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赋采薇

戴安澜任第73旅旅长后，回顾多年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认定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部属努力，而部属的旺盛士气来自他们的爱国热情。他特意抄录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印发给各级官兵背诵吟唱，激发大家精忠报国的爱国热忱。

为了抗战大业，戴安澜摒弃党派成见，团结爱国人士。《自由报》记者宗祺仁前来采访，与他彻夜讨论时局，探讨国共合作抗日的未来，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这时有人提醒戴安澜，说宗是共产党，须多加提防。他坦然答道：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战，何防之有？宗是否共产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新闻记者，写过许多真实感人的报道，有卓越的见解，我们正缺少这样的爱国志士。几天后，他还把自己的军事著作交给宗祺仁修改并题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决定派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当命令到达时，已升任第 200师师长的戴安澜高唱《满江红》，并向官兵宣讲诸葛亮远征的事迹，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激励官兵。赴缅途中，他激情满怀，赋《远征》二首以明志。其一云：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其二云：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入缅不久，日军主力迫近东瓜，军长杜聿明决定集中主力击溃日军。戴安澜立下誓言：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国威之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这时，英军突然撤走，我方援军未至，形势危急，戴安澜决心以身报国。他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他给夫人王荷馨写了绝命家书：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望你珍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面对日军发动步兵、炮兵和空军联合进攻，狂轰滥炸，施放毒气，戴安澜率部同仇敌忾，顽强战斗，抗击四倍于己的日军长达十余日。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成表示：近代立功异域，扬中华声威者，以戴将军为第一人。日本人战后回忆时也承认：该部队自始至终战斗意志旺盛．虽是敌军，但令人佩服！自司令官饭田中将以下各将官无不赞叹其勇气。

东瓜保卫战虽然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但因盟军失利，缅北战局急转直下，腹背受敌的远征军被迫突围。这时，英国要求远征军申请难民身份，以便英国军队收容。戴安澜发誓：我戴某人宁愿与日寇战死，绝不苟且偷生。于是率部进入缅北野人山，向祖国方向艰难跋涉。就在部队到达离祖国最近的一条公路时，突遭日军伏击，他立即命令分散突围，激战中，戴安澜胸腹中弹，时值缅甸雨季，大雨滂沱，部队既要突破日军堵击，还需忍饥挨饿，穿越荒山密林。1942年5月26曰，他们行至缅北茅邦村，戴安澜伤势恶化，以身殉国，年仅38岁，弥留之际，参谋长问他下一步的行动路线，这时他已不能说话，手指地图，示意部队从莫洛过瑞丽江向北回国，又让人扶着他面向祖国注视许久，安然而逝。

（空格）戴安澜牺牲后，遗体由官兵抬回国内，渡过瑞丽江后，乃将遗体火化，骨灰装入小木箱，这一情景感动了沿途民众，一位老华侨痛心地说：寿材这么小，怎能配得上将军的英名与地位？随即捐出自备的楠木寿材。腾冲县长率全县父老乡亲万人，沿街跪迎将军灵车。随后，国民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美国总统罗斯福追授戴安澜懋绩勋章。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举行安葬仪式，中共领袖毛泽东派人送来挽诗：外辱需人御将军赋采微。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堂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朱德等也敬献挽词、挽联。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并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遗嘱颁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摘编自茅海建主编《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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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我之际要看得平，平则不忮；功名之际要看得淡，淡则不求；生死之际要看得破，破则不惧。人能不忮不求不俱，则无往而非乐境，而生气盎然矣．（戴安澜赠部属各官长题词）

②军人一般以彪悍为荣，但是戴安阑与众不同，他多才多艺，熟读文史，精通琴棋书画，如果不是因为战乱和外敌入侵，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位儒雅名士，但国家危难却把他的命运引上另外一条路．（戴复东等《我们的父亲戴安澜》）

甘惜分的探路人生

    1716年，廿惜分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的一个穷苦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年仅16岁的他就不得已辍学，成为一名乡村小学的普通教员。

