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寻根

    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和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泰安岱庙的天贶殿，被誉为东方三大殿。近年农历八月廿七日孔子诞辰，都要在这里奏中和韶乐，演八佾舞，向至圣先师顶礼膜拜，把今人引入远哉悠悠的春秋末岁西狩获麟的古老风气之中。

    我是暮春三月到曲阜开“鲁迅与孔子学术研讨会”的，未能躬逢其盛。

    站在清朝雍正皇帝手书的“大成殿”金字匾额下方挡驾的绿栏杆之外，远远地望着头戴十二旒冕、身着十二章王服，手捧镇圭，一如古代帝王威仪的孔子坐像，敬则敬矣，却没有多少亲切感。当一个人被历代权贵显儒拜至高不可攀的天云之际，我辈平民书生只有敬而远之的份儿。

    记得多少年前，到处绘作“横眉冷对”的鲁迅肖像，连孩童也问他爸爸：“鲁迅爷爷很厉害吧？”圣人、伟人能否带点人情味？鲁迅晚年对此有所警觉，有所疑惑。他孝其母而爱其子，写了《答客诮》诗，自我辩解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他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向被视为非孔之作，其行文揭示权势者的利用和后儒的僵化，使民众对孔子惟有恭谨，却不亲密，又于孔子生前落魄，身后暴荣，体悟到人生荣辱如白云苍狗的悲凉感。这对后人如何看待伟人（包括孔子和鲁迅本人）和伟人之学，是富有启迪价值的。

    吾非孔门圣裔，这番曲阜寻根是要寻文化之根。中国成为数千年文明古国而不堕，成为礼仪之邦而富有风流儒雅趣味，甚至士人阶层列为“四民之首”成为历代社会的共识，孔子之功是不可没的。但圣人也是人，其学惟有与时俱进、从善如流、不断生发新机，后人寻根时，才会感到与血肉相连。在大成殿盘龙翔凤、金碧辉煌的灵光中，我感到圣人离我弥远，感到寻根的失落。惟有回首殿前一株挺拔苍翠的桧树，辨读“先师手植桧”的刻石，才渐渐辨认出孔子的身影，似乎这位身材魁伟的慈祥老人也荷锄培土，和我们一道参加植树节。

    孔子植桧相传有二株，唐朝封演《封氏闻见记》称：“曲阜县文宣王庙内并殿西南各有柏叶松身之树，各高五丈，枯槁已久。相传夫子手植，永嘉三年其树枯死。”原树历经兵灾火劫，在废墟上重生，在祸难后仅存的树桩上复发新条。今存者已历二百六十年风雨，老干如铁，繁枝似盖，显示了在风火雷电中不可摧磨的生命力，其树冠已在同大成门争日光中越过大成门的屋脊了。

    《孟子·万章下》载：“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这段话，为孔子形象定型化。于今的孔庙，已树起“金声玉振坊”、“圣时门”、“大成门”、“大成殿”，组合成坚强的自南而北的孔庙中轴线，比生命力，先师手植桧终于日益一日地高出大成门屋脊，便是极妙的象征。因为这时存在一条深植于泥土，并不息地抽出枝叶而迎接日日其新的阳光的根。

    曲阜“三孔”中引起我留连仰慕的树木，还有孔府花园的五君子柏。这株经历四百余年风雨的柏树，有若匪夷所思的巨掌伸出五指，采摄阳光和云霞，拥抱着寄居其间的一株古槐。我钦佩其博大胸襟，在树前留影。我想，柏与槐的根系是无心自立门户的，它们互相纠结，共同抗御风雨雷电。一者枝杆如虬，一者翠叶婆娑，相互掩映，相互扶持，各抒所长，荣辱与共，创造了“五柏抱槐”的旷世奇观。

    由根深叶茂，我联想到水源。老根无水，其生命势必枯竭，是不能重生的。孔子的根，孔子的降生地在尼山，那里的水名曰：“智源”。我这次来去匆匆，未及踏访。据《阙里志·山川》：“沂水出鲁城东南，尼丘山是也；流下注为智源溪。”其他有观川亭，相传是孔子观五川汇流之处。孔子在川上叹光阴易逝，一川秀水融汇着多少浩茫的人生感触。

