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吃顿饭

闫岩

    七中初二(7)班转来一名叫薛小涛的学生。薛小涛身着崭新耐克装束出现，一副土豪姿态。经多名同学探究，涛父是位房地产大老板。

    土豪只能代表身份，代表不了成绩。一周后单元摸底测试，薛小涛仅得了40分，是最后一名。考卷发下去，涛父一再打电话邀请蔡老师吃顿饭沟通沟通孩子的学习问题。蔡老师推脱不掉，答应薛父去家吃顿便饭，时间定在周五晚上。

    周五说到就到，蔡老师与薛小涛一起来到薛家。薛家果然如蔡老师所料，奢侈豪华金碧辉煌。还好薛家夫妻淳朴自然，没有丝毫的土豪之气。这顿饭佳肴满桌，饭桌上薛家夫妻诚恳之至，一再强调他们忙着做生意顾不上孩子，希望蔡老师能多关照。蔡老师讲，教好班里的每位学生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顿饭后蔡老师发现他包里多了个大红包。说真的，眼下的这种风气，红包对老师来说也不算个大事儿，对土豪来说，1000块还不够一顿饭钱。蔡老师把它当作私房钱放在了办公室的抽屉里。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吃了也拿了不能欠人家的。蔡老师开始给薛小涛补课。薛小涛聪明，一点就透，成绩上升迅速。期末薛小涛竟考了全班第20名。蔡老师欣慰，涛父涛母欣喜，又再三邀请蔡老师吃顿饭。蔡老师照样拒绝不掉赴了宴请。这次涛母回娘家，涛父约他去饭店，自然也是高级饭店。饭桌上蔡老师夸小涛是个好苗子，涛父对蔡老师感恩戴德。回来后蔡老师包里又冒出来一个大红包。

    学期结束，期末薛小涛考了全班第五名。涛父涛母心花怒放再次请蔡老师吃顿饭，时间定在周日。结果，周日 还没到。薛小涛出了状况。薛小涛在周五放学时叫住了蔡老师说他有事儿，蔡老师把他带到办公室。薛小涛看起来有些怯惧．蔡老师很耐心地等他讲话。半晌他终于张口：“蔡老师．我想转学。”

    蔡老师惊诧地问：“为什么？’’

    薛小涛的头徐徐抬起，蔡老师看到他目光悲切却又洪亮持重地说：“我爸根本不是大老板，他其实只是一个卑微的农民工。他为了我能在城里上个好学校，找关系托门子花了很多钱；又怕同学老师看不起我，为我买名牌服装、蔡老师你还记得第一次到我家吃饭吗？那不是我家，那是我爸为了伪装借的包工头的家。那顿饭吃了我爸半个月的工资。后来我考了全班第五，他们又请你吃感恩饭。难道我的好成绩不是对老师的感恩吗？他们那么辛苦，节衣缩食却让我吃穿都是最好的，还要为我把大把大把的钱花在请客送礼上。我很迷茫，无论我学习退步还是进步，他们都有理由请客送礼。蔡老师．我想再回村里上学，因为那里更适合我这个农村孩子。”

    薛小涛声泪俱下，蔡老师的愧疚之心已难以平复。他不露声色地拉过薛小涛的手说：“小涛，蔡老师一直都在等你敞开心扉诉说这一切，因为蔡老师相信你是有胆识有魄力的好学生，蔡老师也为你今天的勇气喝彩。”蔡老师拉开抽屉拿出两个红包：“小涛你看，红包都在这儿。作为人民教师，我必须有原则，我一直在等时机还给你们。小涛你说得对，你的成绩就是对老师对父母最大的感恩。小涛，今天你是蔡老师的骄傲，蔡老师相信将来你也会是我的骄傲。你已经用行动证买了自己是最棒的!”薛小涛一时难以自控泪水溢出，他坚定地说：“蔡老师，你也是我的骄傲，我一生的骄傲!”

