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岁月里的杜甫

冯至

    上元元（760）开春，杜甫在亲友的帮助下，开始筹划建造草堂。地址选在城郭西郊的浣花溪畔，这里环境清幽，尘事不杂，杜甫十分满意，作《卜居》诗以唱心中之乐，反映出作者久经动荡得以安宁之后的恬静安适的心境。杜甫有一位表弟此时在成都府任司马，听说杜甫要在西郊建造草堂，便走过来看他，还送了些钱。杜甫十分感激，作诗酬谢。关于草堂的建造过程，杜甫无诗记录，我们所见到的是他忙着写诗向各地友人索求各种树苗以美化草堂环境。

    另外，他还不辞劳苦亲自去石笋街果园坊的徐卿家要果木苗，不管黄梅绿李，是果木树都要。这自然是为了装点草堂，同时也有以果备荒的打算，他是挨过饿的人，曾用野果充填过饥肠，深知它们的重要，“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题桃树》）桃可果腹，花可娱人，这就是他对果木树的整体审美。花果树木之外，他还向友人索要日用家什。可以想见，他当时安家伊始，支锅立灶，盆碗瓢勺，所需家什向人索取者一定不少，只是没有件件入诗罢了。

    这年春末，草堂盖成，树木栽好，老杜坐在院中，有滋有味地欣赏起来了。他赞美它所面临的青青郊野，赞美遮日吟风的桤林茂叶与和烟滴露的笼竹翠梢，欣喜鸟来暂息，燕来定巢。细想起来，这些风物不过是寻常农舍之景，却招来如此赞叹，这从反面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生活境遇已落到十分可怜的地步。他在秦州山野寻找栖居之地的苦况，他长途跋涉于险山急流、危栈古道的种种艰难，成为他乐此茅宅的生活和感情基础。定居草堂的初期，杜甫的心情获得了片刻的宁静，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如《江村》诗写村居景物和情事最相融洽：“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此诗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作者初居草堂时的心境。然而这种心境是以“故人供禄米”为条件的，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故人的周济，一旦故人稍怠，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他们偶有接济失时，杜甫的生活就成问题。定居草堂之后，杜甫生活安顿下来，开始游览成都古迹，并与一些风雅人士交往。

    他曾瞻仰过武侯祠，作《蜀相》诗，对诸葛亮一生的磊落功绩做出高度的评价，为其未能收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而痛洒千秋之泪。此诗虽为吊古，却有伤今之意。当时战乱尚未平息，山河破碎，宇内烟腾，于此国事维艰之际，是多么需要有一位武侯这样的贤相来主持国政！此外，诗中写他羡慕诸葛亮的得遇明主，也含有不满于肃宗的意思，他素怀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却被冷落与排挤，这种不平之气隐隐透于诗中。

    游览古迹的同时，杜甫还交结了一些风雅人士。还有一个邻居是黄四娘，她家院子里种着成畦的花木，春天一到，万紫千红，杜甫曾去观赏，写出的诗作《江畔独步寻花》声娇色丽，充满无限生机。杜甫与江村农家关系也很密切，农人时常送给他一些蔬菜，他也常把种植的草药赠予他们。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对农民的纯朴心性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出乎意料地在农家茅舍里找到了寻觅许久的赤诚之心，在不通文墨的农民身上读到了自己的生活信条。这使他感到在茫茫人世间自己的归宿还是与农民的茅舍相杂为好。代宗即位后，曾召杜甫回京补京兆功曹参军，他没有赴任，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这是760年，中原没有恢复，关内闹着严重的灾荒，杜甫却结束了他四年流徙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兵戈扰攘、动荡不安的大世界，如今暂得休息，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引起他的羡慕。他在这时期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我们把这类的诗句和759年在洛阳道上与秦州道上的诗相比，意境上有多么大的一个悬殊！难道杜甫自己的生活刚刚有了着落，便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了吗？（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②中、晚唐诗人如张籍、白居易、元稹、杜荀鹤、曹邺、皮日休均受杜诗影响。杜甫开创“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描写民生疾苦，下启中唐新乐府运动。韩愈诗气势雄壮、沉雄博大、奇险生硬、拗折艰涩、喜以文为诗，乃受杜诗影响。李商隐诗浓丽沉郁、气象高远、造语精工，亦受杜诗影响。宋代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说：“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维基百科）

