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认识我了。酒醒之后，他给我批改作文特别详尽。批改之不足，还特别的当面加以解释，我这一个“一眼望到底”的学生，居然成为一个受益最多的学生了。

    徐先生自己选辑教材，有古文，有白话，油印分发给大家。《林琴南致蔡孑民书》是他讲得最为眉飞色舞的一篇。此外如吴敬恒的《上下古今谈》，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以及张东荪的时事新报社论，他也选了不少。这样新旧兼收的教材，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我对于国文的兴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徐先生讲国文之前，先要介绍作者，而且介绍得很亲切，例如他讲张东荪的文字时，便说：“张东荪这个人，我倒和他一桌上吃过饭。……”这样的话是相当的可以使学生们吃惊的，吃惊的是，我们的国文先生也许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吧，否则怎样会能够和张东荪一桌上吃过饭！

    徐先生于介绍作者之后，朗诵全文一遍。这一遍朗诵可很有意思。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齿地大声读一遍，不论是古文或白话，一字不苟地吟咏一番，好像是演员在背台词，他把文字里的蕴藏着的意义好像都给宣泄出来了。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气势，有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好像是已经理会到原文的意义的一半了。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那也许是过分夸张，但必须可以琅琅上口，那却是真的。

    徐先生之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普通的批语“清通”、“尚可”、“气盛言宜”，他是不用的。他最擅长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地抹，整页整页地勾；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经他勾抹之后，所余无几了。我初次经此打击，很灰心，很觉得气短，我掏心挖肝地好容易诌出来的句子，轻轻的被他几杠子就给抹了。但是他郑重地给我解释一会，他说：“你拿了去细细地体味，你的原文是软爬爬的，冗长，懈啦光唧的，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读读看，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了。”我仔细一揣摩，果然。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把虚泡囊肿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在这删削之间见出他的工夫。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还能有一点点硬朗挺拔之气，还知道一点“割爱”的道理，就不能不归功于我这位老师的教诲。

    徐先生教我许多作文的技巧。他告诉我：“作文忌用过多的虚字。”该转的地方，硬转；该接的地方，硬接。文章便显着扑拙而有力。他告诉我，文章的起笔最难，要突兀矫健，要开门见山，要一针见血，才能引人入胜，不必兜圈子，不必说套语。他又告诉我，说理说至难解难分处，来一个譬喻，则一切纠缠不清的论难都迎刃而解了，何等经济，何等手腕！诸如此类的心得，他传授我不少，我至今受用。

科学

韩少功

    马桥人在岭上打柴，担回来摊在地坪里晒干了再烧。湿柴很重，担在肩上十分咬肩。我们知青^①后来想出一个主意，砍了柴以后就摊在岭上晒，晒干了，下次砍柴时再来担。每次都是摆上一次砍的柴，也就是干柴，担子就轻一些。罗伯听说这个办法好，换了我的担子试一试，眼睛瞪大，说确实轻好多么。

    我说这是因为一大半的水分都蒸发了。

    他放了我的担子，还是担着他刚砍下的湿柴往岭下走。我有些奇怪，追上去问他，为何不试试我们的办法？

    “柴都不想担了，这人横看直看都没有什么活头了。”

    “不是不担，是要担得科学一点。”

    “什么科学？还不就是学懒？你看你们城里的汽车、火车、飞机，哪一样不是懒人想出来的？不是图懒，如何会想出那样鬼名堂？”

    一句话把我堵得好一阵没吐过气来。

    他又说：“科学来科学去，看吧，大家都要变马鸣。”

    他是指住在山洞“神仙府”里的主人。马鸣住在那里从来没有出过工，自己的事情都不想做，有时候找回来一点瓜菜，懒得烧火，就生着吃。这样生吃惯了，以后找回来的米，也嘎哧嘎哧放在嘴里嚼，嚼得嘴角上全是粉渣。人家笑他，他还有一套一套的讲究，说煮熟了的东西不营养，山上的老虫豹子从来都是生吃，劲比人大，病比人少，有什么不好？他认为这样吃比较科学。

