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段话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冼星海：用音乐凝聚中国力量

武茂昌

    1905年，冼星海出生在澳门海边一个渔民家庭里。1928年，他进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冼星海虽然出身贫寒，但志存高远，他的人生理想是创作出中国的交响乐，使中国成为世界音乐强国。为了实现人生理想，1929年，冼星海只身到法国勤工俭学。他靠在餐馆跑堂、在理发店做杂役等维持生活。最终他考入巴黎音乐学院，为理想的实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935年夏，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启程回国。消息传到上海，有的报刊发表文章，称他是“一位从艰难困苦里斗争出来的作曲家”，是最有希望的“东方青年作曲家”。

    冼星海回到上海后，结识了田汉、贺绿汀等进步音乐家，他拒绝了国民党宣传部的高薪聘请，决心为发展民族音乐事业献身，冼星海开始为进步电影谱曲。他与田汉合作为电影《青年进行曲》创作了主题歌，这首歌立刻引发了群众的共鸣，很快流传开来。此外，他还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等谱写音乐。

    全国抗战爆发后，冼星海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二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

    有一次，冼星海参加上海学联到郊区救亡宣传的活动。国民党当局派保安队到现场阻止学生，双方对峙剑拔弩张。这时，青年诗人塞克把自己写的一首诗交给冼星海。冼星海怀着满腔激愤，朗诵了两遍，倚墙只用了5分钟就写出曲谱：“枪口朝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这首《救国军歌》当场在学生中唱响，随后在场的老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很多人边唱边流泪。

    1937年8月，冼星海随救亡演剧队到浙江、河南、湖北等地宣传演出。他一边创作，一边组织演出。这时候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在华北后方逐渐展开。全国民众深受鼓舞。冼星海马上创作了《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战歌曲，歌颂游击战。流传最广的要数《在太行山上》，这首歌激昂雄壮，极大地鼓舞了太行军民，许多男女青年听到这去歌曲，成群结队向敌后方奔来，太行山已经不只是个地理名词，而且是个光明的象征。

    在冼星海的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是多种多样的群众歌曲。除了下面表现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歌曲外，还有表现工农群众的劳动生活、采用特定的劳动音调和节奏写成的《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们开》；以及为抗战中的妇女、儿童写的《只怕不抵抗》《祖国的孩子们》和《三八妇女节歌》等。

    冼星海在参加抗日救亡的活动中，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他说：“我要到延安去，那里才是抗日的中心呀。”

    1938年冬，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在延安的一年半，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经他谱曲，诗人光未然伤亡的《黄河大合唱》。

    1939年他去看望病床上的青年诗人光未然，在听他朗诵《黄河吟》，讲述黄河呼啸奔腾的壮丽景象时，产生共鸣，很快冼星海就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这一中华民族的音乐史诗。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晚会上，冼星海40多位热血青年演奏了《黄河大合唱》，当时乐队只有两三把小提琴，二十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炼油桶支撑，打击乐器由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出来的效果，但这支原始的乐队烘托着这些热血青年放声高歌。在场的毛泽东听后连声叫“好，好，好”。周恩来说他“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更有许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黄河大合唱》的雄壮音乐，是中华民族面对外来侵略者的怒吼，是人民群众不屈不挠反抗精神的体现。这一组歌曲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把全中国人最关心的事、最强烈的情感通过音乐表达出来，那就是：抗日，中国要崛起！

《黄河大合唱》一问世，就迅速在中国大地上传唱，成为抗战救亡的精神号角，推动了团结抗日的形势发展。

旷野中的诱惑

肖复兴

    列宾在彼得堡美术学院读书的时候，克拉姆斯科依是他的老师。十九岁的列宾来到彼得堡，深夜拜访克拉姆斯科依。走进克拉姆斯科依不大的画室，给列宾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基督画像，和一个画师笔下基督画像没有什么不同，列宾不明白像克拉姆斯科依为什么要画这样千篇一律的基督标准像？

