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因为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这种关系的扩展就形成了社会伦理关系。家族本位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饰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因此人们才说，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则具有贤人的风度。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即使在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科技的价值观是以“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考虑“利用、厚生”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

    中国文化的普遍信念是“人为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因而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老子曾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理。“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突显人格尊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因而中国人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早在孔子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在此基础上，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就逐渐形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

（选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有删改）

《西游记》，别样的经典

    明朝人所称的“四大奇书”，除了稍晚出现的《金瓶梅词话》，其余《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都是传统积累型小说，是作家在前代民间艺人和文人不断加工的基础上才写定的。这三部小说中，以《西游记》最不露集体创作的痕迹，小说作者以他自己的风格完全溶解了前人对唐僧取经故事所提供的艺术材料，使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烙上了独创的、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的印记。

    神佛妖魔故事在我国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和丰富的艺术经验积累，也有外来的，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学的故事的濡染。除了神祇和鬼魂是古代原始宗教的产物以外，神仙和妖怪是秦汉以来方士、道士然后是艺术家民间艺人和文人的虚构；佛、菩萨、魔则是由印度佛经传入，然后汇入中国超人间故事的体系的。这种本土的和外来的超人间幻象的汇合，自六朝的志怪小说以来已渐次达到密洽无间；与此相应的是宗教上道教和佛教在对立中的互相渗透，互相容受，使道教神和佛教神在群众中从观念到风习形成一个模糊的整体。《西游记》的艺术虚构正是建立在传统艺术经验和这种社会的宗教性观念、风习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又以作者融会了传统艺术经验所形成的艺术独创性批判了社会的宗教性观念，或更正确地说，和社会的宗教性观念开了玩笑，对它进行了嘲弄。

    在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中，神与魔是正与邪、是与非、顺与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象征，前者应予肯定，后者应被否定。但《西游记》与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不同，吴承恩对神与魔一视同仁，道教神玉皇大帝、道教祖师太上老君、西方佛祖释加牟尼，都是被揶揄、调侃、捉弄的对象，至于天将神仙、菩萨金刚和诸路神祇就更不在话下。不少妖魔倒是可亲可爱，有人情味，是引人寄以同情的对象，猴精孙悟空便是最突出的一个。他的魅力在于他的妖气而不在于他的改邪归正，在于他的个性放纵而不在于受理性约束，读者则同情于他受紧箍咒时的窝囊气而欣喜于他的有时妖性复发。西方路上好多魔头和小妖的天真、狡狯和滑稽也引人喜爱；不少妖魔和神佛通声气，有渊源，是一家子。神与魔泯除了界限，受到作者的平等待遇，于是，宗教的价值观就被抛弃，被超越，宗教的虚伪性也在很大程度被揭露了：因为说到底，天堂地狱，神佛妖魔这些超人间的幻象全是随着艺术家的意旨而转的，是艺术虚构的产物。《西游记》创造了一个神魔世界，同时也就宣告了宗教的创造和作家本人所创造的同样都是一种意识的虚构。

《西游记》不仅奠定了神魔小说这一小说品类的基础，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表现内容，而且是中国小说中极为少见的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中国长篇小说的主题，通常集中在战争、爱情、政治、家庭等等社会性的关系上，很少有、或者简直没有像西方小说中《鲁滨逊漂流记》那样一类以人和自然斗争为主题的作品。《西游记》却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描写了师徒四众在迢遥的西行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并以降妖伏魔赞美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它是人战胜自然的凯歌。

（原文有删改）

    隋唐时期，邮驿制度的完善，保证了全国驿传的正常进行。

    隋朝国祚甚短，关于邮驿系统的记载不多，但零星留下的史料足以使人观察到当时邮传的效率。《隋书》记载，隋炀帝亲征高丽，30万大军就是凭邮驿集结的。杨玄感叛乱，隋炀帝两次发兵讨伐，都依靠全国的驿路。

