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有声的思维，文字是有形的思维。二者都是思维的外化。像语言一样，文字也是思维能力的反映，蕴含着思维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字是对思维进行考古的工具。

    古人类主要运用形象进行思维。这种特点反映在古诗歌中，人们喜欢用比兴来说明某种道理；反映在原始神话中，人们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抽象的道理是没用的。形象思维曾是人类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文字的创造特点看，绘画文字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的主要特点是象形。不仅中国的古文字用形象来表示，古巴比伦人、古雅玛人、古埃及人等无一不是从象形开始来创造古文字的。

    创造文字的时代，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人们进行抽象思维，还很难脱离具体形象来进行，往往要依赖于对形象的类比、比较、联想来进行。表现在文字的创造上，形与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人们是从形象来了解符号的意义的。文字的产生一方面是以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象形文字又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这种低下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能创造太抽象的符号。

    抽象思维能力的低下还主要表现在古文字上的词类上，表现为形容词的极端贫乏。从甲古文看，形容词数量相当少，只有白、厚、明、光、赤、美、丽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事物的性质包含在事物之中，与事物不可分离，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事物的性质从事物本身分开。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那里，要说热，只能说“像火一样”。

    早期文字中的“鱼”字是各种各样的鱼类象形，后来逐渐概括出一种共同的鱼的特征的象形文字，作为各种各样鱼的代表。早期文字中，几乎每个文字都经历了一定的概括过程。没有概括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这种概括能力使人们能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性质，撇开了同类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个性和偶然性，产生了最初的种、类概念。

    在概括能力发展的同时，形象思维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形象思维从自身中演化出了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又推动着形象思维的发展。古人类从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性质，从而创造了形容词后，又创造着代表新的形象的词。例如，从羊的肥大的形象创造了“美”字，进一步又创造了“美服”“美女”等新的名词。形容词产生后，也使原有的一些代表具体形象的词成为更形象生动的新词。例如月字、镜字，在抽象出了“明”字后变成了“明镜”“明月”，使形象更逼真。古人类从众多的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代表一般意义的词后，又以此为指导去认识新的个别事物，创造新的字。

    从古文字的演变进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辩证地发展，使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更探更广地认识世界。

（摘编自朱长超《从古文字看原始思维及其发展》，有删改）

    从文化交流的整体态势上看，近年来，我国的文化贸易渠道得到了扩展，但这一扩展在戏曲领域并不明显。戏曲出口作品结构仍然单一，多以海外旅居华人为主要消费群体。从交流路径上看，目前我国的戏曲院团大多仍然沿用文化交流的出口渠道，而非纯粹的商业运作模式进入外国文化市场。从品牌建设上看，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占领国际市场的戏曲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戏曲产品。

    对于传统艺术来说，我们不能片面地以贸易中的经济数据来评价。作为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文化艺术产品本身就有超越物质以外的影响和作用。传统艺术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符号性象征，积淀体现着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不可否认的是，文化产品的贸易水平也可以是衡量一种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被观众接受的直接标准。从文化贸易的内容来说，戏曲艺术是一种现场表演艺术，不同于影视文化这样的大众文化产品，现场表演艺术很难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和大众化的复制传播。从文化经济学角度看，作为现场表演艺术，它又存在“成本疾病”，其创作成本并没有因为技术的发展而降低。最重要的是，文化经济学认为，在文化贸易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贴现。文化贴现，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它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的降低。

    相对于大众文化产品，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在对外传播活动中的文化贴现更加明显。对戏曲来说，文化贴现来自三个层面的差异：首先，是审美经验的不足造成的欣赏障碍。大部分戏曲的声腔与表演都是程式化的艺术，并反映在字韵、服饰、化妆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难懂的语汇系统，中国观众尚不能完全理解，外国观众的理解障碍就更大了。第二，传统审美节奏和现代观演节奏的差异。戏曲艺术强调给演员和观众以足够的审美世界和空间，例如昆曲的一唱三叹，是一种“慢”的艺术。相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观众必须调整自己的观赏节奏才能体会其美学意味。第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极为有限的外国观众，其本质是东方与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

    因此，戏曲作品要尝试进入文化贸易领域，无论在艺术样态还是成本考虑上都不适合使用大众文化产品的方式。对戏曲来说，我们需要探索一种适用于这种我国传统舞台艺术特点的文化交流贸易形式。

（摘编自胡娜《中国戏曲进入文化贸易的路径探索》）

    科技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拓展着人类想象力的边界。这个过程中，一个虚拟和现实交相辉映的全新时代或许正在加速到来。虚拟现实并非新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提出并应用于模拟军事训练中，与单一的人机交互模式不同，虚拟现实旨在建立一个完全仿真的虚拟空间，提供沉浸性、多感知性、交互性的互动体验，正因如此，虚拟现实被视作下一代信息技术集大成者和计算平台。

