评家虽是共生互动关系，但需保持各自的独立性。批评家和作家都是创作的主体，只有保持主体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创作的独立价值。批评家和作家，在生活中可以是朋友，相互了解与熟悉固然有利于对作品的理解与把握、有利于对批评的认知与吸纳，但面对文学时，拉开适当距离，才能保证审美评价与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与准确性。

    此外，需要保持“超越性情怀”。批评家在批评具体的作家及其文学作品时，要以更加高远的文学视界，对作家的创作进行全面的解读，进而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拓开更加宏阔的境界和格局。从作家角度而言，具备超越性的情怀，不仅能够发现其中可以借鉴的真知灼见，而且善于在其上触类旁通，生发出更多的创作灵感，从而创作出无愧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杰作。

（摘编自韩传喜《批评与创作当相互砥砺》）

建筑要有人文之根

石羚

    最近，中国某地模仿法国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辨。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150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根底不自知、对文化传统不自信。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姿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这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对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一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节选自《人民日报》）

    君子人格，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发展进程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被历代中国人广泛接受并尊崇。

    “君子”一词在西周时早已流行，主要指称贵族和执政者。春秋末期，孔子赋予“君子”概念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冯友兰说，孔子一生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对如何做人的反思。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探求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求索的结果，就是做人要做君子。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崇德向善的人格，既理想又现实，既高尚又平凡，是可见可感、可学可做、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儒家学派。什么是儒学？有一种观点回答得很干脆：儒学就是君子之学。具体来说，在修己和治人两方面，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枢纽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这种观点从儒学的目标追求和功能作用上说明儒学的特点，无疑抓住了本质，对于我们理解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今天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学说，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西方文化热衷于构造能够解释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严密理论系统，热衷于探寻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等。中华传统文化虽然也包括对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思考，却并不层层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这种不仅讲究“知”，更看重“行”的“知行合一”的理念，在有关君子及君子文化的论述中尤为突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中的这些论述，鲜明体现出儒家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洋溢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重行动、轻言辞，重实践、轻思辨的精神，使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都不是只把仁、义、忠、孝、廉、悌等当作理论，而是当作值得遵循也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其目的就是在全社会尽可能多地培育和塑造君子人格，并以其引导、带动各阶层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

    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激活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价值理念，有必要通过挖掘、整理、阐发和弘扬，让君子文化这颗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气神”的种子在新时代春风吹拂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文化的传统魅力与当代张力》）

    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需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讲清楚，让世界知道中华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回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无疑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正是这一时期的众多杰出思想家，提出了中华文化的若干基本主张。老子的《道德经》讲，“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最终形成“为而不争”的主张。这样的主张把个人和他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反映了在中华文明形成早期我们的先哲思考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孔子同老子相呼应，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主张把自己和他人合为一体，设身处地去思考人如何在社会上生活，如何同他人和谐共生，这就是孔子的仁学。作为孔子的后学，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礼记》中有很经典的一句话：“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这句话是说凡事要尊重别人，把他人摆在第一位，一个社会若能做到“先人后己”，那么礼让和谐就会蔚然成风。同样的思想还见于《尚书》，该书《大禹谟》一篇记载上古君臣治国之道，主张多方听取意见，甚至可以“舍己从人”。

    中华文化始终把人作为探究的核心，而这个“人”并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个体，更主要的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人群。正是在追求人已和谐共生的历史演进中，人们不断完善自我，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先人后己”的传统美德。此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含己为人”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追求。

    一些西方学者以“为己”一词为依据，认为中华文化是利己文化，这显然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误读。据知，“为己”一词始见于《论语》。在《宪问》中，就弟子所问古今学术差异这一问题，孔子答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何谓“为己”和“为人”？孔子未曾展开讲，这个问题是由随后的荀子解决的。在《劝学篇》中，荀子将“为己”之学定位为“君子之学”，而将“为人”之学称为“小人之学”。荀子的结论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西汉经师孔安国取荀子之说以释《论语》，将“为己”训为“履而行之”“为人”则解作“徒能言之”。魏晋时期，玄学家何晏著《论语集解》，以孔安国之说为基本依据。从此，把“为己”释作“履而行之”的经典解读一直为历代经师所传承。可见，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为己”，乃是讲修为自己，是指学者个人的道德修持和践履。

（摘编自陈祖武《中华文化追求人已和谐》）

    图书是一种特殊商品，多数出版社一直重视“塑造品牌”，进行“品牌化经营”。业界流行“睹书思社”的说法，美国著名出版家史密斯·贝利说：“出版社并不因它经营管理的才能出名，而是因它所出版的书出名。”可见，那些能让出版社出名，进而引发读者“睹书思社”的书，就是那些能够体现出版社品位的特色品牌书。品牌图书可谓出版社的立社之本、强社之本、优社之本。一个出版社如果没有品牌产品，早晚会被市场淘汰。

    事实上，品牌图书不是专家们投票评出来的，更不是出版社刻意贴标签自封的，而是在图书市场中形成的，是通过时间隧道过滤、积淀的结果，是读者心中的口碑。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但凡称得上是强社和名社的，都有品牌图书作支撑、作招牌、作标志。

    商务印书馆以出版工具书和学术名著在国内出版界独占鳌头，赢得“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的美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自出版以来就受到全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这两本品牌工具书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早年推出的“万有文库”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图书。这些承载大国深厚文化和世界进步思想的招牌书、品牌书铸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荣光。

    三联书店与哈佛燕京学社共同策划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明确定位于国内中青年学者的原创性著作。追求的境界是只求有利于学术，不求闻达于世间。他们以推动学术进步为目的，严格评选，鼓励创新，提倡开放。

    “书比人长寿。”这是出版界的一句箴言。当代编辑理应有这种追求。但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大量的平庸之作充斥市场，有的甚至是垃圾书。何以出现这种让人汗颜、担忧的局面?原因虽多，但编校人员缺乏工匠精神是一个重要因素。

    何为工匠精神?就是止于至善、精益求精、执着专一，着力追求完美与极致的精神。将这种精神融于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就是要对文字抱有敬畏之心，如履薄冰，始终坚守文化的价值，树立文化自觉的意识；在把握文化品质、思想内涵、学术价值、语句规范、知识准确等方面，力求做到字斟句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复推敲，精准定位。

    古往今来，我们的先哲执着专一地践行工匠精神的事例不胜枚举。战国末年，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为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让人把全书誊抄一遍，悬挂于咸阳城门，“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就是“一字千金”典故的来历。这个经典故事，就是对以工匠精神打造文化精品的最好诠释。

    实践证明，精品力作都是精益求精、精雕细琢而成的，品牌图书的打磨更是如此。当今，在出版这个行业里，有一些不显山、不露水、不张扬，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堪称践行工匠精神的楷模，值得敬仰和效仿。如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邓蜀生，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黄绍湘《美国简明史》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那份手写的总计78页的审读意见中，邓老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认真的态度令人叹服，作为学者型编辑的典范，值得我们每一位编辑学习。

（摘编自乔还田《品牌图书是强社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