    李唐建国后，邮驿制度在隋朝基础上更加完善。在王朝中央和地方，有专职的邮驿官吏。《唐六典》载，六部中兵部下设的驾部郎中，专管国家的驾舆和驿传之事。驾部郎中同时也管马政，这样便于邮驿中马匹的统一使用。在地方，诸道节度使下，有专管邮驿的馆驿巡官四名；各州，由州兵曹司兵参军分掌邮驿；到县一层，则县令兼管驿事。至于乡一层，《通典》记载，唐玄宗以前，主理驿务的称为驿将，本不固定，由当地“富强之家主之”，唐肃宗以后改由政府任命驿长主管。这套十分完备的邮政机构，管理着全国两万多名邮官、驿丁和总计约五万里驿程的邮路。

    唐政府还有定期对全国邮驿的考核制度。《唐会要》载，唐宪宗元和年间，曾让各道观察使任命判官，到各州县考核邮驿事务，完成任务者有奖赏，有违法越轨行为者将受到惩罚。考核而外，还有不定期巡视。唐玄宗、肃宗、代宗时都曾派政府大员到各地视察邮驿情况。为保证邮驿正常运行，唐政府在各驿站还设有防兵。唐代宗时在洛阳至淮河的运河两岸，每两驿置驿防兵300人。

    唐朝规定，全国各地的邮驿机构，各有不等的驿产，以保证邮驿正常开支  这些驿产包括驿舍、驿田、驿马、驿船和有关邮驿工具、日常办公用品和馆舍的食宿所需等等。清代顾炎武《日知录》中说，唐朝“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府舍必皆宏敞”；唐朝驿舍也“丰屋美食”，比较“雄大”。唐朝的驿田，按国家规定，数量也较多，据《册府元龟》裁，唐朝上等驿拥田达2400亩，下等驿也有720亩。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其他收获，也用作驿站日常开支。唐朝陆驿备有驿马，水驿备驿船。按《唐六典》规定，陆驿上等者每驿配备马75至60匹不等，中等驿配45至18匹，下等驿配12匹至8匹。有些驿站还配有驿驴。水驿则配备驿船，从四艘至一艘不等。唐政府每年从全国各地收上驿税150万贯左右，分到每个驿站经费约1100贯。

沿途从事传送政府文书的官员待遇是优厚的，连基层邮驿一站之长的驿长，也能过上悠闲生活。太平时期有些小站驿长，因客稀事简，有时竟能以诗酒消磨时光。唐代赵嘏《赠馆驿刘巡官》诗说：“云别青山马踏尘，负才难觅作闲人。莫道馆驿无公事，诗酒能消一半春。”李商隐也有诗曰：“绛台驿吏老风尘，耽酒成仙几十春。”当然这是个别的例子。一般情况下，驿长的邮务还是繁忙的，就像柳宗元《馆驿使壁记》所说：“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送往迎劳之礼，无旷于日。”

（摘编自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娱乐圈的“雷人”现象

    作为当下的流行语，“雷人”一词据称最早源自2008年8月26日的一则新闻“男子发誓欠钱被雷劈，话音刚落被雷电击伤”，这个倒霉蛋也因此成为了打造流行语的先驱，自那以后，所有被“雷到”的人的血液中似乎也延续了他被雷时的情绪因子：无奈，无语。

    不过，不仅仅是中国的选秀舞台上站着外表雷人的歌手，不仅只有中国在播放雷人的影视剧，欧美娱乐圈时时有“雷阵雨”划过天空。

    2009年4月11日，英国独立电视公司著名的选秀节目《英国达人》正在进行。身材臃肿、相貌普通、打扮老土的苏珊博伊尔上了台，著名“毒舌”评委西蒙克威漫不经心地问道：“你的梦想是什么？”48岁的苏珊回答：“当一个专业歌手，成为伊莱恩佩吉那样的歌星。”所有的人哄然大笑。

    之后，苏珊在音乐声中开始演唱音乐剧《悲惨世界》中的曲目《我曾有梦》。歌声响起的一刹那，评委和观众都震惊了，而这一幕也成为2009年4月中旬全球网络点量最高的视频。数据显示，苏珊大妈比赛视频的收看人次在短时间内就突破了1亿，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典礼视频的5倍，她还获得了好莱坞明星黛米摩等名人的支持，博彩公司也围绕她的比赛名次随时调整赔率。

    尽管在《英国达人》决赛中，苏珊惜败于歌舞组合Diversity的10个孩子，但是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位自强不息的大妈。