    孔庙之旁有孔子故宅，大概能唤起游人的亲切感吧，但它已改作奉祀孔子先人的家庙，而且每个先人都封了王爵，宅中有孔子当年饮水的古井，据称那井水是“既清且渫”的，如今已成暗浊的止水。井旁有乾隆皇帝“故宅井赞碑”。镌刻有这位盛世群王的“饮水拜师”铭文：“我取一勺，以饮以思，呜呼宣圣，实我之师。”不过，井之四周已筑起雕花石栏、四角碑亭，俨然“圣水”的模样。这也就失去了我去年在绍兴鲁迅故居看百草园中的水井，尚能联想到少年鲁迅听蟋蟀弹琴、看云雀高飞，挖掘何首乌、采搞覆盆子的自然趣味了。

    宋代年间，广州的外商聚集区——蕃坊之繁荣。主要为外商服务的翻译也逐渐增多，但据史料记载，在京城礼宾院（宋代专为接待各国使节设立的机构）服务的译员，身份地位很低，逢年过节接受朝廷赏赐的时候，不过与奶酪匠同列。

    但由于翻译与外商甚至外国使节打交道，时有突然发达的机会。据史料记载，当年有个名叫王元懋的人，因家境贫困，到庙里打杂谋生，遇见了一个通晓“南蕃诸国”文字的老僧。老僧看王元懋勤快乖巧，将自己通晓的外语渐渐传授于他。后来王元懋逮了个机会随船出海，来到占城国（位于今越南南部）、，当时占城古国正急着跟大宋朝廷“攀亲戚”，以获得保护，通晓两国语言的王元懋很快成了国王的座上宾，充任翻译之职，后来又娶了公主，一穷二白的年轻人变身“驸马爷”。

    像王元懋那样靠外语技能改变人生的平民并不罕见。据不少历史学家的研究，早在宋代，广府地区已有很多有胆识的商人走出国门，到东南亚诸多古国“闯世界”去了。他们脑子好使，在国外待久了，逐渐熟悉当地语言，就可以凭借“双语”优势，充当贸易中介，甚至为向朝廷进贡的使团做做翻译，地位比在国内高很多。

    广州是外贸大港，市舶司雇有专业译员，位于西城的蕃坊及中外居民杂处的扶胥港还有不少民间翻译。这些翻译不可能个个正派，欺负外商语言不通，虚报价格，买卖双方两头吃的劣迹并不少见。一旦外商之间出现诉讼，地方官不得不依赖翻译提供的证词断案，翻译甚至接受利害关系人的请托，提供伪证，为此，《宋刑统》还有惩罚翻译伪证行为的特别条款，宋代学者陈郁所著的《藏一话腴》一书记载了一个案例，广府有两个外商因债务纠纷闹上公堂，翻译收了欠债人的好处，胆大包天，居然跟地方官说，听原告的意思，不是因债务纠纷才上公堂，而是因天气久旱，愿自焚献祭，向老天祈雨。地方官难辨真相，居然命令皂吏把告状的外商推出去烧了，以完其心愿．，陈郁感叹说：“生死之机，发于译者之口。”

    不过，愿意啃硬骨头的官员也还是有的。南宋名臣向子锺在广州任职期间，就曾自学外语，以便公正断案。他命人找来朝廷培养皇家翻译使用的蕃书《千文》以及其他几种外语教材，自己一一看完。此后，他向蕃商发布的命令告示以外文书写，外商因纠纷闹上公堂，翻译一看判官老爷懂外语，不敢再随便糊弄，诸外商欢欣鼓舞．向子诬“清明之声，播于海外”。

    据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一些地方官，虽然自己没有学外语，但清正廉明，对译者的证词往往一再核查，绝不轻信。这样的做法也使无良翻译收敛不少。但细看史料，我们就得承认，将翻译视为低微工匠、读书人以学外语为耻的观念，才是其真正的病根，这不得不让人在钦佩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地方官的同时，难免又发出遗憾的叹息了。