    克拉姆斯科依老辣的眼睛，注意到了列宾看墙上基督像时瞥下的一丝讥讽的眼光。他对列宾说：这是人家定购的一幅基督像。列宾知道，即使再大画家的画也卖不出大价钱，都需要靠给有钱人画像谋生。

    那天夜里，克拉姆斯科依兴致勃勃地对列宾聊起了基督。令列宾没有想到的是，克拉姆斯科依说起了基督也曾经受到诱惑。克拉姆斯科依对列宾说：你看，已经忍饥挨饿了四十天的基督，在旷野里，远处有繁华的城市灯火闪烁，人类各种欲望的呼声此起彼伏，纷纷在对基督呼喊：这一切都可以据为己有，变成你的财产，让你成为万能的主宰！呼喊声还在进一步对基督说：你，神的儿子，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你肚子饿了，只要吩咐这些石头，它们就会变成面包；如果你想穿得漂亮，只要吩咐这些树木花草，它们就会变成漂亮的衣服……最后，克拉姆斯科依对列宾说：这就是生活的诱惑。这种诱惑，旷野上有，城市里也有；对普通人有，对基督也有。

    晚年的列宾回忆起那一晚的交谈时，写道：我一生还没有听到过比这更有意义的谈话，特别是克拉姆斯科依讲到在旷野里诱惑的内容，设想出基督与人类天性中的黑暗进行的斗争。

    正是受到那一夜克拉姆斯科依谈话的启发，列宾创作了《基督在旷野受诱惑》的油画。他将基督画成了赤着脚，裸露着斑斑伤痕，置身于悬崖之上，面对的是一片遥远的城市；让痛苦而悲伤的基督，扭过头去不看诱惑他的大千世界；他画基督的一只手颤抖地按紧脑门儿，一只手伸向一旁，仿佛在使劲地推开已经如蛇一样缠裹的尘世的权力、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他画出基督在面对诱惑时的痛苦，也画出了基督的抵抗与决绝。

    克拉姆斯科依同样想创作一幅关于基督在旷野受诱惑的油画，从构思到完成，用了十年时间。克拉姆斯科依每天清早起来，脸也不洗，饭也不吃，趿拉着拖鞋，到他的基督画像前挥笔作画，一画就画到了晚上。那时，他正患有严重的气喘病，常常夜不成眠。他的脑子里、他的眼前总是浮现出基督痛苦焦虑的影子。终于，他画完了这幅他最想画的画。

    这幅题为《旷野中的基督》在巡回展览中，好评如潮。和列宾画的一样衣衫褴褛赤脚的基督，孤独而凄婉地坐在荒凉的旷野中光秃秃的石头上，诱惑被象征地画成城市之光，在基督的背后，呈一片朦胧而颤动的光影。逆光中的基督垂着头，双手交叉，目光痛苦，凝神沉思，将枯瘦的身影打在荒凉坚硬又尖利的石堆前。

    声名日隆的克拉姆斯科依在创作《旷野中的基督》时，没有停下为他人定制画像的活儿。贫穷的画家一直没有一间像样的画室。于是，他拼命为有钱的财主、有势的将军、娇宠的贵妇画像，将赚来的钱购买了土地，建筑漂亮别墅和豪华画室，再画画时，穿着精致的长襟礼服，趿着款式最新的拖鞋，连袜子都是十八世纪的古典样式。他不像一个画家，不像一个从底层乡村出来的经过奋斗成功的贫寒画家，而像一个庄园主。大家都觉得克拉姆斯科依变了，唯一没变的是他依然孜孜不倦地为人画像。

    如今，想起克拉姆斯科依，我就想起列宾，因为他们都曾画过旷野里被诱惑过的基督。克拉姆斯科依的《旷野中的基督》、列宾的《基督在旷野受诱惑》都陈列在莫斯科的美术馆里。面对两幅同样是基督受诱惑的作品，我心生感慨。无论在克拉姆斯科依的笔下还是在列宾的笔下，基督都是他们自己。其实，茫茫人生中，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旷野中受诱惑的基督。

