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民俗艺术对年味的强化

吕品田

    感人的艺术氛围和铭心的审美经验，强化着国人对春节这一“文化空间”的审美期待。这种普遍而持久的社会心理，使“春节”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在春节这个狂欢时节，民俗艺术的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民族文化的凝聚力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春节习俗促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而各具地域特色的节俗艺术也在生活中发挥着比审美欣赏更为广泛的社会作用。比如南方许多地区都有耍“板凳龙”的习俗，其每一节“龙身”由每家每户来制作，当龙灯耍到家门前时，这家人便将自己制作的一节“龙身”接上，龙灯如此越接越长，越耍越威风。这种全民参与的“行为艺术”既调动了人们过春节的积极性，也增进了村社邻里间的和睦与团结。

    民间艺术特别能反映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其创作构思充满想象，极富浪漫色彩。比如人们把“鲇鱼”与富裕之意联系在一起，以之寄托“年年有余”的美好理想。民间艺术的造型无意模仿客观事物的自然特征，而强调物象所承载的人文观念，以至其表现形式自由而奔放，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将中国“写意”艺术精神作了极致的发挥。民间艺术的整体格调清新质朴、刚健明朗，凸显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品格和美学气质，不像现在一些极端个人主义的艺术创作，极力表现焦虑、寂郁或惆怅等消极情绪。

    有人说现在“年味淡了”，的确是这样。以前过年，人们会自己写春联、剪剪纸、扎彩灯、塑面花，自发而热情地参与节俗艺术创作。如今，这种审美兴趣和相关的习俗观念已越来越淡化，年节的文化空间已为批量化生产的“民艺商品”所充斥。现在的春节不如以前热闹了，真正的民间创作也随节俗的淡化而日益缺乏，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已越来越不屑于民间艺术。

    现在的生活节奏加快了，社会格局、经济格局、家庭格局以及价值观、审美观也和以往大有不同，许多有特色的节俗活动和相关的艺术形式要在城市里展开确有一定的难度。可谁又能阻止生活的流变，让年节艺术一成不变地恪守老套路呢?其实，随生活潮流而与时俱进地加以调整和改变，本来就是民间艺术的精神和发展状态。面对春节联欢晚会、电话拜年、手机短信和电子贺卡一类的“新年俗”或“新年节艺术”，我们与其在怀旧中抱怨现实，不如在“俗而礼，礼而俗”的互动中建设与时俱进、魅力依旧的当代年节艺术，让大家真的想过年，过好年。

    因为交通受阻，时下网上有人提出“今年过年不回家”的倡导。这当然是想为政府排忧解难，也是为了避免同时出行所造成的种种麻烦。不过，面对民族文化历史所造就的普遍社会心理，面对民族文化记忆所产生的巨大精神感召，这种倡导显然是无力的，也不契合国情。

    其实，文化保护问题和民生问题是紧密关联的。今天，要想有力地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充分地发挥春节及其民俗艺术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切实地解决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广大民众的生计问题。安民于本土，就可使得乡村的老百姓都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和发展，传统民俗文化就有可能得到更好的延续，其积极的社会功能也会得到更好的发挥。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春节才会越过越红火，春节的民俗艺术才会越来越繁荣。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明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级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做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瞽献曲”或“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邶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徒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捉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做了一个歌儿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做了给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达到统治阶级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或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展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展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了一个叛臣。

    诗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这部伟大的诗集才冲开了各种乌烟瘴气，在思想和艺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

    “诗词”二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语词。在现代人的文学常识中，它表示两种文学形式：一种是“诗”，它是从商周时代以来早已有了的韵文形式；一种是“词”，它是起源于唐、五代而全盛于宋代的韵文形式。但是在宋以前人的观念中，诗词二字很少连用。偶然有连用的，也只能讲作“诗的文词”。因为在当时，词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名称。

    “词”字是一个古字的简体，原来是“辤”字，后来写作“辭（辞）”。所以，“诗词”本来就是“诗辞”。到了宋代，词成为一种新兴文学形式的名称，于是“诗词”不等于“诗辞”了。诗是一种抒情言志的韵文形式，被谱入乐曲，可以配合音乐，用来歌唱，它就成为曲辞，或说歌辞，其实和现在的歌词是没有区别的。在当时，诗就是辞。不过从文学的观点定名，称之为诗；从音乐性的观点定名，就称之为曲辞或歌辞，简称为辞，例如楚地流行的歌辞——楚辞就是如此。

    到了汉代，五言诗产生以后，诗逐渐与音乐分离成为不能唱的文学形式，于是诗与歌辞分了家。从此以后，凡是能作曲歌唱的诗，题目下往往带一个“辞”字。这个“辞”字，晋宋以后，都简化用作“词”字，一直到唐代，凡一切凉州词、竹枝词、横江词，这一切“词”字，都只有歌词的意义而且是一个普通名词，并不表示它们是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

