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酿王

凌鼎年

    黄一实的酒酿在古庙镇上老老少少都翘起大拇指，没有不说呱呱叫的。古庙镇人黄、王不分，大伙习惯喊黄一实为“酒酿黄”，但听起来总像“酒酿王”，其实喊他酒酿王倒也不虚不谬。黄一实做酒酿，不用大钵头，而是用小钵头。据说小钵头酒酿比大钵头酒酿难做，因此做酒酿小生意的，都习惯用大钵头，不敢轻易改用小钵头，单凭这一点，黄一实就区别于其他做酒酿买卖的。

    古庙镇人只要一听那吆喝就知道是“酒酿王”来了。别人喊“酒酿——酒酿来——”他喊“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酒酿王的嗓音很浑厚，有一种穿透力，能穿过门墙，撞入人们的耳膜。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能听到酒酿王的吆喝，他那极有韵味的吆喝可以说已成了古庙镇的一种文化风景，或者说是一种民俗。

    古庙镇的人偏好吃酒酿有些年头了，来了客，端碗酒酿小圆子，乃待客的一种，既不破费多少，也还上得台面，那些老吃客十有八九认准酒酿王的酒酿。据他们说，一上口就能吃出是不是酒酿王做的酒酿。每每这时，黄一实脸上就浮现出一种满足，一种得意来。用他的话说，有老吃客的这些评价，比吃人参还补。

    酒酿王的酒酿从来只有买不到的日子，没有卖不掉的日子。但黄一实坚持每天只做三十小钵头，一小钵头也不多做，从无例外。通常他九点钟骑了黄鱼车笃悠悠地走街串巷，一路骑过去，一路吆喝过去。黄一实常说：他做酒酿买卖，一半是为了能吆喝上这几声。只要每日里这么吆喝一嗓子，通体舒畅。若待在家里只吃不做，不吆喝，不出一个月保管憋出病来。黄一实的酒酿常常是不到吃中饭就卖光了。下午，他或茶馆里坐坐，或澡堂城泡泡。

    黄一实说：泡澡、喝茶乃人生的两大享受，神仙也不过如此。天长日久，他有了不少茶友、浴友，每日里聚在一起，嚼起来没有啥话题避讳的。有位老茶友对他说：“你的酒酿，牌子已做出了，生意这么好，何不多做点？”“我只有一双手。”黄一实说了这话再不多言。

    有位浴友替他出主意说：“那请一两个帮手嘛，你还可过过老板瘾呢。只要指点指点，指派指派，人又省力，钱又多赚，这等好事别人想觅也觅不来。”黄一实默默半晌后说：“我这人命贱，自己不动手做，比死还难受。再说了，自己做放心。做好做坏，心里有底。”黄一实的酒酿总比别家的甜，比别家的香，比别家的酒酿汤多，问他有啥诀窍，他搔搔头说：“能有啥诀窍，凭良心做，凭经验做。”其他，他就实在说不出啥了。

    黄一实的酒酿不论斤不论两，论钵头的，一小钵头一买，连钵头买也可，用锅用盆来倒回去也行。他的酒酿打出牌子，不挑不拣，顺着摆放的次序拿，若要比比看，挑挑看，他就不卖。老主顾都知道，黄一实的酒酿钵钵一样，无需挑挑拣拣的，否则，咋叫“酒酿王”？有时碰到孤老太孤老头，只要买一点点的，黄一实就取出一把毛竹片刀来，把小钵头里的酒酿一划二或一划四，你这次拿回家称是这分量，下回买，准仍是这些分量。从无短斤缺两的。古庙镇的人都说：如今像黄一实这样信得过的生意人越来越少。

    有次，一公司总经理来找他定做五十小钵头酒酿，说有批上海客户慕他酒酿王的名，点名要吃他酿的小钵头酒酿。公司准备连钵头买，钱可以预付。

    黄一实说：“可以。但每天只有三十钵头，若要五十钵头只能分两天交货。”那怎么行？公司总经理表示价钱上可以提高点。

    谁知黄一实说做五十钵头质量上就难保证了。只能一天三十钵头。要就要，不要拉倒，没啥商量的。

    听惯了黄一实的吆喝，几回不听见，就有人问：“酒酿王这两天怎么没来？”往往这话还在耳边，那“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的吆喝声就传来了。