    虚拟现实还处于起步阶段，打造更高交互水平的人机互动系统需要攻克不少技术难题；另一方面，虚拟现实只有赋能各个领域的创新，才能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如何把看似“虚”的技术变成“实”的产业，需要各地在实践中加以探索。实践表明，单个企业的技术突破固然重要，但虚拟现实真正实现从技术到产业的蝶变、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必须建立完整的产业链。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先机”二字格外重要，谁抢占先机，谁就能在创新发展中获得竞争优势。发展虚拟现实已写入“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有十余个地市发布了专项政策。在核心技术上，我们相比发达国家有些差距，这背后有人才缺乏、科技攻关不足等多种原因，再比如，当前虚拟现实内容相对匮乏，产品存在低端化、同质化的情况，这恐怕和企业热衷资本跑马圈地、忽视产品质量提升的做法不无关系。破除这些制约短板，方能为虚拟现实打开更多想象空间。好在一个鼓励创新的政策导向、一个更为理性的市场环境，正在为虚拟现实的突破和发展提供土壤和阳光。

（选自201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2019年1月24日，华为北京研究所，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华为天罡正式发布。

    秉承“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留给客户”的理念，华为在5G领域积极投入、持续创新。华为可提供涵盖终端、网络、数据中心的端到端5G自研芯片，支持“全制式、全频谱”网络，并将最好的5G无线技术和微波技术带给客户。

    华为天罡在集成度、算力、频谱带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极高集成，首次在极低的天面尺寸规格下，支持大规模集成有源功放和无源阵子；极强算力，实现2.5倍运算能力的提升，搭载最新的算法及波束赋形，单芯片可控制高达业界最高64路通道；极宽频谱，支持200M运营商频谱带宽，一步到位满足未来网络的部署需求。同时，该芯片为AAU带来了革命性的提升，实现基站尺寸缩小超50%，重量减轻23%，功耗节省达21%，安装时间比标准的4G基站，节省一半时间，有效解决站点获取难、成本高等问题。

    2018年，华为奏响5G规模部署的序章，率先发布全系列商用产品、率先全球规模外场验证，率先开始全球规模商用。截至2018年底，华为已完成中国全部预商用测试验证，推动了5G进入规模商用快车道。目前，华为已经获得30个5G商用合同，25000多个5G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

    2019年1月9日，华为“5G刀片式基站”凭借创新性采用统一模块化设计等技术突破，获得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基站实现所有单元刀片化、不同模块间任意拼装，使5G基站的安装像拼装积木一样简单便捷。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表示：“华为全系列全场景极简5G解决方案，在兑现5G极致性能和体验的同时，能够大幅提升部署和运维效率，使5G部署比4G更简单。”

    此外，华为常务董事、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还发布了全球最快5G多模终端芯片——Balong5000（巴龙5000）。这颗全新的5G芯片，体积更小、集成度更高，这是先进技术和设计的体现，用户也不担心网络问题，它能够在单芯片内实现2G、3G、4G和5G多种网络制式，可以有效降低多模间数据交换产生的时延和功耗，显著提升5G商用初期的用户体验，在5G领域无疑是一次很大的突破和成功。

    （摘自《华为天罡奠基极简5G》）

    材料二：

    美国彭博新闻社2019年1月24日发布题为“美国恐惧华为的另一个原因：物美价廉”的报道：在美国俄勒冈州东部的偏远地区，华为远非美国官员口中的来自中国的“大坏狼”，而是通往21世纪的生命线。

    东俄勒冈电信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约瑟夫·弗兰内尔说，这家中国最大的技术公司生产高质量网络设备，卖给农村电信运营商的价格比其竞争对手少20%到30%。华为的设备还帮助二十多家美国电信公司向许多最贫困、最偏远的地区提供座机、移动服务和高速数据。事实上，包括弗兰内尔的公司在内的一些电信企业并没有联邦政府补贴，它们在向偏远贫困地区提供服务时成本较高。但华为能让奇迹发生。华为在网络设备制造方面已成为世界领先者，它正在努力主导被称为“下一代无线技术”的5G。

    “他们（华为）的设备非常非常好，”同时担任俄勒冈州议会宽带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弗兰内尔说，“我们还没有在市场上找到类似的设备。”正是因为物美价廉，并且其领先的技术和优惠的价格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替代，华为令美国政府担忧起来，并试图破坏这个“奇迹”。

    （摘自《美媒：美国害怕华为的另一个原因》）

    材料三：

    互联网数据中心公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全世界的智能手机排名前五的出货量（以百万为单位）、市场占有率和年增长数据。

材料一

老贝尔曼是个画家，住在她们下面的底层。他已经六十开外，胡子像米开朗琪罗创作的雕像摩西的那样，从森林之神般的头上，沿着小魔鬼似的躯体，弯弯曲曲地垂落下来。在艺术上，贝尔曼一事无成，挥舞画笔四十年，却未能靠近艺术女神，连她的裙边都没碰到。他一直说是要画一幅杰作，却从来没有动笔。几年来，除了给商业画或广告画之类偶尔涂上几笔，什么也没有创作。他替“聚居地”里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青年画家当模特儿，赚点小钱。他喝杜松子酒过量，依旧谈论他未来的杰作。至于别的，他还是个凶狠的小老头，毫不留情地讥笑别人的软弱。他把自己看作随时待命的猎犬，专门保护楼上画室里两个年轻艺术家。