    在晚唐五代，新兴了一种长短句的歌词，它们的句法和音节更能便于作曲，而与诗的形式渐渐地远了，当时把这一类的歌词称为曲子词。每一首曲子词都以曲调名为标题，例如《菩萨蛮》等。从晚唐五代到北宋，这个“词”字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固有名词。晚唐牛峤《女冠子》云“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类似的词字，也都是歌词的意思。北宋词家的集名，都不用词字。苏东坡的词集名为《东坡乐府》，周邦彦的词集名为《清真集》，没有一部词集称为“某某词”的。南宋初期，出现诗余这个名词，它指的是苏东坡、秦观、欧阳修的这些曲子词。无论乐府、长短句或近体乐府，这些名词都反映作者仍然把词作为诗的延伸和附属于诗的一种边缘文体。诗余这个名词，就明确地说明了当时把曲子词作为诗的剩余产物，试图把词从诗的领域中离析出来。不久后，当时的出版商编刊了六十家的诗余专集，绝大多数都改集名为“词”，例如《东坡乐府》改名为《东坡词》，《淮海居士长短句》改名为《淮海词》，《清真集》先改名为《清真诗余》，后又改名为《清真词》。从此以后，“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固有名称被确定下来。

想起苏州

胡跃先

    想起苏州就想起江南的烟雨红颜，江南的杏花春雨，江南的小花伞。苏州的婉约细腻大抵就在那一城一水，一花一叶了，是的，苏州的城是梦幻迷离的，天下园林在江南，江南园林在苏州，可见她的风姿绰约。拙政园的大气，留园的小巧玲珑都好似一幅幅醉人的写意画，那画上有桃红柳绿，有燕子来时月满西楼，也有吴山点点愁。那一扇扇古老的门楼里都是一个个散发着幽香的故事，那故事里有动人的歌谣和图画。

    想起苏州就想起唐伯虎，想起唐伯虎就想起他的桃花庵，想起桃花庵就想起他的《桃花庵歌》和《落花诗》。在月夜孤凄的夜晚，在红消香断的白天，吴门四才子和吴中四杰的唐伯虎踏歌而来——“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这是唐伯虎的潇洒。

    “别人笑我忒风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唐伯虎又是痴迷的——“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再看他的《落花诗》，我们就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花落花开总属春，开时休羡落休嗔。好知青草骷髅冢，就是红楼掩面人。衰老形骸无昔日，凋零草木有荣时。和诗三十愁千万，肠断春风谁得知？”这是不是与曹雪芹的《葬花吟》有些相似呢？是的，简直与林黛玉一个口吻，一样的哀怜。再看林黛玉也是出生在苏州，也许就是拙政园或留园的大家闺秀，10岁以前她就在那里吟诗绘画做女红。那青砖黛瓦，绿树红墙，还有那一溪的桃花，成就了她一生的聪明，也注定了她的冰肌玉骨。她是一个美丽而才华横溢的女子，可惜寿年不终，早早地夭折了，带走的是红楼的遗恨，带不走的是苏州的雨，苏州的风，苏州的春花秋月，苏州的小桥流水。我们在记住黛玉的同时，也记住了苏州这座美丽的城市。是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难道不认为林黛玉的冰雪聪明和她的兰香蕙质不就是这座城市的代名词吗？

    黛玉姑娘手中的那把小花伞又传过了百年，那三月的雨仍是那样多情和柔软。我是二十年前去的，在苏州我看到了最美的风景，最美的女人。就在虎丘山下，我邂逅了秋香，她和唐伯虎款款而来，他们在雨中相遇，共用一把小花伞，深情一顾，情动千年。他们习字作诗，绘画绣花，不染尘埃，不求闻达，心无旁鹜，只在山林。虽然在我是梦的幻影，然而，我思故我在。我见到的游人，以及那一个个红男绿女难道不是秋香和唐伯虎吗？你看他们多么相爱，多么风流袅娜。

    苏州既是柔软的也是锋利的。

    两千多年前兵学大师孙武在这里操练兵马，威震三军。吴王的美人不听招呼，他挥刀砍下他们的头颅，从而一呼百应，苏州从此寒光无比。天幕血红，孙武带领吴国的军队南征北战，攻齐攻楚攻越，一路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从而成就了千秋兵学宝典《孙子兵法》。但是后来孙武还是归入五湖明月，和他的爱人一起在夕阳牧歌中静静地长眠。所以世界上的东西绚丽总是暂时的，唯有平淡才是永恒的。天心月满，人有几何？

    如今已是六月，雨水渐多，江南的雨更是下个不停，想必苏州的雨也分外撩人，那拙政园的荷塘，那枫桥的绿水，以及那满街满巷的俏丽女子和他们手中的小花伞都牵动着我的情思。

（有删改）

重读经典

    经典的范围很广，它既包括先秦诸子的文章，也包括唐诗宋词四大名著，还能包括西方世界一些好的舶来品。一般经典之作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它们讲述着天理、人伦，在表达作者意图的同时也教化着人们。它反映了普遍的自然规律、社会章程，强调了人自我素质的提高追求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然而，在当今这个竞争日益加剧，物欲极度膨胀，信息无限爆炸的时代，大多数人信奉的是“物质至上”的信条，他们忘却了那些先人留给我们的经典，抛弃了精神上的家园，在现代生活中日渐沉沦。