    最近，连着好几日未听到酒酿王的吆喝声了，生活中仿佛缺了什么。一打听，原来黄一实病了。大家怪想念黄一实的，几个老茶友、老浴友结伴前去看望他，进了门，大伙儿一起吆喝了一声：“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黄一实听后浑身一震，他撑起身来说：“你们这一声吆喝，对我来说，比吃啥药都强，这不，毛病好了一半。”

（摘自《第五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治印

聂鑫森

    著名的老篆刻家厉刃，一早起来，心情特别好。他先在院子里看了看花架上一盆盆的太阳花。猩红的花骨朵正迎着霞光慢慢地展开，然后踱进他的书房。书房的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是他亲手写和刻的三个篆字：“石窝窝”。这个名字似乎有点土，但却很有意味，桌子上、博物架上，到处堆着各种各样的印石和关于篆刻的书籍，空气里飘袅着石头的气息。

    昨夜，厉刃其实睡得很迟，一口气为本城评选出来的五名优秀的清洁工人，各刻了一方印。是总工会的同志交下的任务，酬金当然是按他的润格，每印四千元。但厉刃说：“为他们刻印，我分文不取，而且要刻好。”这几方印确实刻得既有气势又有韵味，采用的是汉官的风格，下刀雄浑奇肆，但细部却又婀娜多姿。他觉得这些身处底层的工人，正直朴厚，情感丰富，有一种值得人钦佩的奉献精神。刻完印，已是凌晨三点，他又兴致勃勃地把印文和边款拓到宣纸册页上，将来可以收入到他出版的印谱中去。

    老伴忽然走进来，说：“有个年轻人要见你，他是市政府办公室的主任，叫任之。”

    厉刃说：“我并不认识他，不见，哪有来这么早的？”

    老伴说：“八点都过了，还早？也许人家有急事呢，我去叫他进来吧。”

    厉刃点点头说：“也好。”

    走进书房里来的任之很年轻也很英俊，上穿银灰色短袖衬衣，系着一根紫红色的领带，下穿一条牛仔长裤，挺时髦的。

    “行石老先生，冒昧打扰，请您原谅。”

    “行石”是厉刃的字，任之不直呼其名，可见这小伙子是很懂礼貌的。

    任之递过一张介绍信，上面写着“兹有任之主任前来拜访，求请为市长华阳刻一印章。”

    “行石老先生，不知可否？”

    厉刃笑了笑：“我给任何领导刻印，都是要收取润金的。这是我的规矩。”

    “能不能破个例？”

    “不能！”

    任之犹豫了一阵，说：“我知道老先生是每印四千，能不能少一点？”

    “分文不少！”厉刃有些不高兴了。这样的事他见得多了，头头爱风雅，下属要讨上司的欢心，送个字画、印章，却又不想花钱。厉刃从不让人占这样的便宜。

    “润金我照付……我想三天后来取。”

    “不，一星期后来取，这几天我没时间。”

    “好吧，都依老先生。”任之付了润金，悻悻地走了。

    任之走后，厉刃觉得心里憋得难受，便找了块印石，操刀刻“华阳之印”。仍然是汉官印的格局，但笔笔画画端庄质朴，边款为：“治印必端方，做人亦如是。华阳先生雅正。厉刃奏刀。”

    不久，市长华阳亲自主持了一个本地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的座谈会，厉刃应邀参加了。在开会之前，华阳特地走到厉刃面前，诚恳地说：“厉老，谢谢您赠我的印，刻得真是太好了。”

    “华市长，您不必客气，这印您是花了四千元定刻的。”

    华阳愣了一下，随即说：“当然要谢您的，艺术——是无价的。”

    这个座谈会开了整整一天，华阳微笑着听取大家对文化建设方面的意见，并认真地做了笔记。在中午的宴会上，华阳特意给厉刃敬了酒，祝他在古稀之年再创辉煌。

    几天后，厉刃收到了华阳的一封亲笔信。

    信是这样写的：

厉老：

    夏安！您在座谈会上发表的意见，令我茅塞大开，获益匪浅，谢谢！

    首先要向您道歉，办公室主任任之未经我的应允，擅自上门求印，多有打扰。谢谢您的提醒，我特意去财务室查了账，小任竟然用四千元公款付的润金。我除补交这笔款子外，还特意在机关党员大会上做了检讨。任之主任虽然年轻有为，但此种行为却不可姑息，已暂调离办公室，去一个乡镇锻炼，以观后效。