遥望费孝通

    ①他的身上，凝结了三四年代知识精英的智慧与道德勇气。

    ②29岁时，费孝通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江村经济》。整整四十二年之后，这本薄薄的小书，令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获取了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③像那一代很多杰出人物一样，生于一九一零年的费孝通不仅身经二十世纪中国种种磨难与挫折，更表现出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面对挑战时的生命力、智慧与道德勇气。在《江村经济》出版的一九三九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在书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个伟大的中国必然会在废墟中重新挺立起来。”

    ④一九三八年回国后，费孝通先后在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工作。在炮火声中，几千名年轻人与他们的老师，唱着歌，忍着饥饿，徒步从北京穿越中国，来到昆明的大后方，在空袭的警报中，他们创造了学术史上最繁荣的时刻。半个世纪后，费孝通回忆那段时光时说：“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是我的一生里最值得留恋的。时隔越久，越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个年轻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战时内地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思的事。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深情，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所表现的风貌，似乎已成为旷世绝响。

    ⑤费孝通晚年，在“行行重行行”的忙碌生活中陆续写了不少忆师念友的文章。深入其中，我们不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对当年洋溢着的“兢兢业业的学风”的神往，对“当时那种使人神往的气氛”的眷恋。更可以听出他对当今学风与世风的失望和对未来时事的隐忧。

    ⑥当历史的车轮驶进新时代，历经磨难，已错过最旺盛的创造年华的费孝通开始帮助中国开创自己的社会学。他先后担任不同的学术领导职务，还曾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但在众多的光环面前，费孝通始终认为自己“老来依然一书生”，没有什么比教书、写作、实地研究，更让他兴奋的了。

    ⑦他的工作态度是：“知行合一”，“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

    ⑧他的座右铭是“脚踏实地，志在富民”。

    ⑨在北京大学，费孝通自称旧燕归来，未名湖周围很安静，适合回忆和展望一点什么，这里有他年轻岁月的美好回忆，二十岁那年，他在燕京大学读社会学，就是现在这个校园，后来燕京大学被北京大学兼并了。七十岁以后，他回归“旧址”重建社会学，到了这个年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以为他就是上上课而已，可是他人坐在校园里，心里却想着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农村，投身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1998年前辞去所有职务，只保留北京大学教授一职，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大可以放下一切。他没有停止行走，还保持手拿纸笔记事的习惯，依旧说：“我是来学习的。”一位接待过费孝通的定西市领导石晶说：“这是一种消失了的文人气度，老而好礼，模样可爱。”

    ⑩当时中国正从一个封闭的、乡土的、传统的社会，转变成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甚至是后现代的社会，正像费孝通所说：“重大的社会改革理应在思想领域引起相应的激情，孕育一代文章。我们不应辜负这个伟大时代。”一直到90岁时，费孝通仍在继续写作。

    ⑪他在《万象》杂志上发表的《重温派克学派》系列笔记，借助对芝加哥大学派克学派的描述，他似乎又重回年轻时代，生气勃勃地探索社会的秘密，充满想象力地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⑫我总是忘不了那一幕场景：二十七岁的费孝通在伦敦经济学院外闹哄哄的街头闲逛；躲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讨论会的角落里。他的苏州口音的英语暂时还插不上话，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的各种口音的英语发音，他也经常听不懂，他只好一个劲儿抽烟。在长期的烟雾缭绕之后，他似乎抓住了些什么。

    ⑬遥想当年，抗日战争爆发一年后，这位书生心中保持一个坚定的信念：“一个伟大的中国必然会在废墟中重新挺立起来。”从此以后，他实践自己的诺言，留下了标记为费氏的一行足迹，一门学问，一个思想，一种精神。时间无多了，生命可曾有永恒？费孝通回答说：“生命如他所言，‘但愿我这滴乡土水，融归大海中’”。

相关链接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生于江苏吴江，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铁凝

