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女子——林徽因

柳已青

    ①林徽因（1904年～1955年），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才华横溢，光彩照人。林徽因写过诗、小说、散文、剧本等，还为一些刊物画过封面，但她致力于建筑事业，作为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激起我们永恒的钦佩。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林徽因以一个文化精英与热情大方的沙龙女主人的凝聚力，聚集起同样富有才情与热情的学者和作家。与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梁思成，金岳霖，徐志摩……

    ②为林徽因作传的人不少，她太吸引人了。的确，林是20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女性之一。有那么多文化名人为她倾倒，她身上多了一些传奇色彩。如果褪去这些传奇的成分，也不失为中国女性的偶像。

    ③她是一个女人，一个追求着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

    ④少女时代的林徽因曾随父亲到了欧洲。她芳华绝代，才华横溢，她像一弯新月，而周围是一群文化名人围绕着她。“当女人成了母亲，花便成了树。”作为母亲的林徽因娴静温柔，端庄慈爱，以多病之身操持着一个大家庭的事务。走出沙龙的林徽因，踩泥泞，乘驴车，和梁思成一起辗转各地，为古建筑测绘，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考察和研究中国古建筑，为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奔波，此时她是一位执著的艺术家。在抗战8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林徽因一家颠沛流离，从云南到四川，困居在偏远的李庄。他们贫病交加，靠典当度日，却坚毅地开始了撰写《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巨大工程。1945年美国专家给她检查身体，说她不会活过五年了，她能够支撑下来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可是她又活了10年，支撑她的其实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激情、是一种飞扬的灵魂。

    ⑤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哈张（爱玲），我觉得林可爱得多。不论是生命的境界，还是生活的足迹，林徽因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为人妇，为人母，为人的朋友，她的才华和境界，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完美的。如果没有林徽因家的沙龙的培育，中国的现代文学星系中璀璨群星的光芒将暗淡几分。如果没有林徽因的辅助，梁思成很难完成《中国建筑史》。张清平用林徽因和梁思成终生痴迷的古建筑来比喻他们的结合：梁思成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美丽的栏杆。他们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林徽因和梁思成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夫妻楷模，另一对我认为是傅雷和他的夫人。相比较，张爱玲尽管有才气，但她终是一个异数，带着一种偏执、阴冷之气，连爱情、生活都有一种决绝，而林徽因始终有一种光辉，温暖人心。

    ⑥建筑师、教授、诗人、作家，对林徽因来说只是一个称谓，或者后人对她的某一方面才华敬佩，但很难道出林徽因的精神境界。林徽因之所以成为林徽因，让人敬慕的，不仅是她的美貌与才华，更是她外柔内韧顽强不屈的精神和爱能爱到至深至纯、诚又诚到如痴如醉的人生境界。张清平这样评价林徽因：“她的生命中有病痛，但没有阴暗；有贫困，但没有卑微；有悲怆，但没有鄙俗。”

世上从此无真人

    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邻县有一位举人进京会试，购回一些新书，他常去借阅，得以阅读维新派变法的论文与奏章，接受了维新思想。他知道世变日剧，产生了关怀国政时局的冲动。1901年，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熊十力愤然参加武昌新军，组织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积极在新军中宣传革命。他一腔热血，为民族复兴，为革新政治而奔走。

    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但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熊十力对政治很失望。他原来以为，政治革命理当促进道德进化，然而他看到的是，政治是肮脏的交易，道德沦丧，民生凋敝。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慨然弃政向学，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努力增进国民的道德，重建民族精神。自此他置身于政治之外，专力做学问。

