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专家委员会最新的报告指出，20世纪全球海平面已平均上升了10～20厘米，现在，海平面每年在上升0.08英寸（约0.2厘米）。然而，按目前全球各个国家对石化等能源的使用情况推算以及南极和北极格陵兰岛冰川融化的情况来看，到2100年，海平面还要上涨9～88厘米。

    海平面升高不仅仅威胁到一些岛国人们的生存，而且也影响到北极因纽特（爱斯基摩）人的生存。早在2004年初因纽特北极联合会主席谢拉•瓦特•克劳蒂尔就说，北极冰层的融化威胁着因纽特人的人权。全球不断增高的温度正在威胁着因纽特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狩猎动物，如海豹、鲸鱼、海象和北极熊。因纽特人狩猎是在北极的永久性冻土上进行的，但融化使得建筑垮塌，永久性冻土变成一触即溃的滑溜泥塘。近几年许多在永久性冻土上狩猎的因纽特人便因为滑入薄冰下的深海而溺死。而联合国气候专家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还提示，这种危险会越来越严重，到2100年夏天，北冰洋将在更大的范围变成无冰海面。

    在阿拉斯加、加拿大、格陵兰和俄罗斯境内生活着155000名因纽特人，全球变暖带给因纽特人的麻烦还有很多。一些研究证明，在海洋动物如抹香鲸体内发现了一些杀虫剂残余，最多的是DDT、多氯联苯（PCBs）等，这是陆地人们大量使用杀虫剂的结果。大量的杀虫剂残余随着江河和降水流向大海，全球的各种海域无一幸免，研究人员从全球各海域捕获的鲸鱼组织样本中都查到了较高浓度的杀虫剂残余。这也意味着在其他海洋生物中也可能沉积着各种杀虫剂残余，因此加拿大的因纽特人已经被多次警告不要再吃海鱼。对于以鲸鱼、海象、海豹等为生的因纽特人，等于是切断了他们的食物来源，他们真的是处于生存还是死亡的边缘了。

    由此看来，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升高对因纽特人的长远威胁不亚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许多岛国，因纽特人的生存权也直接受到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的威胁。

    1953年，日本水俣湾附近发现了一种“怪病”，称为“水俣病”。这种病症最初出现在猫身上，病猫步态不稳，抽搐、麻痹，甚至跳海而死。不久，陆续发现了患这种病症的人。患者步履蹒跚，手足麻痹乃至变形，神经错乱甚至死亡。后来发现，这不是传染病，而是工业废水排放污染造成的公害病。水俣湾一家化工厂生产氯乙烯和醋酸乙烯使用了含汞的催化剂，排放的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汞。其中有的是甲基汞，有的是无机汞，而无机汞会与水体或水生物的有机物反应生成甲基汞。甲基汞的脂溶性非常强，可以在生物体内逐渐富集并通过食物链最终进入人体，被肠胃吸收，侵害人的中枢神经细胞。公司和政府对水俣病的认定只考虑直接接触甲基汞所导致的症状，而这种症状与甲基汞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所导致的症状不完本相同。因此，只有部分水俣病患者获得认定。

水体中汞污染是人类健康的隐患。因为水中的微量汞，经过水中食物链（如：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小鱼→大鱼）的逐级转移，在食物链顶级生物体内可以富集到数千至数十万倍。以美国金枪鱼罐头为例，1953年含汞量为0.08PPM［注］，到了2005年就增长至1.79PPM。对以鳖鱼和鲸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法罗群岛居民的追踪调查发现，他们的血汞含量可能是全世界人群中最高的，达到6PPM。鱼类体内的汞主要为甲基汞，其百分比随鱼龄增加而增加，一年生的鱼所含汞中的甲基汞的31%～35%，8～12年的鱼所含汞中的甲基汞为67%～100%。在一般情况下调查和监测鱼类的含汞量，对于了解水域汞污染程度十分必要。目前全球人为活动向大气排放的汞达2000吨/年。汞很容易蒸发到大气中，并且能够随着空气团作全球范围的迁移，在大气中停留几个月甚至一年。在不同的条件下，它会发生沉降，并在当地食物链生物体内聚积。由于汞的这种属性，它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为全球性污染物，是除了温室气体外唯一一种对全球范围产生影响的化学物质。

