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不知道，大家深恶痛绝的地沟油其实是生物柴油的上好原料，在欧洲许多国家，用菜籽等油料作物和回收的食用残油提炼生物柴油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技术。

    生物柴油的概念是1895年由德国工程师、柴油的发明者鲁道夫•迪索提出的。生物柴油是指利用各类动植油脂为原料，与甲醇或乙醇等醇类物质经过交脂化反应改性，使其最终变成可供内燃机使用的一种燃料。

    20世纪70年代全球陷入能源危机以后，生物柴油成为了热门课题。与普通柴油相比，生物柴油含硫量低，含氧量高，点火性能好，燃烧时排烟少，一氧化碳的排放与柴油相比减少约10%，可以减排50%的尾气。此外，生物柴油不含导致环境污染的芳香族烷烃，废气对人体的损害低于柴油。检测表明，与普通柴油相比，使用生物柴油可减少90%的空气毒性。“地沟油”回收后，除了用提取物制造肥皂外，最普遍的处理方法就是提炼生物柴油。地沟油生产的生物燃料不但能够用于汽车，甚至能够用于飞机。今年6月，荷兰皇家航空成为全球第一家用地沟油提炼的航空煤油做燃料的航空公司。

    像我们平时炒菜的油，一般是脂肪酸甘油酯，若跟甲醇反应，就能变成脂肪酸甲酯，它有很好的燃烧性，能当柴油烧。据统计，现有生产物柴油的方法达20多种，生产技术相对简单。在国内，也有科技创新企业在研发用食用残油提炼生物柴油。地沟油杂质虽多，但主要成分还是油，油脂与甲醇或乙醇混合，使用氢氧化钠（占油脂重要的1%）或甲醇钠作触媒，在酸性或者碱性催化剂和高温（230℃—250℃）下发生酯交换反应，生成相应的脂肪酸甲酯或乙酯，经分离、洗涤、干燥即得生物柴油。

    以地沟油做原料的生物柴油色泽透明澄净，略带芳香气味。地沟油提炼生物柴油的转化率由最初70%到80%，提高到目前的98%，产出比高得惊人。市场售价也低于化石柴油。而且，作为可再生能源，与石油储量不同，通过农业和生物科学家的努力，生物柴油可供应量不会枯竭。

    然而，目前用地沟油提炼生物柴油，综合利用成本还太高，导致合法渠道的地沟油回收无法与地沟油重上餐桌这条“黑心链”竞争，给“地沟油上餐桌”留下可乘之机，管理地沟油，各国各有招数。德国的每一桶泔水都有张“身份证”，从产出、回收到利用都严格记录在案。意大利政府规定家庭餐厨废油要集中倒进住宅区或是公共场所的专门容器里，由专业公司定期收集，用于提炼生物柴油。此外，意大利会定期在学校推广展示废油转化为生物柴油的过程，培养青少年收集，利用废油的意识。加拿大政府制定了生物燃料法规，为餐馆和家庭提供上门回收废油服务。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使这些废油真正用得其所，变废为宝。

    长期以来，人们常将“三纲”与“五常”并称，简称“纲常”。但“常”与“纲”却有不同。“三纲”是对君臣、父子、夫妻三伦政治、社会、家庭地位的主从、高低、尊卑的某种定位；而“五常”则是五种基本的道德原则，是对一切社会阶层的要求。性质大不一样。比较而言，“纲”以定尊卑，“常”以扬德性。“常”的本意是“永恒”、“不变”，即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无需改变的道德原则。

    “三纲”与“五常”在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首次提及。班固《白虎通德论》对“五常”也有较为详细的阐述。概括而言，“仁”就是关爱他人，“义”就是行为适当，“礼”就是行事有矩，“智”就是遇事不惑，“信”就是诚信不移。这应该是迄今对“五常”最早、最完整的解释。另外，按孟子的“四端”说，“仁”是“恻隐之心”，“义”是“羞耻之心”，“礼”是“辞让之心”，“智”是“是非之心”，“信”没有提到。但在孟子看来，人能够具备这四种“心”，已是足够的善。孟子用的大致属于道德心理学的解释。可以看出，“五常”中的任何一常都值得提倡。如“仁”，无论是“不忍也，施生爱人也”，还是“好生恶死”，抑或是“恻隐之心”，这是普适性的道德原则。其他四常无须举例。以此而言，这确是任何时代都适宜的“恒常之道”，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古人以“礼乐”治国，他们认为“三纲”和“五常”都是“礼”的一部分。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白虎通德论》提出的“三纲六纪”等都属于“礼”。朱熹《论语集注》中认为“三纲五常”作为根本的伦理道德原则是不会变的，所变的只是制度和形式。“三纲”属于伦理制度，是可变的；而“五常”属于道德原则，具有稳定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由于时代的局限，将“礼”的总原则和“礼”的具体形式混到一起。后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不加区分地批判“三纲五常”，五四时期的很多思想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这是不利于清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遗产的。