    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时，与梁漱溟会面，此后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经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到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佛教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对佛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专业精研。192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1926年是熊十力学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修订印行的《唯识学概论》，标明他已离开了欧阳竟无的唯识学，而以儒家哲学立场怀疑、批判佛家唯识学，以中国哲学的体用观作为自己立说的基点。1932年，熊十力的哲学代表作《新唯识论》在杭州刊印行世，熊氏哲学体系正式确立起来，“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富有创发。佛学界立即对熊著展开了严厉批评，他以“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信念对待师友们的批判，并一一进行反驳。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回到武汉。他这一生有一个梦，就是由自己来主持一个民间的哲学研究所，可惜经费无从着落。此时，他名气大振，弟子徐复观是国民党高官，蒋介石两次拨款资助他办研究所，都被严词拒绝。徐复观替蒋送给他100万元支票，熊十力盛怒，破口大骂徐复观和蒋介石，声音之大，自后山传到院里。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正在沐浴，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言谈中，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基本思想间架。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本体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基础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他一生为学，融贯中西，摒弃陈说，绝少依傍，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观其一生，“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他虽长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饱受贫困，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摘编自郭齐勇《熊十力传》）

相关链接：①熊十力（1885-1968），湖北省黄冈县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摘自《辞海》第六版）②与先生结识四十余年，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但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深深叹服。（摘自梁漱溟《忆熊十力先生》）

老树画画：求之不得，不求自得

    老树不是画画的，他是个教书匠。1983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央财经大学任教至今。老树本来不叫老树，叫刘树勇。也许像他说的，因为很小就长成了很苍茫的样子，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学生们就“树哥”“树叔”地叫他，要叫到“树爷”的时候成了“老树”，既然自己的本名叫起来有点不大顺口，他就找个大家都叫得顺的名字用起来。“我的长相太凄凉了，上下五千年提前都长好了。”他自嘲地呵呵一笑，大家跟着乐了，初见的拘谨和陌生就渐淡渐散了。

    老树书教得好，学生知道。学生描画他教授公文写作课的状态：“铃声响过，晃着进门，低头看一眼课本，抬眼扫一下我们，然后滔滔江水般流泻出真知灼见、性情心声。他讲西南联大里中国文化界的翘楚、讲风华绝代的林徽因，讲钱钟书的《围城》，讲张艺谋的《红高粱》，讲卢梭的《忏悔录》，讲诗经，讲高更、塞尚，讲波普艺术、解构主义，还有好些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这些完全无法用‘公文写作’涵盖的东西听得大家如痴如醉。要下课的五到十分钟，他才会懊恼地讲一会儿课本，期间还夹杂‘公文写作，神马东西’之类的抱怨，直到下课铃响，仿佛扔掉了课本的郁闷，说声‘去也’，踹门而出……”

    老树的画中人，悠闲简静明朗。却并不是那些所谓的隐士形象，是街头巷尾市井喧哗滋味饱满的世俗常人，他们性情、生动、自然，关切现实又洞明人生。

    老树喜欢民国的趣味，而这民国又非确然的民国，只是他心里想象和希望的趣味——“女子温婉良顺，男子温文尔雅，世俗活泼生动，自由自在，一切都是慢慢的、闲闲的。人们的脸上看不到急切的欲望，一切都是无可无不可的那么一种意思。”画中那个长衫男子一会儿树下独坐，一会儿花旁独立，一会儿山间独行，一会儿屋中独酌，独来又独往，却怡然自得。

    “他是我，又不是我”。老树说。画中的长衫先生，闲适、率性，肆无忌惮。一如过去的老树，会戏谑地表达情绪。

    有读者提出，画中的闲适与现实的忙碌嘈杂完全不一样，你能接近画中的生活状态吗？老树回答说：“画里那么悠闲，生活却忙忙碌碌，怎么可能达到？！因为没达到，所以才缺什么补什么。焦虑是常态，谁都一样，我也一样。我不可能像画里那么悠闲，但身体做不到，心境或者能做到。”

    于是他画，画一种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空间情境，他的画成了另一个老树在无人知晓的世界里的梦呓。