    我国是汞生产和消费大国，十分重视汞污染防治研究。有研究表明：中国汞污染的健康影响途径与其他国家不同，不能照搬欧美研究成果评价中国汞污染情况，如在北美和北欧地区，某些鱼类体内的汞浓度具有一定的指标性意义，但我国贵州即使在汞污染较严重的地区，鱼体内汞含量却相对较低。另有研究发现：汽车尾气中的汞进入到空气中后，可以被植物吸收，因此路旁植物中汞的含量要高于公园中的植物；北京市汞污染的主要来源是煤和汽油燃烧的汞释放、化工厂的汞排放，贵阳市的汞污染原因则是土壤高汞背景值以及原煤汞含量高。

    垃圾焚烧是汞污染的又一个主要来源。垃圾中的汞主要来自电池、体温计、日光灯等，如果能对含汞废弃物采取比一般生活垃圾更严格的处理措施，将有利于减少汞污染。

［注］PPM：即百万分之一。

植物的“眼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植物学家认识到，植物除了能利用阳光进行光能合成外，还有更多的功能。植物通过许多复杂手段获取并解读阳光携带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反映了周围环境的变化情况。植物不仅能感觉到其他植物的存在，并以各种方式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存几率，而且还能通过阳光确定春天是否已经来临，冬天是否已经结束。通过阳光，种子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发芽，成年植物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开花。

    植物的开花过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大多数植物能做到与季节变化保持高度一致。如果白天时间太长，某些种类的植物就不会开花；而另一些植物只有在白天持续足够长的情况下才会开花。观察结果表明，植物能随着季节的变化估算出白天的变化长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它们必须会区分白天和黑夜，测量时间长度，综合各种信息。植物真的具有这种能力吗？研究表明答案是肯定的。就像植物通过受光体测量光线一样，它们也能测量时间，准确地说是通过生理钟来测量的。

    早在很多年前，植物学家就已认识到，光在决定植物的生长速度和开花时间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那时的科学家认为，光合作用是促进植物生长的关键因素。目前许多科学家认为，这个结论有些过于简单化。实际上植物不是通过聚集光的能量，而是通过搜集和加工光携带的信息来促使其生长。虽然植物没有感觉器官来感知光，但其体内的每个细胞内都生有受光体。受光体就像它的眼睛，能使植物感觉到光的存在、强度、持续时间、方向以及颜色的相对比率。

    光携带了大量信息，而植物能够解读这些信息。植物是通过“研究”白色环境光（由各种颜色组成）开始解读光所携带的各种信息的。叶绿素有选择地从白光中吸收颜色或波长。绿叶能吸收大部分红光和蓝光，并通过叶片反射，传播一种被称做“远红光”的光线，这种光的波长恰好在可见范围之外。

    植物不仅能测量各种颜色的密度，而且还能测量某种颜色配对的比率。科学家们曾做过一项实验，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植物通过测量红色与远红色之间的比率能“看见”其他植物叶子的阴影。这一观点认为，植物所处的环境如果过于浓密，其他植物反射的远红色光就会增多，而吸收的红色光就会减少。因此，植物只要检测出红色和远红色光之间的比率，马上就会知道它是否被遮挡了。

    随着植物视觉系统的发现，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植物在分子层面的工作原理。地球上的大部分生物都适应了一天24小时的循环形式，植物当然也不例外。大部分生理过程都是按一天的生理节奏进行的，早在1930年，德国生理学家欧文·勃宁就认为植物通过其体内的生理钟测量一天的长度。但是生理钟并不像机械钟那样准确，其循环周期只是大致接近24小时。因此，生理钟必须不断进行调整，以与太阳的循环周期保持同步。植物的感光受光体就起这种作用。

    1998年，植物生物学家史蒂夫·凯和他的研究小组第一次鉴定了一种能让植物生理钟保持同步的受光体。这些分子就是光敏素和隐秘色素。植物学家克林·皮特恩认为，生理时钟直接促进植物生成一种能对光的季节变化产生反应的分子。同时他又指出，无论是这种分子还是受光体都无法单独发挥作用，二者必须结合起来才能促使植物开花。

