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运动对少年儿童的快乐有很大影响，越是不爱运动的孩子快乐得分越低。而且，不爱运动的孩子经常存在孤独、忧郁、注意力不集中、焦躁、睡不着等不良情绪或感受。数据显示，不爱运动的学生，各种不良情绪比例更高，尤其是体育成绩下等的学生，孤独、忧郁、神经敏感、情绪不稳定、焦躁、注意力不集中、想叫喊骂人等情绪的比例均高出体育成绩上等的学生20多个百分点。这说明，经常进行体育活动的学生、体育成绩好的学生更善于缓解不良情绪。因此，体育较差的学生应多增强运动，使各种不良情绪得到纾解。但是，数据也显示，有近半数（47.1%）的少年儿童表示自己运动量不够。而且随着年级升高，学生认为运动量不足的比例越来越高，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三共上升了30.4个百分点。然而，有的家长、老师为了让少年儿童多学习，减少了运动量，占用了运动时间。这不仅仅是剥夺了孩子的运动，更是剥夺了他们的快乐。

    同样，和谐的亲子关系也会使少年儿童的快乐指数更高。调查发现，有近六成少年儿童经常与父母聊天。年级越高，与父母经常聊天的学生比例越低。相关分析还发现，经常与父母沟通的孩子，快乐指数更高。但是，有超过三成的少年儿童“投诉”父母边玩手机边与自己聊天，近两成与孩子聊天时说没时间，近一成不愿听孩子说话。而且，父母与孩子聊天的主要内容是学校、日常生活、学习，聊兴趣爱好的比例仅有两成多（22.8%），聊朋友尚不足两成（18.7%），均排位比较靠后。然而，少年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给他们的快乐带来深刻影响的因素往往并非只有学习，情绪、兴趣、朋友等这些在成年人看来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反而深刻影响着少年儿童的快乐感受。

（摘自孙宏艳《影响孩子快乐的因素常被我们忽略》，《光明日报》2017年9月21日14版）

材料二：

图表：男女生快乐指数比较

（摘自孙宏艳、田丽《我们的孩子快乐吗》，《光明日报》2017年9月21日14版）

材料三：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针对欧美39国青少年的健康与福祉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荷兰青少年最快乐，而且快乐程度超过美国同龄人。

    这项调查是针对11岁到15岁的青少年，共有39国约20万的青少年受访。

    调查发现，荷兰的青少年喜欢上学，结交很多朋友，且较少卷入打架和欺凌事件。他们与父母关系良好，自我感觉身心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荷兰青少年普遍都吃早餐。

    至于青少年模仿成年人抽烟酗酒的问题，调查也发现，在39国的受访者中，荷兰青少年很少接触烟酒，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吸食大麻，或与伴侣发生不安全的性关系。

    5年前WHO曾调查学龄儿童健康行为，荷兰儿童的表现也是名列前茅，而这次调查中，95%受访的荷兰青少年为自己的生活打及格分数。

    分析荷兰青少年身心健康、生活快乐的原因，负责这项调查的研究员佛雷博格说，青少年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社会因素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她说，荷兰青少年普遍与父母、朋友关系良好，且荷兰的繁荣富裕与重视社会公平正义，也是青少年感到生活快乐的原因。

    相较于北美洲与欧洲其他国家的青少年，荷兰青少年不挑食，少生病，并且养成了运动的好习惯。

（改编自中新网《调查显示荷兰青少年生活最快乐 赶超美国同龄人》）

老戏台

李亚强

    夜戏散了，戏台下的吵闹声逐渐归于死寂。卸了妆的演员坐在连锅炕边大声喧哗，一边喝酒一边对着戏词，炉火映红了每个人的脸庞。墙壁上挂满了花花绿绿的道具戏服，像一个个站立着的人，窥视着后台的每一个人。我兀自游走，穿上龙袍，端坐在这些人身边，像戏里的人，也像戏外的人。

