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在发展的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不过，起源于民间的文体，到了文人手中，往往被赋予更深的意义，因而几乎在词得到北宋文人比较普遍喜爱的同时，词坛就出现了尊体①之说。这一学说大致是在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展开的。

    北宋前期，《花间》、南唐词风盛行，学之者多追求风格细腻柔婉，至柳永则趋于平俗浮靡，于是有苏轼对传统词风的改革。苏轼改革词风的方式是“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对题材内容的拓展，对格调意蕴的重视等。这在主要以倚红偎翠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中，显得非常另类，所以当时经常得到讽刺性的评价。

    值得提出的是，苏轼的这一类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首先，他要突破传统，自成一家。其次，他在文学创作上一贯具有争胜心态。对词坛上某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的努力，他应该是曾经注意的。以我们对苏轼个性的了解，他肯定要在这方面继续力争超越前人。所以，苏轼实际上是在几个方面争胜，既有和传统词风的争，也有和体现士大夫意识的新兴词风的争，前者是破，后者则是进一步立。

    就在苏轼提出词“自是一家”不久，李清照又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说法，同样进行了“尊体”的探讨。不过，和苏轼不同，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的。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这位女词人对北宋词坛作了全面梳理，在对所谓“俗词”大加声讨的同时，主要批评了忽视词的音乐性的做法。因为词自产生以来，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文学，到了李清照的时代，仍然主要是音乐文学。偏离了这一传统，或者使得这一传统变味，显然不能为词坛的多数人接受。

    尽管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彼此带有一定的否定性，但不可否认，二者都有尊体的动机。前者是从意义的层面上，要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拢，从而否定“小道”之说；后者则从词的本来意义上，强调艺术的精工，从而保证这一文体的特殊性。看似相反，实则相成。

    苏轼和李清照的尊体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划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因而在后世不断得到回应。

【注】①尊体：指词这种体裁被词作家所推崇，不再被视为“小道”。

当文艺创作遇上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为AI）不仅出现在《终结者》之类的科幻电影之中，也开始走进我们的现实生活。比如，谷歌旗下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就连人类引以为傲的文艺创作，也开始遭遇人工智能的挑战。日前，清华大学语音与语言实验中心（CSLT）作诗机器人“薇薇”通过了“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著名科学家图灵在1950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即将人与机器隔开后，如果有30%以上的机器行为被人误会为是“人”而不是“机器”所为，则机器应被视为拥有智能。），机器人“薇薇”创作的诗歌令社科院的唐诗专家无法分辨，有31%的作品被认为是人写的。

    文艺创作，是通过人脑进行的一种与情感、知觉、记忆与思维相关的复杂的精神活动，这本是人类的骄傲。面临人工智能，人类传统的文艺创作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机器人“薇薇”开启数据库诗歌写作模式。有的诗一看就是机器人笨拙的模仿，但有的诗判断的难度要大一点，比如这一首《落花》：红湿胭艳逐零蓬/一片春风细雨濛/燕子不知无处去/东流犹有杜鹃声。要想甄别就需要推敲，但只要认真思考，“细雨濛”之类别扭的用法还是可以被识别出的。

    那么文学创作上，人工智能在模仿什么？人工智能的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库写作”，其对于文学的模仿高度依赖数据库，越是海量数据，越有助于人工智能的学习，转载请保留此链接！。“薇薇”这类写诗的人工智能程序，学习过的古诗，估计是《全唐诗》五万首的几何倍数之上，故而可以在表面上，进行一些有模有样的模仿。

    虽说如此，但诗歌所展现的语言的优美与丰富的人类内心世界，永远无法被量化、被标准化。人工智能在“阅读”上可以远远超出所有诗人，它可以按照基本的诗歌规则组合出一首诗，但这种组合不是创作。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人工智能与文艺的关系，真正要担心的不是人工智能开始文艺创作，而是我们对于文艺的理解趋向人工智能化。某种程度上，值得当心的是反向人工智能，即人性的智能化，不是机器人变成了我们，而是我们变成了机器人。比如上文所引的机器人诗歌，如果有较好的诗歌修养并不难识别，但在各种伪托李白藏头诗的口水诗都可以在网络上流行的今天，我们担心越来越多的人将无法判断一首机器人诗歌和一首好诗的差距今天的我们注视着人工智能，也许就是在注视着未来的自己，我们必须警惕科学对于人文的步步蚕食。