    年轻的甘惜分求知若渴。为了与先进思想保持同步，他倾尽微薄的工资，多方订阅来自上海的进步读物。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与甘惜分邂逅，并在这个历经苦难的年轻人心底触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还在山沟里时，我就已经从上海的进步书报里面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那时候上海都是些进步知识分子，比如说李公朴等人。”

    如果说进步书报为甘惜分提供了影响深远的价值观启蒙，那么两位重要人物的引导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观形成。其一便是甘的表哥、知名共产党人熊寿祺，彼时已投身革命多年的他，经常以通信的方式教甘惜分学习马克思主义；而另一位便是甘中学时代的老朋友熊复，这位初中毕业后便去上海读书的伙伴，不仅与甘惜分志趣相投，而且也通过书信拓宽了好友的革命视野。

    进步书报与良师益友，潜移默化地促成了甘惜分的思想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甘惜分从事的新闻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血气方刚的甘惜分开始以实际行动“闹革命”。

    1946年，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和谈期间，甘惜分跟随军代表前往大同采访，初入新华社不久的他为了获得新闻线索，冒着被特务发现的危险行走街市，观察各方动向。“在大同，我看见日本鬼子穿着军装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我二看就生气了，日本鬼子不是投降了吗，还这么神气？”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甘惜分回忆起这个令他义愤填膺的片段，“这件事让我觉得，新闻不一定要采访什么人物，有时候，就是用眼睛看一看，到处走一走，就会发现新闻。”回到后方以后，甘惜分很快写出了<大同——日本投降者的乐园》《尴尬的嘴脸》等通讯，引起广泛重视。就这样，通过在一线工作中培养起的专业嗅觉，他慢慢形成了一套从实践中总结出的新闻方法论。

短短两年间，甘惜分从一个新闻“门外汉”成长为采编一线的“顶梁柱”。回顾这段生涯，他认为，成长的关键在于“每天研究新事物，研究新华社，也研究地方实际”。

    对于那个年代的前线新闻工作，甘惜分有自己独到的感触——

    “老实说，在晋绥边区的时候，无论是《晋绥日报》还是新华社晋绥分社，有些同志由于没读过马列著作，对工人生活的了解、对农村社会的了解，到底还是不一样的。我那时候就想，幸好我读过《资本论》，这些书不容易读的咧！因为当时我们的环境是农村环境，不是资产阶级坏境，我们接触的也不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对于了解这些关系很不利。”

     1954年，38岁的甘惜分离开了一线新闻岗位，奉调先后到北大和人大任教，为社会主义新闻教育事业奉献才华，主要讲授新闻理论。“五十五年我都在大学教书，不会纵横捭阖，不会上下其手，只会钻书本，但我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书呆子，我是一个读书严谨、务求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书呆子’。”甘惜分这犀利的黑色幽默，分明也是对自己率真性格最真实的写照。

    从教几十年，甘惜分如今俨然已经成为新闻学界的“老祖师爷”，其亲自指导的博士生虽然不多，但每一位都是当今新闻传播学界的精英翘楚：全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童兵，人大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清华大学教授刘建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燕南，广电部门的王锋、王甫……怪不得有诗赞云：“大禹惜寸君惜分，满园桃李苦耕耘。舆坛多少擎旗手，都是程门立雪人。”

（摘编自2016年1月14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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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战火中走来的甘惜分经历了旧时的苦难，也经历了新中国的风云，从家乡四川到延安，从记者到教师，他把探寻真理当作毕生的追求。“吴天罔极持泰斗，千古流芳传精神。”这是后学们致意这位新闻战线老前辈的挽联。“我反对那些把我称为。泰斗，的人，我只是一个执著的新闻规律探索者。”甘惜分曾在回忆录里说。（2016年1月15日《北京青年报》）

②今天用“民间报纸”这个词，．觉得很别扭。我们共产党党报本来就是民间报纸。第一，1949年以前，我们共产党在全国来说就是在野党，我们的报纸属于民间报纸，不是官报。第二，我们的报纸始终如一代表人民利益，是人民代言人。但是1949年以后，我们党在全国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的党是全国的执政党，我们的党报是执政党的报纸。尽管我们天天说我们的党报同时也是人民的报纸，但逐渐有了不少“官”气，同广大人民之间逐渐加大了距离，群众不大喜欢看它了。（选自《人民网（甘’惜分访谈>》

