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

                                                                                         葛兆光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天”仍然是判断与理解的基本依据。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就可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在人们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

   “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更加明确地被一些基本的数字概念所表述，而这些概念又被具体化为一些可以操作的技术，于是“天”与“人”之间就被联系起来。首先是“一”。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宇宙的中心、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其次是“二”。“二”即阴阳，既可以指日月、天地，也可以指君臣、上下，以及从阴阳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再次是“五”。在《吕氏春秋》中，思想家曾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这说明人们普遍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顺序地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顺序地吻合五色的轮次。这种数字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

     沟通天地人神的权力仍然被少数术士所掌握。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于有某些特殊的禀赋与训练，拥有与神秘世界对话的能力，人们需要通过他们与天、与神灵、与祖先交流。

      当时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有以下几类。一是生命。铜镜铭文这样的考古资料透露了秦汉时代人们的生活观念，看来当时的人们相信人是可以不死的，不过也相信人之永恒极其困难。如果说铜镜铭文、帛画、画像石中的神仙内容及秦汉方士的求仙寻药炼金活动，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期望和想象，那么很明显，他们也努力地探索过人体的奥秘与医疗技术，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等，就反映了人们的焦虑和忧患。正是在这种期望和想象、焦虑和忧患中，人们逐渐形成了生死观念。二是幸福。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对幸福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和世俗化，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被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永生）所取代，“富贵”与子孙“繁衍”成了更现实的追求，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的字样就是明证。三是国家。当诸侯国家日益消亡或削弱，各种文化区域日趋混融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时候，人们开始彼此认同。“天下”一词在当时是一个较纯粹的政治概念，当人们逐渐有了更广泛的地理知识之后，人们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于是又常常使用“海内”一词。“海内”一词在当时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疆域的代名词，凡是生活在海内的人，凡是有共同语言、习俗、观念与服饰的海内人，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在人们心目中确立了。

埃博拉病毒为何难“破”

    西非地区的埃博拉疫情引起全球关注。但其实，人类早在1976年就发现了埃博拉病毒。近40年过去了，科学家为何仍未研发出针对这一致命病毒的特效药物或疫苗？破解埃博拉到底难在哪里？

    首先要从埃博拉病毒说起。这种病毒很难对付，对实验室中的培育环境要求极高。相关实验必须在高安全防护措施的实验室中才能进行，而具备这样条件的实验室在全球范围内数量有限。

    其次，埃博拉虽然是一种致命病毒，但客观地看这种病毒其实很少见，它的传播范围基本上就集中在西非地区，很多人以前甚至没听过这个病名。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格雷戈里•哈特尔所言，“由于史上埃博拉病例出现不多，此前医学界并未像研发艾滋病疫苗一样存在迫切压力。”

    而且埃博拉疫情的暴发时间不规律，不像某些病毒性传染病有特定的季节性，因此也就无法预知和防范。这就导致研究人员测试新疗法的机会也相应减少。

    此次西非三国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暴发了迄今最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截至目前报告的确诊和疑似病例总计1000多例，这与常见的疟疾、登革热等传染病相比，规模要小得多。而此前许多年，埃博拉在西非地区基本上只是零星感染。

    此外，缺乏经济效益也是针对埃博拉的特效药物或疫苗迟迟无法研制出来的原因之一。埃博拉药物或疫苗研发需要巨额资金，其销量却很有限，肯定没有私人企业愿意投资。英国雷丁大学病毒学家本•诺伊曼就说，“做埃博拉这种研发，对于任何一家医药公司来说，从经济角度看都是不可行的，因为企业要考虑到经济利益”。

    目前，主要是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的政府在资助埃博拉病毒的研究，而发达国家政府资助相关研究并非因为这是一种常见传染病，往往是出于防范生化袭击的考虑，其成果也很难扩散到企业。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针对埃博拉病毒的特效药或疫苗研发一直进展很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托马斯•弗里登就曾表示，至少一年内不会出现针对埃博拉病毒的有效疗法和疫苗。直到这次西非暴发严重的埃博拉疫情，相关的研发才开始加速前进。盘点全球，目前正在研发的少数几种埃博拉药物或疫苗，主要集中在美国，但尚无一种完成严格的临床试验。据媒体报道，美国陆军资助研发的一种埃博拉药物已经在猴子身上显示出理想效果。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传染病专家弗雷德•海登谨慎评价说：“这种药物应该能行，因为动物模型（显示有效），但是，除非在人体中进行临床试验，否则谁也不知道。”