（摘编自《宋代广州就有翻译了，然而这个行业说起来很心酸》2019年2月22日《广州日报》，有删改）

    读过《水浒传》的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它的语言的地域色彩与其他名著不同。它不像《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那样，是以一种地方话作为基础方言，形成全书的语言色彩，而是既有大量的山东话，又有大量的江浙话。两种方言构成了全书语言的地域色彩。

    《水浒传》语言的地域色彩，与《水浒传》成书之前说话艺术发展的历史、与宋代“靖康之变”后 南北文化交流、其中包括说话艺术中心南移这两个因素直接相关。我国的说话艺术源远流长。大约在中唐时期，说话就成为一个面向社会大众的独立的艺术品种，到北宋时期，说话进一步发展，分为小说、说铁骑儿、说参请、讲史四家，还有了专题说话艺人、献艺的固定场地。当时的汴京成为全国的文化也包括说话艺术的中心。靖康之变后，杭州成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北方官话作为一种强势方言，集中、成片地进入汪洋大海般的吴语区。同时，杭州原居民使用的吴语方言，因为有周围广大吴语区为依托，也不会被北方官话代替。两种方言在并存并行的局面中，经过长时期的交流、碰撞、磨合，就形成了以两种方言为基础的混合型的方言。《水浒传》的语言就是在这种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形成的。

    近代以来，学术界公认《水浒传》是在宋元说话艺术的基础上成书的。南末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的《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这四种话本的名目，应当是最平出现的小本水浒故事。最早讲说这些水浒故事的，是南宋初年南移入杭州的鲁西南籍山东人。他们以山东人用浓厚的山东乡音讲说发生在山东的英雄好汉的故事，受到新移居杭州的广大北方市民和北方士兵的热烈欢迎。但是，他们毕竟生活在杭州，他们的受众必然也有或多或少的杭州原居民，因此他们在讲说时也就不能不注意适当吸取一些吴语词汇，以吸引原居民。同时，他们的行业晚辈承传人，这些自幼生长在杭州的年青一代，在严格遵循父老、师尊的说话家数、规矩和口耳相传的水浒故事内容的同时，在讲说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掺入了更多吴语方言词汇和句式。而且年代越久，承传的辈分越多，故事中的吴语方言色彩越重，以至达到了并存并行的程度。经过几代说话艺人淘沙取 金、删芜存精般的千锤百炼，水浒故事发展到南宋后期的《宣和遗事》具有整体框架的三十六人的大故事，最后到思想、艺术俱臻成熟的元代后期的“施耐庵的本”，水浒故事的基本内容、篇章结构、语言风格终于定型化，再也容不得后辈艺人随意作出改动了。直到元末明初经罗贯中最后“编次”成为定本的百回《水浒传》，罗贯中虽然作了一些加工和增益，但对我们前面指出的那些基本部分， 并未触动。

    总之，《水浒传》语言以江渐吴语方言和山东方言为基础方言构成的双重地域色彩，是在南北宋交替之后，在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现象；是当时文化中心南移，大批北方包括山东籍说话艺人移入杭州，说话艺术在一个南北两方的人们群居共处、两种方言并存并行的特殊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而形成的产物。这种双重语言成分，由于经过几代艺人千锤百炼的功夫，它们和谐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放射出强烈的艺术魅力，显示出有别于其他长篇名著的独特风格。

(摘编自李永祜《<水浒传>语言的地域色彩与南北文化融合》

翻译古文正如同翻译外文，都是在人与人之间架设理解的桥梁。如果说翻译外文是缩短一国人与他国人的空间距离，让不同国度的人不出国门便可见面晤谈，那么翻译古文则是填平现代人和古代人的时间沟堑，让现代读者通过译文与相隔千百年的古代作者进行对话。当年苏曼殊曾为他的汉译英诗集取了个名字叫“文学因缘”，不禁让人想到一句俗话“千里姻缘一线牵”，翻译充当的角色就仿佛文学因缘的月下老人罢？