    “治印必端方，做人亦如是。”真乃警醒之语，我会牢记在心的！

    厉刃读完这封信，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忽然问老伴：“捐献给希望工程的五万元寄了吗？”

    “早寄走了。”

    “那就好，那就好……”

错放

三石

    “二狗被警察抓走了！”

    村里人奔走相告，大家极兴奋，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争先恐后地数落着这些年来二狗的种种劣行。

    张三说：“这狗日的，去年冬天，他带着几个人到我酒店里喝酒，酒足饭饱，钱一分不付，还耍酒疯，将我的腿都打折了。到现在还没好利索，走路还不便呢。”说罢，张三还一瘸一拐走了几步给大家看。

    李四说：“就上月，二狗在村头调戏邻村过路的一闺女，我看人家闺女吓哭了，就上前劝二狗两句。这二狗，正正反反地扇了我十几个耳光，牙都给打落了好几颗。”说罢，李四还张嘴给大家看。

    王五说：“今年春上，有一天中午，二狗翻墙到我家偷东西，恰巧被我给撞见了，他不但不跑，还耍横，操起我家的菜刀劈了我两刀。喏，疤还在这里呢。”说罢，王五把袖子捋起，露出胳膊上两条赤色的伤疤给大家看。

    ……

    夜里，不过年不过节的，村里好些人家都放了炮仗。

    别看二狗平日在村子里横行霸道，进了号子就成了酱黄瓜，竹筒倒豆子，把几年来造的孽干的坏事，一五一十地都招了，其中便包括打折张三的腿、扇落李四的牙、偷盗不成刀伤王五的事情。

    警察便到村里来调查核实。

    找到张三，张三却说：“二狗倒是隔三差五地会来我酒店里喝酒，可都是村里人，乡里乡亲的，怎么可能喝酒不付钱呢？”至于腿是如何折的，张三解释说：“那是上山砍树不小心摔了一跤，摔折的。”

    找到李四，李四也说：“没有的事，二狗这人，虽然说不正经，可也不至于光天化日之下行不轨之事，没这胆量。”至于牙是如何脱落的，李四解释说：“唉，没办法，年纪大了，牙都掉得差不多了。”

    找到了王五，王五更是一脸迷惑：“哪有这事？二狗在村里霸道不假，可借他个胆，他也不敢跟我耍横。你们打听打听，方圆几十里地，谁敢动我王五一根毫毛！”至于胳膊上的伤疤，王五笑着解释说：“这怎么会是刀疤？这是我当年做篾匠时，被毛竹片划伤的，已经好些年了。”

    警察还找了些人，但这些人都跟张三李四王五说的一样。

    二狗被关了不到一个礼拜，便被放了出来。

    于是，村里人又经常看见二狗趾高气扬走街串巷，就有人悄悄发泄对警察的不满来。

    张三说：“警察有个鸟用，二狗干的坏事多如牛毛，竟然查不出来，我看只配回家给老婆洗裤头。”

    李四说：“据说警察在村里办案的吃喝费用都是二狗家给开支的，这样能查出案子来才怪呢！”

    王五说：“二狗有人，他表舅的女婿的姑父的一个同学，在公安局当科长。你们说，有这关系，能不放人吗？”

    不过，大家也就背后发发牢骚，对二狗却是不敢造次，老远看见二狗，就躲。躲不掉的，就低声下气跟二狗打招呼。

（原载《上饶晚报》2013年12月23日）

画皮

杨海林

我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叫三坝的小村，那里总共几十户人家，两三百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村里要抓一个阶级斗争典型，开会讨论了几天，总是确定不下人选——这个村几代人都是土里刨食的主，肚皮尚且牺惶，哪有心事管别的事？

    但这样的政治任务在当时来说是头等大事，完成不了肯定不行。

    看到村干部犯了难，蒋三爷自告奔勇：“别人有妻儿老小，我光棍一条——还是我来吧。”