    至于疫苗，美国政府资助研发的一种疫苗虽然已经在灵长类动物中取得了理想效果，但人体注射后效果如何、安全剂量是多少尚不可知。加拿大一家公司与美国政府签署了1.4亿美元的合同研发埃博拉疫苗。但早前，他们在健康人身上进行接种试验时，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叫停，理由是还需提供更多疫苗安全信息。

    眼下，医务人员面对埃博拉出血热患者能做的就是：减轻高热、呕吐、腹泻等各种症状，保证患者不脱水。埃博拉病毒虽然致死率高，但如果感觉不适时及时寻求医疗救治，有些患者仍有机会康复。

    那么这些尚未经过大规模人体临床试验的药物或疫苗，在当前西非疫情大暴发之际能先行使用吗？对此科学家分歧严重。

    病毒发现者之一、现供职于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彼得•皮奥特认为，鉴于这次西非疫情史无前例，应该认真考虑是否采用试验性药物或疫苗。但也有很多专家表示，使用任何尚未经过大规模人体临床测试证实安全性的疗法或疫苗，都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而且很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

    世卫组织发言人哈特尔也说，目前阶段，世卫暂无计划要推动在西非疫区投放任何试验性药物或协助开展任何临床试验。

    近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激活拒绝令一事，让自主创新的议题备受关注。不少人提到的“缺芯少魂”一词，也让自主研发计算机操作系统的问题，进入公众视野。

    如果说芯片是计算机和互联网信息世界的硬件“神经中枢”，操作系统则是让计算机硬件具备“灵魂”的基础。作为最基础、最底层的计算机软件，操作系统十分重要，有了操作系统，冰冷的机器才有“生命”，人们才有机会赋予其更多功能。长期倡导自主开发操作系统的倪光南院士做过比喻，操作系统就好像地基，应用程序就好像地基上的房子。谁掌控了操作系统，谁就掌握了小到一台电脑、大到一个网络的“开关键”，甚至可以在需要的情况下去掌控所有的用户信息和操作行为。因此，操作系统事关信息技术竞争力，更关乎国家信息安全。

    研发出一款国产操作系统，像微软 Windows系统一样供广大用户使用；是我国科技人员的夙愿。经过刻苦攻关，我们取得了包括银河麒麟、普华操作系统等在内的一部分成果。不过，研发一款通用的操作系统并广泛应用，难度超乎想象。以 Windows系统为例，有人甚至用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来形容其研发工程之庞大。而且， Windows还经历了多个版本的更新，每一次升级也耗费了不少成本。

    然而，一款操作系统的成功，蕴藏着巨大价值。它能构建起一个包括硬件开发者、应用软件开发者和用户在内的上下游生态链条和产业空间，围绕操作系统形成“生态圈”。同时，这也为后来者构筑了壁垒：即使研发出新的操作系统，也很难再去改变既有格局。正如有人说的，除非出现颠覆性的机会，否则很难改变这种现状。

    奋力自主创新、实现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的突破，才能真正维护网络安全，加快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当年王选院士立足创新前沿，自主攻克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不仅改造了传统铅字印刷行业，还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电子出版产业。回溯改革开放40年，正因唱响了自主创新的主旋律，我们才创造出网络大国、科技大国的气象，也才拥有了向网络强国、科技强国进发的底气。今天，我们亟须开启新一轮全球视野下的自主创新浪潮，让芯片、操作系统以及高端制造装备等关键领域不再有“卡脖子”的隐忧。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在近日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领导人强调，“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筑牢自主创新的理念和信念，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我们的科技强国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摘编自余建斌《开启全球视野下的创新浪潮》，《人民日报》2018年4月25日）

材料一：

    据新京报报道，2019年11月3日，北京市朝阳医院急诊科接诊了两例患者，其体检样本经中国疾控中心检测，于11月12目中午确诊为肺鼠疫病例。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所有开设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即日起重点筛查发热门诊就诊患者。

    自2019年11月12日至2019年11月15日，在传播媒体中共有与鼠疫事件相关信息49，491条，其中来自微博的相关信息最多，总计26，295条，占比53.13%。据舆情发展趋势显示，事件于11月12日晚发酵，13目热度达到顶峰，在北京市卫健委回应后，关注度逐渐下降。

    此次事件中，“是否出现传染患者”“如何预防鼠疫”“鼠疫如何传播”成为网友舆论的焦点，“病例”“北京市”“患者”等词出现频率较高；因媒体的科普， “旱獭”、“跳蚤”也成为了大家热议的主题词。此次事件中，中性情绪占比82.21%，负面情绪占比17.18%。