    对他，画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画画的过程。他那些别人一掷千金想求的画，在地上桌上椅子上箱子里随意堆放着。“把内心关注放在怎么做好一件事上，解决这个具体问题就可以了，最终东西拿出去别人说好，不重要。是让自己的内心丰富起来，而不是去炫耀，不是表演给人看，你要相信这一切东西都是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让你自己通达、精细，对自己日常生活起居坐卧有要求，你这个人慢慢才像个样子了。”

    作家杨葵曾著文评说老树：“如果纯凭个人喜好，我甚至想说，老树文字第一，书法第二，画排其三。”又说：“老树文字有股特殊的稳，并非四平八稳那种寡淡之稳，亦非精巧设计那种做作之稳，更非所谓风轻云淡的鸡汤之稳；他是左冲右突，纵横捭阖，却又胸中有丘壑，可点百万兵的动态之稳。快人快语，口无遮拦，得意处长篇大论，愤怒时脱口骂娘，论人事也常有论据不足便下大结论之嫌……按说这么个写法非常危险，容易跌入莽撞汉子夸夸其谈的恶境，但是没有，得力于几点——力量、心智、修养。”

    老树的微博，粉丝近百万。他也曾开过博客，其思想其语言其风格吸引了大批簇拥者，2006年，他以一篇《走了》叫停了自己的博客。有粉丝留言，用“阿甘不跑了，我们怎么办”来形容心中的迷茫和困惑。其实阿甘跑或者不跑都不为什么，老树也是，博客想开的时候就开了，想停就停下，没有，也不想为什么。 （选自《北京日报》2015年09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他拥有山东大汉与生俱来的粗犷，内心却敏感细腻，情感也十分丰富”，老树的研究生曾泽鲲说。与课堂上诙谐豪放的树老师不同，私下里的老树很期待享受这个属于自己的孤独空间。②老树博闻强记，他的研究广泛涉及文学、绘画、电影、书法等领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转而关注当代中国摄影发展及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有大量批评文章行世，著作数十种，策划诸多影像展览，摄影圈里，提到刘树勇，是响当当的名字。只是，他不把自己的博学当个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些不过是“看过些杂书，想过些事，码过些字”罢了。

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张伟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

    他的学生钱理群说：“他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钱理群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这里。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

    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就倒下，大病一场。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他的学生张鸣说。

    但老人的隐居生活却似乎自得其乐。一次，张鸣去拜访他，请教学问。两人正高谈阔论，忽然屋里响起一阵响亮的鸡叫，随后锣鼓声大响。张鸣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林庚见了，在一旁得意地拍起手，哈哈大笑。原来那是儿孙们送给这位年过九旬老人的一件玩具，只要说话声音过大，就会自动发出声响。这是林庚十分喜爱的玩具。林庚还酷爱放风筝，常到学校围墙外空地放风筝。他在床头挂了一只花蝴蝶的风筝，这只花蝴蝶一直陪他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纯真、率真、赤诚，就像一个真正的孩子。而这是做一个大师最大的特点。”钱理群说。

    这位九旬老人脸上孩子般的笑容，让为他制作遗像的照相馆师傅感到惊讶：“这么精神的老人，从来没见到过。”

    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张鸣说。

    在他那间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

    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北大毕业生余杰曾撰文回忆读书时他与林庚的一次接触。林庚站在料峭的寒风中迎接他，主动与他握手，说话总带着“歉意的微笑”，告别时走出很远，回头看，他仍“站在门外望着”。

    不过，“文革”中林庚曾被选调入“两校写作小组”。这段历史，成为有人指责林庚的罪名之一。但钱理群向记者转述，在一次为一本古书做注的讨论会上，江青曾送给林庚一枝花，托他“转交夫人”。林庚不卑不亢，接过花，随手放在桌上，没有任何受宠若惊的表情。

    “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却永远铭记。”钱理群说，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得到的最高评价。

相关链接：①钱理群：著名人文学 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②张鸣：北大中文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等职。③袁行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北大国学院院长。