    他一到冬天就不洗脸。脸上结成壳了，就用手干搓一把，或者掰几下，刮几下，就掉下一块一块的壳皮。他不说自己怕冷水，反而说人洗多了脸不科学，把一点好油气都洗光了，伤皮。更可笑的是，他从溪里挑一担水回家要半个时辰，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走着“之”字路，扭过来拐过去好半天还在半途中。站在坡上的闲人奇怪，说你放了一担水再唱戏不好么？马鸣说：“你们晓得什么？这样走才省力。詹天佑当年在八达岭修铁路，就是修的‘之’字路。”

    旁人不懂詹天佑何许人也。

    “你们如何会晓得！”他一脸清高和傲慢，不屑与众人白费口舌的样子，担着他那两桶水，依旧扭过来拐过去，把宝贵的气力省到神仙府去了。

    这以后，人们说神仙府简直要成为科学院了。可以想象，当马桥人从马鸣身上体会“科学”一词的含义时，不会对这个词有太多的好感。我怀疑，他们后来对上面发来的一些科学种田小册子看也不看，撕成纸片卷烟丝；他们对上面一遍一遍关于科学喂猪的广播无动于衷，甚至割了广播线当铁丝，用来箍尿桶，都是出于一种心理惯性。

    也就是说，他们对马鸣的嘲笑“连坐”了科学。有一次，马桥的一伙汉子去长乐街挑石灰，在公路上遇到一辆正在停车修理的大客车，觉得十分新奇。他们围上去，情不自禁地用手中扁担把客车壳子敲得咚咚咚震响，眼看着把好端端的车壳捶瘪了两块，躺在车底下修车的司机气得钻出来大骂，操着扳手要打人，才把马桥人轰开。但马桥汉子们抑制不住一种莫名的冲动，逃远了，还回头大喊大叫，捡起石块朝大客车使劲扔过去。

    他们与司机无冤无仇。他们也从无破坏的恶习，比方走过任何一户人家时决不会把扁担往墙上或门上敲打。他们为什么一到汽车面前就忍不住要动手呢？我只能怀疑，他们嘻嘻笑笑的下面，隐藏着一种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嫌恶——嫌恶一切新玩意，一切科学的成果，一切来自现代都市的机械怪兽。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都市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罗伯说的那一大群科学人，亦即懒惰的人。

    把这场挑衅汽车的事件归罪于马鸣，当然有些牵强，也不大公正。但一个词的理解过程不光是理智过程，也是一个感觉过程，离不开这个词在使用环境里与之相关联的具体形象、具体氛围、具体事实。这些东西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方向。对词语实际理解的定型，可能长远影响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今后的心理状态和生存选择，却不是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所能负责的。

    那么，“科学”这个词，既不能对罗伯等人猖狂抵毁科学的言论负责，也不能对马桥汉子们在公路上抄起扁担对科学成果群起而攻的偶发事件负责。

    谁来负责呢？是谁使“科学”成为了马桥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

    我只能说，应该负责的，可能不仅仅是马鸣。

（选自小说《马桥词典》，有删改）

【注】①知青，全称“知识青年”，这里特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愿从城市到农村或边疆去参加劳动建设的年轻人，他们多数是初中或高中学生。

阴翳礼赞（节选）

（日）谷崎润一郎

    ①京都有一家著名餐馆，叫“草鞋屋”。这家餐馆的客厅历来不用电灯，以点燃古老的烛台而广为人知。日本的漆器之美，只有在这朦胧的微光里才能发挥到极致。烛火摇曳，灯影里的饭盘、饭碗，一眼瞅去，蓦然发现这些涂漆的餐具变得幽深、厚重起来，具有先前无可比拟的魅力。可以说，没有“黯淡”作为条件，就无法体味漆器之美。自古以来，漆器的肌理唯有黑、褐、红，这三种颜色是一重重“黑暗”堆积出来的，可以看做是在包裹四围的黑暗中的必然产物。漆器上泥金的豪华绚烂的画面大半潜隐于黯淡之中，催发着一种无可名状的闲情余绪。而且，那闪光的肌理，于暗中看上去，映着摇曳的灯火，使得静寂的房间里，仿佛有阵阵清风拂面而来，不知不觉将人引入冥想之中。假如阴翳的室内没有一件漆器，那烛光火影酿造出来的奇妙的梦幻世界，还有那闪动的光明所荡起的夜的脉搏，真不知要减损几多魅力啊！这正如榻榻米上有几条小河在流淌，水聚满了池子，随处捕捉着灯影，逐渐变得纤细、幽微、闪闪跳跃，在夜的肌肤上织造着泥金画般的绫罗。我每次端起汤碗来，就感到掌心里承载着汤汁的重量，我最爱那新鲜而温暖的情味。那感觉宛若手里捧着一个刚落地的婴儿胖乎乎的肉体。汤碗至今依然使用漆器，这是很有道理的。