    有人愿意背这个锅，村干部当然大喜过望，于是急忙往乡里汇报。

    不久乡里就派来了专门的调查组，里里外外一分析，蒋三爷还真是个有问题的人——解放前有一段时间他去了上海！

    按照时间推算，蒋三爷去上海时26岁，正是一身好力气的时候。

    他去干了什么呢？

    村里人都知道蒋三爷去上海的原因是他打死了一个恶霸——这事他在忆苦思甜大会上没少说——而他到上海后干了些什么，却一直没有人探询。

    调查组的人去蒋三爷家了解情况，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自己需要的蛛丝马迹——大热的天，蒋三爷总是穿着长袖的罩衫，袖口儿必定用皮筋束得紧紧。

    难道他的手腕上有什么秘密？

    捋起来看，果然有一块亮亮的疤！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调查组的人很快弄清了蒋三爷保守了几十年的秘密：他在上海的时候加入了青帮，那块疤下面，原来有青帮刺下的文身！

    这个结论可不是调查组的人随意得出的，因为手腕上的文身虽然被疤痕遮盖了，可是蒋三爷的后背上还留有一整块的文身。

    刺的是关云长一手捋须、一手提青龙偃月刀，侧身跨赤兔马的《忠义千秋图》。

    因为后背上的这张“画皮”，蒋三爷一下子成了这次运动的典型，要在乡里认认真真地开一次批判会，再被送到县里的监狱。

    轮到开批判会的那一天，村里特意放了假，让大家都去现场接受教育。

    以前类似的会议是很少有人愿意去的，但是这次不同，全村几乎没有一个人落下，大家都想亲眼看一看蒋三爷后背上的“画皮”。

    遗憾的是那天蒋三爷还是穿了长袖的罩衫，袖口儿用皮筋束得紧紧。

    什么也没看到，村里人由原来的同情和好奇一下子变成了愤怒，有几个甚至想冲上去扯掉蒋三爷的罩衫。

    只是因为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大家才不敢造次。

    蒋三爷在牢里待了许多年，当他出狱的时候，我已经结婚生子了。

    蒋三爷和我是邻居，关系又极好，他来逗弄我孩子的时候，我有时会问他画皮的事。

    “我那时在上海滩遇到一个文身的先生，他的手艺极好，最拿手的是《忠义千秋图》：关羽攒眉瞪眼，三绺长髯却又飘逸灵动——可谓是一紧一松张弛有度。”

    “青帮的很多人都在后背上刺下这幅图，可那些都是亡命之徒，很难说他们能活多久。这个先生临死的时候，不忍心那么好的手艺消失，于是就把《忠义千秋图》在我的后背上刺了下来。”

    听蒋三爷这么一说，我更想看看他后背上的“画皮”了。

    可是蒋三爷不给看。

    蒋三爷从来不去村里的浴室洗澡，每天晚上，他都喜欢用我们不认识的药材泡好一木桶水，然后整个人坐进去。

    我曾经问过他，他说这是防止自己的皮肤老化损坏了后背上的“画皮”。

    蒋三爷的本家侄子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人家在城里做了大事，后来把蒋三爷也接到城里去了。

    城里可不像我们农村，蒋三爷每天一把澡的习惯只好去浴室里进行了。

    浴室里也会有一些文了身的人，所以起先没有人留意他。

    但是后来，只要蒋三爷一去洗澡，浴室的伙计就会偷偷地打电话。

    他的身后就会多了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

    蒋三爷知道他在偷偷地观察自己，不知怎的，他竟然又回到了村子里来。

    我到报社上班的第二年，蒋三爷死了。

    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找了来，想买下蒋三爷后背的“画皮”。

    经不住软磨硬泡和大价钱的诱惑，蒋三爷的本家侄子同意了。

    可是当植皮医生被请来的时候，他捋起了蒋三爷的罩衫。

    光光的脊背上什么也没有。

    不会吧，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又伸过头来瞧。

    真的，蒋三爷光溜溜的脊背上什么也没有。

（选自《中学生阅读》2016年第11期）

活着的手艺

王往

    他是一个木匠。是木匠里的天才。很小的时候，他便对木工活感兴趣。曾经，他用一把小小的凿子把一段丑陋不堪的木头掏成一个精致的木碗。他就用这木碗吃饭。

    他会对着一棵树说，这棵树能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面子要多大，腿要多高，他都说了尺寸。过了一年，树的主人真的要用这棵树了，说要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他就站起来说，那是我去年说的，今年这棵树打了衣柜桌子，还够打两把椅子。结果，这棵树真的打了一个衣柜、一张桌子，还有两把椅子，木料不多不少。