    文学理论大家钱谷融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文学是人学”，文学的复杂始终对应于人心的深邃，人性是永远无法替代的部分。什么是人性？人性是那永远无法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部分。只要灵魂没有枯竭，文学这朵艺术之花会永开不败。

（选自《光明日报》）

“购物狂欢”度量治理格局

盛玉雷

    ①“双11”来临之际，消费者、商家、快递公司、相关行政部门已经热起身来，积极准备。历经数年发展演变，如今的“购物狂欢”更趋有条不紊，社会也多了一份从容自信。

    ②从“促销日”到“狂欢节”，从一家独唱到百花齐放，随着时间的推移，“双11”的滚雪球效应愈加显著。背后的社会心态，也历经了从惊喜到挑剔、从紧张到平静的嬗变。“双11”概念初创之时，参与促销的商户仅有20多家，但活动所迸发的火花，却点燃了公众的消费激情，第二年就遭遇了快递瘫痪的尴尬。人们在实践中逐步懂得，线上购物节不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样简单，而是一项需要各方协同参与的治理课题。以“双11”为时间节点，梳理这些年来电商等行业的成绩与问题，能够清晰感受到社会治理层面发生的变迁。

    ③当“双11”成为现象级活动，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成为一次综合大考。这场考试考核电商平台的经营水平，考验物流企业的承载能力，考评政府部门的管理绩效，也考查参与者的社会诚信。如今，快递瘫痪等情形也会发生，但应对已不像当初那般无力：物流业装上“预警雷达”，可巧借大数据手段排兵布阵；多部门主动作为，对消费陷阱强化监管……过去8年的“双11”，仅“天猫”平台交易额就实现了从5000万元到1200多亿元的跃升，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不断成长的社会共治力量。

    ④如果说“双11”发展至今形成的可观影响，有赖于对问题和挑战的及时破解，那么在新时代赢得消费市场，尤其需要社会各方面携手加强治理，积极主动谋划。从一定意义上讲，“双11”映照着社会运行机制的“健康度”，也度量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

    ⑤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度过了廉价促销的早期发展阶段，今天的消费领域，更加注重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双11”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多可能性。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激活“双11”的发展潜能，就能架起一座沟通生产与消费的稳固桥梁，共同做大市场、完善服务。

    ⑥其实，“双11”早已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一个缩影。以“双11”为契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我们就能激发更多增长活力，凝聚更多发展动能。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①与科学真实不同，艺术真实对客体世界的反映具有主观性和诗艺性。就揭示和表现客体世界内蕴（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的价值追求而言，文学创造与科学活动是相通的；然而文学反映客体世界的审美特征具有主观性和诗艺性，这就使它与科学真实区别开来。从这个侧面上说，艺术真实是主观的真实，诗艺的真实。

    ②作为人类的知识体系，科学是把自己的研究对象（自然界、人类社会等）当做独立于主体意识之外的纯客体来把握的；尽管这种把握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主体介入的印记（理论方法及观察手段的影响），但是它的方向和目标却是致力于认知的客观性，让客体对象的本质及其规律在不受主观影响的条件下显露出来。文学创造则不然，它是站在人的生命体验与审美感受以及对社会生活给予人文关怀的立场上，因而其对客体世界的认识、感悟与表现带有浓厚的主体性或主观性。例如，天体运行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现象，所谓“日出日落”不过是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的生存感受和主观把握而已。然而在文学史上，不只是古人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咏“日出日落”的诗句，诸如陶渊明的“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等，就是今人也还在无视哥白尼学说而继续描绘着主观化的“日出日落”景观：

    ③当太阳破晓时光，它呐喊着，打开了黑沉沉宇宙的大门。那时，它红得那样发亮、发烫，然后把红光普照大地。于是，大地苏醒了，树叶从沉睡中扬起头，水波从宁静中睁开眼，一切曾经被黑夜掩盖了的，都露出了鲜红的笑靥，花朵带着珍珠般的露珠，在第一线战颤的阳光中，显得那样的鲜艳可爱。（刘白羽：《平明小札》）