(摘编自新浪网)

材料二：

    鼠疫又称黑死病，属于甲型传染病。鼠疫起病急、病程短、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未及时治疗的情况下病死率可达50%-80%。个人防范应注意防止跳蚤叮咬，避免接触动物尸体，避免密切接触肺鼠疫患者；如突现发热、寒战、淋巴结发炎肿痛或呼吸急促且伴有咳嗽或血痰等症状，应及早就医。如今已有有效药物对症治疗鼠疫，尽管鼠疫会造成极高的死亡率，但是鼠疫杆菌对外界抵抗力较弱，对干燥、高温和一般消毒剂都很敏感，阳光直射或摄氏100度煮沸1分钟均可杀死细菌。最有效的对症治疗药物是抗生素，主要是链霉素。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鼠疫治疗都表明，链霉素是对付鼠疫的首选药物，无论对哪一型鼠疫都有效，只是用量对应不同鼠疫类型有差异。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用药量大，腺鼠疫及其他各型鼠疫用药量较小。不论哪一型鼠疫，早期、足量给药，再加上一般性治疗，如急性发热期病人应给予易消化、高蛋白、高维生素的流质或丰流质饮食，肿大淋巴结的局部治疗初期多采用冷敷法，就可以有效治疗鼠疫。

    历史上导致人们大量死亡的鼠疫，主要是因为没有特效药物和有效隔离，即便在1910年发生的东北大鼠疫还没有键霉素等特效药，但通过隔离和一般性治疗也能战胜鼠疫。在今天，鼠疫当然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与链霉素可以一起使用的还有四环素、庆大霉素、丁胺卡那霉素、氨霉素、唑诺酮类反磺胺等多种有效药物。总而言之，在预防措施到位以及有效的药物治疗前提下，对于鼠疫我们已经无须“谈鼠色变”。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警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锡林浩特市公安局网安大队民管在日常工作巡查中发现，一网民“燚某”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一则关于：鼠疫的谣言信息称：“过两天可能内蒙古鼠疫爆发，现在我们身边已经不止那两个人被确认为鼠疫了。” 鉴于该微博内容敏感，舆论负面影响严重，有可能引起市民恐慌，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立即责成网安大队展开调查，经与相关职能部门多方核查后，确定该微博内容不属实，并第一时间将涉及散布谣言的李某依法传唤至锡市公安局接受调查。

    经查，李某道听途说他人传染鼠疫的信息并未核实发到自己的微博，该信息夸大事实、严重偏离事实真相，李某本人对其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供认不讳。

(摘编自头条网)

8月，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内的石蒜（Lycoris radiata）陆续开始冲破土面，迎来每年的高光时刻。它们在烈日下高高地举起一支支花序，在碧绿的草地上绽放出艳如火球般的花朵——这是独属于植物的“多巴胺穿搭”。

“石蒜”这个名字对多数人来说比较陌生，但它在佛教中的名称——“曼珠沙华”，以及在日本文化中的名称——“彼岸花”，却凭借着独特的神秘感令人印象深刻。石蒜在分类学上隶属于石蒜科石蒜属，其拉丁属名“Lycoris”来源于希腊神话中海神Nereus和Doris的一名女儿【答案】

（50位海仙女之一）的名字“Lycorias”，而其种加词“radiata”则指的是辐射状。石蒜的花呈鲜红色，每个伞形花序有花4～7朵，花被裂片向后反卷，并在边缘有因皱缩而形成的波浪形裙边。它的花蕊细长且略向上弯曲，长度明显长于花被裂片而伸出于花冠，像是一位位穿着华丽舞裙的舞女，展开柔若无骨的双臂，舞姿轻灵，步步生莲。

石蒜同它在厨房中的亲戚“大蒜”一样，隶属于石蒜科，但石蒜在石蒜属，大蒜却在葱属，因此石蒜并不是一种“大蒜”。它的鳞茎内有多种生物碱，虽不可直接食用却有很好的药用价值。例如，其中的石蒜碱具有一定的抗癌活性，同时具有抗炎、解热、镇静及催吐功效，而其中的加兰他敏和力可拉敏则是治疗小儿麻痹症的重要成分。石蒜属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约10个可育的二倍体物种，而我国是该属的分布中心，属内约90%为中国所特有。这些物种的花色囊括常见的红色、金色、黄色、白色等，甚至海滨石蒜（Lycoris insularis）还会出现迷人的蓝色渐变。