（有删改）

芍药盈筐满市香

    难忘那些美好的日子。

    杂院里有位大姐在小厨房里操持晚饭，不断地吟唱着当时极为流行的 《乡恋》。我在自己的小屋里收拾东西，心想就要迁往的新楼单元，该不会再一家之音大家皆听、一家烧鱼各家皆闻吧。忽然窗外有人唤我，是住在不远的什刹海湖畔的张叔，忙迎出去。他听说我就要搬离北边杂院，往南边去住单元楼了，特来送行。他手里提了个藤筐，筐里是满满的芍药花。我见了大吃一惊：“这不是把您那屋前花池里的花儿，全剪给我了吗？”他笑：“可不是！早告诉过你，当年有人去糟害我那池芍药，手拔脚踹，还拿开水泼根！可是也怪，那宿根竟然不死，也没怎么施肥拾掇，嘿，它就猛开大花！这不，今年又这么灿烂！”我接过满筐芍药，感动得不行：“真是的，您把芍药全给了我，难道不心疼吗？”他笑：“今年的花剪了，明年开得更旺呀！”又说：“你搞文学的，你该懂得白居易那诗吧？‘离离原上草’，吟的是什么？今儿个我给你个别解吧，离草，说的就是这芍药，我给你送芍药，就是跟你来惜别呀！”我还真觉得新鲜：“白居易那诗，吟的不是野草，竟是芍药？”他笑解：“可不是！芍药在几千年前，就出现在中华大地上了，有特别栽种的，也有自然野生的，它是宿根植物，可不是‘一岁一枯荣’嘛，当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且繁殖起来，势不可挡。为什么说‘远芳侵古道’？一般野草有什么芳香？只有大片的芍药才会香满古道城郭嘛！那诗怎么收尾的？‘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离草嘛，送别的时候引出诗情的植物，就是芍药嘛！”他说的时候，一直望着我的眼睛，最后问：“你这一去，还会常回这边来吗？”我别过头，望着那搁在小桌上的满筐芍药，一瞬间，觉得包括那邻里间声音气息的强制性共享，竟也难舍难分。

    迁走以后，其实遇上原来邻里的机会还是不少。比如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去，排队购买西方古典文学名著，就会遇到原来胡同里的邻居，他排在前头，很幸运地买到了 《欧也妮·葛朗台》，到我买时傅雷译本都售罄，但我买到了包括 《大卫·科波菲尔》 等五种书，也非常高兴。又一晚，去首都剧场，在前厅与张叔不期而遇，我们都是去观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复排的话剧《茶馆》，演员还是原来的阵容，看完后我们在剧场外路灯下聊了一阵，都痛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人间正道。我说：“您那对白居易 《赋得古原草送别》 的另解，我现在越来越服膺啦。开水泼不死真善美！我现在年年春天要供满屋的芍药花！我现在住的那地方，离丰台很近，丰台又恢复芍药花的种植啦！”

    我迁往的那栋楼里，住进若干富于艺术气息的家庭，我跟其中石大爷石大妈一家，有了来往。石大妈深受书香门第熏陶，对北京风俗掌故，随口道来，都令我觉得口齿噙香。说到芍药花，石大妈能背诵出不少相关的竹枝词，比如：“燕京五月好风光，芍药盈筐满市香；试解杖头分数朵，宣窑瓶插砚池旁。”“天坛游去板车牵，岳庙归来草帽偏；买得丰台红芍药，铜瓶留供小堂前。”她告诉我，以往“四月清和芍药开，千红万紫簇丰台”，更有“万顷平田芍药红”之说。每到仲春，我总是骑车去丰台找花农，从他们那里得到可插瓶的芍药，记得有一春返回时遇到潇潇春雨，虽然带了雨披，还是挨了淋，骑回我们那栋楼，先去石大妈家分她一些芍药，她忙递我干毛巾擦拭，又去沏糖姜水给我喝，我发现她家门扇旁挂着个纸剪的人形，她递我热腾腾的糖姜水，告诉我：“那是我刚剪的扫晴娘。挂上她，祈愿别老阴天下雨。”她赞我用藤筐盛芍药是雅人雅事。其实，用藤筐盛花，本是什刹海畔的张叔的做派啊！回到自己单元，一边用几个质地大小不同的花瓶花钵分插购来的芍药，一边自责：怎么就很久没有去看望张叔了呢？