    ②我把汤碗置于面前，汤碗发出咝咝声，沁入耳里。我倾听着这遥远的虫鸣般的声音，暗想着我即将享用的食物的味道，每当这时，我便感到堕入了三昧之境。这是黑暗中闪烁的烛光与漆器，合奏出来的无言的音乐所起的作用。漱石先生曾经在《草枕》一书中赞美羊羹的颜色，这么说来，那种颜色不也是冥想之色吗？冰清玉洁的表层，深深汲取着阳光，梦一般明净，含在嘴里，那感觉，那深沉而复杂的色相，绝非西式点心所能见到。奶酪等与之相比，何其浅薄、单调！这羊羹盛在漆器果盘里，其表面的色泽看起来明显地黯淡而深沉，同样唤起人的冥想。人将这种冰冷滑腻的东西含在嘴里的时候，感到室内的黑暗仿佛变成一个大糖块，在自己的舌尖上融化。哪怕是口感不佳的羊羹，这时也会平添一层特别的美味。细想想便会明白，我们的饭菜总是以阴翳为基调，和“暗”有着割不断的关系。

    ③也许有人说，黯淡光线里的模糊之美不是真正的美。然而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东方人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使阴翳生成，就是创造美。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美，不存在于物体之中，而存在于物与物产生的阴翳的波纹和明暗之中。夜明珠置于暗处方能放出光彩，宝石曝露于阳光之下则失去魅力，离开阴翳的作用，也就没有美。

    ④最近《大阪朝日新闻》有文章嘲笑大阪府官员为了开辟高尔夫球场，滥伐森林，毁坏山丘。将深山老林里的暗影也要剥夺，简直是昧着良心造孽。不过，这也是一种牢骚话，我也深知今天的形势很难得，不管怎么说，日本既然沿西方文化迈出了脚步，也就只好勇往直前了。然而，我们必须觉悟，只要我们皮肤的颜色不变，我们所承担的损失将永远压在自己的肩头。当然，我写这些的意思是，我想在某些方面，例如文学艺术等，或许也还有弥补这种损失的办法。

    ⑤我想，我们已经失去的阴翳的世界，至少要在文学的领域唤回来。使文学的殿堂庇檐更深，将过于明亮的空间塞进黑暗，剥去室内无用的装饰。不一定家家如此，哪怕先有一家也行。究竟如何呢？姑且先把电灯熄灭看看吧。

土炕

贾平凹

大娘住在陕北羊儿沟。她娘家是关中人，十九岁时她嫁到这里。丈夫姓王，比她小了三岁。她觉得这地方不错，尤其是那土炕，在关中没有见过，她就感兴趣了。土炕很大，占了整整后半个窑。她提议把炕盘小，丈夫不同意，说将来要生儿育女。她想：真有七八个儿女了，那炕下的鞋子会一摆一长溜呢，就又痴痴地笑。

土炕成了她的天地，她在上边纺线、纳鞋帮；在炕上摊开包袱，一有空闲，就翻弄那些各色布头、丝线；晚上在上边和丈夫说悄悄话。她想：男人家走州过县，女人家就是要守住这块土炕。

这时候，日子不安宁起来。这一天，一个掉队的女八路来到窑洞。这女八路腰身很笨，她一眼看出有着身孕，就做汤烧水，让女八路坐在土炕上。她说：“快上炕，咱们陕北，就是这风俗，家里人几辈睡一个炕哩。”

    她让女八路睡在西边，让丈夫睡在东边，她在中间躺下，作了个界墙。那女八路还是不肯睡下。她只好推醒丈夫，让他睡到灶口前的脚地，说只许面朝外。丈夫一夜没敢翻身。

她知道了这女八路叫龚娟，是个宣传员。龚娟后来生了个女儿，她们就叫她猫猫。龚娟要去追部队。临走，给她跪下说：“大姐，这孩子带不走，就托付给你。”