    多少年后，在梦里出现这样一幕，我的心依然感到震颤，这种恐惧是由外而内的，像一柄长剑，直插内心。我从梦里一下被揪起，端坐在暗夜里。

    那时候，庙很旧，里面供着三圣母，只有一个朱砂写就的牌位立在供桌上。没有泥塑像，这座土庙也是附近十里八乡村人的心灵寄托，求神告庙都少不得来这里烧一炷香。

    那时候，土木结构的戏台也很旧，下雨的时候经常漏雨，戏台顶上的瓦片一年比一年少，村里人都在张罗着推倒老戏台再重建一座混凝土结构的戏台，但是一次次被搁浅。看戏的人少了，求神告庙的人多了，小小的土庙被翻新成了砖瓦结构的新庙，庙里的三圣母也有了具体的泥塑像，每年正月初一凌晨，村里人都要争着来这里烧一柱头香。

    戏台就在土庙正对面不足20米的地方，一条原本直行的道路，到这里突然打了弯，就因为戏台的存在。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村人都要组织一场盛大的秦腔演出，名叫给神唱戏，小时候想不明白，神为什么那么爱看戏？长大了才知道，名义上是给神唱戏，实际上是给人唱戏。其实戏之于乡亲们，只是一种载体罢了，真正懂戏看戏的人微乎极微。很多人只是为了排遣心中的空虚和农闲后的寂寞，所以大戏开场了，台下却是三三两两拉家常的。戏充当的是媒介的作用，为人们提供一个可以倾诉的场地，也正是戏，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维系着那个年代人们之间的纯朴感情。

    一年农事的结束在年关，一年农事的开始是在二月初二。在没有其他娱乐方式的早年间，唱戏基本是除了社火以外唯一的娱乐形式。小时候，村里还有一支剧团，平时大家都埋身在黄土地里，是灰头土脸的张三、李四、王五，当二月初二临近的时候，这些人从黄土地抽身出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穿上华丽的戏服，成了杨宗保、成了朱春登、成了秦香莲，成了人们不认识的人。

    父亲曾经也是村里的一名秦腔演员，家里堆放着厚厚的戏本。那时候农村青年没有外流一说，一些喜欢唱戏的青年聚集在一起，组建了村剧团，最鼎盛的时候，甚至比县剧团还要辉煌，除了在本村演，还被邀请到其他村演。

    后来，村里人知道新疆有煤矿、棉花，年轻人组队外流。父亲也放下了戏本，跟着村里的青年去了煤矿，日子过得比戏还苦，谁还去唱戏？村剧团散了，每年二月初二的大戏难以为继，给神唱戏成了一种应付，有时候请几个人的皮影剧团来糊弄，有时候请几个县秦剧团的演员跟原来村剧团的演员混合着唱。再后来，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手里有钱了，直接请外地的秦剧团来唱戏。

    娘说，今年村里请了宁夏吴忠的秦剧团，二月初二唱夜戏的时候，戏台上的电路烧了，唱了一半的戏突然中断了，半个小时后，看戏的人已经走了一半。电路再次接通，一折戏又从头开始唱。又过不到半个小时，电路再次烧断，此时台下的观众已经所剩无几，无奈的演员又从头开始唱这折戏。都说给神唱戏呢，三圣母庙就在对面呢，唱戏中断两次，连神也管不了了。娘在电话里这样感慨。

    那晚，我在梦里看见，屹立了40多年的老戏台塌了，烟雾弥漫里，我看到那些村剧团的演员，一个个身着戏袍，如皮影一般在台下张望。

（选自《小品文选刊》2017年10期，有删减）

魔鬼心里的上帝

雨果

    母亲已经攀着荆棘滚进沟里。她披头散发，身上被刺伤，流着鲜血。西穆尔丹和盖尚都在沟里，像塔里的戈万一样束手无策。士兵们无能为力，绝望地围在他们身边。炙热难忍，但是谁也感觉不到。大火还在继续，令人畏惧。人们看见在烧得通红的窗口有三个金发脑袋。拉杜对天挥挥拳头，仿佛在用眼光寻找什么人，说道：“这叫行善吗，老天！”母亲跪着亲吻桥拱，一面呼喊道：“发发慈悲吧！”