    那些年的生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各家相继安上了座机电话，那时接到的电话，多是喜讯。但是有天接到个令我悲痛的电话，是张叔家属打来的，报告我张叔仙去。我去吊唁，提去满篮的芍药花，放在他的遗照前。我没有哭，因为我知道，他晚年赶上了好日子，院里那池开水泼不死的芍药花，每年仲春繁花似锦。

    后来我又搬了几次家。不管迁往何处，春四五月购来大筐芍药，分插在瓶钵之中，摆放在客厅茶几上、书房电脑旁、床头柜一侧、飘窗正中……当年的芍药开放后，会逐渐变成形态优美的干花，依然会氤氲出香气。今年初春，我照例向花店预订了一百枝芍药，进入仲春，花店按约将芍药送来，分插摆放那些芍药，我忆念告诉我芍药别名离草的张叔，还有也已仙去的剪出扫晴娘的石大妈……我想起许多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现在盛绽的芍药在电脑旁，以它的芳香鼓励我在键盘上敲出这篇文章。

2016年4月30日

（取材于刘心武的同名散文）

大雨如注（节选）

毕飞宇

    丫头怎么就那么好看呢！主要是气质好。姚子涵四岁那一年就被母亲韩月娇带出去上“班”了。第一个班就是舞蹈班，是民族舞。在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接受过很好的礼仪训练，举止得体，高贵。她下过四年围棋，有段位。写得一手明媚的欧体。素描造型准确。会剪纸。“奥数”竞赛得过市级二等奖。擅长演讲与主持。能编程。古筝独奏上过省台的春晚。英语还特别棒，美国腔。她的成绩始终稳定在班级前三、年级前十。这是骇人听闻的。附属中学初中部二年级的同学早就不把姚子涵当人看了，他们不嫉妒，相反，他们怀揣着敬仰，一律把姚子涵同学叫作“画皮”（“画皮”出自《聊斋志异》，指妖怪伪装成美女时披在身上的人皮，比喻掩盖挣拧面目或丑恶本质的美丽外表）。可“画皮”站有站相，坐有坐姿，亭亭玉立，是文艺青年的范儿。

    姚子涵对自己非常狠，从懂事的那一天起，几乎没有浪费过一天的光阴。和所有的孩子一样，这个狠一开始也是给父母逼出来的。可是，话要分两头说，这年头哪有不狠的父母？都狠，随便拉出来一个都可以胜任副处以上的典狱长。结果呢？绝大部分孩子不行，逼急了能冲着家长抄家伙。姚子涵却不一样，她的耐受力就像被鲁迅的铁掌挤干了的那块海绵，再一挤，还能出水。大姚在家长会上曾这样控诉说：“我们也经常提醒姚子涵注意休息，她不肯啊！”——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晚上七点是舞蹈班的课，姚子涵没有让母亲陪同。凉风习习，姚子涵骑在自行车上，心中充满了纠结。她不允许父母陪同其实是事出有因的，她在抱怨，她在生父母的气。同样是舞蹈，一样地跳，母亲当年为什么就不给自己选择国际标准舞呢？姚子涵领略“国标”的魅力还是不久前的事。“国标”多帅啊，每一个动作都咔咔咔的，有电。姚子涵只看了一眼就爱上了。

    还有古筝。他们当初怎么就选择古筝了呢？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姚子涵开始痴迷于“帅”，她不再喜爱在视觉上“不帅”的事物。姚子涵参加过学校里的一场音乐会，拿过录像，一比较，她的独奏寒碜了。古筝演奏的效果甚至都不如一把长笛，更不用说萨克斯管和钢琴了。既不颓废，又不牛掰。姚子涵感觉自己猥琐了，上不了台面。