石蒜的叶片呈狭带状，混生在草丛中时十分不起眼。每到春夏交替之际，石蒜的叶片便会慢慢枯萎，进入一个短暂的休眠期。由于夏季足够的高温以及充沛的雨水，石蒜的种球会在某一日突然苏醒，如同雨后春笋般迅速地举起一支支的花序绽放美丽的花朵，直至花果期的落幕。石蒜的叶片会在秋季重新萌发，形成一轮循环，即“花叶老死不相见”的奇妙特征。正因如此，民间寓意它为“相念相惜永相失”，赋予它一种“永远无法相见”的悲伤。无独有偶，在西方国家，由于这种独特的生长方式，石蒜属的物种又被称为“Magic lilies”或“Surprise lilies”——“奇妙百合”。另外，因为它总是在风雨之后开花，故也有“Hurricane lilies”——“飓风百合”之称。

石蒜常见于我国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多生长于林下山坡以及溪沟边。得益于基部用于储存营养的肥大鳞茎，石蒜对环境有着很强的适应性，因此自古以来泚常有人家在房前屋后种植。此外，石蒜还有强大的无性繁殖能力，即使将其鳞茎切割，只要基部仍保留一部分根盘，即可重新生根，开始生长。因此，即使是在田边地头等有强烈人为干扰的环境之下，也常能看到成片的石蒜。

石蒜被古人唤作“金灯花”，因独特的造型以及艳丽的花色而得名。北宋著名诗人晏殊曾作一诗来赞美金灯花——

金灯花

兰香爇处光犹浅，银烛烧时焰不馨。

好向书生窗下种，免教辛苦更囊萤。

在晏殊的这首诗中，他将金灯花与兰香、银烛相比，赞叹金灯花集诸多优点于一身，弥补了兰香焚烧时不够亮堂、银烛燃烧时没有芬芳的缺点，若是能种一些在书生的窗外，便可免去其囊萤夜读的辛劳。诗人用浪漫又夸张的反衬手法衬托出金灯花开花时香气四溢且又明艳动人的景象。实际上，包括忽地笑在内的多数石蒜属植物几乎没有香味，反倒是小部分种类如长筒石蒜（Lycoris longituba）有淡淡的香气。

艳丽奇特之花自古就是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对象，而石蒜因独特的生活习性，更是被文人们赋予了诸多比喻象征意义。例如，在唐代，金灯花有“俗恶之花”之称，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卷十九》有言，“金灯一曰九形。花叶不相见，俗恶人家种之，一名无义草”。而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则在《金灯草赋》中描述它为“出万枝而更明，冠众葩而不群”，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对它的赞美。

时至今日，国内的花卉市场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外来“石蒜”，常见的如原产于南非的尼润石蒜属（Nerine，有趣的是，该属名来源于希腊神话中50位海仙女的统称“Nereid”）。它们不仅开花时有叶，而且花瓣厚实，花期非常持久，花瓣表面在阳光下甚至能呈现出如珠宝般的璀璨光泽，因而也有“钻石百合”的别称。此外，尼润石蒜的花径也相比石蒜更大一圈，在鲜切花市场上深受花艺师的喜爱。而在2021年切尔西花展中惊艳全场的“Amarine”[由尼润石蒜属与孤挺花（Amaryllis belladonna）跨属杂交而得]更是以大花、丰花的特点令人赞不绝口。

石蒜虽美，但莫要随意折枝。如果皮肤接触其花秆流出的汁液，一些过敏体质的人会产生过敏反应，所以在观赏时需尽量避免触碰和误食。华南植物园内石蒜属植物有石蒜和忽地笑两种，前者在8—9月盛开，游人若是错过，可在9—10月观赏花期较迟的忽地笑。

（摘编自《红艳似火的“彼岸花”，是属于夏末初秋的热烈》）

材料一：

1835年9月，达尔文乘“贝格尔”号航行到加拉帕戈斯群岛时，在岛上发现一些羽毛颜色暗淡的雀形目鸟类。后来，英国鸟类分类学家Gould在研究达尔文收集的鸟类标本时发现这些雀形目鸟类是一些以前没有描述过的新种。达尔文也因此受到了启发，在《物种起源》中论述道：“这些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生活的雀形目小鸟实在令人感兴趣，它们由一个种分化出来而适应了不同的生活环境。”这些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雀形目小鸟促使达尔文产生了生物进化的思想，后人为了纪念达尔文就把这些雀形目小鸟称为达尔文雀。