    大火的劈啪声中夹杂着低沉的爆裂声。图书室里书橱上的玻璃裂开了，哗啦啦地掉了下来。显然屋架要坍了。谁都无能为力。再过一会儿，一切都将倒坍。大难临头。只听见孩子们在喊叫：妈妈！妈妈！人们恐慌万状。

    突然间，在与孩子们相邻的另一扇窗口，在大火的朱红色底幕前，出现了一个高高的人影。

    所有的头都抬了起来，所有的目光都凝住了。一个男人站在楼上，站在图书室里，烈火之中。他的身影在火焰中发黑，但是满头白发。人们认出这是德·朗特纳克侯爵。

    他消失了，不久后又出现。

    这位可怕的老人在窗口摆弄一个很长的梯子，这就是放在图书室里的救火梯。他去墙边找到梯子，将它一直拖到窗前。他抓住长梯的一端，像竞技者一样灵巧自如地将它搭在窗栏边沿往外滑动，一直滑到沟底。拉杜站在下面，惊喜万分，伸手接过梯子，紧紧抓住它，喊道：“共和国万岁！”

    侯爵回答说：“国王万岁！”

    拉杜低声说：“你愿意怎么喊都行，胡说八道也可以，反正你就是仁慈的天主。”

    梯子放好了。燃烧的大厅和地面建立了联系。二十个人跑了过来，拉杜一马当先，他们很快便从上到下站到了梯子上，背靠着梯级，像是上下传递石头的泥瓦工。这是木梯上的人梯。拉杜站在梯头，挨近窗口，面向大火。

    分散在欧五南地和斜坡上的军队惊喜交加，涌向高原、沟壑和塔顶平台。

    侯爵再次消失，然后再次出现，手里抱着一个孩子。

    掌声雷动。

    这孩子是侯爵随手抱起的，他是胖阿兰。

    胖阿兰喊道：“我怕。”

    侯爵将胖阿兰递给拉杜，拉杜又递给身后下方的士兵，士兵又递给另一位士兵。害怕地叫嚷的阿兰就这样被传递下来，一直传到梯底，与此同时，侯爵又消失了一会儿，然后将勒内－让抱到窗前，勒内-让又哭又闹，当他从侯爵手中转到拉杜手中时，他还跟打拉杜。

    侯爵又返回满屋是火的图书室。若尔热特一个人呆在那里，他朝她走过去。她微笑。这个铁石心肠的人感到眼睛湿润，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若尔热特。”她说。

    他将她抱在怀中，她仍然微笑。当他把孩子交给拉杜时，他那如此高傲、如此隐秘的心灵竟被天真无邪的孩子迷住了，他亲吻了她。

    “这是小姑娘！”士兵们说。若尔热特便在一片欢呼声中被一双双胳膊传下来，直到地面。人们在鼓掌、跺脚，老兵们在抽泣。她对他们微笑。

    母亲站在梯子下面，气喘嘘嘘、懵懵懂懂，面对意外的惊喜如痴如醉，因为她从地狱跃进了天堂。过度的快乐会损伤心灵。她伸开双臂，先抱住胖阿兰，再抱住勒内－让，最后拖住若尔热特，她狂热地亲吻他们，接着便大笑起来，晕倒在地。

    响起了高呼声：“都得救了！”