    ④这样的描绘显然与科学真实相去甚远，却表达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经验。文学创造对自然界如此，于社会生活亦然。我国历代的诗词曲剧中的王昭君也是如此，历史人物只有一个，而她的艺术形象却千姿百态，面貌各异，实际上都不过是艺术家们借古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之物。现代历史剧《蔡文姬》的作者郭沫若甚至公开申明：“蔡文姬就是！——是照着我写的。”福楼拜也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总之，无论是观照自然现象还是反映社会生活，文学提供的“真实”都被主观化、心灵化。诚然，任何人类创造都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如马克思所说：“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然而较之其他人类创造活动，艺术创造显然更加突出了主观性，即是说，它在把握事物的必然性与或然性的基础上，更加自由地把客体世界变成主体的认识与感悟、情感与意志的对象物；文学以这样的主观化的“真实”，在作品中建构起从属于人的目的和意义的世界，从而帮助人们加深对自身的认识、体验并激起关注社会人生的积极感情，以履行不同于科学活动而属于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追求职责。

    ⑤艺术真实不同于科学真实还在于它的诗艺性。文学按照主观化方式把握客体世界、以激发人们的审美情感为目的的价值取向，使它必然要讲究“诗艺”。诚如德国近代美学家、诗人席勒所说：“它有权利，甚至于可以说有责任使历史的真实屈从于诗艺的规则，按照自己的需要，加工得到的素材。”“诗艺”即艺术手段和艺术技巧。运用诗艺手段和艺术技巧创造的艺术真实，能够使其价值取向得到理想的表现，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显然，上述作品提供的艺术真实，与讲究实证性、精确性的科学真实是完全不同的真实。抒情作品也是这样，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等，这样的例证俯拾皆是。可见，假定性情境是在“诗艺”中生成的，没有“诗艺”的运用便没有艺术的真实，因而文学求“真”的审美价值追求就无从谈起。

    ⑥综上所述，求“真”是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之一，艺术真实的概念可以做如下表述：它是作家在假定性情境中，以主观性感知与诗艺性创造，达到对社会生活的内蕴，特别是那些规律性的东西的把握，体现着作家的认识和感悟。无疑，这是一种特殊的真实，是主体把自己的“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创造出来的审美化真实。它既不像生活真实那样与生活本身是同一的，也不像科学真实那样能够验证和还原。

中国网络文学自1998年发轫，于今已走过二十载。从被视作“一群年轻人写着玩儿”，到如今拥有超过1300万注册写作者、发表作品1600余万种、读者超过3.78亿人的文学样式，中国网络文学这二十年不仅有文学意义，更在文化与社会意义上成为广泛的研究对象。

    网络文学一定意义上是青年人的文学，值得热情关注，应当充分重视。网络文学兴起的背后是70年代乃至8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以及90年代出生的青年文学爱好者的迅速成长。有人甚至将网络文学形容为“时代新文化运动的先声”，网络文学的兴起能够“吹响新文明的号角”。

    网络文学需要健康说理、鞭辟入里的网络文艺批评。网络上关于网络文学的“e批评”十分热闹，这种“e批评”，是指在网上非常普遍的、任何网民都可以张贴上去的评论。与“e批评”相比，网上文艺理论、文艺批评还相当薄弱，学院式、学理式的文艺批评的声音几乎没有。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一大批学识渊深、学理讲究的文艺评论家投身其中，对这一现象及作品认真评说。

    著作权问题是关系到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难点问题。有业内人士认为，过度保护网上版权会阻碍国内网络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中文网络信息资源还处于匮乏的阶段，现有作品的数字化也是促进我国科技文化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

    网络写手的生存环境——签约率极低。写手签约获得收益的情况如同古老的金字塔，位于顶端的人是少数，能获得大众认可，能够有作品出版的人数更是少之又少。在金字塔的底层，上传字数与收入不成比例，大量网络文学作品的作者，无任何回报，也没有签约。

    大体而言，网络文学处在自发、随意的创始过程中，还难以与传统的纸上文学相抗衡，许多作品还相当幼稚。但不少网络文学作者认为，当网络成为人们更习惯和熟悉的媒体时，网络文学将成为文学流通的重要方式。跨入电子阅读时代，网络文学在中国主流文坛依旧如空气般，存在却透明。鲁迅文学奖上网络文学全军覆没，作为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新变化是，网络小说可参评，但必须已经落地出书，且出全。按照这一规则，还未收尾的热门网络小说《盗墓笔记》未能入选。参评作品中，仅有《巴山旧事》和《办公室风声》两部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小说入围。