    蔡老师再次从抽屉拿出几张表格说：“今年的优秀贫困生补助马上开始申请，小涛你如果不够优秀，蔡老师不会给你开绿灯。”薛小涛自信地答道：“我不要蔡老师开绿灯，我会证明自己的优秀。”

    次日，蔡老师偷偷从工资卡上取了该取的钱放进抽屉的红包里，放学后拿着红包跟小涛一起向他们租住的家走去。路上，蔡老师幽默地说：“小涛，你考了这么好的成绩，我也占一小部分功劳，你必须请我在你家吃顿家常便饭。”薛小涛说：“没问题，我妈做的玉米饼子特别好吃，还保证能让你减肥。”师生俩默契地笑起来。

    至于钱的问题，老婆知道了会怎么样？蔡老师想，那只是内部矛盾．总有办法解决的。

禁山

    只有代代不绝的人，没有万年长青的山。这是祖父教我的道理，虽然我总听不大明白。祖父叹了口气说，我当小孩的那阵，屋背后的山都夹得死牛，树几个人都兜不拢。如今荒得兔子都不愿待了。

    祖父虽然一辈子砍柴，却是禁山倡议最积极的。他一句话常挂嘴边，我还要把我的钎担传给我的孙子咧!钎担两头铁尖，中间是圆木扁担，是老家砍柴人的专用工具。那些年，大家疯狂上山砍伐木头，原始森林都砍成了光头山。祖父在村子里带着一帮老人张罗着想要禁山。禁山的意义和目的大家都懂，但是真正开始禁山，阻力却不小。反对最激烈的是炭佬和村头砖厂老板，还有一个是拐子瘌痢。炭佬要烧炭，他那个炭窑一年四季烧掉的树木柴段难以计数，砖厂烧砖更是小四轮整车整车地往厂里运。拐子瘌痢则是不谙农事，几十年都是砍柴卖柴为生。他们放下重话——谁要禁山，就跟谁拼命。但祖父他们须发飘飘，端坐在祠堂议事桌上，一身凛然地逼退了那帮宵小。

    禁山仪式古老而庄重。敲响铜锣，全村老小齐集祠堂，宣布禁山令，杀鸡盟誓，而后摆上宴席，全村老小一道吃上禁山的猪肉饭。

    禁山要求大坞深山三年一封半年一伐，禁山期内任何人不得带刀斧入山。

    春封秋伐，在开禁之前，任何人不得人内。禁山期内，为解决全村烧柴供应问题，石子岭和大坞头、青山坞的山场允许砍柴，但只能砍指头粗细的柴棍和茅柴。禁山之后，在主要的进山口竖了块禁山碑文。为了监督禁山，还要选一个人当巡山员，发一定的报酬。大家的意思是让我祖父来当，但他让给了拐子瘌痢。

    禁山之后的祖父很觉无聊，他最爱走动的柴房也不去了，抬脚去的是与柴房相通的灶房。母亲烧饭、煮猪食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往灶里塞柴火。能用枝丫柴的时候，坚决不放劈柴；有时候松毛针也能紧巴巴地烧熟一餐饭。

    村子里看不到浩浩荡荡的砍柴大军，也不见那些小年轻随意在村头郊野生火堆烤食物、取暖。炭佬改行杀猪去了，砖厂虽然还冒着烟，但是突突的拉柴小四轮蹦跶得不那么欢了。村里三五天就咣咣响着拐子瘌痢的破锣锣音。瘌痢走一步垫一步，扯着喉咙喊：砍树一棵，杀猪一头!

    那是半年之后吧，我放学路上看到大人小孩喜气洋洋，几乎人人手上都提溜着一小块狭长的猪肉。一打听才知道，村里乌佬赌博输了钱想扳本，半夜上山砍树要卖给砖厂老板。不料被拐子瘌痢逮了个正着。父亲和炭佬等人按禁山村规，当即把他家的大肥猪宰杀了，而后全村分肉。

    等我考上中专去了外地上班，多年之后回到老家，一路上除了惊羡村子里鳞次栉比的高楼洋房外，再就是讶异于进村公路两旁原先寸草难生的荒山秃岭，如今变得郁郁葱葱，不敢认了。村子里的人家大多都开始使用沼气，还有一部分用上了液化气。树木基本上不再砍伐。其他村子的山林没有我们村子保护得好，大多都光坦坦的。外村人有个形象的说法，下雨的时候，雨脚就只是落在我们村周围，而别的村子沾不到一点儿光。老家人都充满感激地对我说，这些要感谢你祖父和他们那一帮老辈人啊!