    确实，都得救了，但老人除外。

    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他本人多半也没有想到自己。

    他在窗前呆了几分钟，若有所思，仿佛在给大火一点时间来决定去留。接着他便不慌不忙地、慢慢吞吞地、高傲地跨过窗栏，头也不回地直立在梯子上，背靠梯级，面对深渊，背靠大火，像威严的幽灵一样默默走下楼梯。梯上的人们赶紧下来，在场的人都不寒而栗，面对这个自天而降的人仿佛面对异象一样，感到一种神圣的恐惧，纷纷后退。此时，侯爵正沉着地钻入眼前的黑暗。他们在后退，而他却在靠近。他那大理石一般苍白的面容上没有一丝皱痕，幽灵般的眼神里没有一丝闪光。人们在黑暗里惊恐地盯着他。他每走近一步，就似乎又高大一分，梯子在他死亡的脚步下颤抖，发出响声，仿佛是骑士的石像再次进人坟墓。

    当侯爵走下最后一个梯级，踩上地面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衣领。他转过身来。

    “我逮捕你。”西穆尔丹说。

    “我同意。”朗特纳克说。

【注】本文选自雨果的长篇小说《九三年》，有删节。《九三年》创作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小说围绕封建势力旺岱、叛军首领朗特纳克、资产阶级革命代表西穆尔丹等人物，生动地展现了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生死斗争的历史画卷。

柳先生的正骨膏

刘玲海

    邾镇东大街新开张的药铺叫汉春堂，坐堂的先生姓柳，人称柳先生，从东北躲战乱来到邾镇。柳先生擅长骨科，跌打损伤脱臼骨折手到病除，据说，他熬制的外敷膏药正骨膏更是神奇，无论多严重的骨折，经柳先生手法复位后，贴上正骨膏再用竹片固定，少则十日多则一月，断骨愈好如初。

    日本人攻打邾镇的那天，一颗炮弹落在颜老爷的家里，三间大堂屋成了废墟，颜老爷正在前厅伺候他的花树，震得昏了过去。半日后醒来，他看到养在莲花缸里的那株花树，如小臂粗的树干被炸断，仅连接着一部分树皮，颜老爷两眼一黑又昏过去。那株树是儿子带回来的，儿子的喜好，颜老爷视为珍宝。儿子和他的部队在台儿庄与日本人决战时，壮烈殉国，老人把儿子的一捧骨灰埋在树根下，更是视树为生命。

    现在，儿子的树被日本人毁了，颜老爷像被挖了心一样。他失魂落魄地在院子的残垣断壁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许久，他一下子想起柳先生，救人的命和救树的命都是救命，也是心急乱求医，柳先生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一路跌跌撞撞来到柳先生的药铺，全不顾大街上枪弹横飞，见到柳先生颜老爷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柳先生来到花树前，小心地扶起来，把断茬对齐捏实贴上正骨膏，周匝固定木棍。三日后，树叶竟振作起来，十日后，树叶重新泛绿，一月后，树干断处长好了。

    颜老爷一脸泪痕，紧抓着柳先生的手说：“你救了我儿子，也救了我啊!”

    邾镇沦陷后，病人挤满了柳先生的药铺，断胳膊断腿的病人很多。这天，柳先生在药铺里配药，心里默念着药方，川续断十钱，右手去药匣抓药，放进左手的戥子里一称，正好。继续一味味抓药，骨碎补十钱、藏红花十钱……

    汉春堂的大门咣当一声开了，听声音不是手推开的，是脚踢开的。一群日本兵涌进来，后边还抬着一个嗷嗷乱叫的军官，候诊的病人吓得四处躲藏。

    翻译官提着手枪走近柳先生，说:“听说你医术高明，请你为少佐先生治伤，伤愈后重赏。”说着指指乱叫的日本人，“少佐先生率兵进山剿匪，被八路的地雷炸伤，两条腿骨头断了。”

    柳先生一怔，然后缓步上前，看看担架上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认识。邾镇沦陷后，这个日本人牵着一条凶犬，在大街上咬死咬伤的人不计其数。

    柳先生指点把病人放到诊床上，然后双手在断腿上拿捏，病人忽然疼得又叫起来，日本兵哗哗地拉枪栓，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着柳先生。柳先生好像没看见，继续接骨，修正碎骨后外敷正骨膏再竹片固定。一条腿整好换另一条腿，有条不紊。