    步入新时代的网络文学，该坚持怎样的创作方向才能走得更稳、更长远？一是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只有正能量的作品才能立得住，作家才能走得远。今天的网络文学不再是“赤脚奔跑的孩子”，而是备受关注的“有为青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一部分，网络上的创作既要遵循文学规律和网络特点，又要坚持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二是创作者需多一点工匠精神和精品意识。特别是已经成名了的网络作家，应该静下心来写点能让人记得住、留得下的作品，拒绝浮躁，抵制诱惑，追求长线效益而不是短期变现，怀着对网络文学的敬畏之心来从事创作。

    15秒的音乐视频所形成的娱乐速食性，并不构成人们批评抖音的绝对理由，甚嚣尘上的英雄侮辱，也仅需两周就被使用者抛诸脑后。抖音的15秒选择，与当下什么都注重快速的追求是一致的。从第一台计算机诞生到今天覆盖大多数人至少一半生活的网络用品，短短几十年，人类在技术上拥有了比此前成百上千年更加多的突破，我们无法回避这个世界以指数增长的进步速度。从秒拍、美拍到抖音，只是科技发展的自然走向，它是一款并不比其他产品更独特的消遣载体。那么，在讨论抖音的时候，我们应该讨论什么？

    无疑，抖音的用户（拍视频的人和看视频的人）极易从软件使用中获得快乐，“停不下来”是许多青少年共同的反应。这种心理，并非是简单的满足于消磨时间。针对某一特定对象，获取时间的短暂有时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在“体量/时间=效率”的公式推导下，耗费时间越短一定收获越多，那一瞬间对快乐的感受也最浓烈。自然地，“看抖音视频—快乐”形成了奇妙的因果联系，而15秒的超速获取，就成了打开大众快乐心情世界的超短密码。这样的交换划算吗？看起来似乎毋庸置疑。

    然而，我们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无数个15秒的叠加，恰恰成了杀死时间的利器，高速和短暂，为我们织出了21世纪最大的陷阱。这也是2018年4月，抖音视频正式上线“反沉迷系统”的根本原因。无论是90分钟的时间提示功能，还是单日2小时的时间锁功能，共同指向的，都是用户在这款产品上消耗了自己大量的时间，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关闭软件之后会产生巨大的空虚感。这种反应，正好说明快乐感觉的延续，需要更大的时间成本，真正的乐趣究竟是瞬时的陶醉还是应当以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延伸时长及深度为衡量标准？对现代人来说，这是一个难题。

    网络时代，人们对快乐的理解更趋多元和直接，“发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和有效的标准，很少再有人认同哲学上“所有快乐中最伟大的快乐存在于对真理的沉思之中”的说法。同样都是对对象的迷恋，从表面上来看，我们对抖音的追捧似乎也和法国哲学家卢梭提到的那种“消遣”无异：“……让我沉浸其间，甚至没有时间去遐想。我那么迷恋，近乎精神失常，以至自己想起来都要发笑。然而我兴致并未稍减，因为在我这样的境况中，我再也没有别的行为准则，我只会无拘无束地听从我的喜好。”无拘无束地满足自我，大概是人类最一致的理想了，但某种喜好为何吸引我？我们缺少的，恰恰是能够告诉自己这一点的理智。

    人们对喜好的培养，无法建立在外界环境的强制之上。通过抹杀、取消娱乐产品的方式控制普通用户的兴趣，必然行不通。“娱乐至死”的概念早就无法说服数十亿的网民，已经成年的第一批十八岁们，本就生在一个娱乐的时代，更不用提无数的娱乐软件、平台是如何通过变现在普通用户身上实现了巨富的梦想。这种单向商业价值，只会促使更多的商家投入到相似产品的开发中。我们理性地认识抖音，不代表全盘否定或者断然拒绝，而是实现抖音或者其他无数个同类产品价值的转化。如今的抖音15秒，也在不断尝试和真实的生活增加联系，有时间限度的“展示”功能，在一部分人那里成了宣传品牌的重要途径，取得巨大轰动的西安城市名片，正是利用抖音进行的一次正向创意。

    从实践的角度说，今天的人类在科技与自我之间的迷失的状态。当人类无法抗拒技术的魅力或牵引时，我们起码应当选择更有益的态度，来思考如何利用技术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价值。

（摘编自吴卉《抖音的时间成本与大众的快乐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