    2007年1月29日晚，是我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在三里河南沙沟先生家中，保姆开门后，杨绛亲自迎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着我。我有点拿不准地说：“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曰：“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那一晚，杨绛先生的朴素客厅给我留下难忘印象。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墙壁，靠窗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上堆满了文稿、信函。沿墙两只罩着米色卡其布套的旧沙发，通常客人会被让在这沙发上，杨绛则坐上旁边一只更旧的软椅。我仰头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灯的地方有几枚手印很是醒目。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她的手印。七十多岁时她还经常将两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杂技似的蹬到上面换灯管。那些手印就是换灯管时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杨绛说，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从前有些人认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

    我喜欢听杨绛先生说话，思路清晰，语气沉稳。虽然形容自己“坐在人生的边上”但情感和视野从未离开现实。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两年走俏日本的玩偶“蒙奇奇”还会告诉我保姆小吴从河南老家带给她的五谷杂粮。这些新鲜粮食，保证着杨绛饮食的健康。

    跟随钱家近二十年的小吴，悉心照料杨绛先生如家人，常有各种社会情状通过小吴传递到杨绛这里。我跟杨绛先生开玩笑说：“您才是接“地气”呢，这地气就来自小吴。”杨绛先生指着小吴说：“在她面前我很乖。”小吴则说：“奶奶（小吴对杨绛先生的称呼）有时候也不乖，读书经常超时，我说也不听。”除了有时读书超时，杨绛先生起居十分规律，无论寒暑，清晨起床后必先做一套钱钟书先生所教的“八段锦”。直至春天生病前，弯腰双手可轻松触地。小吴还告诉我，杨绛先生虽由她照顾，但至今更衣、沐浴均是独自完成，又让我感慨：杨绛先生的生命是这样清爽而有尊严。

    有时候我怕杨绛先生戴助听器时间长了不舒服，也会和先生“笔谈”。我从茶几上拿过巴掌大的小本子，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这样的小本子是杨绛用订书机订成，用的是写过字的纸，为节约，反面再用。我在这 简陋的小本子上写字，想着，当钱锺书、杨绛把一生积攒的版税千万余元捐给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是那样地毫不吝啬。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杨绛参加了邓小平为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举行的国宴，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把译者杨绛介绍给国王和王后。杨绛先生说，那天她无意中还听到 两位西班牙女宾对她的小声议论，她们说“她穿得像个女工”。“她们可能觉得我听不见吧，我呢，听见了。其实那天我是穿了一套整齐的蓝毛料衣服的。”杨绛说。

    经历了太多风雨的杨绛，坦然领受这样的评价，如同她常说的“我们做群众最省事”，如同她反复说 的，她是一个零。她成功地穿着“隐身衣”做大学问，看世相人生，哪怕将自己隐成一位普通女工。在做学问的同时，她也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操持家务，织毛衣烧饭，她常穿的一件海蓝色元宝针织成的 毛衣就是在四十多年前织成的。我曾夸赞那毛衣针法的均匀平展，杨绛脸上立刻浮现出天真的得意之色。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 发生。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 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摘自《文汇报•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②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 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摘自黄薇《百岁开一 话杨绛》）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茵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景超幼年目睹农民颠沛、饥寒交迫，深感只有振兴农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立志于兴农的他，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恩、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对学生循循善诱的他更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菌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茵。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曰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悲愤画家”廖冰兄

    著名漫画家廖冰兄一生作品达上万幅，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宽广的人文胸怀，被称作“浓缩的百年中国史”。其中，尤以“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的“悲愤漫画”最为出名。“悲愤漫画”成为廖冰兄代千万人发声的最好工具。