    当然这话祖父已经听不见了。多年前，祖父患食道癌去世。弥留的那一刻，他交代父亲和叔伯他们，坟墓外边一定要堆土，不要用那种水泥砖砌。那时候做丧葬，比较气派的是起个大大的墓园子，坟包子用水泥砖砌。遵照遗言，祖父的坟墓是新鲜泥土堆垒的。

    来年的清明，我们去给祖父上坟。我看到坟包上郁郁森森，都是那些指头粗细、绿意盎然的黄荆树，估计是鸟儿们把树籽衔到祖父的坟包上生根发芽的吧。走下山道，回望山中祖父的坟茔，却找不出一点儿痕迹。

（摘编自《短篇小说（原创版）》2016年01期）

谁在深夜祈祷

江少宾

    佛香盘旋。从我家的防盗门到她家的防盗门，不过五米，这段花岗岩铺就的楼道，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她刻意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和左邻右舍发生任何交集。说是左邻右舍，其实就是门对门。城市到底不比乡下，所谓的邻居，往往都是陌生人。

    这让我想到一位古稀老人，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租住在庐州城南的一片平房里。老人的腰身已经完全佝偻了，又有些耳背，因此基本上不和邻居们走动。有一次，我撞见老人在走廊里拾起一张窝成一团的纸币，心里有些好奇，当我将手习惯性地探向自己的口袋时，老人立即举起那张窝成一团的纸币，“可是你的？”我笑着摇了摇头。“真不是你的？”老人继续举着那张纸币，他的穷追不舍既让我有些诧异，又有一些难为情。我正想着如何脱身，邻居们忽然都从门后闪了出来，他们的神情让我确信，他们已经知道了我和老人之间发生的事情。那时候防盗门还不太盛行，但每家每户都要在木门外面再安装一道铁栅门，铁栅门上蒙着一层深色的薄纱。深色的薄纱，自然的隐身术，遁藏着无数双偷窥的眼睛。他们果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眉飞色舞，仿佛老人捡到的不是一张脏兮兮的面值五元的纸币，而是一笔惊人的巨款。

    那张脏兮兮的面值五元的纸币，最终还是无人认领，但那一次非凡的经历，却让老人养成了捡钱的习惯。然而，老人捡钱的频率实在太高了，第一天，他在走廊里举着一枚硬币，“菊花”中间有一个小孔；第三天，他又在走廊里举着一枚硬币，“菊花”中间有一个小孔……这时候大家已经明白了其中的原委，老人于是挨家挨户地敲门。没有人开门，大家都在忙着，没有人愿意为这个自作聪明的老人浪费哪怕一分钟!我承认自己也没有开门，我不愿意陪老人玩这种拙劣的把戏，那只会沦为大家的笑柄。那时候，我还无法理解这个行为怪诞的老人。

    我在那片平房里寄居了三年。三年里，没有一个人来探望过这个弯腰驼背的古稀老人。他从何而来？膝下有无儿女？邻居们都不知道这些信息，唯一能够确认的是，老人姓秦，自称“退休职工”。在漫长的独居生活里，老人的耳朵已经完全聋了，腰几乎弯成了虾米。他不再频繁地捡钱，也不再理会邻居。长日里，离群索居的秦老活像一个藏在薄纱后面的幽灵，从他门前路过时，我总能看到幽暗的客厅里浮着一张呆滞的脸。所谓的“客厅”，其实只有五六个平方，陈设也非常简单——左边，靠墙，放着一把藤条已四处断裂的太师椅，太师椅的左前方，横着一张矮矮的窄窄的玻璃小茶几；右边，靠墙，挤着一张四四方方的餐桌，餐桌上的黑白电视机只有十四吋，看上去比秦老还老，布满各种伤痕。秦老喜欢躺在太师椅上，只看电影频道，而且始终静音。

    如今，转眼二十年过去，城南的那片平房已经消失了，连同平房一起消失的，还有那些我曾经无比熟悉却又完全陌生的邻居们。每次经过城南，我总会想起弯弓一样的秦老，他的孤独，一眼望不到尽头。他的无助，一眼望不到尽头。我不知道秦老是否健在？然而，秦老在抑或不在，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正如对门那个隐身的邻居，在我的世界里，他们，都只是过客。

    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世界的过客，不同的只是，我们和世界之间的联系或深或浅、或长或短而已。在坚硬的城市里浮游，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孤独的，无处安放的灵魂，在深夜里祈祷着俗世的平安与肉身的健康。为此我时常悲不自禁——世界那么大，但始终只有一隅，和我们紧密相关。