    长大了，他学了木匠。他的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他锯木头，从来不用弹线。木工必用的墨斗，他没有。他加的榫子，就是不用油漆，你也看不出痕迹。他的雕刻最能显出他木匠的天才。他的雕刻能将木料上的瑕疵变为点睛之笔，一道裂纹让他修饰为鲤鱼划出的水波或是蝴蝶的触须，一个节疤让他修饰为蝴蝶翅膀上的斑纹或是鲤鱼的眼睛。树，死，木匠又让它以另一种形式活了。

    做家具的人家，以请到他为荣。主人看着他背着工具朝着自家走来，就会对着木料说：“他来了，他来了!”是的，他来了，死去的树木就活了。

    我在老家的时候，常爱看他做木工活。他疾速起落的斧子砍掉那些无用的枝杈，直击那厚实坚硬的树皮；他的锯子有力而不屈地穿梭，木屑纷落；他的刻刀细致而委婉地游弋……他给爱好写作的我以启示：我的语言要像他的斧子，越过浮华和滞涩，直击那“木头”的要害；我要细致而完美地再现我想象的艺术境界……多年努力，我未臻此境。

    但是，这个木匠，他，在我们村里人缘并不好。村里人叫他懒木匠。他是懒，除了花钱请他做家具，他二话不说；可要请他做一些小活，他不干。比如打个小凳子，打扇猪圈门，装个铁锹柄什么的，他都回答：没空。村里的木匠很多，别的木匠好说话，一支烟，一杯茶，叫做什么做什么。

    有一年，恰逢大雨，家里的厕所满了，我要把粪水浇到菜地去。找粪舀，粪舀的柄坏了，我刚好看见了他，递上一支烟：你忙不忙?他说不忙。我说，帮我安个粪舀柄。他说，这个……你自己安，我还有事儿。他烟没点上就走了。村里另一个木匠过来了，说：“你请他？请不动的，我帮你安上。”这个木匠边给我安着粪舀子，边告诉我说：“他啊，活该受穷，这些年打工没挣到什么钱，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工地上的支架、模具都是铁的，窗子是铝合金的，木匠做的都是这些事，动斧头锯子的少了。他转了几家工地，说，我又不是铁匠，我干不了。他去路边等活儿干，等人家找他做木匠活儿，有时一两天也没人找。”

    我很少回老家，去年，在广州，有一天，竟想起这个木匠来了。

    那天，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事，一些声音在耳边聒噪：

    ——你给我们写纪实吧，千字千元，找个新闻，编点故事就行。

    ——我们杂志才办，你编个读者来信吧，说几句好话，抛砖引玉嘛。

    ——你给我写本书，就讲讲大学生如何实现在网上发帖做“二奶”的。

    我什么也没写，一个也没答应。我知道得罪了人，也亏待了自己的钱包。我想着这些烦人的事，就想到了木匠。他那样一个天赋极高的木匠，怎么愿意给人打猪圈门，安粪舀柄?职业要有职业的尊严。他不懒，但他比谁都孤独。

    春节回去，听人说木匠挣大钱了，两年间就把小瓦房变成了两层小楼。我想，他可能改行了。我碰见他时，他正盯着一棵大槐树，目光痴迷。我恭敬地递给他一支烟。问他：在哪儿打工？他说：在上海，一家仿古家具店，老板对我不错，一个月开5000元呢。我说：好啊，这个适合你！他笑笑说：别的不想做。

林掌柜

贾大山

    林掌柜的“义和鞋庄”不大，只有两间作坊，两间门市。门市柜台上，除了放着算盘、笔砚、账簿，还放着一把特制的小巧玲珑的铡刀。据说，只要顾客问一声：“掌柜的，鞋底里面，垫的是纸是布呀？”林掌柜便微微一笑，一手接过鞋，一手抬起小铡刀，咔嚓一声，把鞋铡作两截，送到顾客眼皮底下看——林掌柜又叫“铡刀林”。可是，在我的记忆里，那把小铡刀从来没有用过，只是那么放着，并且总是擦得明晃晃的。

    一天，我正骑着石头狮子玩耍，杨跛子过来了，一跛一跛地走到林掌柜的柜台前面，说：“买鞋！”

