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生不逢时的完美人格

    朱自清的一生，如同一根紧绷的弦，从未松懈；又如同上紧的发条，无比精准。他的一生，极其认真。

    朱自清写作时，往往要先细心斟酌后才会动笔，往往写完无须修改。但因为注重质量，他每天最多写500字。所以，他的清贫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写得太慢。《荷塘月色》中提到了蝉鸣。有人写信给朱自清，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写信向昆虫学家请教。后来又两次亲耳听到月夜的蝉声，他才相信自己没有写错。为此，朱自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他不断地学习，以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平时，他也坚持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日记，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在教学上，朱自清也是极其认真。比如，他开设的选修课“文辞研究”只有王瑶一个学生。尽管这样，朱自清仍然如平常一样地讲授、考试。在工作上，朱自清做事原则性很强。他在辞去图书馆馆长职务准备办理移交时，特地将一个不称职的馆员辞退。朱自清说：“我不能把确实无法胜任图书馆工作的人留给继任的图书馆馆长，让我充好人而继任馆长当恶人。”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执教23年，担任系主任16年，开了16门课，是对清华中文系学风影响最深的人。如今，清华园里的“荷塘月色”和“自清”亭，为这个理工大学增添了一抹人文色彩。

    人，应该怎么样度过这一生？1916年，刚刚成年的北京大学预科学生朱自华在思索这个问题。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处于关键阶段，战事正隆。当时的中国，因为袁世凯去世，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时期。这样的时代，称之为乱世并不过分。在父亲的勉力张罗下，朱自华举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妻子武钟谦是名医之女，温柔贤惠，善于持家。作为结婚礼物，父亲为朱自清置办了一件紫貂皮大衣——《背影》里的紫毛大衣即是。然而，在大学期间，为了买一本《韦伯斯特大字典》，他将这件紫貂皮大衣当掉了。

    为了明志。朱自华改名“自清”，以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保持清白，不同流合污。朱自清顺便把表字也一并解决了，他以“佩弦”为字，时刻警策自己。为了达到自清的目的，便于自我反省，朱自清每天都写日记。但后人从他的日记里，感受最深的却是清贫。他的日记，几乎就是一部民国知识分子贫困史。朱自清从1924年7月28日开始记日记。翻开日记第一页，就是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 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

     “七七事变”后，朱自清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昆明时期，物价奇高，他不得不开源节流。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因饭菜粗硬、食无规律，胃病长期不愈，日记中常常看到胃病发作的文字；穿，则常年不添新衣，一度经常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成为联大一景。至于开源，则是拼命写文章、做兼职。因为经常借不到钱，朱自清不得不和当铺打交道。在1942到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地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窗帘。为此，朱自清没少受奸商的气。

    1945年夏天，抗战临近胜利，据友人回忆，47岁的朱自清已经衰老得令老友感到吃惊。

    当时，法币急速贬值，到1948年的时候，买一包纸烟都要几万块钱。朱自清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国民党政府为了平息高级知识分子的怨气，向他们派发一种配购证，可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美国支援的面粉”。清华大学学生吴晗和其他人为了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号召大家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朱自清第一个在声明上签了字，并愤然地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1948年8月，朱自清的体重仅有38.8公斤。1948年8月12日，弥留之际的朱自清对第二任妻子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这成了他的遗言。

    朱自清去世时，钱包里仅有6万元，这点儿钱在当时连一个包子都买不到……

    一代散文大师，匆匆而去，背影长留。朱自清去世后，清华园第一次为一位老师去世降半旗志哀。友人是这么评价他的——“纯粹的君子”（沈从文）、“最完整的人格”（李广田）、“完美的人格”（叶圣陶）。

