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 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 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 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他 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 棋的价值和地位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 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 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 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 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 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 “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元素”一词中的“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民本思想、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和信守。

    中华文化的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可居可游可赏等。可见，文化元素绝非神秘存在物，从来都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中华文化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多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可以提取、揭示中华文化元素的精魂。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元素重要内容的汉字，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它区别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是世界上颇具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它同时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中华文化元素也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相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中华文化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发掘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并将其传播给异域受众，可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选自201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作者冯天瑜，有删节）

    鲁迅先生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发出的火光，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但是承载着国民精神的文艺不是无本之木，而是耕耘于生活的田野。生活是文艺的土壤，文艺是人类生活长出的禾苗、结出的硕果。创作的源泉来自我们脚下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来自人民砥砺前行的脚步，来自大千世界里活色生香的生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态度。深入生活，文艺才能植入最深刻的现实；扎根人民，作品才能流动最真挚的情感。只有在火热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与现实碰撞，与人心激荡，才能生发最动人的力量。也正是这种艺术的力量，才能让人得以面对外在强大力量挑战时作出自觉的回应，得以在美的享受中克服并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无力感、疲软感、卑微感和恐惧感。

    文艺根植于生活，不是被动反映生活，不是机械复制生活。它源于生活而又必须高于生活，艺术家不但要练就感受体悟生活的本领，还要练就提炼升华生活的能力。面对生活原野，艺术家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又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视。这就要求艺术家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重建现实主义精神，通过文艺创作观照现实、挖掘价值、守望理想，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国家和民族的作品。

    如果说生活是文艺的土壤，那么文化就是文艺的家园。中华民族能在历尽磨难后浴火重生，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拥有5 000多年的悠久辉煌的历史积淀，代表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孕育滋养了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华艺术和中华美学。古雅清新是其精神气质，自由自然是其精神价值，和而不同是其精神结构。中华文化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中国人的最高生命理想是通过融入自然万物而实现伟大、自由、永恒和超越。这种对自然的体认已经在艺术领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发挥，已经生成独具特色、光辉灿烂的中华美学。正是这些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奠定了中国艺术坚定的自信、自立和自豪。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必须坚守的精神家园。

    优秀的文艺作品是人类精神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小乌，然而没有一双坚强的理论翅膀，小鸟就不能飞得高远。哲学家说，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进而变成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文艺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理论支撑和评论引导。当今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社会体制深刻转型、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激荡，文艺正发生着重大变革。由于文艺理论体系、文艺价值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新的文艺类型、文艺群体和文艺组织的不断涌现，文艺评论面临许多崭新的课题。于是推动文艺评论的繁荣发展，加强文艺评论学的学科建设，就成了当务之急。

（节选自庞井君《燃起照亮固民精神前途的灯火》，有删改）

    在儒家关于国家的制度文明设计中，由《诗经》而衍生出的风雅精神是奠基性的，它构成了中国美学乃至中华民族精神中一个最受推崇的侧面。按照现代学科分类，诗被纳入文学，其价值仅被定性为审美愉悦；与此密切相关的风雅，则仅指文人士大夫所追慕的生活格调和情趣。这种定位，不仅使“文学”“诗学”之于传统中国的意义被狭隘化，而且使风雅之于中国传统制度文明建构的意义也变得逼仄了。那么，关于风雅，我们如何理解它的价值，并认识它的现代意义呢？

    首先，奠基于诗教的风雅之教是一切人文教化的始基。孔子之所以将诗教排在“三教”首位，原因无非在于诗总是传达关于自然和人生的美好情愫，能够使人在受教育之初，就因感悟世界美好而兴发良善心志，进而使人性变得积极、健康、乐观。这种心志，是风雅赖以形成的心理基础，否则就极可能成为缺乏内在根据的假风雅或附庸风雅。