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同时，他又矛盾地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事致使工作被耽误，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一分灵感，九分汗水；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这正是马尔克斯成功的秘诀。

    马尔克斯热情谦和、平易近人，是难得的古道热肠。他与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拉美文豪）的“恩怨情仇”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然而，他从未在略萨走向诺贝尔文学奖的道路上使绊。2007年，适逢《百年孤独》诞生40周年、自己80岁生辰，他主动向略萨示好，请后者为新版《百年孤独》作序。

    上世纪50年代，他曾流亡巴黎，寄居在一家小客栈的阁楼中。当时他穷困潦倒，不仅付不起房租，就连一日三餐也无法保证。后来，当他不得不离开巴黎、流亡墨西哥时，房东放了他一马。万万没想到，这个一文不名的穷书生30年后会带着一大沓钱连本带息加倍地专门回来补交房租。当时，房东已经过世，房东太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接待了马尔克斯这个“唯一记得来补交房租的人”，并说她不想也不能收这个钱，因为她被来者的诚信感动，同时也要替天上有知的丈夫做一件大事：对世界文学尽一份力！

    1982年，他辗转联系上心仪已久的嘉宝。嘉宝是电影史上的“默片女皇”，他青年时期的偶像，但那时已然是个无人问津的孤独老妪。马尔克斯的造访使她喜出望外，他们促膝长谈。见马尔克斯不断用手揉他的眼睛，嘉宝便戴上老花镜、取来放大镜。原来是一根睫毛掉进眼睛里了。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

    然而，当终于有中国出版方斥百万美元巨资买下了《百年孤独》的版权时，它同时也成了中国不少年轻人“死活读不下去的作品”。年轻读者正渐行渐远，他们不再关注马尔克斯及其所代表的伟大的文学传统。除了《百年孤独》，其实马尔克斯的其它作品，甚至中短篇小说也乏人问津。

    斯人已矣。文学的伟大传统呢，如今安在？作家的丰富遗产呢，也许只是聊作谈资、偶尔被人一提罢了。（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文中称马尔克斯），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在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4月18日，病逝于墨西哥城，享年87岁。②略萨与马尔克斯可以说是一生的朋友和敌人。早年略萨与马尔克斯是亲密无间的好友，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两人开始决裂，决裂的原因也一直被认为很诡异。1976年马尔克斯到墨西哥参加电影首映时巧遇略萨，马尔克斯上前打招呼，略萨一记老拳将马尔克斯打倒在地。2007年，两人和好。

国药大师——金世元

     “博学”是所有和金世元接触过的人对他最深的印象，只要是涉及中药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实践经验，他都能一一解答，因此许多人都尊称他为“国药泰斗”。

    金世元，1926年12月出生于北京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时，父亲送他去了一家私塾读了七年的国学经典。

    1940年2月，14岁的金世元到北京药庄当学徒。做学徒的当年，金世元便开始学“炒药”。一口大铁锅放到灶上，底下柴火一烧，烟熏得眼睛不停地流泪，手上烫起泡是常有的事。“炒药“中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炒姜炭了。炒姜炭既要忍受火烤，还要忍受呛嗓子的强烈刺激。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很多黄烟，并带着一股强烈的姜辣的刺激味道，让人涕泪俱下，就连流的汗都是黄色的；等到姜炒成黑炭冒黑烟时，脸上、身上流的汗水全都是黑的。学徒三年，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晚上还要看药书，背《汤头歌》、《四百味》。三年学徒，金世元脏活累活抢着干，且虚心求教、认真观察、处处留意，不仅了解了诸如饮片炮制、成药制作等中药制药的全过程，而且掌握了一些中药制药的特殊技巧和方法。当然他也记住了老师傅常对他说的一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还是做学徒的当年，他被选送到北京市中药讲习所系统学习中医药学知识。白天在药庄干活，晚上徒步往返20多里到讲习所，师从中医名宿汪逢春、赵树屏等。两年时间他风雨无阻，准时到讲习所专心听老师讲课，认真做笔记，并刻苦攻读中医典籍，这为他从事中药事业、钻研中药学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7年金世元以优异成绩通过中医师资格考试，获得了中医师营业执照。他不顾个人利益得失，放弃开业行医，继续从事自己的中药事业。