相关链接：

《声明》原文：“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生活趣事

    袁隆平老师的中国梦就是粮食增产，让十几亿中国人有饭吃，吃得好；进而让全世界七十多亿人有饭吃，吃得好。从他的梦想来认识袁老师，就能理解这位老科学家为什么总是精力充沛，锲而不舍地追求杂交水稻增产的新高度，就能理解国际水稻专家们为什么给他取名为“杂交水稻之父”，就能理解湖南省近两届省委书记为什么称他为“80后”，就能理解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总是身不离田间，被农民尊称为“米菩萨”。

     “米菩萨”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关于他的外语水平，有人误认为不过是“二两棉花——弹（谈）不上”，其实不然。1992年，我随袁老率领的代表团赴菲律宾参加第二届杂交水稻国际研讨会，并应邀在会上作报告，报告后留有十分钟时间给专家们提问。刚开始还比较顺畅，但当一位日本专家问到中国防治稻瘟病使用哪些农药时，我有点接不上。农药的名称有化学名、商品名、通用名，难记且不好发音。袁老师看到我面露难色，立即小跑着登上讲台，帮我救场。事后，我很感激地说：“我还没来得及喊‘救火’，消防员就跑过来了。”

早在1999年，经专业评估事务所评估，仅“袁隆平”这个品牌，市值就为一千亿元，袁老师早已是中国的名义“首富”，另外还拥有“隆平高科”百分之五的股份。足够多的钱，不图享受，而是用于培养、奖励杂交水稻研究的人才，显示出袁老师的人梯精神和人格力量。1994年6月，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举行的庆典活动上，袁老师将他所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的1.5万美元奖金全都捐献出来，设立“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首届颁奖评选出24人，他们是在艰难的开创年代大力支持杂交水稻研究和为推广杂交水稻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代表。

    我曾陪他去北京出差，在国家计委、科委、农业部等机关奔忙。付的士费时，如果跑的这趟车和杂交水稻项目有关，袁老师会争着付钱；倘若无关，任凭我怎么赖着他掏钱，他都是“冷水褪鸡——一毛不拔”。我笑着说：“都是办公事，何必泾渭分明。”他嘿嘿一笑。

     “文革”期间，袁老师还在安江农校教书，春播季节指挥生产的上级领导不顾寒潮南侵，命令限期完成稻谷播种任务，结果发芽的种谷全部烂在泥里。袁老师深感惋惜，就此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还应加一个“时”字，让生产领导者明白不违农时的重要性。这是何等科学合理的建言，可就是这个“时”字，差点儿被视为篡改“最高指示”。幸免这场大祸之后，袁老师自嘲：“只怪自己不关心政治。”

    长期的工作劳累，特别是水稻杂交试验与推广中要熬受日晒、风吹、雨淋，再加上饮食不定时，袁老师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肠炎。而他又最怕在医院耽误时间，好在他有个特殊单方：胃病发作时，吃糯米饭或糯米粑粑；肠炎发作时吃杨梅罐头。颇有临时性的疗效。袁老师的爱人邓哲随时为他备着这些“私家秘方”，连出国时也备以急用。我们都笑说：“袁老师用糯米粑粑向疾病抢时间！”

袁老师既是一个分秒必争忘我工作的科学家，又是一个喜乐善玩的乐天派。他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游泳、打麻将、下象棋、拉小提琴、打气排球、打乒乓球、开摩托车、驾驶汽车等，他都是行家里手，袁老师家住长沙市东湖街道，近年来，他年年参加社区的气排球比赛，特别喜欢与独居、空巢老人竞技，切磋球艺。他襟怀豁达，爱开玩笑，和蔼可亲。大千世界对他来说，“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有删改）

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张伟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后来又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

    这笔精神财富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这里。学生们从门口偶尔路过，能看到林庚先生正静坐在藤椅上，他的侧影清癯而安详。

    这些学生再也听不到林庚讲课了。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照钱理群的说法，“美得一上台就震住了大家”。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便倒下，大病一场。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张鸣说。

    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张鸣说。在他那间20多年毫无变化、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阳光从东、南、西三面的窗户里洒进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耳提面命，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