    植物学家对近来取得的成功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发现了植物通过一个复杂的信号网络使其生长与环境变化保持一致的秘密。

（选自《百科知识》2009年第18期，有删改）

    在土卫六建立人类殖民地的想法或许听起来有点疯狂。它的温度接近零下300华氏度（约合零下184摄氏度），空中降下的甲烷和乙烷汇入碳氢化合物海洋。尽管如此，土卫六可能是太阳系里唯一适合建立永久性自给自足人类定居点的地方。

    我们是在以全新视角也就是生态视角研究了这颗行星后得出这一结论的。我们分析了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居住地并在周边地区搜寻相应的环境。

    我们基于科学、技术、政治和文化因素勾画出的殖民情境让每个愿意思考人类遥远未来的人都可进行一场思维实验。

    我们预计人的本性会保持不变。未来的人类将具有和当前一样的欲望和需求。他们的家必须有充足的能源、宜居的温度并能免受宇宙辐射等太空严酷环境的伤害。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视月球或火星为人类的下一个居住地。虽然月球或火星看起来是比较合理的目的地，但却有硬伤。它们都没有磁层或大气层的保护。银河宇宙射线（GcR）轰击着月球和火星表面，人不能长期在它的攻击下生活。

    这种强大辐射的致癌性早已为人所知，而过去两年里的研究又发现了一个可能更严重的危害一一脑损伤。GCR包括运动速度接近光速的铁原子核等粒子，它们能破坏脑组织。在地球上，我们靠大气层里的水来挡住GCR。

    在火星之外，潜在的家便在木星和土星的卫星之中。可选卫星有几十个，但胜出者显而易见。

    土卫六是最像地球的天体。土卫六是太阳系里除地球外唯一表面有液体存在的天体，土卫六上的甲烷和乙烷湖泊看上去与地球上的水体惊人地相似。土卫六的天空会降下甲烷，偶尔填满沼泽．，一堆堆固态碳氢化合物看上去非常像地球上的沙丘。

    就防辐射而言，土卫六有由氮构成的大气层，比地球大气层厚50%。地表大量的固态和液态碳氢化合物可以很方便地用作能源。虽然大气层里缺少氧，但地表下的水冰可提供氧气，氧气可用于呼吸，也可与碳氢化合物燃烧充当燃料。

    土卫六上很冷，但由于其大气层很厚，居民无需穿压力服，有保暖服饰和呼吸器就行了。住房可用地表取之不尽的资源制成的塑料来建造，圆形屋顶可充入温暖氧气和氮气。因施工简单，室内空间可以很大。

    土卫六居民不必时时刻刻待在家里。土卫六上的娱乐机会是独一无二的。比如，你可以飞。重力弱加上大气层厚使人可以插上翅膀飞翔。翅膀掉了也不必担心，降落很容易。土卫六上的终端速度是地球上的1／10。

    我们怎么去土卫六呢？当前还去不了。遗憾的是，我们恐怕也无法安全抵达火星，因为没有更快的推进系统就没法限制在太空中飞行的时间，也没法控制GCR辐射剂量以防宇航员受到过度伤害。无论是前往火星还是土卫六，我们都需要更快的推进系统。去土卫六尤其如此，因为这趟行程目前需要七年时间。

（《参考消息》2016年11月29日）

    时间如风，星移斗转，天道无穷。节气是自然时令，它依据的是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过程中，因所处位置的关系，接受阳光照射角度、时间的不同，而带来的一系列天文物候变化。中国人很早就根据自然时间节律，发明了“二十四节气”时令体系。它起源于黄河流域，以黄河流域的天文物候为依据。早在春秋以前，人们已用土圭测日影的方法，测定了春分、夏至、秋分与冬至四个节气点，后又推算出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时间。战国时期，“二十四节气”已经出现，在《逸周书》中有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序列，只是个别名称位置不同罢了。

