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真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徙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摘编自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史记》不是一部死板的记述的历史，而是一部生动的批判的历史。《史记》中到处可以看到司马迁大胆地进行历史批判，他指斥君王，贬抑权贵；歌颂“叛逆”，同情贫弱；他揭发历史的黑暗，抨击人类的罪恶，用敏锐的目光，正义的观感，生动的笔致，纵横古今，褒贬百代。司马迁执行历史批判有四种形式，一用标题，二用书法，三于叙述中夹以批判，最重要的是各篇之后的专评，即“太史公曰”。

    用标题执行批判的例子、如列项羽于本纪，列孔子、陈涉于世家；范蠡本是越国的大夫，因为他曾“治产利居，与时逐”，所以不列入官吏，列之于货殖；子贡本是孔子的门徒，因为他“废著鬻才于曹鲁之间”、故不列于儒林，列之于货殖。对于一般的人物列传，以其人之名标题；而独于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等则以其人之行为标题，暗示作者抑扬之意。用书法者，如书孔丘则不名，曰：“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书孟、荀则直称其名，曰：“孟轲，邹人也。”“荀卿，赵人。”书老、庄亦不名，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庄子者，蒙人也。”书孙武、则在名与不名之间，曰：“孙子武者，齐人也。”这样的书法正是不说话的批判。不书名表示司马迁对其人的最大尊崇，书名表示对其人并不如何尊崇。《史记》有在叙事中夹以批判者，《晁错列传》末载邓公对景帝之语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这是借用他人的言语在叙事中兼示批判。

    “太史公曰”是司马迁负责的批判，也是《史记》的灵魂。司马迁“贬天子，退诸侯，斥大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执行他对历史人物的批判。司马迁借贾谊评秦始皇曰：“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评二世曰：“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司马迁不但对前代帝王有贬辞，对本朝帝王乃至对他的当今皇帝亦有微词。如《叔孙通列传》中评汉高祖曰：“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这就无异说，刘邦“谋计用兵”以外，一无所长。司马迁在《封禅书》中讥讽武帝惑鬼神，求神仙，迷巫祝，信方士。而陈涉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是一个叛逆，司马迁把陈涉的起义比之汤武的革命、孔子的作《春秋》。他在《陈涉世家》中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又说陈涉起义之时，虽圣人之徒，也去参加他的革命。

    从以上的评语可以看出司马迁之所善与所恶，所贤与所贱，所是与所非；《史记》不仅是为了叙述历史，而且是为了批判历史；司马迁作《史记》不是为了清算古人，而是为了要从古书中找出一些历史教训，教育他同时并世的人。他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这是他作《史记》的用意。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批判，有些不合于封建的教条，所以班固批评他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而刘向、扬雄等皆称“迁有良史之才，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摘编白翦伯赞《司马迁的历史批判》）

“粉丝经济”正在打破着什么

钱好

    日前，少年偶像团体“TFBoys”的成员王俊凯过生日，粉丝专门请来美国当地舞团在纽约时代广场进行“快闪”表演，并包下时代广场11块LED大屏为偶像庆生。“粉丝经济”以这样一种高调的方式，再次引起世人注目。

    如果仍然从传统的追星角度来看，这样的行为实在疯狂到令人无法理解。但有研究者指出，相比以往一味地购买明星周边产品、跟在偶像身后“围追堵截”，这一事件实际上预示了“粉丝经济”正在经历的新变化，今天的粉丝文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孙佳山说：“过去，人们常用‘脑残粉’来形容追星的盲目，但这个词语已不适用于现在的粉丝了。”他以“韩粉”举例表示，这在人们的印象中，曾经是一个对韩国明星狂热崇拜的群体，但“95后”“00后”的“韩粉”会主动对明星提出要求，对经纪公司施加压力，不许他们在言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有任何侵犯。这份理智背后，固然有这一代年轻人独特的成长环境的影响。作为普遍接受良好教育的独生子女，这些粉丝往往更独立、有主见。

同时，在孙佳山看来，新一代粉丝有着“真实消费”的需求。“以往的粉丝崇拜完美的明星形象，这种追求也导致了他们的不理性。所以刘德华结婚的消息公开后，会出现粉丝自杀的极端情况。”但是，完美型明星对今天的粉丝来说并没有太大吸引力，年轻人更喜欢与自己接近的，有“伴生性”、真实感的明星，诸如鹿晗等新一代人气偶像皆是如此，粉丝一步步见证了他们出道后的成长历程，也乐于看到他们分享日常生活的点滴，甚至偶像的缺点也会拉近与粉丝之间的距离。里约奥运会期间，傅园慧率真可爱的言谈为她赢得数百万粉丝，就是“真实消费”的一个鲜活案例。正是对真实感的追求，让新一代粉丝远离了“迷信式”的盲目追星，对偶像能有更加理智的平常心。