    苏珊自曝最初参赛的目的仅仅是想通过电视节目找到一个伴儿，但她雷人的外形与天簌般嗓音形成的巨大反差，却成就了今年娱乐圈的最大神话。英国媒体评论，“许多人被感动，是因为苏珊颠覆了以貌取人的大众娱乐文化”。美国《娱乐周刊》著名记者施瓦茨鲍姆在博客上写道：如今的大众流行文化充斥着外形包装，而苏珊·博伊尔毫无矫饰的艺术力量“重新定义了美丽的衡量标准”。

    苏珊本人表示，自己早就预料到人们看到她的外表会有些鄙视，但自己决定让他们刮目相看。“你必须不断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终究会成功。永远不要放弃梦想。”她热情的说。

    娱乐明星也并非时刻以“雷人”为己任，更多时候他们只是在制造“drama(戏剧性事件)”，但是每次这类事件发生都会吸引众人目光，而此时讨论这些事件的道德意义着实没有太多必要。“我这一路走来，就像在耍空手道。”几度做出疯癫事的小甜甜布兰妮在谈及自己如何驾驭“名气”这一双刃剑时如是说。但一路走来像在耍空手道的明星们，何止布兰妮一人？

    在国内娱乐圈，类似的话题人物也是层出不穷，但这些“雷人”标杆与西方前辈相比，显然还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当西方娱乐圈的高手们已经把“雷人”玩成一种风格，一种行为艺术，我们的“雷人雷事雷片”却大多还停留在作坊式的山寨阶段。

    在求新求变的娱乐圈，“雷人”有时候并不是坏事，麦当娜出道时那些骇世惊俗的装束早已成为最经典的流行符号，谁能断定LadyGaga的白发皮衣不会在20年后被视为时代象征?就在我们身边，当年《庐山恋》里张瑜和郭凯敏的惊世之吻、费翔连蹦带跳的“一把火”，当时看来不也很有“雷人”之嫌，可很快就化为流行。要想化“雷人”为时尚，靠拾人牙慧式的山寨大法肯定是不行的，还要挖掘创意，真正抓住在流行风潮前到来的那缕闪电，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摆脱低级状态的“雷人”境界，成为引领潮流的那一声巨雷。

节选自《环球》2009年第九期《欧美娱乐圈的“雷人”现象》

    丧葬活动及丧葬文化均起源于人类早期的宗教思想和鬼神思想。早期人类信奉朴素的多神宗教，相信鬼神存在，灵魂不灭，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死亡祭祀活动即丧礼来达到使死者复生、灵魂转世的良好愿望，同时借此表达对亲人去世的悲哀和怀念之情。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演变出一套系统的丧葬礼仪及文化，并表现出明显的国家意志和礼仪特点。从夏商周开始葬礼即已进入了系统化程序化发展阶段，春秋时期进入完善期。史料记载，秦汉丧葬礼仪已相当复杂，共分三个部分：葬前之礼、葬礼、葬后丧服之礼。葬前之礼包括：招魂、沐浴、饭含、小敛、大敛、哭丧、停尸等。葬礼包括：告别祭奠、送葬、下棺等。葬后丧服之礼包括：丧服、丧制等。丧礼的每一个环节都包含有相应的寓意，必须严格遵守。

    我国古代丧葬文化与“孝”文化密切相关。“孝”源于儒家的核心思想。“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即是爱。何为爱？孟子对爱作了精辟的论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首先爱自己的亲人，其次爱一切大众，最后爱自然万物。爱亲人首先是爱父母，爱父母则为孝。“孝”作为儒家社会伦理思想的基础，对古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重大作用。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家族宗法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它的社会政治结构，从下至上依次为：家庭、家族、宗族、皇权即国家权力。因此家庭关系稳固了则家族关系稳固，家族关系稳固则宗族关系稳固，进而皇权即国家权力就稳固了。而“孝”文化则是处理和维系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之间，宗族关系之间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政治要求。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是处理和规范人际纵向关系的标准，悌是处理和规范人际横向关系的标准，一纵一横，纵横交错，维护和促进了社会政治基础的稳固。统治者还认为“忠臣出孝门”“人臣孝则事君忠”。孔子也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封建统治者深知“孝”文化对于稳固社会统治基础的重要意义，都将孝作为治国的基本国策，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譬如各朝文书中通常都有一句：“圣朝惟以孝治天下”的套语。

