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贯穿于宋人生活中的繁忙景象。但冬夏揖别，秋去冬来，四季的花样年华在时间的秩序里却永无聚首之日，于是宋人把四季的花样叠拼起来，让每一个好景致定格在一个瞬间里。这便是宋代流行的“一年景”。

    “一年景”源于簪花。宋制：新进士赴闻喜宴时，要由皇帝赏赐鲜花簪戴。宋太宗在宴会上曾赐千叶牡丹给寇准簪戴，宋真宗也常常赐花给大臣簪戴，以示恩宠。皇家风尚，必风行民间，虽然品质层色渐次下流，不过，这正是民本主义所带来的从众的社会心理所致。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风俗记》里写道：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挑担走街串巷者亦然。《武林旧事》也有这样的记载：“妇人簪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不过供一饷之娱耳。”宋代女子还把应季的鲜花夹在书册中间，使之渐渐缩水为干花瓣，留作冬天簪发髻插花之用，宋人称之为“花蜡”。不过，干花易碎，亦不够鲜美，于是女子们仿制鲜花，称作“像生花”。“像生花”暗喻了一种努力对自然生命状态的模仿，对生命形式的尊重与审美，对自我与对自然外在的细腻体贴与平视。

    “像生花”可以做出一年四季的各色花朵，如果喜欢，就把一年四季的花朵都簪戴起来，“一年景”花冠便被热宠。然而，“像生花”也有贵贱之分。皇家花冠上的“像生花”大多用罗娟、金玉、玳瑁制成，《历代帝王图》所描绘的皇后服饰、仕女花冠恐怕是最昂贵的“一年景”了，最普通民女也恐怕只能自选力所能及的花料了。但宋人的花事，早已脱离了功利的羁绊，从皇家、士大夫到平民百姓，那份美丽已是每天生活里必不可少的精神点缀，是一种全民精神生活方式的呈现。“一年景”一直风靡至南宋末年。北宋靖康初年，京师妇女喜爱用四季景致为首饰衣裳纹样，从丝绸绢锦到首饰、鞋袜，“皆备四时”。京城人把这种从头到脚展示一年四季景物的穿戴，称为“一年景”。

    “一年景”在出土文物和宋画里更加风雅多彩。福建南宋黄升墓和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都出土了纹样精美的“一年景”丝织品。黄升墓墓主和德安周氏，都戴有高贵的头饰，梳高冠，插金钗银簪，罩金丝彩冠。依据宋人对“一年景”的热情追捧，彩冠上应该插满了四季的鲜花，不过除了金银财宝，鲜花已随墓主化为尘土了，想必正合墓主心愿，这便是鲜花的可爱处，不留恋，不永恒。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中，引用了张盐远《画评》说：王维画画，多不问四时，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应该说，王维早已将花中的“一年景”入画了，以此来宣泄他对自然的拥有，对生命的审美期待。

    既然人生如四季流转，美好的生命就不能成为被时间拉长的影子，亦不能任由时间分割。每一天都有一生的丰满，每一瞬间都有四季的奢华。“一年景”便是宋人以审美之眼对自然的独特把握，是在刻骨铭心处生长出来的生命态度，是一曲人生的欢乐颂。

（摘编自李冬君的《宋人嘉年华》）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

葛兆光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天”仍然是判断与理解的基本依据。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就可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在人们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

    “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更加明确地被一些基本的数字概念所表述，而这些概念又被具体化为一些可以操作的技术，于是“天”与“人”之间就被联系起来。首先是“一”。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宇宙的中心、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其次是“二”。“二”即阴阳，既可以指日月、天地，也可以指君臣、上下，以及从阴阳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再次是“五”。在《吕氏春秋》中，思想家曾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这说明人们普遍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顺序地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顺序地吻合五色的轮次。这种数字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

    沟通天地人神的权力仍然被少数术士所掌握。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于有某些特殊的禀赋与训练，拥有与神秘世界对话的能力，人们需要通过他们与天、与神灵、与祖先交流。

    当时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有以下几类。一是生命。铜镜铭文这样的考古资料透露了秦汉时代人们的生活观念，看来当时的人们相信人是可以不死的，不过也相信人之永恒极其困难。如果说铜镜铭文、帛画、画像石中的神仙内容及秦汉方士的求仙寻药炼金活动，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期望和想象，那么很明显，他们也努力地探索过人体的奥秘与医疗技术，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等，就反映了人们的焦虑和忧患。正是在这种期望和想象、焦虑和忧患中，人们逐渐形成了生死观念。二是幸福。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对幸福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和世俗化，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被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永生）所取代，“富贵”与子孙“繁衍”成了更现实的追求，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的字样就是明证。三是国家。当诸侯国家日益消亡或削弱，各种文化区域日趋混融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时候，人们开始彼此认同。“天下”一词在当时是一个较纯粹的政治概念，当人们逐渐有了更广泛的地理知识之后，人们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于是又常常使用“海内”一词。“海内”一词在当时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疆域的代名词，凡是生活在海内的人，凡是有共同语言、习俗、观念与服饰的海内人，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在人们心目中确立了。（本文有删改）