    中国传统道德范畴非常广泛，远非“三纲五常”所能涵盖。像墨家的“兼爱”、道家的“自然”、佛教的“慈悲”就不在“三纲五常”的范围。儒家的伦理规范有很多出自“五常”的系统或与之相关，如仁可对应诚、恕、慈、宽；义可对应公、志、勇、刚；礼可对应让、恭、孝、俭、惠；智可对应和、敏；信可对应忠、毅，等等。但还有很多规范在这个系统以外，像乐、忧、贞、温、直、中、廉、节、健、合、良知、正心，等等，还可以找出很多，用现代的伦理学分类，这些道德规范既有公德，也有私德，既有德性伦理，也有规范伦理，很多范畴都是中性的，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中国现代道德文明的重要资源。

    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制度最大的缺失就在于维护等级和特权，践踏人的个性和尊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深刻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反思传统，看到传统的不足，甚至不惜用全盘否定的方式来激发国民的觉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的中国，正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尽管对传统还要批判地继承，但不能只破不立，不能只见糟粕，不见精华。

（摘编自刘立夫、李玲《“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有删改）

    在大自然中，悦耳动听的鸟鸣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愉悦。每一类鸟的鸣声都不尽相同。乌鸦呱呱叫，山雀的鸣声如嘹亮的哨响，隐夜鸫的叫声则似长笛声般悠扬。那么在复杂的背景噪声下，如何识别鸟鸣声？是否存在可以识别每一类鸟鸣的应用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英国牛津大学的蒂莫·帕帕多普洛斯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种能够识别各类鸟叫声的鸟鸣识别算法。

    一般情况下，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需要通过定期的徒步旅行或者直升机旅行的方式，对生存在特定区域内的鸟类数目进行统计和总结。然而，如果通过音频录制鸟鸣，再将音频转化为物种计数，采用此方法代替旅行统计方式，将使得鸟类追踪的研究变得轻而易举，为研究鸟类种群数目是否下降或者鸟类的迁徙模式是否改变等，带来很大便利。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丹·斯托博士称：“鸟鸣极其复杂，这些最简单的声音通常难以分辨，因为它们听起来如此相似。”毕竟我们无法听清远处的，特别是在嘈杂环境中的鸟叫声。

    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亚洲和欧洲共收录了15种不同鸟类的鸣叫声，包括新疆歌鸲、大山雀、画眉等。他们收录的鸟鸣声中混杂了不同的音频环境，如市区公园中较为平缓的背景噪声或者露天市场中密集人群的喧嚣声。

    如此多样化的混合声音，用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训练过程，通过训练后的机器来选择包含鸟鸣声的音频段。尽管鸟鸣声与部分噪声频率相近，影响算法的准确性，但这些学习算法仍能成功地从噪声中区分出鸟鸣声。

    目前国内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于低信噪比鸟鸣识别的算法是将声音信号转化为图像，对图像进行处理得到一串被称作特征值的数字，并用这串数字代替声音进行识别。

    国外其他研究团队也在致力于研究自己的鸟鸣识别算法，尤其是那些能够识别不同鸟类物种的算法。斯托和他的同事正在测试名为Warblr的应用程序，在最佳状态下，Warblr进行鸟类识别的准确度可以高达95%，该数据已经得到巴西一家鸟类鉴定组织的认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了一个相似的应用程序，命名为WeBIRD，是针对本地鸟类而设计的。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研发的Merlin应用程序，通过对鸟类的大小、颜色、位置等简单情况的了解，以利于人们对鸟类进行区分。

    斯托博士认为，对鸟鸣识别应用技术进行探索的最终目标不仅仅用于识别鸟类，更是想要破译鸟类之间真正的“人际关系”，如果音频能够转换为物种计数，那么我们可以更方便地监测鸟类种群的变化。德国动物声音档案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马里奥说，类似牛津大学团队提出的鸟鸣识别算法，对研究自然环境是很有价值的。（摘编自李应编译《鸟鸣识别》）

透视“李约瑟难题”：呼唤创新文化

    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曾经有一道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确实，元明以前，华夏大地在科技和经济很多领域都领先于世界。但是到了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科技的突破和工业的崛起，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却纷纷落伍了。这其中的原因何在？