古文今译也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据说，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把殷周时代古奥的档案文册改写成明白流畅的汉代语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有人开始用白话文改写文言文。时光流逝，语言变易，阅读中的语言障碍造成理解的困难，这在中外都一样。《尚书》到了唐代，人们已觉得“佶屈聱牙”；就是十六七世纪的莎翁剧作在三四百年之后的观众看来，也有些古怪拗口。所以，如果不加注释或翻译，大概会有不少读者被语言障碍拒之门外，不能进入古代人的心灵世界，就好像面对粮仓却没有钥匙的人一样，空守着粮食却饿肚皮。

毫无疑问翻译是必要的，可是，翻译并不容易。译文很难达到逼肖原作的水平，虽然翻译者都很想使译文成为原文的镜子，“象忧亦忧，象喜亦喜”，除了左右相反之外纤毫不差，但翻译者打造的这面镜子总不可能没有一点走形，更不消说在拙劣的匠人手里还有成为“哈哈镜”的危险。唐代刘禹锡《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一诗里曾好心地替翻译者抱不平，他说：“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不过翻译毕竟不是自由写作，原文对于译者总是一重束缚又是一把验尺，所以即使是最好的翻译者面对原文，也不敢拍胸口打包票，保证译文完全传达了原文的精神，恢复了原文的旧貌；更不消说面对的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篇佳作，译者就更不能保证译文如同原文一样有神韵妙味了。这里原因很多，撇开翻译者水平的差异不说，大概首先是古今文化的时代差异。古人生活在业已消逝的历史之中，时间已经带走了他们的精神、情感、习俗。虽然翻译者可以通过阅读去体验这种历史氛围，通过译文来重现这种历史风貌，但毕竟逝者如斯夫，再好的译者也不能重构历史的真实，而只能部分地还原与逼近真实的历史。即使加上说明，加上注释，也难以完全凸现原文中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情趣。其次是古今语言的时代差异。古人用那个时代的语言创造了不可复制的文学范本，而我们却用这个时代的语言去追踪和复述它的用意与内容。仅仅是语言构成的差异就使我们为难，因为精密严整的白话和自由灵动的文言毕竟不大一样；更何况还有一些原文中典章、器物、习俗、礼仪的术语早已消失，翻译者不得不花很多话语去解释；还有文言特有的节奏、韵律、气脉、风味在白话中无法复现，翻译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去模仿。所以，在原文和译文的“转运”过程中，难免颠簸磕碰得失真或走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者在原文面前总是一事无成，好的翻译有可能使原作“投胎转世”到译文中来，尽管同样有些“失真”或“走样”，但臻于化境的译文可以“补偿”这些损失。不过，这需要翻译者对古文有透辟的理解，对白话有娴熟的技巧。

（选自《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有删改）

材料一：

在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所到之处，无不构造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某种新的关系。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一种新技术出现，有可能对结构造成影响。然而，当技术作为一种工具为人们所用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人的行动无时不受到“结构”的制约，所谓结构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具有制约性的外部环境，例如应试教育可能形成一种制约人行动的“结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结构与行动相互建构，结构对行动具有制约性和使动性。这种制约性和使动性表现为结构为行动提供操作空间以及边界，并通过价值观念对行动进行引导。

人们试图应用技术变革结构，但结构也可能对行动进行制约和使动，驯服技术并把技术作为结构自身的强化。例如，在应试教育结构下，信息技术的应用未能冲破应试的束缚，反而在某种程度与应试共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新性新技术，在给教育结构带来冲击的同时，也面临着被结构驯服与同化的可能，成为更精致、更高效的应试技术。在这种前提下，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发达，不过是为教育提供了一种更有效、更无孔不入的规训技术。而一旦人工智能沦为应试的精致工具或规训技术，人工智能变革教育的初衷就要落空。这也是人们寄希望于新技术变革教育的愿景一再落空的一个重要原因：新技术未能有效地抵制旧结构的诱惑，反而强化了旧结构。