    “好了，隔日过来换膏药。”柳先生说着直起身去洗手，不再说话。翻译官放下大把银元，日本兵抬着少佐走了。

    隔日，翻译官抬着那个日本少佐来换膏药，又放下大把银元。

    又隔日，那个日本少佐被抬过来换膏药，翻译官再放下大把银元。

    这些日子，柳先生药铺里来治病的人越来越少，以致门可罗雀。

    半月后，日本少佐是拄着拐杖来的，两个日本兵扶着，见了柳先生露出一脸笑，不住地说:“你的，良民大大的！”柳先生也笑，只是不多说话。日本少佐换完药走了，当然还留下许多银元。

    柳先生听到大门口哗啦一声响，出门看，是颜老爷把他的莲花缸摔碎在柳先生的门口，还把莲花缸里的花树嘎吱一下当腰折断，去在地上愤愤而去，街上好多围观的人，恨恨地吐下唾沫，转身散去。

    柳先生一脸淡然。

    一个月后，是日本少佐自己走着来的，翻译官跟在后面抱着一坛酒。柳先生和日本少佐已成了熟人，最后一次换完药开始喝酒，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很是热闹，一坛酒喝光还没尽兴，柳先生提议翻译官再去拿一坛酒来。

    翻译官抱着酒坛子回来时，日本少佐躺在地上已经死了，面目狰狞，胸口插着一把刀，刀柄深入，污血满地。

    柳先生在院里正给颜老爷的那棵花树换药，莲花缸换了新的，缸里的花树折断处周匝固定着木棍，花树枝青叶绿，一派盎然。

    刑场上，翻译官问柳先生：“你当初为什么给少佐先生医伤？”

    “我是医病的先生，不能坏了先生的名声。”柳先生说。

    “那你干嘛又杀死他?”翻译官追问。

    “我是中国人，不能坏了中国人的名声！”柳先生脱口而答。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4期，有改动）

材料一：

沉郁，指深沉蕴藉、凝重悲抑的艺术风格。它既指表现在作品中的深刻、透辟的思致，也指创作过程中的深思熟虑。内向、深沉的个性气质易出沉郁之作，广博的学识能成沉郁之作，穷困波折的人生经历易生沉郁的情怀，发为沉郁的文字。

“沉郁”见于文学理论著作，始于钟嵘的《诗品·序》。他赞誉倡导诗歌的梁武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钟嵘倡导内容充实、富于深意的诗作，在品读具体作品时，诗意系于现实风云的深沉凝重是钟嵘的重要尺度。在汉末文人五言诗中，深沉悲切的思想情绪就已成为创作的重要依据。在建安诗中，这种思想情绪成为主要内容，并注入慷慨之气，艺术上也更为成熟。可以说，“汉魏风骨”的时代是“沉郁”成为一种重要诗歌风格的时代。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这种“沉郁”——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重情思在诗中的含蓄表露，成为中国文人诗的一个显要特点和传统，也成为诗歌评估的一个标准。

“沉郁”作为杜甫创作风格的突出特征，体现在以沉着蕴藉的艺术手法表达博大深厚的内心情志。杜诗“转益多师”，富于变化，但“沉郁”始终是主导风格。《杜诗镜铨》（卷三）指出杜诗的“沉郁顿挫”与充满时代、生命之慨的“汉魏风骨”有精神上的联系，又有艺术上的超越。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始标“沉郁”为杜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摘自王南《“沉郁顿挫”论》）