    那天顾客不少，林掌柜见他来了，赶忙拿出几双鞋，让他挑选。他拿起一双鞋，朝柜台上一扔：“铡一双看看！”

    林掌柜望着他，笑而不语。

    “不敢铡？”

    “敢铡。”

    “不敢铡就不是好货！”

    “这么着吧，爷们儿！”林掌柜拿起那双鞋，一面用纸包着，一面笑着说：“这双鞋，拿去穿，钱，不忙给；鞋底磨通了，鞋帮穿烂了，好货赖货一看便知。”话儿也柔和，手儿也利落，话说完了，鞋也包好了，朝他怀里轻轻一扔，“别客气爷们儿，拿着，穿坏了再来拿！”

    杨跛子真的不客气，白白拿走一双鞋！顾客们都很气愤，林掌柜却依然笑着，说：“只当铡了一双。”

    父亲和林掌柜是至交。遇到下雪下雨的天气，或是生意不忙的时候，林掌柜便来我家杂货铺子里闲坐。两人到了一起，就要喝一点酒，“老哥，喝点儿？”“喝点儿，老哥。”他们到里间屋里，在炕上放个小桌，对面坐了，慢慢地喝。——我家卖酒，也卖松花、咸蒜、豆瓣酱。每次分别的时候，两人总要互相奉承一句：

    “我最馋你的豆瓣酱。”

    “我最服你的小铡刀。”

    我也深深喜爱林掌柜的小铡刀。有一次，他们喝着酒，我问：

    “林大叔，你那小铡刀快不快呀？”

    “快呀，飞快飞快。”

    “一年铡多少鞋？”

    “早先铡一些，后来就不铡了。”

    “既然不铡了，要它干什么？”

    “放着。”父亲说，“世界上有些东西，一定得有，用到不用的时候，便是用好了。”

    林掌柜乐了，举起酒杯说：“知我者，老哥也！”

    他们每次喝酒，总是这么快活。

    那年腊月的一天，天很晚了，父亲站在货架子前面，正自盘算什么，林掌柜把门一推，头上顶着几片雪花进来了。父亲说：“你也没睡？”

    “睡了，又起来了。”林掌柜结着扣子说，“我想喝两盅。”

    林掌柜自己下手，弄了一碟韭菜花儿，弄了一碟豆瓣酱，然后从酒坛里舀了一小壶酒，说是一醉方休——林掌柜心地坦和，总是那么快乐。

    可是，他刚抿了一口酒，突然皱起眉头：“酒里掺水了？”

    “没有。”父亲一愣。

    他又抿了一口，红着脸嚷起来：“掺水了，肯定是掺水了！”

    父亲尝了一口，脸也红了，急得拍着桌子说：“咦，这就奇了！老地方进的酒呀！”

    “最近，谁来打过酒？”

    “昨天，前天……杨跛子！”

    “披一件破大袄？”

    “披一件破大袄！”

    “要赊账？”

    “要赊账！——三斤的瓶子灌满了，提下柜台，才说要赊账。我说不赊账，他就不打了……”

    “酒呢？”

    “我又倒回去了！”

    “坏了！”林掌柜仰起脖子，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得没了声音没了眼睛。他说，杨跛子打酒，惯用此法：他的破大袄里另外藏着一只瓶子，里面装满凉水……

    父亲听了，也被气笑了：“你说，这半坛酒……”

    “洒了！”

    “洒了？”

    “再卖倒字号。”

    “半坛酒，总有七八斤呀……”

    “不喝了，睡觉！”林掌柜好像生气了，起身要走，父亲赶忙拦住他：“怎么了，老哥？”

    “人也有字号！”

    我赶紧开开门，抱起酒坛子，把“酒”洒到街里去了。林掌柜拍着我的头顶笑了笑，说：“这小子长大了做买卖能发财。”我要去给他们打好酒，他说不用了，父亲也说不用了，催我去睡觉。

    我不想睡觉，看他们喝酒，听他们说话。鸡叫头遍了，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最后三举杯：头杯酒，三十年打早抹黑，苦巴苦干，两家都有吃有穿，没饿着没冻着，喝了；二杯酒，两家相识相知，老不哄少不欺，谁也没有做过亏心的买卖，喝了；最后一杯没有喝，他们把酒洒在地上，敬了天地财神，算盘和秤，还有那把小铡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