    比较近代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18世纪以来，世界科技中心和工业中心从英国转到德国，再到美国，表面上是地理位置的更替，实质上是创新能力由弱向强的转移，是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17，18世纪，那里有较为宽松的宗教背景，为牛顿等科学家提出超前的、有创见的理论提供了合适的气候和土壤；其先进的市场意识、商贸手段也为蒸汽机等技术发明和产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国是世界科学中心、技术中心和产业中心。

    我们再看看德国在近代为什么能够迅速崛起。德国的迅速崛起，要归功于德国哲学思想的活跃以及宗教改革以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方面政策措施的实施；归功于学校教育方面的创新，归功于将大学专业教学与专业研究结合起来，促使大批的青年人才直接参与科学前沿的探索活动，促成了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因素的长期积累。这种新型模式催生了现代大学研究开发机构，为科研和创新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开辟了培养创新人才的先河。

    现在世界科技和经济“超级大国”美国，也是通过文化创新而后来居上的。美国为什么能够成功？最大的因素，是有一个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不断营造和优化有利于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

    古今中外的例子充分证明：一流的成果需要一流的人才，一流的人才的环境。不论是技术创新、科学创新、体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都是一种求异的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其最大特点是探索，是敢想敢试敢闯，其结果，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失败，而且失败的可能性甚至会大于成功的可能性。任何一个技术创新活跃、经济繁荣的时代，都需要重大的人文创新来导引，需要文化的繁荣。科学的发展、技术的突破、体制的改革，最后都归结到文化的创新。这不仅是逻辑的必然，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史料出发。与传统儒家哲学研究有所不同，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过去研究儒家哲学，史料范围一般是《周易》经传、四书系统以及历代哲学家文集等。研究儒家生态哲学。史料范围必须扩展到《尚书》《春秋》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周礼》《仪礼》《札记》、二十四史等。两汉时期除董仲舒、王充外还需扩展到郑玄经学，何休《春秋》公羊学、《白虎通》等。对于宋明时期哲学家如周敦颐、二程、朱熹、王阳明、黄宗羲、戴震、王夫之等，则须从生态的视角作出新的理解。例如，朱熹的“豁然贯通”过去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神秘主义直觉，但是现在放在生态视角下去理解，它就是对人与自然、物理与人心的联系性的领悟。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哲学受西方哲学范式的制约，后者对中国哲学具有“预言”性，即采用哪种西方哲学作为方法论，哪种西方哲学的结论就会在中国哲学中得到“发现”。采用生态范式的研究如何避免这种现象，使得儒家生态哲学具有“中国”特点，与当代西方生态哲学开展深度对话，成为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难题。为此，须采取“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视界移置融合的诠释法”两种新方法。

    “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的目标是显示概念、命题或思想在原语境状态下的意义，从而回归到儒家哲学本身，即从根源出发，确立儒家生态哲学的话语体系。这种方法要求尽量摆脱各种方法论框架的影响。以呈现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凸显儒家生态哲学的特点，为建立生态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奠定基础。迄今为止，中国哲学研究大体是笛卡尔以后主客对立的思维框架。生态哲学研究应把材料置于固有的语境之下进行理解。以朱熹生态哲学为例来说，可采用这样的步骤逐步还原其原貌：由哲学至理学（狭义的）、由理学至道学（包括心学）、由道学至经学、由经学至儒学，这样可以不失其特点地展示诸子哲学的内容。前述“豁然贯通”就是语境还原的结论。

    诠释学在西方一直存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对其进行了新的发展。伽达默尔继承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认为“理解”也是“对话”，是理解者和被理解者之间的“视界融合”，真理即产生于这一融合过程。诠释学对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是“视界的移置融合”。古人有生态体会，但其关注的重心或者说他们的“视界”并不一定就在生态。孟子以牛山之木容易被毁来说明人心善性培养的不易，他的“视界”在性善论。可是，他借用的例子表明他对于林木的生态性生长也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可以把“视界”离开性善论，而注视于生态论，从而发现孟子的生态思想。这便是视界的移置融合。

（摘编自乔清举《儒家生态学的史料与研究方法》）

材料一：

奥林匹克运动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强”，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精神追求。回首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奥林匹克运动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精彩绝伦的体育比赛与优异的运动成绩，也不仅仅是城市在物质层面的快速发展，更多的是对人自身全面发展、对社会和谐进步、对世界和平等更高层次理想的关注与实践。