    1961年金世元调入北京卫生学校，创建中药专业。他亲自选编教材，主讲中药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文革”期间，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他白天干农活，晚上写书，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29万字的《中成药的合理使用》一书，为指导临床中医正确辨证用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金世元，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唯一的中药学指导老师，2012年与王水炎院士合作担任“医药圆融”导师，2013年被遴选为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作为一名教师，在教授学生专业技术之前，他首先要求学生树医德，守药德，并让学生将此作为从事中药工作的基础。他还注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认识中医药文化。从教50余年，金世元桃李满天下，硕果结四方。

    1985至1990年间，金世元根据自己多年临床应用的有效处方成功研发出“射麻口服液”，不久又与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合作，将著名中成药“乌鸡白凤丸”以新工艺研制成口服液剂型，两种药均被卫生部审核批准投产供应市场。

    1995年至1998年，金世元被聘为中药鉴定专家，参与全国中药材市场整顿工作。他以精湛的鉴别技能和丰富的炮制经验对制售伪劣药材和违反炮制规程的行为予以当面揭穿，为净化、规范中药市场，保障百姓用药安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保证药品质量，金世元几乎走遍了全国主要的中药材基地，在考察中还对各地中药材栽培进行技术指导。为了提高药商的药材鉴别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伪劣药材对人体的危害，金世元还为各地的药商们讲授药材的鉴别知识。为了把自己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毫不保留地传给后人，金世元先后主编了专业著作30余部，先后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到2017年，金世元已经从事中药工作77年了。在这77年的风风雨雨中，金世元为中药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全部心血，也获得了党和国家给予的崇高荣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术”代表性传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国家基本药物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回眸自己的一生，金世元感触良多：中药是大自然的精华，人也必须依赖大自然才能生存；人与中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关系；药如人生，中药不仅能治病，制药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教人、育人。

（选自三户町的《国药大师——金世元》，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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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呢，主要就是带学生。带学生，有四句话的嘱言：“热爱中药事业，恪守职业道德，继承传统文化，发扬优秀精华。”

    我们中药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它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面对的顾客是病人，病人吃药并不只是解决痛苦，更是抢救生命。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说做这项工作，必须得有德。

工作七十七年，我没有过念头要改行，选择了这项工作，我就志笃意坚。

（摘编自金世元在《开讲啦》第216期的励志演讲）

飞向远方的“金孔雀”

    30岁的她，青春靓丽，自信阳光。祖国的蓝天，记录下她五彩缤纷的梦想——余旭，我国首位歼-10战斗机女飞行员，人称“金孔雀”。2005年9月，她考入空军航空大学，成为中国第八批女飞行学员；2009年，她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首都阅兵，驾机飞过天安门；2012年，她率先驾驶歼-10战斗机直冲云霄，成为我国目前4位歼-10战斗机女飞行员之一；她2次驾机亮相中国（珠海）航展，向世界展示中国空军的风采……不难想象，她的未来，或驾机捍卫祖国边疆，或成为宇航员遨游太空，注定成为世人瞩目的巾帼英雄。

    痛!永不退缩的“金孔雀”蓝天折翼

    “空军女飞行员余旭同志在飞行训练中不幸牺牲，我们失去了一名好战友……”11月12日，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发布了这一消息。

    人们怎能相信，就在前一天，她还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人民空军!67岁生日快乐!”可是，如今她却带着战机，带着挚爱的事业，把青春和梦想化作了永恒。

    2005年夏季，带着五彩的军营梦，带着振翅的飞行梦，余旭和35个女孩成为中国第八批女飞行学员。体能训练是第一道坎，跑步是每天必须课，一跑就是3000米。回忆“飞之初”的训练过程，余旭曾说：“不管每次训练多么辛苦，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退缩过。从来没有。”