    青花瓷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与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重合，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航海与瓷器同时达到鼎盛，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从历史事实来看，郑和下西洋为青花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近三十年的航海历程推动了作为商品的青花瓷的大量生产与外销，不仅促进技术创新，使青花瓷达到瓷器新工艺的顶峰，而且改变了中国瓷器发展的走向，带来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郑和远航带来活跃的对外贸易，青花瓷也许会像在元代一样，只是中国瓷器的诸多品种之一，而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由此可见，青花瓷崛起是郑和航海时代技术创新与文化交融的硕果，中外交往的繁盛在推动文明大交融的同时，也推动了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

    作为中外文明交融的结晶，青花瓷真正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则是因为成化年间原料本土化带来了民窑青花瓷的崛起。民窑遍地开花，进入商业化模式之后，几乎形成了青花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种海外流行的时尚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的时尚，中国传统的人物、花鸟、山水，与外来的伊斯兰风格融为一体，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进而走向世界，最终万里同风，成为世界时尚。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而时尚兴盛则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因此，瓷器的演变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与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向多元社会的转型同步。瓷器的演变与社会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我们对明代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如果说以往人们所了解的明初是一个复兴传统的时代，其文化特征是回归传统，明初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那么青花瓷的例子，则可以使人们对明初文化的兼容性有一个新的认识。事实上，与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高峰密切相关，明代中国正是通过与海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和进步的，青花瓷的两次外销高峰就反映了这一点。第一次在亚非掀起了中国风，第二次则兴起了欧美的中国风。可见，明代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正是中外文明的交融，成功推动了中国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的转型，青花瓷以独特方式昭示了明代文化的演变过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例证。（摘编自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

读点诗词养点气

    中国自古就是诗的国度。悠悠中华几千年历史，延绵不绝的，是博大精深的古诗文对炎黄子孙潜移默化的熏陶。那些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引人入胜的深邃意境、凝练生动的优美词句、感人至深的诗家情怀，不仅传递着古诗词的韵律和丰富的情感，更为重要的是能使人读出浩气、骨气、地气、清气。读诗词，可以让我们学习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的气节情怀，汲取诗词歌赋的精神给养。

    读诗词养点浩气。南宋诗人文天祥的《正气歌》，就是浩然正气存乎天地之间的代表作，感情深沉、气壮山河，充分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李白有“澹然养浩气，欻起持大钧”的高歌，谭嗣同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坦然，陈毅有“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的自豪……有了些许浩气，心胸就豁达，境界就高昂，正如宋代诗人丘葵所言，“浩气养成天地小”。

    读诗词养点骨气。骨气是人之脊梁，无骨则无节。李太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郑板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及唐代诗人李颀“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的骨气，就是浩气、正气的延伸，也是做人从政的精气神所在。

    读诗词养点地气。古往今来，诗词之魂在“接地气”，没有地气的吟风弄月、自我欣赏，是没有多大生命力的。流传下来的诗词大多地气充足，滋养丰厚。从“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劳，到“位卑未敢忘忧国”之忧，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盼，到“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之安，无一不是生活的营养、人生的积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

    读诗词养点清气。清正廉洁是古之取士的标准，也是为官事政的要求。古代为官者多是文人出身，既崇尚清廉的操守，也持守清正的襟怀，自然也是我们今天亟待补充的从政营养。王昌龄坦荡胸襟，“一片冰心在玉壶”；李商隐谆谆告诫“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于谦剖心自勉，“要留清白在人间”“清风两袖朝天去”；王冕慨然挥毫“只留清气满乾坤”……宋代诗人龚日升概括得妙：“千首新诗，一轮明月，两字清廉。”

真诚呼吁大家读些诗词，丰富学识，提升境界，装点人生。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所有的人都习惯了一个现状，那就是在信息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是透明的。

    街道上密布的天眼监控摄像头记录着你所有的活动，在公安机关的监控大厅里，通过多个摄像头的联动，你的行走轨迹一览无余。出入机场、车站，甚至住店的信息都被完整记录着，传统意义上的隐私已经不再成立。买房、买车、子女入学，你登记的个人信息早已经泄露，人们早已经适应了隐私权被逐渐剥夺的信息化社会。