……

天刚亮起来，狠心的琼希便吩咐拉开窗帘。

常春藤叶子依然还在。

……

第二天，医生对休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你赢了。现在要注意的是营养和照料——没有别的了。”

那天下午，休来到琼希躺着的床边，琼希正编织着一条无用的深蓝色羊毛披肩，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休伸出胳膊，连同枕头一把抱住了琼希。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小丫头，”她说，“今天，贝尔曼先生在医院里去世了，死于肺炎。他才病了两天。头天早上，门房发现他在楼下住房里，痛苦而无奈，鞋子和衣服都湿透了，冰冷冰冷的。大家都无法想象，这么可怕的夜晚，他会去过哪儿呢。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盏亮着的灯笼，一架拖动了地方的扶梯，一些散乱的画笔，以及一块调色板，上面调着绿黄两种颜色——瞧瞧窗外，亲爱的，墙上最后的一片藤叶，在风中纹丝不动，你不觉得奇怪吗?哎呀，亲爱的，这是贝尔曼的杰作——那天晚上最后一片叶子掉下的时候，他画上去的。”

（节选自欧·亨利《最后一片叶子》）

材料二

他现在认识到，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应该按照普通人的条件正正常常的生活，而不要做太多的非分之想。当然，普通并不等于庸俗。他也许一辈子就是个普通人，但他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在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中，应该表现出不平常的看法和做法来。比如，像顾养民这家伙，挨了别人的打，但不报复打他的人——尽管按常情来说，谁挨了打也不会平平静静，但人家的做法就和一般人不一样。这件事就值得他好好思量思量。这期间，少平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

（节选自路遥《平凡的世界》）

材料一：

任何事物的特点，都是由它自身的性质所决定并在比较中显示出来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革命回忆录具有如下的特点。

“三亲”的原则性。即革命回忆录的内容必须是撰稿人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革命史实。回忆就是回想，是再现的一种形式，只有“三亲”，杨得志同志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组织指挥了强渡大渡河的重要战斗，才能写出留芳史册的革命回忆录《强渡大渡河》。在“三亲”原则性这一点上，文史资料和革命回忆录是相同的（溥仪）写皇帝的生活，别人谁也写不出来。不过，它的材料是靠深入生活采访得来的，这与革命回忆录的“三亲”原则性不同。

历史的真实性。有了“三亲”，还必须如实地加以反映。郭沫若同志在他的《北伐途次》这本回忆录的序言里说：“我这篇文章只能够采取回想录的形式，记忆比较明确的地方写得自然会详细，但也只好听其断片。我本也可以加些想象进去，写成一部小说，对于年代久远，无法忆及的人物、情节，决不虚构。我们其他的革命前辈在记录当年经历时也同样确切地反映真实，而且能从更高的思想高度去理解过去

高度的思想性。我们的革命前辈，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不但善于总结革命的经验，为了使后代知晓革命历史和接受传统教育，才进行革命回忆录的写作的，“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革命回忆录正可以帮助我们想想过去，从而增强信心和力量。

表达的生动性。在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改朝换代，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作为革命回忆录，理所当然要用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不论是写革命斗争的历程，还是缅怀革命前辈的生平事迹，描述动人的故事情节，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往往也自然地流露于笔端；有时，作者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便发表议论直抒胸臆，真可谓得心应手。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同志说：“有许多历史著作，同时也是很好的文学作品，而且写得有声有色，从内容到形式都很美。”

总之，革命回忆录以“三亲”的原则性、历史的真实性、高度的思想性、表达的生动性为特点，记述党领导的各个时期的斗争，又是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珍贵资料。

（摘编自王大悟《浅谈革命回忆录的特点和写作》）

材料二：

我们知道，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最终依靠的是一张报纸。经考证，当然后来还依靠了《大公报》等其他传播媒介。《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是这样写的：

九月十九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然而，《聂荣臻回忆录》里并没有写是如何得到这张报纸的。这个谜，一直在我心里存放着，亦不知何时能破解。

2004年夏天，《北京青年报》为纪念长征出发七十周年，连载健在红军将士访谈录，刊登的是《杨家华为遵义会议站岗》。像以往一样，我饶有兴趣地看了下去。突然

长征中，还有一件令杨家华难忘的事。红二师进入哈达铺后，聂荣臻一放下行李，快去买些烧饼回来。”杨家华跑到一个卖烧饼的老乡处，把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递给了他。杨家华清楚地记得包烧饼的报纸是《山西日报》。聂荣臻像往常一样，看得特别认真。忽然，两眼像被定住了一样。接着，他大声地对杨家华说：“小鬼，快，赶快骑马把这张报纸送给老毛，送给中央。”然后，兴奋地对林彪说：“陕北还有根据地，刘志丹，毛泽东就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集了干部大会。从此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段文字，实在是太珍贵了。它不仅破解了我心中之谜

（摘编自尹韵公《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