    2009年，经过一轮轮考核，余旭最终和15名姐妹成为中国第一批战斗机女飞行员。毕业后，她参加的最为荣耀也最有挑战的任务，就是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首都国庆阅兵。4个月后，余旭以娴熟的技术驾驶着教8梯队三中队右二僚机，飞越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庄严检阅，并用彩烟把国庆盛典推向高潮。

    一次次高飞，记录着余旭的飒爽英姿；一次次任务，见证着余旭的永不退缩。她带着永不退缩的精神，和心爱的战机一起拥抱蓝天，一起挥洒自如，让生命之花在蓝天绽放……。

     “每个人的青春乐章中，总会留下动人的旋律和音符。女飞行员，是我在自己生命乐章中留下的一笔，我期待在飞翔之路上能多添几笔，把每一笔都当作书签，收藏在我生命的每一页中。”余旭在日记中写道。

    忆!激情四射的“金孔雀”蓝天翱翔

    由于会跳孔雀舞的缘故，余旭得了“金孔雀”的代号。军校报到时，她也曾带着五颜六色的布娃娃。但为了蓝天翱翔梦，她剪掉长发，把所有的颜色换成了空军蓝。

    2014年11月11日，广东珠海，在歼-10战机凌空而上的轰鸣声里，“八一”飞行表演队拉开了2014年第10届中国（珠海）航展的帷幕。队员们驾驶战机在机距不过几十厘米的“魔鬼编队”中俯冲、转弯、跃升、翻滚，赢得了观众们的啧啧称赞。在这次航展中，余旭作为女飞行员首次编入“八一”飞行表演队。我们看到的只是炫酷的动作，却不知道，她的身体要承受自身六七倍的载荷。今年11月，余旭再次亮相中国（珠海）航展，做出了更多花式动作：剪刀交叉、双机绕轴滚转……观众席中，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撩一下短发，回头一笑；酷酷的样子，充满阳光。人们记住了你的模样，那是中国女军人最美的风采。人们都在期待，下一届的航展上，依然有你熟悉的身影，看到你一飞冲天的自信……

    余旭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时候也会去羡慕身边的同龄人，但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不一样，职业也不一样，我们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我觉得青春真的是无悔的。”

    盼!人们怀念的“金孔雀”何时归来

    今年中国（珠海）航展，是余旭生前最后一次公开亮相。面对镜头，她自信地说：“我会把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 那空中的伞花，怎会是你最后的身影?      

    为了飞行，入伍最初的4年，余旭只回家过3次。过年时，母亲问她回不回家，她安慰母亲，“我迟早会回去的，我根在那里。”而如今，她突然离开了，再也无法回去。2014年中国（珠海）航展，是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现场看她的飞行表演。然而，她却很少有时间与母亲在一起，匆匆见一面，就又返回去训练了。更多时候，母女俩只能靠电话和微信联系。如今，天人永隔，怎能忍受失女之痛。

    余旭，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在等着你平安着陆。

    余旭，你知道吗?你的战友，你的跑道，等待着你的返航。　　

    余旭，你知道吗?你的善良和美丽，成了朋友们永恒的记忆。

    有人说，生命的最后，余旭一定是微笑的，因为她不惧生死，她把生命献给了最爱的飞行事业。余旭曾说：“要想飞得更高，就要把地平线忘掉。”可是，这一次，她却忘掉了地平线，再也没有回来。

    金孔雀，天堂中的你，也许正在酝酿着凤凰般的涅槃，重整行装再出发。等着你，换羽归来……

蔡澜：名流才子的“什锦”人生

    1941年，南洋新加坡邵氏“大华戏院”的戏楼上，一个可爱的婴儿呱呱坠地，父亲给其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蔡澜”，听起来像“菜篮”。戏楼、买菜的篮子，冥冥之中注定了蔡澜一生和电影与美食密不可分。

    儿时，蔡澜的家住在戏院楼上，父亲蔡文玄是邵氏电影公司在南洋的发行主管，兼“大华戏院”的经理，电影伴随着蔡澜整个的成长过程。当时新加坡分华校和英校，各不交对方语言。为求听得懂电影对白，蔡澜上午念中文，下午读英文。