    但是，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服务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以人为本”。隐私权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基本权利，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以剥夺人类的基本权利为代价。恰恰相反，人工智能应该更好地保护人类的基本权利，其中就应该包括隐私权，这才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正确方向。

    在移动互联时代，我们普通用户的信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身份认证信息，例如我们的用户名和登录密码，另一类是我们的内容信息，例如订餐、打车、购物、租房等信息。身份认证信息必须由用户本人绝对掌控，不能让渡给任何商家，甚至也不能让渡给政府，这应该是人工智能的一条铁律。

    因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你的身份认证信息一旦泄露和被坏人利用，就可能遭受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甚至可能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如此重大的事项，绝不能相信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仅不能相信他们的诚信，也不能相信他们的能力。近年来出现很多知名网站泄露用户身份认证信息的案件，这些企业是有诚信的，但防护能力不够，被黑客抄了家。

    我们订餐、打车、购物、租房的内容信息呢？与身份认证信息不同，这部分信息就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为了享受人工智能的服务，有时必须得让渡出去。人工智能有智能感知、智能推理、智能学习、智能行动四个环节，而这些环节都是受数据驱动的，你不给它提供数据，它如何理解你的需求？又如何通过学习和推理为你提供精准的服务？

    但内容信息即使让渡，也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数据统计结果归商家，个人信息所有权归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使用滴滴打车APP时，我们个人用车的车型、时段、路线、费用等信息会上传到滴滴公司的服务器，海量的信息形成了大数据，统计分析结果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和财富，这个统计结果归滴滴公司所有。我们每个人都为这个统计结果贡献了九牛之一毛的数据，例如和平小区每月平均叫车量为500人次，住在和平小区的您为这个数据做了贡献，但您在和平小区叫车这个信息的所有权是您的，未经您的授权，滴滴公司不能使用。

    然而，有人反应，商家对用户的信息使用之快超乎想象。比如，有一次某教师妻子用他的笔记本电脑搜衣服，隔天他去办公室指导学生，一打开电脑，浏览器就给他推送了大量女式衣服，还特别标明“这是你可能感兴趣的商品”。

    未经用户授权，商家不应该搜集用户的喜好习惯。即使收集了，那也只能用作统计分析的原始素材，而不应借此对用户进行精准营销，这违反了“个人信息未经授权不得利用”的原则，是人工智能的滥用。

（摘编自新浪《人工智能与隐私保护》）

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研究各种分配正义的原则，确定并规范各种资源、机会和财富的分配。在当代，政治哲学家基于不同的立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分配正义观念，对这些具体的分配正义观念进行归纳，我们会发现存在三种基本的原则，即平等、需要（福利）和应得。相较于当代分配正义观念，儒家视域中的良序社会应秉持哪些分配正义原则呢？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一原则是“生存需求原则”，也称人道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每个人的人格在天赋中都具有道德尊严；每个人的生存需求与同类人一样都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人道对待。儒家认为，人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人道对待。当资源有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时，儒家生存需求原则提出了一种类似于“优先主义”的分配策略，主张优先满足那些生活更加困难的弱势群体，即“贫困者优先”。为此，儒家肯定了物质财富对于普通人民的重要性，“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膝文公上》），在儒家看来，物质利益不仅是人民生存的前提条件，更是实现人性向善的必要基础。因此，政府有责任保障老百姓的物质利益不受侵犯，而且应关注天下的穷苦百姓，尤其是须关注和救济鳏、寡、孤、独等无法自足的弱势群体。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二原则是以仁礼为基础的差等分配原则，又称贤能分配原则，其主要表现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根据这一原则要求，职位与俸禄应当按照人的贤能与贡献程度来进行分配，因此造成的职业分途、地位与收入的不平等并不是不正当的，故依儒家之见，仁德圣贤人物和士人君子与普通百姓相比，因为道德修养、功绩大小而占据不同的权位，享有不同的待遇所造成的差别又是应得的。在儒家的观念中，差等分配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常常通过社会分工加以论证。或者说，按社会分工所形成的等级差序来进行分配，显然是合乎正义的。相反，如果人人平等，事必躬行，反倒会乱了社会秩序，使人人疲于奔命，故孟子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三原则是“机会开放原则”，也称机会平等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国家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开放部分社会职位，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被教化、学习等方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知识水平和能力，从而担任一定的官职，带领民众走向仁爱之道。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一主张的确在客观上将“劳心”“劳力”与“治人”“治于人”等同起来，将社会分工与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等级混同在一起，造成了“治人”或政治统治异化成了少数人的特权，而广大劳力者只能被治于人。但我们也要看到，儒家在理论出发点上未必承认统治的一劳永逸，也并不否认包括平民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学习技艺和修身而获得参与政治的正当资格。

（摘编自敦鹏《论儒家分配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