第一次背娘

刘俊奇

    第一次背娘，是十多年前一个秋初。那一年我53岁，娘72岁。

    那些日子一直阴雨连绵。每到这个季节，娘的膝关节病便会复发，于是便给娘去电话。电话的那端，娘全无了往日的欢欣，声音沉闷而又有些迟疑。娘说，你要是不忙，就回来带我去医院看看也好……我的心里一阵恐慌。

    娘一个人在老家住的时候，因为担心儿女的惦念，总是报喜不报忧，像今天这样主动提出让我回去，还是第一次。我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驱车三百多公里，从济南赶到沂蒙山老家。一路上忧心如焚，娘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

    父亲去世时，娘才33岁，我最小的妹妹刚刚出生三个月。为了把我们兄妹五个拉扯长大，尽早还清为父亲治病欠下的债务，娘就像一台机器，不分昼夜地运转着。白天在生产队干一天的活，半夜又要爬起来，为生产队推磨、做豆腐，这样每天便可以记两个劳动力的工分，而她每天的睡眠，经常只有三四个小时。那时候，我们那里每天的工分价值1毛多钱，娘却经常一天可以挣3毛钱的工分。村子里的人经常议论我娘的身子骨是“铁打的”。我大伯则慨叹，就算是铁打的身子，也磨去半截了啊！时光磨走了岁月，却磨不走娘的意志力。那时候，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咱不能让人家看不起，不能让人家笑话你们是没有爹的孩子。为了这个承诺，娘吃的苦、流的汗，娘经受的委屈和磨难，难以用文字描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乡的农活有许多靠肩挑人抬：挑土挑水挑肥挑庄稼，有多少人被压弯了腰，那时候农村驼背的人比比皆是。身高不到1.6米、体重不到80斤，看似柔弱的娘，却有着一副压不垮的腰板。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娘不知道用坏了多少钩担、扁担、筐与水桶，而娘的腰板却一直挺着。那时候种花生、种玉米、栽地瓜，全部要靠人工挑水。娘说，那时候她一天最多挑过七十多担水，膝关节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

    我曾经到省市多家医院为娘看病，医生说是长期劳损引起的退行性病变，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

    曾经瘦小的娘，有着一个宽阔而又温暖的背。儿时，娘的背是我们兄妹最温暖的家。多少次，压弯了娘的腰，娘却舍不得把背上的儿女放在劳作的地头上，娘担心蚂蚁、虫子爬上孩子的脸……多少次，熟睡中尿湿了娘的背，娘顾不上擦一擦，却急忙看看孩子的衣裤是否湿了不舒服。多少个雨雪天，爬下娘的背钻进娘的怀，娘用单薄的身体为我们遮风避雨。我是娘的第一个孩子，娘对我的疼爱和付出，可想而知。

    平生第一次背娘的我，那一天竟如明星般的荣耀。

    在临沂市人民医院，我背着娘楼上楼下看门诊，拍X片，做各种检查，到处是温馨的目光和礼让。医生说娘的腿并无大碍，开了些消炎和外敷的药，提醒要注意保暖等。中午，我背着娘走进一家比较气派的酒店。正在这里用餐的人们向我们行注目礼，许多人站起来鼓掌。一位看上去六十多岁的老人来到我的身边，竖起拇指，说着地道的家乡话：“背着的是老娘吧？俺很长时间没看着背着老娘来饭店吃饭的了，一看就是孝子啊！来，俺给老人家敬一杯酒！”那个中午，许多素不相识的就餐者来到我们的餐桌，给我和母亲敬酒。饭店的老板也过来敬酒，说很久没有看见今天这样感人的场面了。想起儿时在娘背上的岁月，今天终于可以背着娘，既激动，又有些成就感：娘，您终于给了儿子背您的机会……

    吃过饭，我劝娘随我一起回省城去住，娘说家里还有喂的鸡，离不开，还是像往年一样，天气冷了再去吧。我拗不过娘，只好把娘送回家。晚上七点多钟回到省城，立即给娘去电话报平安。电话里却传来娘的哽咽声。我大惊失色，慌忙说娘你不要紧吧？腿是不是还是疼得厉害？娘没有回答，抽啜了许久才问我，“你的腿、腰没事吧？你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背了我一天，心疼死我了……”

    那一刻，我泪如雨下……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医心

明晓东

    街上喧闹声传来时，王仁甫正在医心堂和白忠孝对坐品茗。听着外面日本兵叽里咕噜的叫喊声和皮靴重重敲击青石板街道的声音，白忠孝的手一阵颤抖，绿莹莹的茶汤淋湿了面前摊开的医书。白忠孝长叹一声，这群蛮夷又在抢掠了，这日子啥时才是个头呢？

