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对于哲学来说，“自知无知”乃智慧之母。两千多年前，西方哲人苏格拉底就说到：自知自己的无知，乃是智慧的开端。中国先哲孔子也说“知之为如之，不知为不 知，是知也”，同样强调“自如无知”作为智慧源头的重大意义。“自知无如”作为哲学智慧的开端，包含着如下两层最为重要的意蕴。第一，它给哲学的功能划定 了一个明确的界限，或者说为哲学颁布了一个“禁令”：哲学是人以人的眼光对凡与世界的一种追问和探索，而不能僭越为以神的目光来确立世界的终极原理，关于人与世界的终极原理的答案，超出了人的认识能力因而是哲学不可能提供的，它属于‘神学’而非“哲学’。自觉避免扮演先知或上帝的角色，这应成为哲学和哲学家基本的“自律”。第二，哲学不仅禁止自我僭越，而且把审查和批判一切“全知全觉”的先知或神的僭越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方式和使命。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和市井中与“聪明人”的对话和辩难给哲学确立了典范：通过这种对话与辩唯，他使一切自诩拥有真理的人陷入了自相矛盾，迫使其承认自己的无知，在这种怀疑、审查和否定的哲学反思批判活动中，任何把“有限之知”膨胀为“无限之知”的倾向都特显现其有限性，暴露其可疑性和内在困境。

    ②但是，在哲学的发展十中，上述本应作为智慧开端的对“无知”的自觉却恰恰最先被遗忘了。哲学变得趟来越自负和自大，它不但不再承认“无知”是人的本性和哲 学智慧之母，而且把“无如”视为人最大的耻辱并因此把哲学的使命定位于一劳永逸地摆脱和消灭无知。这最集中地体现在哲学对于“第一哲学”的追求上。

    ③哲学对于“第一哲学”的追求，表达着两层不断递进的野心：第一，它要成为统率一切具体学科和具体知识的超级学科；第二，它还要求成为统率一切哲学问题和哲学领域的基础和支点，也即是说，它不仅要成为“科学之科学”，还求成为“哲学之哲学”，不仅要求拥有对“知识”，还要求拥有对“思想”的最高立法权。很清楚，“第一哲学”的抱负和理想完全背弃了“无知是智慧之母”的信念而走向了另一与之完全不同的极端，即紧紧地拥抱“全如是智慧之母”的教条。这是哲学的最大妄想，也是它陷入不可摆脱的深刻困境的根源。

    ④哲学对“全知”的追求犹如一个人拔起自己头发离开地球，实际上在追求一个根本不可能企及和无法实现的目标。当代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戳穿了哲学的这一幻象，把哲学从这一幻象的迷梦和独断中唤醒过来。在此方面，康德无疑是先驱者，他通过“理性批判”获得了这样的洞见：试图通过理论理性去获得关于存在本身的普遍性原理，实质上是把“有限”当成“无限”，其结果必然导致“先验幻豪”和自相矛盾。康德的“理性批判”承认了人在把握“世界总体”上的无能，这使得哲学又一次回到“无知乃智慧之母”的思想原点。康德的谦逊比那些自负狂傲的自恋哲人们更加明智而深刻。虽然他被“全知论”哲学家指责为“不可知论”者，但其回归“自知自己无知”这一原始的哲学精神的观念影响至深。20世纪以来，分析哲学家们指出传统形而上学所欲建构的“第一哲学”实际上是把语言和逻辑误用的结果，按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传统哲学试图用理胜和逻辑的方式去获取“整个世界”的知识，根本谬误在于跨越了不应被跨越的边界，侵入了本应保持“沉默”的领域。唯意志主义哲学、生命哲学等，也都从不同视角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全知主义的无根性与独断性。

（选自《新华文摘》2014年第8期，有改动）

“和而不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古代，“和而不同”是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派别、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途经和基本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一些有宏阔眼光的学术史学家看来，“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即认为各家的理论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只是所采取的方法和理论根据不同而已。这恰恰说明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道并行而不悖”的道理。汉代史学家班固更加明确地指出，各家“其言随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在他看来，各家的观点虽有差别和对立，但又是互相启发、互相借鉴、互相促成的。只有以博大的胸怀兼容百家，取长补短，和而不同，才能收到治理好国家的实效。