较真的吕叔湘

叶兆言

    吕叔湘先生是丹阳人，不知道他在公众场合说不说普通话，几次见他和祖父聊天，腔调都接近苏州话。或许因为他曾在苏州生活，或许因为他治语言学，有很强的语言能力，我一直以为他是苏州人。

    吕叔湘和俞平伯都比祖父小又为祖父所敬重和钦佩。俞平伯是名士，两耳不闻窗外事，晚年喜读林译小说，突然有了兴趣，就找出来读，纯粹为解闷。俞平伯才华横溢，童心未泯，不算十分认真。吕叔湘正好相反，在做学问的路子上，俞是出世的，吕是入世的。俞活得像个艺术家，吕更像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俞平伯身上多少有些遗老遗少的脾气，吕叔湘绝对没有。以俗名论，他没有俞平伯家喻户晓的影响，但在汉语言学这个范围内，尤其是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尊他为一代宗师绝不过分。我想说的是，吕叔湘具有人文关怀色彩，祖父就经常教导我向他学习。他是我见到的人中间，最讲究认真做人的。

    我们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会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呛!”吕叔湘一生都在维护汉语的纯洁。80年代中期，吕叔湘发现《人民文学》上错误实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写信一一订正，杂志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叔湘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叔湘写成了“吕淑相”。我们全家捧着那期《人民文学》哈哈大笑，因为想象不出吕叔湘会气成什么模样。文章里有些错误是免不了的，可是这次错得太离谱了。记得当时《人民文学》正因为某篇文章的“思想问题”吃批评，我父亲想写信劝吕叔湘在这种特定时刻放人一马，最终没敢写，因为以吕叔湘的认真态度，打招呼只会让他更生气。

    成天和语法打交道的人，难免给人一种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错觉。我觉得，语法有时候像一副铮铮发亮的手铐，锁住了写作者的手脚，而语言学家常常扮演恶婆婆的角色，动不动挑小媳妇的刺儿。吕叔湘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竟然把一门最枯燥的学问，做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从不让读者感觉到无味和可憎。吕叔湘的文字功力是第一流的，他翻译的民俗学著作，译文本身就是很好的汉语教材。我父亲总说，自己最初的文笔是受了吕叔湘译文的影响——在父亲的文学少年时代，吕叔湘翻译的萨洛扬的《我叫阿拉木》风行一时。70年代后期，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再版，第一版就印了17万册，可见他著作的受欢迎程度。他的强项是深入浅出。深，指达到了许多前人未有的高度；能够浅，指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最平白的方式教给别人。

    吕叔湘在语文教学的圈子里，是振聋发聩的人物。对于学术界来说，吕叔湘最重要的两部书是《汉语语法论文集》和《近代汉语指代词》；对于学术之外的人来说，他的民俗学翻译著作和《文言虚字》的影响更大。吕叔湘还把许多精力放在中学教育上，把学术的象牙之塔与文化普及联系起来。我不知道有哪位中学语文教师，竟未读过他的《开明文言读本导言》。

    90年代初期，我的朋友朱伟在《读书》上吹捧《夜泊秦淮》，吕叔湘看到文章，写信给父亲，让我寄一本小说给他。父亲受宠若惊，没想到他会关心自己儿子的习作。父亲与伯父一样，一生中写了文章，常寄吕叔湘指正。写信就称“先生”，因为只低了一辈，用不着太客气，毕竟他比祖父小10岁。轮到我，称呼就有些麻烦。父亲先还觉得怎样都行，可是很快发现怎样都不太合适：称“先生”太不恭敬，毕竟隔了两代；称“丈人”或者“大人”又过于老派，一股酸腐气，这是现代汉语必须反对的。讨论半天，父亲说，删繁就简，写“吕公公教正”吧，因为平时就这么叫的。于是这么写了。不过仍然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嘴上喊和写出来，感觉不一样。而且，当时电视上热播武侠连续剧，“吕公公”听上去，仿佛反面人物一样。