（摘编自蒙石荣《人工智能+教育：技术变革教育的可能与限度》）

材料二：

说“互联网+”甚至能够直接摧毁传统守旧的教育生态，并非耸人听闻，“互联网+”对教育的各方面影响是深至骨髓的。“互联网+”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

“互联网+”打破了权威对知识的垄断，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人人能够创造知识，人人能够共享知识，人人也都能够获取和使用知识。在开放的大背景下，全球性的知识库正在加速形成，优质教育资源正得到极大程度的充实和丰富，这些资源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使得人们随时、随事、随地都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学习资源。知识获取的效率大幅提高，获取成本大幅降低，这也为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传统的教育生态中，教师、教材是知识的权威来源，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教师因其拥有知识量的优势而获得课堂控制权。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师和学生的界限也不再泾渭分明。比如某中学已经能够做到“班班通、人人通”，学生获取知识已变得非常快捷，显然师生间知识量的天平并不必然偏向教师。此时，教师必须调整自身定位，让自己成为学生学习的伙伴和引导者。

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育组织和非教育组织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甚至有可能彻底消失。社会教育机构的灵活性正对学校发起强有力的冲击。育人单位和用人单位也不再分工明确，而是逐渐组成教育共同体，共同促进教育协同进步。

从实质上看，“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上。一方面，互联网极大地放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和价值，从传统的一个优秀老师只能服务几十个学生扩大到能服务几千个甚至数万个学生。另一方面，互联网联通一切的特性让跨区域、跨行业、跨时间的合作研究成为可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低水平的重复，加速了研究水平的提升。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传统的因地域、时间和师资力量导致的教育鸿沟将逐步被缩小甚至被填平。

“互联网+”加速教育的自我进化能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系统的自我进化能力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传统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式落后、教学效率低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这种自我进化能力低下的原因在于教育系统自身的封闭性。“互联网+”敲开了教育原本封闭的大门，也就加速了教育的自我进化。人人都是教育的生产者，人又都是教育的消费者，这种新型的教育生态必然会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

（摘编自赵国庆《“互联网+教育”：机遇、挑战与应对》）

材料三：

传统教学中教师扮演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生学习的督促者和引导者。“互联网+教育”直接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没有了以往的约束和限制，各要素无须同时出现在同一空间内，教育俨然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可以通过传授习得，而隐性知识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如学习过程中需要塑造和培养学生的意志、品格，包括诚信、责任心、与人合作交流的能力等。“互联网+教育”形态中一些隐性知识也有所体现，但其真实性仍有待考量。传统教育中，教师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在潜移默化中均会影响学生的一言一行，教师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榜样。但在“互联网+教育”中，进行情感教育和人文教育则比较困难。在线学习往往给学生营造出一种完全自学的极端情境，对学生的主动性要求很高，学习过程完全由学生把控。这种情境下教师丧失了基本的指引功能，只是单纯地成为一个解疑的输出者，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数字设备的一分子，这不仅扭曲了教师教书育人的本质，更是与国家的教育目的背道而驰。由此可见，网络世界始终有别于现实生活，学生要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仍需要多方面合力共同完成。

（摘编自张惠惠《未来已来：人工智能对教育育人的挑战与应对》）

游戏是快乐的，这种快乐在释放用户主体性的数字时代得到充分体现，从人们对文学的消费活动来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基于玩乐心理的游戏。

英国学者威廉·斯蒂芬森主张从游戏范式来理解传播，认为大众传播研究严重忽视游戏元素，应从传统信息理论走向游戏理论。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的传统传播效果研究，将信息刺激与受众反应之间看成线性关系，忽视其个体差异与精神复杂性。在斯蒂芬森看来，用户在传播中是体验快乐的主体，比如人们看报纸，并非必需任务，也无明确目标，而是随心所欲浏览，成为自主性游戏。