    父亲蔡文玄还是位诗人，很喜欢文学。经常买一大堆书回来给儿女们放在地上，随儿女们挑选。姐姐蔡亮喜欢教育类的，哥哥蔡丹喜欢做生意的书，而蔡澜则偏爱看希腊神话、《天方夜谭》这些古古怪怪的书。

    电影和书都看的多了，与众不同的感触也越来越多。年仅14岁的蔡澜写了一篇影评《疯人院》投给《南洋商报》，没想到报纸竟然刊发了，蔡澜很兴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被聘请为报纸电影版副刊编辑。蔡澜活得很潇洒，一拿到稿费，他就带着一帮同学去吃喝玩乐，夜夜笙歌。

    慢慢长大，蔡澜决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离开狮城，游历他国。因为爱好电影，而当时日本的电影很发达，他最终选择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

    1957年，蔡澜在日本读书的时候，看着他长大的邵逸夫先生对他寄予厚望：“那边刚好有一个经理要退休了，你正好可以接任。”于是，他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购买日本片到香港放映，又以影评家的身份，成为多届亚洲影展的评审员。当年邵氏电影愈拍愈多，蔡澜也经常游走于韩国、台湾地区，背包旅行。

    1963年，邹文怀先生自组嘉禾影业公司后，蔡澜被掉返香港，担任制片经理一职，参与多部电影的制作。因为太喜欢电影，蔡澜宁可不做导演，选择制片。他认为制片就是“校长兼敲钟”：制片要构思故事，请编剧写成剧本，同时，又要接洽适合此戏的导演、演员、工作人员，计算出详细的预算，还有配音、拷贝、做海报，也要参与讨论并给出意见，一直到安排发行，卖版权，片子在戏院上映，无一不亲力亲为。有时，蔡澜可以同时拍五六部戏，但他乐此不疲，在《城市猎人》《烈火青春》等20世纪90年代风靡亚洲的商业电影中，“监制：蔡澜”的标记十分常见。

    虽然从小看电影，大学念电影专业，第一份工作也和电影相关，还曾坦言自己最爱的是电影，但是蔡澜并不想把电影当做“终身工作”。1998年，老搭档何冠昌因心脏病辞世，再加上盗版猖獗、市场疲软，整个电影业，一年只有一两部电影卖座，其他都亏得一塌糊涂。蔡澜心灰意冷，忽然意识到电影再好，也是别人的事情，而他竟然为别人的事忙碌了40年！

    蔡澜放弃电影，重拾纸笔。《东方日报》的“龙门阵”、《明报》副刊、《壹周刊》上，皆有蔡澜的专栏。

    有关生活的吃住用行，蔡澜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文章，谈吃、谈喝、谈旅游，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但最广为人知的还是他关于美食的撰文。他将自己的好吃秉性，归结于父亲起名的“不慎”，大哥蔡丹，侄子蔡晔，“于是一家人正好拿着菜单（蔡丹），提着菜篮（蔡澜），去买菜叶（蔡晔）”，不爱吃，可能吗？因为“好吃”，蔡澜吃出了学问，吃成了与金庸、倪匡、黄沾齐名的香港四大才子。蔡澜一天的美食路线图是这样的：早晨喜欢吃面食，中午在外面吃不同的馆子。吃五六家才会诞生一篇美食文章，且从不白吃白喝，也不只褒不贬，坏的就说坏，反而让读者喜欢。

    尽管一路“吃吃喝喝”，他理想的人生境界却是如丰子恺、弘一法师。他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吃吃喝喝，以兴趣为工作的生活，是我一生的追求。”不是不是披星戴月地“讨”生活，不是百无聊赖地“熬”生活，以“享受人生”为正业的蔡澜对生活的态度是“玩”，在股掌之间玩出出神入化的境界。

    很多人都问过蔡澜：“电影人、美食家、商人，你究竟是做什么的？”蔡澜说：“我只想做一个人，这并不容易。做人就是努力别看他人脸色，做人也不必要给别人脸色看……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份互相的尊敬。所以，我不管对方是什么职业，是老是少，我都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