    傍晚的风把姚子涵的短发撩起来了，她眯起了眼睛。姚子涵不只是抱怨，不只是生气，她是恨。他们的眼光是什么眼光？他们的见识是什么见识？——她姚子涵吃了多少苦啊。吃苦她不怕，只要值。姚子涵最郁闷的地方还在这里：她还不能丢，都学到这个地步了。姚子涵就觉得自己亏，亏大发了。她的人生要是能够从头再来多好啊，她自己做主，她自己设定。现在倒好，姚子涵的人生道路明明走岔了，还不能踩刹车，也不能松油门。飙吧。人生的凄凉莫过于此。姚子涵一下子就觉得自己老了，凭空给自己的眼角想象出一大堆的鱼尾纹。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字，钱。她的家过于贫贱了。要是家里头有钱，父母当初的选择可能就不一样了。但是，归根到底，钱的问题永远是次要的，关键还是父母的眼光和见识。这么一想，姚子涵的自卑涌上来了。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姚子涵的骄傲，骨子里，姚子涵却自卑。同学们都知道，姚子涵的家坐落在师范大学的“大院”里头，听上去很好。可是，再往深处，姚子涵不再开口了——她的父母其实就是远郊的农民。因为师范大学的拆迁、征地和扩建，大姚夫妇摇身一变，由一对青年农民变成师范大学的双职工了。为这事大姚的父亲可没少花银子。

    自卑就是这样，它会让一个人可怜自己。姚子涵，著名的“画皮”，百科全书式的巨人，觉得自己可怜了。没意思。特别没意思。她吃尽了苦头，只是为自己的错误人生夯实了一个错误的基础。回不去的。

    多亏了这个世上还有一个“爱妃”。“爱妃”和姚子涵在同一个舞蹈班，“妖怪”级的二十一中男生，挺爷们的。可是，舞蹈班的女生偏偏就叫他“爱妃”。姚子涵和“爱妃”谈得来倒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原因，主要还是两个人在处境上的相似。“爱妃”告诉姚子涵，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发明一种时空机器，在他的时空机器里，所有的孩子都不是他们父母的，相反，孩子拥有了自主权，可以随意选择他们的爹妈。

（有删改）

1.非连续文本阅读

历史的车轮行过辽阔大地，总能在某些特殊拐点留下难以磨灭的辙痕。打开神州地图，我们可以在历史的天空看见无常的风云变幻，又可以在岁月长河磨洗出文明古国的精神图腾。

盘点沿革至今与远古传说关联的地名，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与大禹治水的故事关联的特别多。今河南省开封市下辖的禹王台区，因著名古迹禹王台而得名。禹王台又称古侯台，最初与大禹并无关系，相传春秋时期晋国乐师师旷曾在此吹奏乐曲，称此台为“吹台”。自元朝以来，开封屡遭黄河水患，到明嘉靖二年（1523年），人们于古台之上建禹王庙，为其供奉香火，才有了“禹王台”这个名称。

以知名度而论，杭州绝对算得上“顶流”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杭州地名的由来也与大禹有些渊源。杭州古称临安、钱塘、武林、杭城等，但它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名字叫余杭。清嘉庆《余杭县志》记载说“余杭”本为禹杭，因大禹在此治水而得名，后转讹为余杭。不过这种说法存在争议，也有学者认为，“余杭”系百越语地名，和大禹是否在此治水无关。

打开河南省地图，在洛阳、焦作、新乡这三座城市下辖的区县里，会发现有不少地名皆因3000多年前的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武王克商之役而诞生。周武王率大军行至黄河北岸一处渡口时，举行了一次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阅兵仪式——“盟津观兵”。武王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带有军演性质，熟悉地形与路线，预先作好部署，以便日后大军渡河北伐；二是约定诸侯在此会盟，约定日期，今后于此会合誓师打响灭商的最后一战。这个影响历史进程的“盟津”究竟在什么位置呢？今天地图上有两处地名与此皆有渊源，一处是河南洛阳市下辖的孟津区，另一处是焦作市下辖的孟州市，相距大约60千米。 