    当时寄赠的是台湾版本，装帧比大陆的好得多，用纸也讲究。书是够漂亮，只怕内容和扉页上的题款，不入他老人家的法眼。既希望能提些意见，又害怕挑出一大堆毛病。结果是没有反应。吕叔湘当时近90岁，能承他惦记，已非常感激。（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吕叔湘（1904-1998），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校长。他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摘编自“百度百科”）

②吕先生讲到语文文字的运用是一种技能，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才会得到巩固和提高。他主张“把语法教活”。教师教语法要有很好的设计，先整理问题，然后决定讲哪些内容，再设计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自己观察和分析语言现象的习惯。（摘自田小琳《吕叔湘先生和教学语法》）

①在邓稼先来到办公室之前，钱三强副部长心里就盘算着怎样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对搞原子弹研制工作给个人所带来的损失，他相信邓稼先是明白的，但他有些担心邓稼先不敢接这副重担。因此，他想给邓稼先的思想上留下一段缓冲的余地。于是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了一句半是哑谜而略微有些幽默感的话：“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说完，钱三强的目光很快地掠过邓稼先的面颊。“大炮仗？”邓稼先马上明白这是原子弹，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接着便自言自语地说：“我能行吗？”钱三强慢慢地把工作任务和意义告诉他，邓稼先很快就懂了。承担这个任务会给自己的后半生带来什么具体变化，他一时是无法预料的，但他服从了组织的调动。

②这天，他回家比平时晚一些，因为夏日的白天很长，回家时天还很亮。邓稼先骑着自行车，一路上脑子里乱纷纷的。邓稼先轻轻地推开房门，四岁的女儿正哄逼着两岁的弟弟平平玩耍。孩子们欢笑着向他扑来，他亲了亲孩子们的小胖脸蛋儿，一切情景和平日一样。妻子许鹿希见他回来，随口说了一句：“今天怎么这么晚？”他只点点头，没有回答。

③入夜，邓稼先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妻子许鹿希从他下班回来就已察觉到他与往日有点不同，以为他心里顶多有点什么不大高兴的事情，大概一时半儿会就过去了。但到这个时候，她终于憋不住了，便尽量显得不甚在意地问他：“稼先，是不是有些什么事儿？”邓稼先并没有明确地答复，他不知从哪里说起。她的直觉相当细腻而准确，她看得出，稼先不是忧愁和压抑，而是有点心不在焉，又似乎是心事重重，好像有好多话想说，又难以启口。许鹿希在揣度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个人都静静地躺着。夜，静得可怕，月光从窗外悄悄地铺进屋里来了，时间在静静地流淌。邓稼先终于率先打破沉默，声音很轻很平静很清晰。他说：“我要调动工作了。”“调到哪里呢？”“这不知道。”“干什么工作？”“不知道，也不能说。”“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大概这些也都不行。”“真奇怪。”许鹿希茫然了，心里想，难道是调到敌人窝子里去了，怎么什么都不能说？

④接着又是一阵难耐的沉默。许鹿希似乎听到了邓稼先克制自己情绪的略微有些急促的呼吸声。邓稼先终于开了口：“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家里全靠你了。”隔了一会儿，他突然用完全不同的语气坚定而自信地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听了邓稼先这句话，许鹿希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窖，虽然她什么也没有猜出来。当时许鹿希才30岁，30岁的女人要带两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还要照顾都有肺病的爷爷和奶奶，同时还有事业的追求，其困难可想而知。但许鹿希经过短暂的沉默后，毅然对他说：“放心吧，我支持你！”

⑤邓稼先明白，研制原子弹，就必须从此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不能和朋友随便交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种秘密工作的禁忌实在太多了。对于这一切，邓稼先非常明白。

⑥但当他想到这些易于使自己情绪低沉的地方，立即就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冒出来，这就是现在他终于在报效祖国的途径上走向了一条宽广的大道。

（选自《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邓稼先传》，许鹿希，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