材料二：

对于“沉郁”的内涵所指，人们一般认为是杜诗的思想感情之深沉郁结，这种理解不无道理。杜甫是先秦儒学的虔诚信奉者，他在诗中所执着表现的先秦儒家的思想精神，诸如忧患精神、人本精神、乐道精神、笃行精神等等，必定会使他的诗歌具有深厚沉雄的性质；加上身经战乱，残破的山河、凋敝的民生与大唐盛世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而诗人又拒绝认可这种现实，坚信盛世的复兴，于是，爱国主义、民族意识以及民胞物与的伟大情怀，又构成了战乱诗篇的主旋律，这些，也必定会使他的诗歌具有忧郁郁勃的特征；同时，由杜甫家世的血族悲剧以及幼年丧母的不幸经历、青年时期的坎坷仕途等投在心灵上的阴影而形成的持重忧郁的性格，又不能不使他的诗歌具有沉着郁结的作风。

然而，从艺术形式的层面考察，我们看到，杜甫在描写壮大的景物和感叹个人身世时喜欢采用“时空并取”的手法，即在一个联语（一个押韵单元的两句诗）中，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下笔，使诗境具有超常的广度、厚度与深度，这也是形成“沉都”风格的因素。譬如《上兜率寺》中的“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一联，前句以“巴蜀”写寺的周围江山之壮美，是从空间角度下笔；后句以“齐梁”写寺庙中栋宇之悠久，则是从时间角度下笔。杜诗的雄厚之处，正在于既写了景物的空间状态，又写了景物的时间状态，以“时空并取”的笔墨展示出景物的雄伟现状和悠久历史。所以，这景物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有雄伟的身姿，又有丰厚的阅历。它们的身上既缠绕着天地的烟云，又披戴着历史的风尘。它们从远古走来，气势磅礴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足以让人们肃然起敬。

不仅如此，杜甫还常用“时空并驭”的手法表达漂泊岁月中的时局感受或身世感受，每每在一个联语中，兼出时、空两种意念。他经常使用“百年”“万里”“日月”“乾坤”等词汇，极力扩展时空的程度，造成悲壮深沉的诗境，塑造出白发老人面对天下烽烟的艺术形象。例如，“天下干戈满，江边岁月长”（《送韦郎司直归成都》），前句以“干戈满”写战火遍地的现实，是从空间角度写战乱的广延；后句以“岁月长”写客居日久，是从时间角度写战乱的持久：两句塑造出诗人关注天下烽烟、叹息漂泊于事无补的形象。

杜甫善于在一个联语中，把自身形象放在广大的空间与漫长的时间之坐标点上，通过时空的交构，精确地概括自己终生漂泊的生涯以及对国家时局的感受。这使得他的诗作既具有广博的视野，又具有深邃的思维，既具有现实的高度，又具有历史的厚度，因而蕴涵着深沉的宇宙意识。他诗中频频出现的“百年”之叹，虽然也含有对个体生命自怜自惜的因素，但是由于他关注的是国家的危亡、普天之下民生的苦难，就大大削弱了一己之私的内涵，而具有了“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的忧国忧民的高层涵义。比较羊祜、王義之、李白等人的叹息，这显然是一种悲壮的浩叹。从诗歌的表现手法来看，这样的“时空并驭”出色地塑造出诗人的目接乾坤、心怅百年的巨大形象，这个抒情形象强烈地感动着炎黄子孙的心灵。

（摘自韩成武《新论“沉郁顿挫”的内涵》）

（一）

①因为儒家政治构想的最高目标是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人与人之间伦理认同即是根本和逻辑起点。这种伦理的内涵，有着更为普遍和更为基础的对天下之“人”的论述。先秦时期的中国，以最为根本性的孝、仁来建构人与人的认同，来建构自己与“他者”共在的联系，即天下。

②周朝的天下，以宗法制为联结，宗法制的伦理根基是“孝”。家庭共同体有了孝的概念，孝的延伸就是天下共同体之“仁”。仁不是与他者的对立，而是与他者的共生共通。“仁”即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概念，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逻辑上首先要处理与亲人的关系。只有实现家庭内部的“亲亲”，才能实现向外的“爱人”。人与家庭共生，通过“仁”的概念转向了人与天下共生。因此理想的天下就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天下大同，是仁孝概念的逻辑必然，也是伦理化天下的根本内涵。换句话说，天下其实就是人类的伦理共同体，因此在这个共同体之内，就不可能有民族歧视。