    “二十四节气”时令是我们先民认识天地自然时序的时间框架，它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生产生活的时间指南。古人认为“二十四节气”运行的内在动力是阴阳二气的流转，不同的节气时令，阴阳二气在天地中处于不同的位置。由于阴阳二气分别代表寒冷与温暖的气候属性，万物的生命周期亦与节气时令相关，春生、夏养、秋杀、冬藏是“天之道”，围绕着这一天道信仰，不仅圣人要“副天之所行以为政”，以春庆、夏赏、秋罚、冬刑来对应天道，就是普通人的生活起居也要依照四季时令的阴阳特性来安排，因此形成了针对特定节气时令的信仰、禁忌、仪式等。

    在节气时令中，饮食保健的内容令人注目，它是我们祖先岁时生活的经验总结。传统时令饮食原则是：必先岁气，毋伐天和。《黄帝内经》认为：春省酸增甘以养脾气，夏省苦增辛以养肺气，长夏省甘增咸以养肾气，秋省辛增酸以养肝气，冬省咸增苦以养心气。即按照四季阴阳二气升沉流转与五行属性，调整饮食性质、内容。

    节气时令是自然节律，也是传统中国人亲近自然的季节提示。人们依照春夏秋冬的天时，安排着四季的活动。如霜降，霜降之后秋收结束，农人停止劳作。《礼记·月令》：“霜始降，则百工休。”这既是顺时，也是因为天冷不便于工程或手艺制作。

    冬至之后进入酷寒时节。这对保暖条件简陋的古人构成了严重威胁，人们是掰着指头度日的。为了纾解在冬寒胁迫下出现的心理危机，挨过漫长冬季，从寒冬看到春日的希望，人们很早就发明了“数九九”的游戏。从宋元开始，《九九歌》就流传于南北各地，至今流传的“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就是这一歌谣体的延续。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二十四节气”世代相传，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二十四节气”具有生活节奏的提示与生活方式的调节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自觉地传承这一文明财富，尊重自然时间，尊重生命节律，从机械的物理性的钟表时间中解放出来，享受色彩斑斓的自然时间生活。

（摘自萧放《“二十四节气”与民俗》，有删改）

    ①安慰剂就是没有有效药物（食品、化学）成分的一种制剂，对于病人和受试者只起一种心理作用。安慰剂有没有作用，作用有多大，能不能对病人使用安慰剂，怎样使用等，便涉及到对人道和是否合乎生命伦理的评价。医学和心理学的试验和临床结果表明，安慰剂是有一定作用的，可以稳定病人的情绪，使其心态平和，衣食起居正常，从而调动身体潜在的免疫功能，抗御病魔。使用安慰剂争论的焦点是，安慰剂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是虚拟的，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是给人一种假的第二信号的作用，这种没有实质内容的刺激当然无论怎样也不可能起到与真正药物相同的作用。所以，在临床治疗中一般这是在各种药物和治疗手段都不起作用后，才使用安慰剂，对病人说只是一种最新最好的药物，起到调节心理稳定情绪的作用。使用安慰剂是为了试验一种药物是否管用。但是当安慰剂并不能治疗疾病而病人的病情在恶化时，是否还使用安慰剂，这就涉及科学试验第一还是人的生命安全第一的问题。

    ②从2000年初到年底，北京协和医院和上海几家医院对病人进行了一种治疗心衰的药物——达利全的疗效试验，其中就涉及到对一些病人使用安慰剂。所有病人都是在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后才进行双盲试验的。试验分为服用达利全的治疗组和服用传统药物的对照组。但是在试验进行到一大半时出现了另一种结果，治疗组的死亡率比对照组的死亡率降低了35%。这时就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到了研究人员面前，继续试验，当然能获得达利全这一药物的所有基本数据和疗效结论，为以后大规模投入临床使用获得详实的指标。但也就意味着对照组的病人不能获得有效治疗的机会，最后产生更多的死亡。而停止试验则可以挽救病人生命，但却得不到这一药物的完整试验资料。在生命和健康重要还是获得技术和知识重要面前，指导北京和上海各家医院进行药物试验的临床伦理委员会经过几年讨论后，最后作出了符合伦理的选择，终止试验，让对照组病人也服用疗效好的达利全，以挽救病人生命和保证病人的健康。这样的研究和试验正是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最大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