    粉丝们的“惊人手笔”，远不止“承包”时代广场这一桩。在偶像生日当天包地铁、包飞机都是近两年的寻常事。更多粉丝为偶像承担起了宣传、公益等活动。王嘉尔的粉丝集体为他购买某知名视频网站的广告；鹿晗的粉丝则在《重返20岁》上映期间在影院包场，请养老院的老人免费观影；黄子韬与经纪公司解约后一度面临形象危机，其粉丝主动以他的名义向埃博拉疫病区捐款，还筹建了一片公益森林，帮助他重塑形象。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追星，今天“粉丝经济”已然能够替代传统的经纪公司，进行偶像的包装、宣传工作；拥有了强大的能量。

    面对这股巨大的经济、文化、社会力量，相比用固有思路一味批判、压制，简单的“堵”和“批”已然不合时宜，如何真正理解、对话背后的群体，并合理运用这股能量，是更值得业界思考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波轰轰烈烈的“粉丝经济”，很大程度上正在推动新旧两种明星制的更迭———在20世纪的传统明星制中，电影、电视是主要的晋升途径，因此，传统的明星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垄断性和排他性，而建立在“粉丝经济”基础之上的全新明星制，为众多三四线演员、艺坛新秀，乃至“网红”，提供了成为明星的机会。比如鹿晗在成为大众熟知的偶像之前，已经作为演唱团体“EXO”的一员，拥有无数拥趸。换句话说，电影、电视不再是造星的唯一途径，“粉丝经济”为更多普通艺人的成名降低了门槛。

    不得不承认，当下一些依托“粉丝经济”走红的新生代偶像，接替了传统大牌明星的位置，继续享受着“天价薪酬”，资金泡沫也是“粉丝经济”时代文娱行业仍需警惕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只要合理利用粉丝的能量，“粉丝经济”将大有可为，很可能成为打破资源垄断等行业困局的契机。

（选自《文汇报》2016年10月16日 有删改）

来自太空的灭亡

    看起来宇宙生活相当平静，不是吗？白天，太阳有规律地发光；夜里，群星闪烁，令人安心。这是梦幻。整个宇宙都充满着危险、险恶的事物，它们相互冲撞争夺地位．都是为了将我们扫出地球表面。幸运的是，它们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有多少你认识的人是被质子分解致死的？——但是，如果你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它们中的一个必定会消灭我们。那么，是哪一个呢？

    在我们可能遭遇来自太空的灭亡的所有方式中，最有可能的是被小行星彻底消灭。为什么？因为我们位于宇宙射击场，每天有100吨的物质射向我们。不过，每隔数百年才会出现一个大吨位的，当这种大东西出现时，麻烦也就发生了。如果你能问问恐龙，我想它们一定会让你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也认真对待了。由一群科学家组成的B612基金会就致力于确保人类的命运不会以在未来的博物馆内陈列我们的骨骼而告终。他们建议：不用核武器，而用航天器撞击危险的岩石，迅速移动它的位置，然后利用另一个航天器进行微调，并利用它的重力把这块石头拖进安全轨道。这听起来像是科学幻想，但是，模型演示显示，这是我们拯救地球最好的办法。

    对我们来说，太阳还挺重要。没有太阳，我们会冻死。可是，太阳也到中年了：年届45亿岁的太阳已经差不多耗尽燃料，若干亿年之后膨胀为红巨星，可以吞下水星，熔掉金星，把我们烤成关味脆饼。甚至早在此之前——在不到一亿年——它就会热到足以升高我们的平均气温，导致温室效应失控，煮沸我们的海洋。幸运的是，那是从今往后漫长时间内的事。我会让我的曾曾曾曾曾N代曾孙去担心这件事。

    黑洞是误解。它们并未以行星和恒星的形式在星系中漫游，寻找可口的小吃，而是像数百亿其他恒星那样环绕银河系运行。不过，其中一个有可能会漫游到过于接近我们的地方。如果它做到了，就会破坏行星轨道，导致地球落进太阳或被甩进外太空。黑洞不可能完全吞噬我们，但是考虑其他选择，也许相对有好处。不过，请注意，任何大质量物质都会惹麻烦，其中包括平时常见的恒星，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鉴于发生这样的事可能需要数万亿年或更长时间，我们不必过于担心游手好闲的黑洞。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一定会走到尽头，其中包括我们的宇宙本身。它已经130亿岁了，不过，在一万亿年以后会发生什么呢？——物质本身也会土崩瓦解：长期以来被认为完全稳定的质子也许在约103年后碎裂。因此在那么遥远的未来，宇宙也许只不过是极其稀薄的电子和低能量光子雾，围绕永恒的虚无起伏。

    虽然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那是如此遥远未来的事情，以致于目前宇宙的年龄看上去就像蚊子翅膀的一击。我们当然还有更需要迫切关注的事情。

    若问我的建议，就是走出去，抬起头，享受阳光、月亮和恒星。就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它们也许会永远存在……永远是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们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点时曾说，它几乎完全受着无意识动机的支配。它的行为主要不是受大脑，而是受脊椎神经的影响。就这点而言，群体异乎寻常地类似原始人。他们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完美，但不经过大脑，而是受刺激因素的影响。群体受各种外在刺激因素的支配，反映着它们无穷的变化，服从自己所受到的冲动。作用于群体的这些刺激因素同样作用于群体中的个体，这些个体也会随之产生反应。而单独个体的大脑则会向他指示，接受冲动的摆布是不可取的。所以，单独个体具有主宰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该项能力。