③天下为一家，意味着“他者”的取消，即不以政体或民族区分敌我，而是在伦理关系中确证对方的独立性，并与对方共生共在。天下一家的秩序展现在现实中，就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礼制。凡天下之人，皆需仁孝，而仁孝就要服从礼制，服从礼制就要服从天子。因此，家与天下就在政治秩序层面实现了同构。随着大一统的实现，天下之内没有了其他的国，国家秩序也就成了天下秩序。这种伦理化的天下秩序不断将边缘的地域和人民纳入天下中来，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

④后世的中国人，往往不是以民族或者国家来定义中国，而是以文化或文明定义中国。正是因为中国概念的文明内涵，才导致中国可以消弭地理边界，逐渐与天下趋同。

⑤这种伦理的、文化的天下观念在宋朝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挑战。宋朝地域褊狭，为了与北方政权争夺话语权，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它有自己的族群文化，还有固定的地理范围；这种观念与过往的种种天下观并存。”由于宋朝儒家文化的巨大影响力，这种民族认同强化了中国后来的“正统论”“华夷之辨”等一系列论述。虽然宋朝的民族感日益强烈，但士大夫、思想家的理念中仍旧维持着、发展着天下观。所以变成天下、民族两层。天下观可能影响了民族感的发展，限制它只能发展到某个程度。也就是说，几千年的天下观仍然是中国人国家认同的主流，并持续约束和限制着民族偏见的发展。

（二）

政体的多重巨变使得欧洲人的身份意识从最初的文化意义上的宗教观念，即教徒，经连绵不断的战争而催生出地理意义上的地区意识和民族意识，最后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国家内部多元权力的团结统一，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共同体意识，于是“民族”就被发明了出来，并与“国家”相联结，成为民族—国家。

对社会中多元权力主体而言，它们都有各自独特的认同意识。尤其当面对多个封建邦国时，要达到共同的民族认同更是难上加难：“在几百年的邦国分立时代中，各邦国已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政治民族特性。假如人们没有将邦国民族特性同其他民族价值联系起来的话，那么他们必然否定这种根深蒂固的情感。”（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为了凸显本民族的特质，就需要树立一个敌对的“他者”，使共同的民族特质不断得到认知和巩固：“它如同个性那样，通过与邻人的争执与交流才能形成它的特质。”（同上）民族共同体的特质，就是在与“他者”的争执和交流中不断形成。

因此创造民族认同的关键，在于树立一个“他者”，依靠对他者的想象进行自我建构。近代欧洲国家一般通过两种方式树立“他者”，即战争和殖民。国家只有创造一个敌人，才能实现内部多元权力的和谐稳定，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内部民族的认同。“他者”的存在，是实现内部权力统一的绝佳理由，创造“他者”，也是西方长期以来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

民族认同依赖于树立一个“他者”，这种民族认同的实现方式，就必然导致对“他者”的污名化，即民族歧视。殖民统治的扩大，使欧洲人认识到越来越多的“他者”。非洲和亚洲的民族在文化、宗教、肤色等方面与欧洲人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就成了天然的、绝对的“他者”。面对这些非欧洲人的“他者”，殖民者展现出巨大的力量优势，这成为欧洲人民族优越论的重要证明。通过殖民所建构的“他者”，一方面为欧洲人的自我同一性提供证明，另一方面也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提供支撑。

西方社会史的逻辑告诉我们，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国家内部多元权力的统合压力，其二是国际竞争的压力。民族国家的建构既是国内政治统一的要求，又是国外权力斗争的结果。主权国家的发展逻辑，使得创造“他者”与创造“敌人”成为同义词。

（节选自杨光斌《中国“天下观”与西方“国际观”——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观》，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