    王仁甫侧了身子仔细听了听，依旧低头无语。

    二更天时，急促的拍门声响起，王仁甫轻轻拉开门，闪进两个人影，其中一个受伤者被另一个人拖了进来。王仁甫扶伤者躺下，端起油灯仔细查看，白忠孝拉过王仁甫，悄悄地伏在耳边说：“师兄，怕是青龙山游击队的吧，日本人追究起来，咱俩可就没命了。”

    王仁甫看了师弟一眼说：“伤者必救，这是师父的规矩，你不记得了？”

    白忠孝就嗫嚅着退到一边，心惊胆战地听听窗外的动静，不再说话了。

    王仁甫先是取下墙上的皮囊，捻起一枚银针，在麻油灯上燎过，然后扎进伤者的穴位。片刻，汩汩流血的伤口便止住了血。王仁甫伸出一只手一点一点地捏着，把碎裂的骨头复位，再敷上草药，揩掉头上的细汗，牵出后院的骡子，套上车扶伤者躺了上去，目送两人在黑暗中离去。

    翌日，门外飘起了膏药旗，日本兵长驱直入，把医心堂翻了个底朝天，然后抓走了一旁瑟瑟发抖的白忠孝。不几日，人们经常看到白忠孝点头哈腰地围着日本鬼子大队长宫本一郎转来转去，才知道白忠孝医好了宫本的头痛病，成了日本人的军医。

    白忠孝带着宫本走进医心堂的时候，王仁甫正捻着他的宝贝银针，一枚一枚地仔细看着。宫本一郎进门就喝退了身边的随从，双手抱拳说：“久闻王先生神针大名，今日总算有幸目睹了。”王仁甫随意一笑，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宫本也不客气，单刀直入地说：“听贵师弟白先生说，令师曾传针灸秘术于你，可否让在下看看？”

    王仁甫正色道：“中华医术博大精深，乃我民族之瑰宝，岂容异族觊觎？先生死了这条心吧！”然后拱了拱手，算是送客。

    宫本一郎沉下脸来说：“仁甫君再好好想想吧。”说完，带着手下走了。

    过几日，白忠孝独自一人来了，劝王仁甫投靠日本人。白忠孝告诉王仁甫，宫本怀疑青龙山游击队长刘一飞当日受伤是他救的，就这一条足以杀了王仁甫全家。白忠孝还说，宫本有头痛病，一高兴或是一发怒就头痛得满地打滚，要不是念在王仁甫的神针可以救他，早就抓了王仁甫进日本人的大牢了。

    王仁甫笑了笑说：“咱俩师出同门，你就可以治他，而且可以凭着手艺尽享日本人的荣华呀！”

    白忠孝拉着王仁甫的手说：“师兄，你明知我的针灸术不如你，我只能治得了宫本一时呀！”

    王仁甫拍拍白忠孝的手说：“好吧，你坐下，我把师父的针灸术教给你，你就可以治好宫本一郎的病了。”白忠孝坐在椅子上，王仁甫捻起一排银针，悉数刺入白忠孝头顶上，片刻后取下，对白忠孝说：“这神针之妙就在于针的深浅不一，深一毫则当场毙命，浅一毫则治不了根本，师弟切记啊！”

    七日后，宫本头痛病再犯，白忠孝依着师兄传授之术，将银针一一刺入宫本的胖脑袋，片刻间宫本只觉得神清气爽，而扎完针后白忠孝却颓然倒地，再无气息。宫本挥挥手，让手下将白忠孝拖到荒野弃尸。自此，宫本的头痛病也不再犯了。

    再说白忠孝被扔在荒野，被青龙山游击队发现竟是当日救过队长的先生的师弟，就抬上了山准备找个地方掩埋，岂料一锨土下去，白忠孝却长出了一口气，醒了过来。活过来的白忠孝不敢说自己帮过日本人，就留在了游击队给伤员治病。

    几个月后，宫本一郎指挥手下围攻青龙山，游击队已经弹尽粮绝，眼看着青龙山就要被攻下。宫本手舞军刀大笑，正指挥着日本兵最后冲锋的时候，突然觉得头皮一麻，头痛病又犯了。宫本丢了军刀，捂着脑袋直挺挺地倒下去，一蹬腿死了。