    我国古代的许多学者，都从历史经验和自己的实践中得出了与班固大致相同的认识，肯定“相反相成”、“相灭相声”是学术发展的规律。他们认为，不仅要看到各种不同的文化、学派、理论、观点之间的分歧和殊异，同时也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一致、共同之处，因此互相交流、对话、讨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只有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互相诘难、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吸收，学术理论才能得到发展。东汉学者仲场统指出：“同于我者何必可爱，异于我者何必可憎。”因此，党同伐异三不可取的。北宋的苏轼曾经对王安石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苏轼与王安石在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方面都有严重分歧，他对王安石的批评是否客观公允暂且不论，但他认为在学术文化上不能搞“专同”，不能搞思想“一统”的话却是讲得很有道理的。容不得对立的思想学派存在，企图用一种学说来“同天下”，那么就如同在盐碱地上只长着一片黄茅白苇一样地单调，学术文化发展的生机也就被扼杀了。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总结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时，对“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规律有深刻的理解，提出了“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在他看来，学术思想上的各种观点，包括“相反之论”、“一偏之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可以启发思想，促进认识的发展，学者就是要善于从“不同”处发现“同”，认识到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一本”与“万殊”其实是统一的。如果不能正视差异、矛盾(“相反之论”)的存在，一定要使认识“出于一途”，那么智慧的“灵根”就会衰萎枯竭。他的“以水济水，岂是学问”的质问直接承继了先秦“尚和去同”的思想，有力地批判了“依门傍户、依样葫芦”的教条主义和传统经学思维方式。

    以上所引资料，说明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都对“和而不同”的学术文化发展规律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作过不少精辟的论述。简单地说，“和而不同”就是“相反相济”、“相反相成”、“相灭相生”、“一本万殊”，在学术思想上要允许不同意见、“相反之论”存在，通过“以他平他”的交流与交锋，互相启发，取长补短，从而达到“和”即对立面的统一，或多样性的统一。当然，“乐己之同，恶己之异”，必欲使天下学问“出于一途”，追求学术思想上的“专同”、“一统”的现象也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就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支持的“同而不和”的文化观。“和而不同”的辩证文化观正是在与这种追求绝对同一的形而上学文化观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和而不同”符合学术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在中国古代早已形成的“尚和去同”的价值取向，所以才能够为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所接受，形成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起着推动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

（节选自2017.3.15《传统文化研究》，有删改）

    涂鸦艺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70年代传向欧洲并在欧洲发展壮大。在当时，对于这种简单的“乱涂乱画”作品并没有人过多的去关注和探讨。到今天，涂鸦艺术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一种时尚潮流，从一种自发的、简单而随意的现象演变成为一种文化。尽管近年来国内有一些对于街头涂鸦扩展到视觉领域的零散论述，但基本上局限于对涂鸦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的揣摩，并没有能够深入系统地对城市涂鸦艺术的精神特质和其对城市环境的影响以及街头涂鸦在城市环境中未来的发展进行研究和探讨。

    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过程中，人们逐渐习惯了涂鸦这一独特的“艺术”。我们时常能看到它的踪迹，但涂鸦艺术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艺术形式，比如：雕塑、壁画。涂鸦艺术有着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方法：以城市环境中的墙壁、地铁车厢、树洞甚至垃圾桶等为画板，有着夸张的造型和艳丽的色彩，表达创作者对现今社会的看法和立场，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和向往。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环境。

    在城市环境中，商业街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包括店铺、广场、步行街等，其环境中的色彩比较靓丽，饱和度和明度都比较高。涂鸦创作者追求自我和个性，所以他们对那些商业环境中摆放的许多套路式的印刷广告很反感，经常会去“破坏”这些常规的商业广告形式，以大红大紫、怪异的手法来引起行人的注意，成为城市环境色彩中很生动的点缀。

    工业区是现代化城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曾经，工业用地占据城市环境的大部分，但随着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许多工业区搬迁至城郊，于是老工业用地被废弃，变得陈旧，墙体暴露，杂草丛生，这些地方通常成为涂鸦者的聚集地。因为不受拘束，在这里可以更好地将精力放在涂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破旧冷清的环境恰好烘托了涂鸦艺术作为街头艺术原始和冷酷的感觉，在这些地方能看见许多精致且赋有创意的作品。