    她开始在这土炕上养着猫猫长大。她让丈夫去卖了炕上一条新被子，买回来一头奶羊，天天给孩子挤着吃。猫猫长到三岁，丈夫得了痨病，没了。她哭了一场，不去改嫁，从此做了寡妇。那年她刚刚二十六岁。

家里一切开支全靠她纺线，她纺线又快又好。新中国成立后，猫猫长大了，她供着去读小学。可是这年秋天，她们正在院子里打枣儿，嘟嘟地开来一辆小车，车上下来一位壮年妇女叫她一声“大姐”就哭了。那女的说她是龚娟。龚娟说：“你跟我一块进城去吧，我永远叫你姐姐，猫猫也永远叫你娘。”

    她笑笑，说她有什么功劳，要到城里去？就劝说猫猫认了亲娘，猫猫不去，她倒变了脸。第二天，她欢欢喜喜打发龚娟母女走了。车一拐过山弯，她却扑腾在路上，哭得哇哇的伤心。

    后来，龚娟病故了。猫猫参加了工作，信便来得少了，也越写越短，最后竟再没有来过一句话了。她却老是盼着，过两天就去邮电所打问。

    村里人都说她应该去找猫猫，让猫猫养活她。

    “如果是为了如今养活我才收养她，那我成什么人啦！”

    她不埋怨猫猫。只是这大炕，睡起来觉得太硬。她什么都可以丢下，就是不舍这土炕，夜里睡在上边，可以做好多梦，梦见她的丈夫，也梦见猫猫母女。

    那几年里，干部经常下乡。村里就把女干部派到她炕上来睡。她很乐意，十个八个都让挤在土炕上。她睡的迟，挑灯看她们每一张漂亮的脸，一看见那炕下的鞋，就想起当年和丈夫说的话，没笑出声来，却去把各色格式的鞋放得整整齐齐。

    有人说，猫猫成了走资派，被剃光了头游街。一日，猫猫给她来了一封信，说自己的孩子受人歧视，想让大女儿落户到养母这。

    猫猫的十六岁的大女儿秀秀不久就来了。从此，土炕上睡了秀秀，她夜夜给孩子讲猫猫小时候的事，婆孙俩就笑一笑。村里人见她护着秀秀，谁也不敢作践。

    过了两年，秀秀进城看猫猫，一个月没有回来。她很着急，拍了电报去才收到回信说，猫猫平反了，让把秀秀的户口迁回城里。

    她一颗心放了下去，又一颗心提了起来。村里人都在说秀秀在城里不会回来。

    “秀秀说要回来的，她说我这土炕好呢。”她总是这么说。

    但是秀秀到底没有回来。她一个人睡在炕上，只觉得炕大，炕空……这天天明时，浑身发烧，睡倒不起了。又过了三个月，她知道自己不行了。村里人说，“给秀秀母女打个电话，接你去大医院看看，或许会好了呢”。

她不同意，说是活到时候了，不必告诉秀秀母女，更没必要进城去治了。第三天黎明，她气弱得只有出的，没有入的。村里人都围在土炕边，她说：“都上炕坐吧，这土炕大，能坐得下，大家都来看我，我也死得下了。”

    窑空起来，没几年就在雨天里塌了，把大土炕埋在里边。后来，好些下乡的女干部都问起她。知道情况后都伤心落泪，怀念那土炕，说土炕上好，又大，又舒服。

(有删改)

鸡  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帽子给我戴正了

刘正权

    协警也是警察，你们给我记好了！局长说完这话，走到队列左侧，冲最边上的陈大华瞪圆双眼，举手，敬礼，然后迸出这么一句话，帽子给我戴正了！

    有人想笑，却没敢笑出来。，

    局长正就警容警纪警风做训示呢。

    陈大华努力去正头顶的警帽，他头小，警帽总是不愿意配合他的脑袋，自然正不起来。

    上岗第一天，就在局长那留下不好的印象，陈大华有点沮丧。

    队长是知根知底的，队长在分配陈大华执勤点时安慰说，工作态度端正，比警帽戴得正，更有说服力。

    陈大华这才宽了心。

    春节期间，像鸟儿归巢，在外地上班务工的人全部回来了，车多人多，警力严重不足，协警就成了传说中的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通常是一个警察带三四个协警镇守交通要道。