    这位曾经的北平现代派诗人、后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一生追慕的是“寒士文学”和“布衣感”。他推崇不在权贵面前低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尘埃。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骨气。他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不过，“文革”中林庚曾被选调入“两校写作小组”。这段历史，成为有人指责林庚的罪名之一。但钱理群向记者转述，在一次为一本古书做注的讨论会上，江青曾送给林庚一枝花，托他“转交夫人”。林庚不卓不亢，接过花，随手放在桌上，没有任何受宠若惊的表情。“这起码说明林庚先生的态度。他是温和的，他不是激烈反抗型的文人，这与他的性格，一向相符。而他对政治里的事情，原本并不清楚。”钱理群说。他认为，此前和此后，林庚与政治。再无半点瓜葛，可以作为一个证明。而林庚晚年的隐居，被钱理群看作“从根底上是自由的精神”。

    “在做人上，他是成功的。”钱理群评论，“相比一些在世时被推上高位，被别人供奉的人，林庚的结局是最美的。”

    “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却永远铭记。”钱理群说，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得到的最高评价。

（选自《民国那些人》，有删节）

相关链接：

①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②张鸣：北大中文系教授③袁行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

蒋天枢：师道的重量

    ①在近十年来围绕陈寅恪的推崇与传奇当中，他的受业弟子蒋天枢向人们透出一个清矍高瘦、若隐若现的身影。

    ②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③蒋天枢值得这种信赖。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蒋天枢在这种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见其为人之笃忠执着。

    ④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重托。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大概是“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大陆重新浮现之始。

    ⑤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因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后来，陈寅恪突然“走红”，很多人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重。

    ⑥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日见面中，一天，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

    ⑦接触过蒋天枢的复旦教师说，“程门立雪”这类传统，在蒋先生心中原是稀松平常之事，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

    ⑧有人评说，蒋天枢对老师的尊重，出于一种对文化的负载感，而这种负载感正是传自其师门。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⑨编撰陈寅恪“事辑”，蒋天枢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写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

    ⑩蒋天枢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陈寅恪有师生之谊，并且对自己入学前就已自沉的王国维也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王国维长王国维短”，即便语气中充满敬意，也会引起他的侧目。在他看来，说“王国维先生”已经大不敬了，何况直呼其名；至于他自己，当然恪守旧例，开口闭口“静安先生”。

    ⑪同系的名教授朱东润是个性情中人，一次开会，说到得意处随意评了几句“陈寅恪什么什么”，其实未见得有什么不敬之意。还没等在座诸人反应过来，蒋天枢从人群中拔身而起，指着他哼哼了几句，便拂袖而去，只留下朱先生哭 笑不得地摊摊手，连声“啧啧”，十足的难堪。

    ⑫如今复旦中文系的名教授章培恒是蒋天枢的弟子，除了做学问，他显然还受了先生关于“尊师”的教诲。一次，他随蒋先生外出办事，晚上完事后照例送老师回家。途中下了场大雨，车到教师宿舍大门，遍地积水，而蒋先生脚上穿的却是家常的布鞋。章先生提出要背蒋先生，全然不考虑自己也已直逼花甲了，蒋先生自然坚拒了。于是，老师蒋天枢跨出车门，洒脱地直奔寓所，学生章培恒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雨中着一双白袜跟在老师身后。

    ⑬蒋天枢在1979年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写的“题识”中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10周年，余亦老矣。”1997年，此书增订再版，章培恒在“后记”中引用了这段文字，随后心有戚戚然：“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已将近10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

    ⑭这些都不是虚辞，字里行间，透出师道的重量，后人读来，满页沉甸甸的。先生们都已经老了、逝去，师道传承，今日焉在？

选自徐百轲《民国风度》

豪迈洒脱蒙文通

    经学大师蒙文通，在执教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期间，有不少故事流传。现代成都的几位文史巨匠各具风采，蒙文通则是其中豪迈洒脱的一员。