达尔文雀隶属于雀形目燕雀科，一共14种，其中13种分布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另一种分布在距加拉帕戈斯群岛600km的可可岛上。达尔文雀羽毛颜色均为暗色，体形相似，体长7-12cm不等，种间最明显的区别是喙部的形状和大小。据考证，这14 种达尔文雀是在过去的100万年至300万年间由同一祖先进化而来。

达尔文指出自然选择往往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得以实现，人们很难通过科学观察和实验进行自然选择和进化方面的研究。然而，达尔文雀提供了自然选择的最好范例。

(摘编自邓文洪、郑光美《达尔文雀与生物进化》)

材料二：

1938年12月，28岁的英国帅小伙大卫·拉克和他的研究团队登上了圣克里斯托巴尔岛，研究不同种“达尔文雀”的繁殖和觅食行为。每天上午他外出观察这些小鸟，下午则捕捉个体尝试进行圈养，看不同种之间是否会发生杂交。正如达尔文曾指出的那样，“达尔文雀”非常温顺，不怕人而易于接近。这些“很傻很天真”的鸟，是拉克在野外非常难得的理想观察对象。

1939年4月，拉克一行和4种共计40只地雀一起来到美国旧金山的加州科学院。从4月底至9月初，拉克在加州科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等地的馆藏做研究，还专程去大英博物馆检视了达尔文当年采集的标本，最后他竟总共测量了近6400号“达尔文雀”标本！根据掌握的翔实资料，拉克很快撰写出了题为《加拉帕戈斯地雀亚科形态变异研究》的专著。而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面对同样的原始资料，194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了拉克的新作《达尔文雀》，书中竟得出了几乎完全不同的结论！

拉克在第一本书中依据野外观察和标本测量数据对“达尔文雀”的分类进行了修订，并把主要篇幅放在了阐述种间以及种内变异上。比如喙的大小和形状在不同种之间和同一种但分布于不同岛上的种群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异。受到当时主流观点认为亚种之间形态差异不具备自然选择上的适应性的影响，拉克在“达尔文雀”身上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认为上述差异主要是在不同种间生殖隔离当中发挥作用，即同种的雌鸟主要通过喙型来识别同种的雄鸟。而生活在大达夫尼岛的中地雀和克罗斯曼岛的小地雀由于具有介于两种之间的喙型，而被认为可能是杂交的产物。

在回到达丁顿会堂学校又教了一年中学生物之后，拉克开始为军方工作，主要是与其他科学家一道为刚刚投入实战不久的雷达提供智力支持。在这期间，生态

学上一项名叫高斯原理②的理论引起了拉克的注意，并最终改变了他关于“达尔文雀”的研究结论。他明确地指出竞争导致了“达尔文雀”在食物资源利用上的分化，产生了已知的14个种和它们形态各异的喙。以地雀①为例，在同时有大、中、小地雀的岛上，3种鸟喙的大小都不重叠，对应着取食大小不同的种子。而大达夫尼岛的中地雀和克罗斯曼岛的小地雀喙的大小却介于两种的正常值之间，这两个小岛上各只有一种食种子的地雀，因此表现出了竞争释放，即在缺乏竞争者时物种会拓展实际的生态位。就是说这两个岛的中地雀和小地雀可以选择利用的种子大小更为多样化。拉克的新书用形态学、生态学和行为学方面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予以佐证，并揭示了地理隔离和生态位分化在物种形成上的重要作用。

稍显遗憾的是，拉克的新书更多提供的还是一种描述性的结论，定量性统计分析有限。比如，尽管他指出了对食物资源的竞争是主要的演化驱动力，但却没有提供大、中、小地雀在取食种子大小上是如何分化的例证。又如，他指出了对于同域分布的种群而言，生殖隔离是最后形成物种的关键一步，却没能说清楚究竟是何种机制导致了生殖隔离的实现。这些遗憾被开始于34年之后并延续至今的一项长期研究弥补。

对“达尔文雀”的研究，研究者们手中的工具从达尔文时代的猎枪，到拉克的望远镜，再到后来的雾网和录音机，发展到了今天的基因组高通量测序仪。对于“达尔文雀”的认知，既有最初达尔文的慧眼未识珠，也有拉克两本著作之间观点的骤然转变，更有另一个研究团队42年的荒岛坚守。在生态学和演化生物学的研究中应当去追求长期的开放式的持续工作，因为从逻辑上来讲，演化及生态过程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尽头。

(摘编自Robbi《迈入基因组时代的“达尔文雀”传奇》)

【注】①地雀：达尔文雀的一个类群。②高斯原理：又称竞争排斥原理，是指在一个稳定的环境内，两个以上受资源限制的、但具有相同资源利用方式的种，不能长期共存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