    在现代城市中有许多老旧街区，年代久远，在自然和人为等因素作用下变得脏乱差。用涂鸦作品覆盖墙面，那些原本被风化腐蚀的污渍都被涂鸦作品覆盖或成为涂鸦的附属品。比如，一个破旧的墙面就如一张陈旧的画纸，在上面画上图案后，原先斑斑点点的小颗粒、小细节可能会成为画面的肌理，为画面做出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因此，街头涂鸦对建筑本身的缺陷有覆盖、弥补、改善的作用。

    涂鸦艺术与城市环境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是影响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当然，涂鸦艺术也需要正确的引导和规划，才能充分发挥它对城市环境的积极作用。

冷眼看“热词”

    “热词”是指来源于突发事件或社会现象，经过形象、鲜明和恰当的隐喻性总结，让人们更深刻地记住关键信息的公共焦点词语。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上流行的“热词”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新潮网络语言。“打酱油”“俯卧撑”乃至“被××”之类的热词，从词语本身找不到任何流行的理由，而且这些词语的流行往往不是逐渐扩散，而是瞬间爆发。显然这类热词不是像以往的许多网络语言那样因词语本身的娱乐性导致了流行，大多是因突发的社会事件传播得以派生，而且这类热词几乎无一例外具有较多的政治讽刺意味，反映的是社会“杯具”何其多，人们认为这是中国政治走向民主的一种方式，是中国网络政治化的一种体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进入了深水区，政治改革尤其步履维艰。在这种现实状态下，网络的政治化可以说是公众表达的常规通道堰塞而造成的政治话语溢出现象。而网络的确为当代中国民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表达可能，有人因此而乐观地预言网络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建设进程的重要力量。可实际上，人们上网发表意见可能是自由的，但信息如何传播却完全由不得自己，各类网络运营者操控着网络信息的传播。

    热词的出现使网络传播形势有了一些改观。一个本来难以扩大影响的社会信息，由于被人从中提炼出具有讽刺性乃至黑色幽默意味的隐喻词语而产生了“陌生化”的情景效果，随即因为网上读者的关注和分享而成为口头禅并被强力传播，进而迅速走红成为热词。显然，热词热起来的社会学原因在于网民自发形成的积极介入态度。在网络日益被运营者操控的形势下，这种对传播的主动介入可以说是普通网民对“被传播”现实的一种反抗。

    热词之所以会“热”，也和它的接受环境分不开。在媒体自身权威性不够却又面对公众质疑时，许多“专家”和“权威机构”常常会冒出来强化信息的权威性。弱势的普通民众当然无法与“专家”“权威机构”对抗，但一些陌生词语“被××”——“被就业”“被代表”“被平均”等，却凭着机智的反讽破坏了媒体操控者的意图。

    普通民众对媒体操控者和所谓“权威”的不信任是热词走红的社会环境，但热词并非只是消极的拒绝。许多因热词而“热”并最终引起社会重视的案例显示，网民传播热词的热情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社会关怀的激情。这种激情来自每个网民个人的直觉和判断，来自一个人内在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当然，信息的不对称使网民个人的判断无法完全避免错误和偏见，但这并不影响这种社会关怀的舆论价值。这种激情的存在证明，社会上尽管充斥着欲望和不公正，但人们的心灵深处仍然有良知。

    无论如何，热词的大量出现已成为中国式网络的特色景观，热词将作为有影响力的社会表情符号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忆。

（有删改）

谈中国诗（节选）

钱钟书

    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

我有意对中国诗的内容忽略不讲。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譬如田园诗——不是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有人认为是中国诗的特色。不过自从罗马霍瑞斯《讽训集》卷二第六首以后，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型式的作品，在西洋诗卓然自成风会。又如下面两节诗是公认为洋溢着中国特具的情调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试举两首极普通的外国诗来比，第一是格雷《墓地哀歌》的首节：晚钟送终了这一天，牛羊咻咻然徐度原野，农夫倦步长道回家，仅余我与暮色平分此世界；第二是歌德的《漫游者的夜歌》：微风收木末，群动息山头。鸟眠静不噪，我亦欲归休。口吻情景和陶渊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惊讶。中西诗不但内容常相同，并且作风也往往暗合。斯屈莱欠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

    中国诗只是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领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高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

（节选自钱钟书《钱钟书散文》，有删改）

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是“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映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 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 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 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 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 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 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 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 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佚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 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 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 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 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 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 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 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 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 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 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 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 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摘编自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