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一年他23岁。

他27岁回国，于清华执教，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摘编自柴静《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相关链接］

①1992年5月，叶企孙的老学生和老同事185人捐赠了几万元，成立“叶企孙奖”基金，以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1992年，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5年在清华大学校园，一代名师叶企孙的铜像立了起来。

②晚年，叶企孙还作了许多科学史的研究，他的一些科学史研究论文迄今还是研究科学史的样板。

“生命呵，你是一只神鸟”

﹣﹣缅怀我的父亲高士其

高志其

    ①“生命呵，你是一只神鸟”是父亲高士其生前写的诗中他喜爱的一句，我把全诗印在《高士其全集》的封底。父亲去世后，也有知识界与出版界的人士对他的一生作了如此富有诗意的评价。

    ②父亲自幼爱好文学，是在一户书礼世家诞生的。他熟读中国启蒙读本与诸子百家经典，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1918年踏进清华校园作留美预备生后，“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在他心中扎下了根；同时，他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学与哲学。17岁他的第一篇英文作品《我的生活》获得好评。后来他加入万国童子军通讯社，锻炼了英语写作能力。

    ③父亲在美留学期间，流行性病毒正在祖国肆虐，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自己的亲姐姐，都被这“小魔王”夺去了生命，他便认定医学才能救国，就从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转到芝加哥大学改攻细菌学这个冷门。他多次吞食食物毒细菌做自身感染试验。不幸的是，一次在实验室中，装有病毒的瓶子破裂，他受到脑炎过滤性病毒感染，中枢运动神经遭到破坏，手脚活动发生障碍，但他的思维依然非常清晰敏捷，他顽强地学完了全部医学博士课程。

    ④父亲去美国攻读科学与医学，但仍深爱着文学与哲学。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他阅遍了世界名著。在取道欧洲回国途中，他考察了十七个国家的公共卫生现状和措施，以备供祖国参考。同时，他的文学情结不解，他曾在巴黎圣母院的小书摊流连忘返，不忍离去，终于买了一本诗集才欢喜地回到旅馆。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市，他访问了歌德故居，在那儿买到他十分珍爱的歌德名著《浮士德》。

    ⑤等到他1930年回到上海，他看到被日本侵略的祖国生病了，瘟疫横行，民不聊生，心情沉痛无比，他着手翻译《世界卫生事业趋势》、《细菌学发展史》等文介绍给国人。不久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四肢近于瘫痪。但他依然愤世嫉俗，由于不满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他辞去南京中央医院检验科主任的职务，失业后贫病交迫，在上海亭子间开始了科学小品创作。19 34年父亲在发表第一篇科学作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时，将原名“高仕錤”改为“高士其”，并郑重宣布：“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就在这时，他经在美国就结识的好友﹣﹣读书出版社创始人李公朴引荐，正式投入了文化抗战的译著出版生活。

    ⑥之后，在李公朴、陶行知、艾思奇、黄洛峰和茅盾的支持下，他不仅成为读书出版社科普创作和译作的重要作者和编辑，还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拿笔奋战且影响最大的著名科普作家。作为一名优秀细菌学专家，父亲准确地预见到了细菌战的可能和反细菌战的必要；作为一名忠贞的爱国者，父亲认为先要从最基础做起，唤醒民众对病菌的防御意识。在父亲看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但是引起对日敌警惕，更重要的还在于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侵害，以强健之身去拯救和保卫祖国，并使它富强。从此，父亲找到了一种把自己留美学到的专业知识，奉献给浴血奋战的中国大众的最好方式。开始，他还能用抖动的手握着笔杆，艰难地书写近百篇科学小品；以后病情加重，就先打好腹稿，一个字一个字地口述出来，请人记录。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往往需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完成。但他每天乐此不疲。

    ⑦茅盾先生称赞我父亲妙笔生花，将这些专业知识，变成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有时用“访问记”，有时用对话体，或是幽默的叙述体。各种毒菌在他笔下都被拟人化了，贪婪、狠毒、阴险﹣﹣活像一群侵略人体的小魔王，读者能以此和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作形象的比照。茅盾说，这样“使读者不但得了与我们民旋健康有莫大关系的知识，还激发了我们的民族意识，以及疾恶如仇的正义感”。一位惠重疾的瘫痪科普作家，能以自己手中的笔，在抗战中发挥这样的宣传作用，真是太难得了！也曾有人非难父亲，说他政治热情太高了，有时把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用作抨击社会不正之风和投向民族仇敌的刀枪。而父亲对这些非议不以为然，他不像少数科学家那样，无视民族存亡，把自己关在风平浪静的实验室中作居奇的商贾，他坦然地宣称，他的科学研究“投降了大众”。正因为此，父亲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为这种“投降”奋斗献身的结果！读过的三联人士及其后人说，他们被高士其的民族大叉与爱国情怀深深感动，读时常常想落泪，