    关于蒙文通的豪迈洒脱，留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他上课。蒙文通在讲课时，因为学富五车，每每刹不住车；讲到尽兴处，便不管什么下课铃声，照讲不误。往往等到下一节课的老师已经站到教室门口，蒙先生才不得不打住，收拾好几页讲稿。在一阵爽朗的大笑声中，学生们终于可以下课了。

    一把仙风道骨的长髯，可以说是蒙先生的标志之一。他的学生隗瀛涛曾这样描述：“先生身材不高，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三位一体之风。”这一根长烟杆，和长蒙文通一辈的林山腴的水烟袋，是老成都高校的一方风景，为学界所熟知。

    蒙文通喜欢听川剧，“杀馆子”，他的酒量也不算小，喝黄酒有两斤的量。他的朋友也并不局限在学术圈，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他皆有所交往，且对不同的人都一视同仁。在他眼中，商贾小贩，工人农民，和尚道士，只要人对了的，他都会与之海阔天空地摆龙门阵。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1933年，蒙文通经汤用彤推荐，到北京大学讲授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未料，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对蒙文通不感兴趣，蒙文通被解聘。这是他执教生涯中第一次被解聘，他还有一次被解聘是在川大，时间是抗战后期。当时某军阀执掌校印，行龌龊之事，将一干学者拒之大学门外，蒙文通却照常为学生上课，他对自己行为的解释霸道得很，他说：“聘不聘我是你学校的事，上不上课是我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

    耿介率直、我行我素是蒙文通性格的又一特征。他常言：“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学生有不同见解，他总是不回避矛盾，即使朋友之交亦如此。

    汤用彤、钱穆、熊十力还有蒙文通，间或还有林宰平和梁漱溟，在1933年的北京，几人有过一段谈学论道的美好交往。熊十力好辩，蒙文通亦口若悬河。其实，熊十力正用新唯识论驳斥其老师欧阳竞无的小说，蒙文通不以为然。二人唇枪舌剑，上下古今，旁征博引，每每由一个问题的争锋转入另一个问题的考辩，彷佛两位旗鼓相当的斗士，你来我往，不遑多让，让钱穆在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钱穆说：“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未几，二人“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缓冲”。

    然而争论归争论，二人却是相互推崇的。有一次，熊十力有事不能上课，学生们问谁来代替，熊十力答四个字：“蒙文通好。”

（摘自《华西都市报》）

相关链接：①就其论著的科学性质说，中国思想学术史占的比重最大，包括了先秦两汉的经学及诸子学，晚周、六朝、两宋史学，佛学中的禅学史和新罗学，道家和道教学等。他多年寝馈于宋明理学，历时既久，用力亦深。另外，还在中国古民族史、古地理学、巴蜀地方史、历代社会经济史各个方面，也发表了大批高质量的论文。（摘自《蒙文通先生的治学与为人》）②蒙先生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从不一登文学院长胡适之门，后来他被解聘。据钱穆先生说：“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 （摘自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

“力学之父”钱伟长

    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在苏州中学求学之时，钱伟长的父亲病逝，本来就家境贫寒的他，只能靠叔父（钱穆，著名学者）的接济才得以继续上学，因此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特别刻苦。除了白天抓紧时间学习之外，每天晚上学校熄灯以后，他还总要再自学两三个小时。钱伟长此后伴随一生的“开夜车”的习惯，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

    1931年，钱伟长考入清华大学，原本是要学习历史或者文学，因为这两科他的考分都是满分。钱伟长入学清华大学第二天，“九一八事变”爆发。那年清华的物理系，因为“九一八”，而变得十分的热门，新生中竟有五分之一的人想进物理系，但该系的名额只有十名，面对这些学生，系主任吴有训十分为难。

    物理只考了5分的钱伟长也在其中。晚年他回忆，当自己从广播中听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是因为中国没有飞机大炮，打也是失败的论调时，就火了，“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入物理系，要造飞机大炮。