早在古希腊奥运会时，人的和谐发展便成为奥运会发展的主题，形成了以“和平友谊”“公平竞争”“追求人体健美”和“奋进”为主要内容的奥林匹克精神体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吸收了这些古奥运思想，摒弃了古奥运会的民族主义色彩和排外特征，使奥运会成为包容、开放的和平友谊盛会。他明确提出了现代奥林匹克主义最基本的目标：人的身心协调和全面发展。他还说，体育竞技的目标不是要造出健壮的“人形动物”，而是培养和造就像古希腊人那样身心协调发展的、完整而健康的现代人格。

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是奥林匹克运动个人层面人文价值的集中体现。顾拜旦从古奥运会遗产中得出了体育竞技应是使人身心和谐发展的结论，从而彻底否定了世俗所认为的体育竞技只是“身”的一元文化的观念，确定了新的竞技体育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奥林匹克主义的核心正是人的全面发展。“在奥林匹克圣火下，参加体育竞技不仅是身体的健康与娱乐，更重要的是通过竞技使人的精神、道德、思想及意志品质得到全面的提高，成为符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一代新人。”因此，通过竞技运动手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奥林匹克运动个人层面人文价值的核心内涵所在。

奥林匹克运动社会层面的人文价值集中体现为建设公平和谐的社会。奥林匹克竞技是以竞争为前提的，但竞争不是无序的和盲目的，所有竞争都有严格的制度，所有参加者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每项竞赛都有细致而严格的评判标准，对场地、器材有统一的要求，使双方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技术、战术、体能、智慧及心理素质的综合较量，这些方面均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和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人文价值。

促进不同国家、文化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是奥林匹克运功国际社会层面的人文价值，奥林匹克运动并不仅限于促进参与者个人的发展与完善，它还对人类总体社会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进行着更积极的思考。《奥林匹克宪章》说：“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精神互相了解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体育是一种国际语言，不需要翻译、解释，人们便可以自由地交流。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不分肤色、种族、贫富、宗教信仰，在统一的规则下，紧张激烈而又公正友好地竞争，这种大规模的群众互相接触，互相了解的活动为人类创造了良好的理解与沟通环境。

(摘编自孙葆丽《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价值》)

材料二：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曾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在全世界饱受新冠肺炎疫情侵扰的今天，办好冬奥盛会，需要从我国奥运史中不断汲取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充分发扬北京奥运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与世界奥林匹克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接碰撞而结出的灿烂果实，不仅是中国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中国重要的文化软实力。

北京奥运精神的最大底色是爱国主义精神。奥运是跨越时空的联结，奥运梦想的追逐和奥运精神传承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发展，因为奥运与国运从来都是唇齿相依、紧密联系的。竞技体育，实现爱国的根本途径在于拼搏，奥运会是最能体现拼搏精神的舞台。在奥林匹克精神的鼓舞下，一代又一代的奥运健儿不断发掘自身的潜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世界纪录，把诸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奥运赛场上国歌响起、国旗升起，可以极大地振奋国人的爱国热情，凝聚更强烈的奋斗激情。

北京奥运精神内在生发的动力源泉是团结协作精神。北京奥运会成功的重要前提是“全民参与、共享奥运”，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七大城市牵手同心，赛事组织务实高效，后勤服务保障有力，人与人、部门与部门、城市与城市之间高度配合，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可以说是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结果。这种全民参与也激发了人们对体育运动的空前热情。奥林匹克运动所倡导的体育为大众、把健康和友谊送给全世界的理念，在北京奥运会上得到充分彰显。

北京奥运精神的最大共识是服务奥运的科学精神为自主突破、革故鼎新、应对挑战提供不竭动力。北京奥运精神中创新超越所倡导的自主突破、革故鼎新、勇攀高峰等与中国革命精神是一致的，也与奥林匹克精神中“追求卓越”的价值理念相契合。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了对创新的思考。习近平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不断创新同样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申奥、办奥过程中，“技力”与“气力”都很重要，也都得到较大的提升与发展。如在奥运场馆建设方面，北京奥运诸多比赛场馆的先进设计建造理念，及其呈现出的高超水准，都蕴含着“科技奥运”的创新超越精神。正是应用装配式快速拆装和调平动态监测技术，“水立方”摇身一变，成为服务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冰立方”，真可谓“内外兼具”的全能型体育场馆。

立春时节，第24届冬奥会在“双奥之城”北京盛大开幕，具有“中式美学”意味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惊艳全场的“迎客松”烟火，交相辉映的“冰雪五环”与“巨型雪花”，阜平山区的孩子们头戴虎头帽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会歌，让人叹为观止。不断汇聚的一朵朵雪花，冬奥历史上首支低碳氢燃料火炬，由工业建筑改造成的首钢大跳台，无不彰显着“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也诠释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精神。

(摘编自邹秀春等《北京奥运精神的形成、内涵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