    游击队乘机反攻，全歼了日本鬼子。游击队员不解，为什么没人击中宫本，宫本却自己死了。只有白忠孝不语，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医心堂再次开张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投降。王仁甫端坐在草药味弥漫的大堂里，白忠孝也进来了。白忠孝进门就跪在王仁甫面前说：“师兄，我没能遵从师父教诲，帮了日本人，害了别人也差点害了自己呀！要不是师兄扎我几针，恐怕我已是罪人了呢。”见王仁甫不语，白忠孝又说：“你扎我，我再扎宫本，一样的针法，咋就治死了宫本呢？”

    王仁甫哈哈一笑说：“宫本病在身上，一针刺进神经止住疼痛，再一针刺出脑血管微疵，欣喜若狂自会出血而死；而你身虽无病却病在心神，一针刺你灵魂出窍，再一针刺你回归正道，是为医心啊。”白忠孝跪地不起，王仁甫双手搀起白忠孝说：“心已归正，就忘记过去，我教你师父的神针绝技吧。”

    自此，医心堂名震省内外。

（节选自《微型小说选刊》）

二十年以后

欧·亨利

    纽约的一条大街上，一位值勤的警察正沿街走着。一阵冷飕飕的风向他迎面吹来。已近夜间10点，街上的人已寥寥无几了。

    在一家小店铺的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男子，他的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警察放慢了脚步，认真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向那个男子走了过去。“这儿没有出什么事，警官先生。”看见警察向自己走来，那个男子很快地说，“我只是在这儿等一位朋友罢了。”

    男子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叼在嘴上的雪茄。借着火柴的亮光，警察发现这个男子脸色苍白，右眼角附近有一块小小的白色的伤疤。

    “这是20年前定下的一个约会。如果有兴致听的话，我来给你讲讲。大约20年前，这儿，这个店铺现在所占的地方，原来是一家餐馆……”男子继续说，“我和吉米·维尔斯在这儿的餐馆共进晚餐。哦，吉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俩都是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长大的。从小我们就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当时，我正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动身到西部去谋生。那天夜晚临分手的时候，我俩约定：20年后的同一日期、同一时间，我俩将来到这里再次相会。”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道。

    “当然啰！吉米的光景要是能赶上我的一半就好了。啊，实在不容易啊！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得不东奔西跑……”

    又是一阵冷飕飕的风穿街而过 ， 接着，一片沉寂。他俩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警察准备离开这里。

    “我得走了，”他对那个男子说，“我希望你的朋友很快就会到来。假如他不准时赶来，你会离开这儿吗？”

    “不会的。我起码要再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吉米他还活在人间，他到时候一定会来到这儿的。就说这些吧，再见，警察先生。”“再见，先生。”警察一边说着，一边沿街走去，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空荡荡的。

    男子又在这店铺的门前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光景，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急匆匆地径直走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衣领向上翻着，盖到耳朵。“你是鲍勃吗？”来人问道。“你是吉米·维尔斯？”站在门口的男子大声地说，显然，他很激动。

    来人握住了男子的双手。“不错，你是鲍勃。我早就确信我会在这儿见到你的。啧，啧，啧！20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啊！你看，鲍勃！原来的那个饭馆已经不在啦！要是它没有被拆除，我们再一块儿在这里面共进晚餐该多好啊！鲍勃，你在西部的情况怎么样？”

    “哦，我已经设法获得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的变化不小啊，吉米，你在纽约混得不错吧？”“一般，一般。我在市政府的一个部门里上班，坐办公室。来，鲍勃，咱们去转转，找个地方好好叙叙往事。”

    这条街的街角处有一家大商店。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了，商店里的灯还在亮着。来到亮处以后，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看了看对方的脸。

    突然间，那个从西部来的男子停住了脚步。“你不是吉米·维尔斯。”他说，“20年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它不足以使一个人变得容貌全非。”从他说话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在怀疑对方。

    “然而，20年的时间却有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你被捕了，鲍勃。在我们还没有去警察局之前，先给你看一张条子，是你的朋友写给你的。”鲍勃接过便条。读着读着，他微微地颤抖起来。便条上写着：

    鲍勃：刚才我准时赶到了我们的约会地点。当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正是那个芝加哥警方所通缉的人。不知怎么的，我不忍自己亲自逮捕你，只得找了个便衣警察来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