    孝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养老和送终。养老是对父母生前的赡养，送终是对父母死后的埋葬。根据孝的本意，两方面都很重要，但实施的社会结果是出现了轻养厚葬的现象，这是由封建统治者自身的个人利益和社会统治需要而造成的。统治者生前享尽荣华富贵，希望进入冥国仍能继续享有人世的尊贵。因此他们为父母，为自己建造起一座座豪华的坟墓。统治者的厚葬之风影响带动了民间的丧葬之风，民间纷纷仿效，互相攀比。统治者大力推行“孝”文化，直接的社会政治逻辑结果必然是大力提倡厚葬，并最终以国家法典形式颁布实施。史料证明，最迟在西汉开始就颁布了较为完善的丧葬法规。同时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局限在相对狭小固定的地域，以家庭为单位共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促使家庭成员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仅具有天然的血亲联系，更成为生存的相互依靠对象。这种重孝、厚葬观念越来越浓厚，礼仪越来越繁缛。

（选自徐止平《中国古代的丧葬文化》，有删节）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通常所说的“美”往往是狭义的，即指“优美”，其实美的内涵还应包括“崇高”。“崇高”与“优美”不同，“优美”通常是以形式取胜，以其精巧、明丽、和谐形态顺应人的主观目的，直接给人以耳目之娱，让人产生类似“受到奉承而顺从”的爱悦感，并借此培育人们“爱”的情感；而“崇高”一般以巨大、粗犷、雄伟、深邃的形态显现，常见于崇山峻岭、星空大漠等事物之中，并可由此推及一切英雄壮举、伟人、伟业等。它给予人的主要是心灵的震撼而非感觉的快适，所以康德认为“美在形式”而“崇高则无形式”。

    崇高感的产生总是经历这样一个心理过程：初始，对象的气势和精神的强大让人感到个人存在的渺小，给人以威胁、恐怖、挫折、生命力的阻滞之感，但却能历练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激发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自觉，继而在人的内心形成张力，促使人奋发图强，化恐惧感为敬畏感以及对之追慕、神往的心情，由于有其所“敬”而驱使人不断走向自我超越。就像杜甫在《望岳》中所写的，正是泰山那“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巍峨磅礴的气势，激发起诗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强烈愿望。所以古罗马思想家如朗吉纳斯等特别强调“大自然把人带到宇宙这生命的大会场里，不是把人当作卑微的动物，而是在人类心灵里注入对于伟大的、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东西的爱”，它对于人的意义就在于“当一个人如果四面八方把生命谛视一番，看出一切事物中凡是不平凡的、伟大的和优美的都巍然耸立着，他就会马上体会到我们是为什么生在这世间的”，“就会把绝对的伟大建立在自己的使命中”，让人们在感知这些惊心动魄的景象中消除自身“心理的脆弱性”，提高使命意识，通过拓展情怀、提升境界培育敢于正视困难和战胜困难的勇敢精神和人格力量。一旦人们的精神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一切“事业、行动、风度、学术的品德也必然都是美的”。

    这种崇高的情感培育在当今这个和平昌盛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辩证来看，矛盾的双方都处于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状态，2000多年前《周易》就提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提醒人们即使身处安乐也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不忘立国安邦方面所承担的使命。但富裕和安逸的生活会使人失去生存压力而丧失对自身社会使命的敬畏感和责任感，而崇高教育恰好能呼唤这种责任。以往，由于人们有意无意地把美等同于“优美”而忽视“崇高”，以致只看重“爱”的教育而忽视对“敬”的情感的培育。其实，从培养健全人格的角度来说，这两者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凡是高尚的人格和伟大的功业，无不是在这两种情感共同驱使下建立的。所以康德认为崇高与优美虽然形态不同，但却是互补的，“崇高使人感动，美则使人迷恋”“崇高的性质激发人的尊敬，优美的性质则激发人们的爱慕”，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健全人格不可缺少的心理特征。而针对当时由商业文明造成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世风，他又特别强调“没有崇高，伟大的事业就不能完成”。

（选自王元骧《美的理想不容矮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