    群体兴奋的来源不同，他们表现出的冲动行为也不同：有时显得极为血腥残暴，有时又极为慷慨和壮烈。由于这些冲动来势汹汹，因此，不管是个人利益还是性命攸关的利益，都不足以控制他们。鉴于群体接受的刺激因素多种多样，其表现形式也较为多变，遵循这些刺激因素的个体也会很不稳定。这就解释了群体为何可以从最血腥的狂热痴迷状态转瞬间转变为极具英雄气概。正因为如此，群体既可以成为遭人唾弃的刽子手，也可以成为慷慨赴义的勇士。也只有群体，才能义无反顾地为了心中的信念而不惜血洒战场。群体的这种易变性使他们难以统治，当公共权力落到他们手里时尤其如此。此外，群体虽然狂热渴望某种东西，但不会渴望得太久。他们的思想不能持久，他们的愿望也同样。

    群体也像野蛮人一样，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容不下什么障碍。由于人多势众，他们觉得自己力大无比，所以就更是这样。处于群体中的个体，完全不认为会“不可能”或“做不到”；若是孤身一人时，他很清楚自己的言行，绝不可能去焚烧宫殿或是洗劫商店。即便有了这样的想法，也会立刻遏制住这种蛊惑。因为，他是有思想的，内心会有负罪感。但是，群体则不然。当个体加入群体的瞬间，个体感受到了来自群体的强大力量，他变得不可一世，甚至有了杀人越货的想法，恨不得马上付诸行动，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

    种族的基本特点是我们产生一切情感的不变来源，它也总是对群体的特点产生影响。比如：拉丁民族的群体和英国人的群体就有十分显著的差别。最近法国历史中的事件为这一点提供了生动的说明。25年前，仅仅是一份据说某位大使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众，就足以触犯众怒，结果是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几年后，关于谅山战役（一次无足轻重的战争）兵败的电文再次引起人们的怒火，由此导致政府立刻垮台。就在同时，英国在远征喀土穆时遭受的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却只在英国引起了轻微的情绪，甚至连国防大臣都未被解职。

（选自勒庞《乌合之众》，有改动）

    慢读，已有不少学者、批评家一再提出。可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拿时势说，我们无时无刻不面对大量蜂拥而来的碎片化资讯，如何保持稳定心态，清醒接受，就是个难题。而从事教学、研究的人，在一些量化评价标准之下，要是如尼采提倡的那样“缓慢地取得”，恐怕得做好舍弃许多实际利益的准备——你很可能被快速奔跑的其他人所抛弃。

    障碍也来自认识上的误区。譬如说，有些人可能认为从事理论工作，把握宏大的文学、历史问题才是重要事务，仔细阅读、分析，属于次等级的雕虫小技。理论和文本细读的对立其实是一种伪对立。正如英国文艺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指出的，那些杰出的理论家无一不是“仔细的读者”。确实，读他们的理论著作，会深刻体会到他们对某一文化脉络的经典作品的熟悉，和他们在解读这些作品上的细致和深入。这一点，古今中外优秀理论家概莫能外。

    慢读这个说法容易被理解为专指阅读速度，其实可以说速度只是个前提，更重要的是阅读者的心态与方法。不要过分执着于你事先设定的目标；开放你的情怀、心智以对待将要面对的世界；通过磋商、辩驳、思考和接纳获益，并将这一收获加入你阅读的记忆库中。

    慢读意味着缓慢，意味着耐心，但更要求具备相应的能力和方法。在文学阅读方面，这种能力和方法首要的是对语言、形式的敏感。重视文学的历史政治社会维度的人可能会有异议，他们着急地想从文本中拎出观点、含义，不耐烦绕圈子式地从形式入手。慢读者则会首先从作品的美学、形式着手。这并不是内容和形式的二元论，历史、政治、社会内容与审美、形式是意义的整体，但在阅读的次序上，审美、形式是关注的起点。

    相较于普通读者，慢读更是对专业读者的要求。一个人长期阅读会自然形成记忆库。由于文学与特定政治、社会、经济、哲学等相连，记忆库里这方面相关的外缘性知识储备不可或缺。但文学也有自身的经验、模式、成规的历史，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在主题、情节、语言上的关系，作品细节背后的原型、模式、成规，以及如何从事物表象看出象征意涵，凡此种种，需要调动记忆的辨认能力和联想能力。因此，有效的阅读者不仅要有历史文化视野，也要对文学各文类的特质、它们的演变脉络、它们带有原点或准则性的经典文本形态，具有超越普通读者的深入理解和把握。达到这一目标没有速成的路好走。从这个意义上说，慢读——作为一种方式，作为一种阅读能力——将是一辈子的事情。

（摘编自洪子诚《谈谈慢读传统》，《人民日报》2019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