公元前1046年，周军与诸国部落组成联合军，渡过盟津，东进伐纣。如今河南省西北部焦作市下辖的武陟县之名，与这场大进军有关。此地因是周武王进军克商、提牧野之师、兴兹土之地，遂名“武陟”。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陟”有登高之意，认为可能是武王进军途中在这里登上一座高山而命名。

大军向商王都朝歌不断推进，在决战打响之前，周武王作《牧誓》进行全军总动员，随后于朝歌城外的牧野与殷商展开最后决战。当时都城朝歌由内而外的位置分别以城、郭、郊、牧、野来称呼。“牧野”指的是都城郊外的地方。但牧野之战后，人们但凡见到此地名，联想到的却是这场决定商亡周兴的命运之战，以及发生决战的那一片地区，大体相当于今河南省卫辉市。

灭商后，周武王罢兵西归，我们也跟随武王回师的路线，将目光再转回洛阳地区。与孟津区毗邻、位于洛阳盆地东隅的偃师区，其名同样源于这场战役。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首次载其名之源：“偃师，武王伐纣，回师息戎，遂名偃师焉。”

西周时，统治者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君主主要是王室亲族与开国的功臣谋士。至今，在中原大地上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古国封邑的名字。比如今天河南省省会郑州与其下辖的新郑市的来历，就都与春秋时期的郑国有关。郑国的开国君主郑桓公是周宣王之弟，最初分封在西周王畿之内的“郑”，就以地名称其国。那个“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在位时，郑桓公身为皇叔，在镐京担任司徒。他眼见“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只得替自己家族留一条退路。公元前779年，郑桓公把家族、部属、财产搬到“济、洛、河、颖（济水、洛水、黄河、颖水）之间”，建了一个新邦，仍然称之为“郑”，于是就有了“新郑”这个地名。

西周王朝还在汉水以北、淮水上游一带设置了随、蔡、蒋、唐、息等诸多同姓封国，“来头最大”的大概是蔡国了。其开国始祖是周武王的弟弟蔡叔。可惜进入春秋时代以后，蔡国国势不振，

先为楚灭，而后幸运地异地复国。这一来一去，就在今天河南省驻马店市留下了“上蔡”“新蔡”两个县名。

秦统一六国后，改分封设郡县，此后近百年间诞生的一系列地名，绝大多数与秦始皇和汉武帝这两位政治强人有关。今河南省洛阳市下辖的新安县在秦时属战略要地，秦始皇给地名取“安”字，有长治久安之寓意。我们再来看河南省新乡市下辖的获嘉县。仅凭地名，人们恐怕很难想到，它的由来与一场千里之外的叛乱有关。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国宰相吕嘉起兵反汉，后被汉伏波将军路博德诛杀。汉武帝出巡行至汲县新中乡时，正好收到献来的吕嘉首级，武帝大喜，改新中乡为“获嘉县”。

丰富多彩的神州地名里，三国这个时代自然也有巨大贡献，例如今河南省许昌市下辖的魏都区和建安区。前者是1986年2月设立的，命名由来也比较好理解，曹丕称帝后，定都洛阳，又设了4个陪都，曾经曹操王霸之业的“起飞点”许昌就是其中之一。至于建安区，是2016年11月才改的名，意在纪念许昌建安文化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

唐时，武则天称帝后曾驾临嵩山，并亲登太室山封中岳之神，她将少室山下的阳城县改为“登封县”，年号改为“万岁登封”，这个称谓一直沿用到今河南省登封市。河南省灵宝市之名也是唐玄宗因个人崇信道教，喜得“灵符”后御赐。从远古到现代，留在神州版图上一个个别具一格的地名，可以说是几千年风雨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的见证。这些名称从诞生到演变乃至含义发生变化，折射出的也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追求的道德标准与人文精神。

（摘编自国家人文地理《华夏青史的地理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