    主要是查酒驾，醉驾。

    毒驾，陈大华只在新闻里见过，他们这种五线城市，难得一见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小城人，想要如同队长所说的工作态度端正，毕竟不那么容易，好几次敬礼完毕，人家车窗摇下，探出一个脑袋，热热落落骂一句，陈大华你狗日的啥时眼睛近视了？

    骂这句话的，自然非亲即故，好在，闻不见酒气，开车手续也齐全，陈大华挨了骂，心里还美气，说狗日的买车都不晓得请我喝顿酒。

    小县城规矩，买车是大事，跟搬新家一样，要请喝酒的。

    陈大华意思很明显，公是公，私是私。

    不是所有人都守规矩的。

    初一走父母，初二走丈母，长辈面前，不好放肆。初三初四初五，敞开喝酒的日子，有亲朋故旧知道陈大华所镇守的街道在哪儿，喝酒时就打好了算盘，到时迎着那条路走，陈大华自然晓得网开一面。

    偏偏，网在那支着，别说一面，半面都没开。

    自投罗网，简直是，好几个熟人因为酒驾，抓了现行。

    还让人过节不？

    陈大华正一下头顶的警帽，就是要让人好好过节，才这么严的。

    你一个协警，不信你能给人敬一辈子的礼！有人这么口不择言骂他。确实，协警中很多人干着干着，因为没有指望转正，加上得罪人，悄悄谋了新的出路。

    协警也是警察！陈大华在心里，顶撞了对方一句，以画外音的方式。

    事是在初五早上出的。

    值了通宵班的陈大华正准备下班，换班的同事已经在街对面冲他招手，示意他可以走人了。一辆白色轿车疯了般从右边抢过来，绿灯数字明明白白显示只剩下一秒了，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这是所有小孩都熟知不过的道理，身为司机怎么可以犯浑。职业习惯令陈大华一边挥手一边上车道上阻拦，示意对方暂停。

    暂停的却不是那辆轿车，是陈大华的思维。

    随着一声脆响，陈大华整个身体被撞得腾空飞起来，刚落地随着惯性一个侧滚，惨了，后面一台越野车再度碾上他的腰身。

    事故现场，局长发现一个特别反常的现象，陈大华的身体都支离破碎了，警帽却端端正正戴在头上，他的手，以敬礼的姿势呈现在大家眼里。队长告诉局长，为了把帽子戴端正，陈大华在帽子里层缝制了两层松紧带子，为的是警帽能端端正正箍在头上。

    肇事车辆被抓住，白车司机解释是，他的车辆不小心刮擦了后边的越野车，想要逃避赔偿才加大油门抢红绿灯的。

    越野车司机确实因为追着前面车辆讨要说法才对陈大华造成的二次碾压。

    看似站得住脚的解释在局长那儿遭到质疑，局长早先干过刑警，白色轿车司机那话太经不起推敲，眼下车辆都购买了强制险，别说一点刮擦，就是撞了车，也犯不着逃逸，有保险公司理赔的。

    醉驾？肯定不是，司机身上没酒气。

    莫非是？局长心里一个激灵。

    检测结果跟局长怀疑的一样，毒驾。

    在给陈大华追认英雄的会议上，有网站记者提出质疑，一个协警，而且是走在下班路上，追认英雄，合适吗？

    协警也是警察，请你给我记好了、人民警察的责任担当，有上下班之分吗？局长的声肯猛地提高八分，走到那个记者面前，瞪圆双眼，举手，敬礼，跟着迸出这么一句话，帽子给我戴正了！

    帽子，我有戴吗？记者摸了摸光秃秃的头顶，这么情绪化的人，怎么当上的局长。

    是说你无冕之王的帽子呢！队长上前，轻轻补上一句。

    我不过是个网站记者啊？

    网站记者也是记者！

    队长拍拍手中的警帽，端端正正戴上头顶，会议结束，得出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