    其次，孔子以“温柔敦厚”为风雅定调，并不意味着为人处世柔顺软弱，而恰恰是要由此彰显超越世俗价值的雄强和果敢。在儒家看来，以泰然心态面对方为真勇者和大丈夫。如公元前202年，刘邦率大军围困鲁国曲阜，面对行将降临的屠城灾难，“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这种对文明价值的无畏坚守，显然是一种大风雅和大勇敢。同时，儒家的温柔敦厚，也不是不讲原则，而是外圆内方，怨刺而不失善意，坚持原则而不伤大雅。

    第三，在中华文明史上，风雅不仅关乎士人个体的精神养成，更关乎家国天下的风尚再造。在个体层面，风雅表现为士人文质一体、彬彬有礼的君子之风，即孔子所讲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家族层面，它表现为对人文教养和知识文化学习的重视，古人所谓诗礼传家、耕读传家、“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无一不是将良好家风的养成作为家族延续的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在国家层面，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数千年风雅传统的开端，此后的中国史，就是对这一传统的不断追忆、回溯、复归和发扬。

    需要指出的是，风雅在传统中国，虽然具有多元价值面向，但它归根结底奠基于中国人对美和艺术的崇尚。在一个以礼乐风雅为标识的国度，美和艺术因为对中国文明乃至国家建构的深度参与而显现出崇高性和神圣性。我们今天提倡的“美丽中国”建设，不仅应指自然界山川秀美，同时也应将人文礼乐风雅纳入其中。这种具有鲜明审美特质的立人、立国之道，在世界文明史中，成为中华民族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优良传统。

（摘编自刘成纪《走向风雅》）

    《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准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段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做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簪献曲”或者“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邶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徒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提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做了一个歌儿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做了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达到统治阶段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和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晨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歌，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晨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了一个叛臣。

    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这部伟大的诗集才冲开了各种乌烟瘴气，在思想和艺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

    随着智能化时代大幕的开启，人工智能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迎面而来，不仅冲击着各行各业，也改变着我们的认识和观念。军事是对技术变化天生敏感的领域，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发展和应用正迅猛发展。当前，信息技术、传感器、大数据和物联网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将在未来战场上贡献独特的“机器智慧与力量”。

    恩格斯曾言，尖端科技的应用最早是从军事领域开始的。新科技显著提升军事作战能力时，便促成军事变革的发生。从军事变革史看，科学技术在历次变革中发挥着源头促发性、基础支撑性作用，谁具有技术变革的敏感性并首先实现技术上的突破，谁就能掌握新的战争规则。对一支军队而言，不能正确预判军事科技突破方向、把握战争形态变化，不仅会导致“技术代差”，更会导致国家安全等危机。美、俄等传统军事强国预见到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阔应用前景，都把人工智能视为“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智能化战争，并已提前布局，希望抢占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先机，力求与潜在对手拉开“代差”。几个月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正式发布关于成立“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的备忘录，这将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在美军军事项目上的应用力度。俄罗斯也视人工智能为未来军事竞争的制高点，正加紧研制可以驾驶车辆的类人机器人。

    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成为人类迄今发生过的最好的事，也可能成为最糟糕的事。”霍金对人工智能的这一评价，启示我们面对“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要保持足够的审慎。未来，随着大量智能化无人系统运用于战场，战争成本将大大降低，作战人员的“零伤亡”有望成为现实，这极易导致军事强国在武力使用上更加随意。而在复杂战场环境下，高度智能化的无人作战系统极有可能出现识别错误、通信降级等问题，而诸如滥杀无辜、系统失控等潜在风险更会让智能武器成为人类的无穷隐忧。   由此可见，事关战争的重大问题决不能轻易交由机器做抉择。即便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日益完善成熟，也不能放任智能武器的“野蛮生长”，需要警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安全、法律、伦理等诸多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各国应加强社会安全监督管控，形成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军备控制的讨论与谈判，贡献人类智慧；牢固确立人类是人机关系主导者的思想，实现对人工智能的安全有效控制，让其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服务。

    今天，面对科技发展之“大变局”“大突破”，我国应站在设计战争、掌握制胜规则的高度，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对战争形态演变的内在驱动性影响，切实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我们需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搞好战略规划，密切跟踪前沿技术以积极主动的作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摘编自《AI军事应用是一把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