    已经到北京大学任教的钱穆并不赞同他的选择，建议他还是继续家学渊源的历史学。钱伟长去找史学大家顾颉刚。顾颉刚满口赞成：“我们国家站不起来受人欺负，就因为科学落后。青年人有志于科学，我们应该支持。”钱穆便不再反对。

    为了说服吴有训，他那段时间每天都去吴的办公室软磨硬泡。吴早上八点到办公室，他六点半就等在门口。最后，吴有训被他的热情感动，决定让钱伟长先到物理系学一年，期末考试物理和高等数学成绩达到70分才可以继续学下去。

    这个没有难倒钱伟长。刻苦学习本来就是他的习惯，从清华大学毕业时，钱伟长已经成为物理系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吴有训也非常器重他，还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

    1956年我国第一次制定12年科学规划，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参与了这个规划制定。钱伟长在自己的计划之中，秉着在当时“国家需要什么就搞什么”的原则，提出五项科学计划：原子能、航天导弹，还有自动化、计算机和自动控制。这个计划遭到了数学、物理等多个基础学科约400来名知名学者的反对。但钱伟长坚持己见，并最终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计划顺利实施。

    为了国家的需要是钱伟长弃文从理的原因，也是他留洋求学的初衷。1940年1月，他考取了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出发前，四叔钱穆特地从苏州赶到上海，为他送行，钱伟长告诉钱穆，出国绝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而是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和钱伟长一起出国留学的学生，和他有着相同的想法，钱伟长后来回忆说，当时大家在甲板上都立下誓言，凡是每人出去所学的那门学科，回国后国家就不用再派人去留学了。

    为国家学习的动力激励着钱伟长，入校第一天他就定下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因为他和导师辛吉不约而同地研究同一个课题，于是他们立即合作，仅用了五十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这篇论文被收录在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六十岁祝寿文集里。那部文集里，也收录了爱因斯坦的论文，钱伟长一举成名。

    两年后，取得博士学位的钱伟长受冯·卡门邀请，到美国的加州理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之后，他又进入美国著名的喷气推进研究室工作，参加火箭和导弹试验。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优越。

    不过，当钱伟长听说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立即决定回国。1946年，钱伟长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机械系的教授。同时他还在其他三所大学里兼职任教，几乎包下了这些学校物理系中所有的基础课程。

    那个时候，教师的日子非常清苦，生下两个孩子之后，钱伟长不得不靠向同事借钱度日。1948年，他一度在当时尚未回国的钱学森的建议下萌生了举家移居美国的念头，他工作过的美国喷气推进研究所一直期望他回去。最终，钱伟长没有离开。

    之后一直到1949年的岁月里，钱伟长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力学系——开创了我国大学里第一个力学专业；出版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开设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该班学员，日后大多成为中国从事力学研究科学的领军人物。钱伟长被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便发端于此。

（摘编自2010年8月《中国周刊》，作者邓艳玲）

相关链接：①一次，钱伟长应邀给国内大学生讲有关学习问题时说：“世界上没有天才，人的所有才能都是后天获得的，学习就要勤奋刻苦”；他诚恳地告诉同学：“大学毕业后，我也没停止过学习……我现在每天学习时间还比你们多，我每天晚上八点开始，这是我的学习时间，不到凌晨两点我是不停止学习的……”钱伟长“活到老，学到老”，36岁学力学，44岁学俄语，56岁学电池学，64岁学计算机。（摘自百度《钱伟长的故事》）②钱伟长有思想、很独立，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教育科技体制照搬苏联时，钱伟长勇敢的站出来反对，并不惜用政治生命与之抗争。钱伟长妻子名叫孔祥瑛，是清华中文系的才女，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建国后，钱伟长又被错划成“右派”，遭受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妻子孔祥瑛在“文革”动乱中同样受苦受难，但他们始终相互扶持，一起度过了最落魄不堪的日子。这对世纪恋人共同携手走过了61年的风雨岁月，不离不弃。（摘自《武林军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