斯蒂芬森强调从信息范式走向游戏范式，这种范式转换显然在当下具有很大阐释力。当代社会是闲暇社会，网络兴起后，数字化休闲更是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聊天、角色扮演、自拍展示、操控、互动、恶搞、玩梗……网民种种行为都带有游戏性。斯蒂芬森所在的时代还没有网络，传播中的游戏行为主要基于想象，而现在人们可以充分互动、操作，更有参与、行动的游戏感。这也表现在文学上，网民对文学的态度主要基于游戏心理，对文学的阅读、“代入”、戏仿、分享、玩梗、吐槽，以及二次创作，主要是为了“好玩”。需要注意的是，游戏性并不限于娱乐性较强的大众文学的消费活动，而是指整个数字时代的文学，不管是大众文学还是精英文学，只要它在网上消费时，都会出现游戏行为，比如传统经典《红楼梦》，网络上有大量关于它的角色扮演、玩梗与二次创作，又比如超文本文学、超媒体文学，对它们的阅读与互动本身就带有游戏性。

文学消费活动的游戏化实际上是历史趋势。游戏与艺术、文学的游戏性与社会性早期处于交融状态，此后开始分离，或强调文以载道，或走向感官游戏。书面文化制约了交互的游戏性，不过也有一些文学实验试图突出读者的主动性，尤其是后现代文学让阅读走向游戏化。在理论上，读者反应批评、接受美学、阐释学、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都将游戏视为开放性文本的原型。数字技术兴起后，人们可以随意操作文本，文学消费进一步凸显了游戏性。

数字时代文学消费的游戏性不只在于读者与文本的关系，还在于主体之间的群体交往。网络阅读与传统阅读的不同在于，论坛环境可以随时交流，社交媒体强化了这种倾向，人们边看故事边讨论，实现了“沉浸”与“交互”两者转换的自由。“文本作为游戏”概括的是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及实践，如果说作为“世界”的文本主要是大众化文本，作为“游戏”的文本则是精英化的超文本、视觉诗歌、后现代小说等。然而数字时代并不只是后现代小说、超文本的精英文学，也可能是中国网络文学、日本轻小说这种流行文艺，后者具有二元性：一方面不是精英文学，而是大众化文本；另一方面又非传统“沉浸”式欣赏，而是因社交而不断打破沉浸，具有游戏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论也有“以文为戏”的说法，并提供了西方理论之外的思考路径。“以文为戏”的说法源自中唐，韩愈在《毛颖传》中为毛笔写传记，裴度批评了这种游戏写作：“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经后世学者阐发，“以文为戏”渐成中国文论重要概念。“以文为戏”就是以游戏态度对待阅读与写作。韩愈以史传笔法为毛笔立传，充满戏拟与反讽，读者也心领神会，视其为游戏之作，而韩愈的文人身份与案头化写作，也让“以文为戏”类似于精英化的文本嬉戏。

不过，“以文为戏”还指涉其它情况，被古人用来形容传统文学“跨进跨出”的艺术特征。在《水浒传》第三十回，武松杀了一个丫鬟，另一个见状欲走，却“惊得呆了”。叙述者此时插话：“休道是两个丫鬟，便是说话的见了，也惊得口里半舌不展！”金圣叹评点道：“忽然跳出话外，真是以文为戏。”叙述者的评论打破了沉浸，具有游戏性。脂砚斋在评点《红楼梦》中的“跳出话外”时，同样认为这是文学的游戏化：“又忽作此数语，以幻弄成真，以真弄成幻，真真假假，恣意游戏于笔墨之中。”“跨进跨出”是中国艺术较为突出的特点。中国小说时常有干预叙述，人物视角与说话人视角呈现流动性。这种跨层在中国戏剧、曲艺表演中也相当常见，戏谚“一人多角，跳进跳出”，指的就是这种特点。

中国文学“跨进跨出”的叙述程式，与说唱艺术初始对小说、戏曲的影响有关，这与当下数字媒介重建口头文化经验具有相通性，契合了数字时代社交性、群体性的游戏化消费活动。

（选自黎杨全《“文本作为游戏”：文学的阅读动机与活动机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