    廖冰兄1915年10月出生于广州，读中学时即开始作漫画，20世纪30年代初期，17岁的廖冰兄开始发表漫画。此时发表在上海《时代漫画》等刊物上的作品，虽然以趣味为主，但其中有些作品却是以幽默含蓄的笔调来批判人世的冷酷、虚伪和不公平，甚至试图穷究这些社会现象的根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廖冰兄画了一批宣传抗日的漫画，然后带到广州、武汉展出。1938年秋，廖冰兄又创作了《抗战必胜连环画》。这套连环画200多张作品立意新颖，题材广阔，刻画入木三分。这些作品“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犹如激励军民的号角，响彻云天；更如射向敌人的炮弹，威力强大。它们和千千万万的正规军和游击队融为一体，并肩作战，终于赢得了这场民族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在美国的扶持下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全国内战。惨遭八年战乱的中国人民又一次面临光明与黑暗的抉择。此时，廖冰兄用了半年时间，画了一百多幅漫画，以总题为《猫国春秋》，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展出，这组画抒发了人民对蒋介石独裁政权暴虐与腐败的积愤，以人形的猫鼠来隐喻反动派中的各种分子既狼狈为奸，又互相争夺的丑态，喷发着对蒋家王朝暴虐和腐败的积愤。其中《染血求知》为代表作，当时贪官污吏层层剥削经费，使在校学生的伙食质量急剧下降，即便如此，学生们仍然在蚊虫肆虐、夜无明灯的环境下读书学习。这是一幅20世纪40年代中国惊心动魄的“寒士图”。作品展出时人海如潮，不少学生、农民、工人竞相携带铺盖，披星戴月徒步赶到展区，露宿街头，通宵达旦排队购买入场券。作品对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影响如此广泛的画展是前所未见的。

    1947年，内战已经打响。廖冰兄移居香港。到香港后，廖冰兄加入了中共香港文委领导下的“人间画会”。在廖冰兄的倡议下，“人间画会”举办了“风雨中华”大型漫画联展，反映了中国“遍地哀鸿，弥天战火；金风钞雨，动荡中华”的现状。这是香港有史以来观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政治漫画展。

    建国初期，为配合形势，廖冰兄作了不少时政漫画，其中《打油词画赠教条主义者诸公》为代表作。这组画对“花朵必须向上，太阳只需初升，画人定要笑盈盈，作画清规三订”的教条主义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今天看来仍具有借鉴意义。1957年，廖冰兄也因此画被打成右派，自此停笔长达22年。

    1979年，经过拨乱反正之后，廖冰兄的被“活埋了二十年”的漫画重新走上历史舞台。在廖冰兄晚年的作品中，以对十年浩劫进行深刻反思的组画《噩梦录》(1979年)和《残梦纪奇篇》（1994年）的影响最大，令人警省。其中《蝇的株连》记录了“极左”路线制造的历次政治运动——“用重磅的炮弹对付一只小小的苍蝇”，而炸弹之下是无数无辜的良民。画面令人触目惊心。《自嘲》描绘了自己长期封闭在瓮中，身心扭曲，痛苦不堪；在瓮破之后，仍然不敢动弹的状态。表面上，这幅画描绘“文革”留下的精神创伤，反映的是个体的悲剧，实质上概括了整个中华民族一代人的悲剧。作品于夸张之中满含辛酸，于感慨之中多有庆幸，成为那个特殊时代不可磨灭的符号。

    “漫画不是玩笑，不是点缀，漫画是一种责任。”这正是廖冰兄倾尽一生为之奋斗的座右铭。

【相关链接】①廖冰兄（1915～2006），我国著名漫画家，其漫画尖锐活泼，针砭时弊，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意义。融中国画、西洋画、儿童画、版画、水彩、水粉画于一身，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2003年9月，荣获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发的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成就奖，出版有《冰兄漫画》（1932年至1982年作品选）。因病医治无效，于2006年9月22日去世，享年91岁。②中外古今的漫画大师大都偏于幽默以及所谓黑色幽默，而我的作品却偏于发泄悲愤，不是使人感到轻松，而是感到压抑、震撼。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故我所作多是悲愤漫画。（廖冰兄自语）③廖冰兄有火一样的性格。他生性刚烈，从来不怕得罪人，历经多个时代而尖刻批判的“硬汉”精神不改。画如其人。他的画中有蔑视王法僧规、锄强扶弱的鲁智深；有憨直、纯真、天不怕、地不怕的黑旋风李逵……（著名漫画家方唐评廖冰兄）

陆孝彭

    1958年初秋，中央军委决定，我国要自己研究制造一种新型的喷气式强击机，强击机既有超音速的飞行速度，又有高效能的空战、陆战、海战的战斗力，这对于年轻的中国空军来讲，无疑是至关紧要的。为此，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亲自到沈阳参加了相关会议，最后确定把这个任务交给陆孝彭。