并认为：高士其是文化抗战的耀眼明星。

（选自《科普研究》2015年第4期，有删节）

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警“能人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域志》。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心以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相关链接：①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学问广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槽、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顾亭林诗文集》等。（摘自《辞海》第六版）②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警“能人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城志》。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己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无机材料大师严东升：生而为国

    2016年9月18日早上5点56分，世界著名材料科学家、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奠基人、两院院士严东升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8岁。严东升去世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官网首页用1/4板块推出醒目的“沉痛悼念严东升先生”专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严东升欣喜若狂，迫不及待想要回到祖国，以了“矢志科学，许身报国”的心愿，1950年2月，他中断了博士后研究历经周折回到祖国。

    严东升先生是中国当代无机材料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七十多年来，他始终将自己的科技实践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无机材料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发展设计着蓝图并积极实践。

    刚一回国，严东升就马不停蹄赶往开滦化工研究所着手耐火材料的研究，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亟须重工业的崛起。1954年，严东升被委以重任，解决包头钢铁厂原料——包头铁矿石含氟量高给高炉炼铁带来的严重问题。其间，大到宏观组织调控队伍，小到研究数据的精确统计，从车间到实验室、办公室，严东升都亲力亲为，巨细无遗，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严东升参与创建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这里，他把科研方向从传统硅酸盐材料研究调整为先进无机材料科学指导下的新材料研究，主持研究的陶瓷基复合材料，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严东升先生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个科技规划《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工作。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主持开展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严东升一生简朴，“不管在哪儿，你都能看到严先生西装革履，穿戴整洁，但你绝对看不到他穿名牌，都是非常普通的衣物”。但他对青年学子和科研教育的出手却“阔绰大方”。严东升的第一个博士生高濂在悼念恩师时说：“1996年，严先生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领完奖回所后到我办公室，拿出奖金支票和一沓银行的定期存单，有到期的，也有未到期的，有严先生名下的，也有师母名下的，看得出来是拼凑的。他对我说，这里一共20万元，交给所里，作为创立‘严东升奖学金’的款项，帮助贫困生。”

    他一生关心和提携后进，乐于、善于发现和支持富有创见的年轻人。他鼓励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优秀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在如今的材料科学领域里，活跃着一批他培养和指导的学生及科研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严东升留给后人的，除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摘编自龚新叶《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1989年毕业那年很多人都选择出国，严东升反复同他讲，国内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国内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留学期间严东升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严东升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董纯蕾《人生辛苦半九十：追忆“双料”资深院士“完美大家”严东升》)

    1926年出生于天津的于敏，自谓青少年时代在一种“亡国奴的屈辱”中度过。内向、好静思的他，喜欢科学，而且对科学有一种特殊的寄托。1949年他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所器重，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集中攻关原子弹，并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翌年1月，钱三强请于敏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虽然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自认为不适合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不过，他没有犹豫，“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

    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以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氢弹研制进入冲刺阶段。1965年1月，于敏和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一起，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氢弹原理作进一步探索。他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形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当他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向大家报告时，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一致。试验成功的那天晚上，于敏“睡得很踏实”。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西方科学家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婉拒了：“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氢弹技术突破后，于敏曾想过离开，回到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他认为，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于是，他把后半生献给了我国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以及其他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于敏曾经直言，“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这位喜欢古诗词的科学家，向往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仰慕文天祥威武不屈和“留取丹心照汗青”，教会孙子的第一首古诗词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正如他心目中的这些英雄，于敏在事业上鞠躬尽瘁，在科学上唯实不唯上。与于敏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毕生信奉“宁静以致远”的于敏，如此解释他心中的那片宁静：“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今年1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于”的于敏去世。老于走了，但这种情怀和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   

（摘自《于敏：“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光明日报》2019年9月19日 第4版）

相关链接：

    ①“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的自白。

    ②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