    商业文明倡导的是声色犬马的感性生活，而经典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倡导的则是庄敬平和的理性生活，因为理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理性文化倡导个体要在精神层面上实现自我，而不仅是在感官层面上满足自我，更不是放纵自我。

    经典在文化上的价值，表现于熏陶一种正当人格的养成，同时经典具有调理人心、救治商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的作用。我们所提倡的经典，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从整个人类的文化史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孔子讲“天道远，人道迩”，这里的人道即社会伦理，这是个体的人实现其自身价值的社会基础，假使一个人完全独立于社会之外，那么他的所有价值都将无从说起。

    重读经典，除了儒家的传统经书，如众所周知的“四书五经”之外，还应包括先秦诸子的著作，如使《庄子》、《子》、《韩非子》，以及历代的诗词歌赋等。这些经典著作都是使人能够暂时从纷纭扰攘的商业社会中抽身而出的良师益友，让人能够浸润于文化的氛围之中，感受作为人进行理性思维的愉悦。

    经典的能量是巨大的。重读经典的时候，你能时时感受到，原来理性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它渗透在字里行间，浸润着读者的心灵，纵是作品诞生在一百年前甚至更久，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同时，也不得不感叹，历史竟是如此的相似，不分年代，不分国界，许许多多的情感、行为、错误、经验竟然是一样的，在经典的世界里人们能在几个世纪前找到自己的知音，也能在历史的无限循环中看到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

    近几年来，呼唤重读经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现实中的重读，不过只是少数文化人不时的呼吁和偶尔见诸媒体的几篇报道，并没有形成实际的风气。朱自清先生早在1942年就这么写道：“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又务。”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国民对于其本国的经典都应抱有这么一种态度，这也是一个人加强自身文化修养的起码标准。所以，我们这代人，都应该重读经典。

    倡导经典，同时就是在倡导道德、法律和度诚，就是在倡导和谐社会。重拾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经典，让心灵穿越千年的障碍与前贤沟通，从书中找到属于我们当代的瑰宝，让我们的步伐与时代同步，与经典偕行。

（摘自百度文库《重读经典》）

窗前的树

张抗抗

①    我的窗前有一棵树。

    ②那是一棵高大的洋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的四楼的窗户。

    ③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树浓阴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夜，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

    ④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就因着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

    ⑤洋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决不喧哗。又过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震，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树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

    ⑥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

    ⑦洋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

    ⑧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文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轻松。

    ⑨夏的洋槐，巍巍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它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号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它翻滚，它旋转，它战栗，它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它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暗的瞬间，却窥见它的树干始终岿然。大雨过后，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⑩那个时刻我便为它幽幽地滋生出一种感动，自己的心似乎也变得干净而澄明。雨后清新的湿气萦绕书桌徘徊不去，我想这书桌会不会是用洋槐树木做成的呢？否则为何它负载着沉重的思维却依然结实有力。

    ⑪洋槐伴我一春一夏的绿色，到秋天，艳阳在树顶涂出一抹金黄，不几日，窗前已被装点得金碧辉煌。秋风乍起，金色的槐树叶如雨纷纷飘落，我的思路便常常被树叶的沙沙声打断。我明白那是一种告别的方式。它们从不缠缠绵绵凄凄切切，它们只是痛痛快快利利索索地向我挥挥手连头也不回。它们离开了槐树就好比清除了衰老抛去了陈旧，是一个必然，一种整合，一次更新。它们一日日稀疏凋零，安然地沉入泥土，把自己还原给自己。它们需要休养生息，一如我需要忘却所有的陈词滥调而寻找新的开始。所以凝望这棵斑驳而残缺的树，我并不怎样觉得感伤和悲凉--我知道它们明年还会再回来。

    ⑫冬天的洋槐便静静地沉默。它赤裸着全身一无遮挡，向我展示它的挺拔与骄傲。或许没人理会过它的存在，它活得孤独，却也活得自信，活得潇洒。寒流摇撼它时，它黑色的枝条俨然如乐队指挥庄严的手臂，指挥着风的合奏。树叶落尽以后，树杈间露出一只褐色的鸟窝，肥硕的喜鹊啄着树枝喳喳欢叫，几只麻雀飞来飞去到我的阳台上寻食，偶尔还有乌鸦的黑影匆匆掠过，时喜时悲地营造出一派生命的气氛，使我常常猜测着鸟们的语言，也许是在提醒着我什么。雪后的槐树一身素裹银光璀璨，在阳光还未及融化它时，真不知是雪如槐花还是槐花如雪。

    ⑬四季的洋槐树便如一幅幅不倦变幻的图画，镶入我窗口这巨大的画框。冬去春来，老槐衰而复荣、败而复兴，重新回来的是原来那棵老槐；可我知道它已不再是原来的那棵槐树了——它的每一片树叶、每一滴浆汁，都由新的细胞、新的物质构成。它是一棵新的老树。

    ⑭年复一年，我已同我的洋槐度过了六个春秋。在我的一生中，我与槐树无言相对的时间将超过所有的人。这段漫长又真实的日子，槐树与我无声的对话，便构成一种神秘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