    带着共和国的期望，陆孝彭从沈阳来到了南昌，担任了“强-5”飞机的总设计师。

    陆孝彭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系，后来赴美国留学，曾在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工作，参与过舰载喷气机的设计。之后，他又在英国格罗斯特飞机公司担任过一种亚音速战斗机的总体设计。1949年，陆孝彭得知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巧妙地躲过特务的尾随，辗转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国以后，陆孝彭将自己的才智都贡献给了年轻的中国航空事业。1952年，他曾在沈阳112厂第一飞机设计室担任“歼教-1”飞机的主管设计师，在同行们的通力协作下，成功制造了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

    要设计强击机，一无图纸，二缺资料，陆孝彭虽感困难重重，但多年来的科研实践使他产生了一种习惯性的“抗难力”。陆孝彭夜以继日地翻阅着世界各国的航空资料，他认为，随着现代化防空体系的完备，强击机应能上能下，能高能低，能够从敌方的雷达盲区钻过，迅速地接近攻击目标．出其不意地对目标进行袭击，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强击机！

    为了完善他的设计雏型，陆孝彭把设计室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他们从解剖“米格-19”喷气式飞机入手，了解和熟悉喷气式飞机的结构、性能。

    在这设计过程中，谁也无法说出陆孝彭究竟有多少个彻夜未眠。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纸，他都要亲自过目，亲自核算。几万张图纸，几万个数据都浸透了陆孝彭的汗水。有时为了核算一个数据，他经常通宵达旦，助手们见他太辛苦，主动提出分担他的工作。但他深情地回答：“我自己不校阅一下，总是放心不下呀！”

    400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陆孝彭熬红了双眼，熬瘦了身体，但他身边的图纸却像一座座小山一样日益增高，15000多幅飞机设计图终于完成了，那锥形的机头，加大的后掠机翼，流线形的蜂腰机身，美观的机尾翼，活像一只腾空的银燕，跃然在纸上。

    和许多事物一样，“强-5”的设计既有一般喷气式战斗机的性能，又有自己的特色。在设计过程中，陆孝彭注意吸收各国战斗机的优点，又勇于大胆创新。为了提高“强-5”的飞行速度，他大胆地采用了跨音速面积律理论。

    1961年8月，随着国内局势动荡、经济条件恶化，为确保“两弹一星”等重点计划顺利进行，“强-5”飞机的试制工作被责令停止。100多人的车间，仅剩下14人搞“强-5”机研制。可陆孝彭仍痴心不改：“‘强-5’飞机我搞定了，14个人也要把‘强-5’飞机拿下来。”陆孝彭坚持和工人、技术人员在一起，边设计、边劳动，加班划线，克服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

    1962年秋，陆孝彭和他的同伴们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试制出第一架“强-5”样机。喜讯传到北京，中央军委、国防科工委、空军司令部等立即发来了贺电贺信。

    1966年6月10日，“强-5”的飞行实验开始了。随着叶剑英元帅的一声令下，机场上的“强-5”战斗机，像一只矫健的银燕，在强大气流的推动下，昂首挺胸冲向蓝天。

    陆孝彭在从事飞机设计研制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编写的《飞机总体设计（讲义）》，为南昌洪都工学院培养总体、气动设计技术人员提供了教材。1983年，在庐山召开的全国跨音速学术讨论会上，陆孝彭发表了《论激波和极限线的关系以及二元翼剖面表面激波生成的条件》一文，为应用查普雷金特殊解求解复杂的气动力问题开辟了道路。

（摘编自崔玉亭《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

相关链接：①1983年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空军基地举行飞机表演。在与世界第一流的美国“F-16”战斗机、法国的“幻影-5”战斗机等的比赛中，我国的“强-5”赢得了低空、超低空飞行和打地靶三个项目的第一名。（崔玉亭《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百度百科）

②洪都航空集团公司在编印的《洪都报》纪念陆孝彭的专刊中，用通栏对联赞扬他：“科学报国百折不挠，无愧航空功臣巨擘；治学严谨淡泊名利，堪为世人一代楷模。”（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