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独角兽，是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生物，稀有而高贵。基于此，人们常用独角兽企业来形容发展前景看好的初创企业，具有发展速度快、稀少，是投资者追求的目标等属性。独角兽企业的界定标准是：创业十年左右、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其中，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企业被称为“超级独角兽兽”。

    在新经济时代，随着各类创新资源的加速流动，逐渐形成了能使独角兽企业不断涌现的社会土壤，使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抓住机会，整合资源，爆发式成长为“独角兽”。当前，独角兽企业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强弱的评价指标，是全球各路资本竞相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所在。

（节选自《发展独角兽企业的思考》）

材料二：2018年3月23日，科技部发布《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共164家，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33家。其中因上市、被并购和成立超过十年而“毕业”的独角兽企业共20家，因估值下降而退出独角兽企业榜单的企业有9家。综合来看，2017年新晋独角兽企业高达62家，总估值6284亿美元，成都、宁波、东莞等六城市首次出现独角兽企业，这与国家重视创新的政策相符。而2016年全国共有131家独角兽企业，估值总和为2137亿美元。

从行业布局和地域分布来看，具有如下图的特点：

164家“独角兽”行业分布：

数量分布估值分布：

材料三：“独角兽”的大量涌现源于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它是经济爆发增长的标志。新经济时代，创新全球化和社交化等资源加速流动，为“独角兽”的大量涌现创造了基础条件。

    “独角兽”的成长中，有两个关键特质。一是自成长，制定新的行业规则，遵循新的进化法则，适者生存，依靠生态力量自发前进。比如，共享经济的典型代表“优步”，颠覆原有规则，在打车行业中聪明地构建平台，植入盈利模式。

    二是要有生态圈。只有冲破藩篱、合作共赢，才能爆发式成长。首先，是“走出去”——与外部企业开展生态型合作。传统制造企业需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移动等新技术实现转型，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而这些新技术往往是外部新兴行业中的企业所具备的核心优势。其次，是“请进来”——给顾客提供参与共创价值的机会。消弭与消费者的“楚河汉界”，利用顾客行为数据来提升自身管理质量，通过释放顾客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来改善创业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将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准则。

    “独角兽”在引领产业新业态升级、产业变革、经济发展以及行业创新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雅虎到谷歌再到脸书，“独角兽”企业成为引领产业新业态升级发展的领头羊。从产业变革来看，“独角兽”是引领产业变革的先锋，它颠覆了传统产业模式，成为产业的新核心，并带来产业的全新变革。

    “独角兽”还是城市名片和区域经济引擎。“独角兽”的辐射带动作用能促进上下游产业发展，产生杠杆效应，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独角兽”还成为区域城市名片，提升区域知名度，从而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引导。

（摘编自长城战略研究所《新经济先锋：“独角兽”企业》）

材料一：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于9月3日至4日举行，这是中国今年举办的规模最大、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活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非洲各界人士纷纷表示，他们热切期待聆听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认为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将为中非友好团结合作指明新方向，把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

    科摩罗大学中文系主任塞义德·穆罕默德说，他期待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提出非中合作新举措，特别是将“一带一路”倡议与科摩罗“2030新兴国家”战略对接，助力科摩罗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也为非中实现合作共赢提供新动力。

    喀麦隆广播电视台记者阿舒·西奥多细数中国在喀麦隆的民生投资：“中国政府援建的会议大厦，雅温得多功能体育馆，农村饮用水井，农村太阳能电站……不仅直接改善民生，也将先进的技术带到喀麦隆。中国是值得信任的伙伴。”他认为，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将开启非中关系新征程。

（摘编自王云松等《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人民日报》2018年9月3日）

材料二：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已经落下帷幕。根据峰会达成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和重要影响的成果，下一步，中国将重点从以下几方面作出不懈努力：

    第一，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与发展中国家共享机遇。“一带一路”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开辟了新路径。这次非洲国家也热烈响应，积极参与，进一步壮大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力量和声势。中国将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奉行开放透明包容，倡导绿色环保可持续，同发展中国家不断加强战略对接，深挖合作潜力，推动经济融合、发展联动、成果共享，实现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第二，继续加强战略沟通协作，同发展中国家共迎挑战。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振兴迎来历史性机遇，同时也面临时代挑战。中国将牢记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责任和重要使命，同发展中国家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合作，切实维护好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共同利益和集体诉求。

    第三，继续大力推动“两个构建”，与发展中国家共担使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方案，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评价。

（摘编自《携手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光明日报》2018年9月7日）

材料三：

    俄罗斯《星火》周刊网站9月3日发表题为《非洲的头号朋友》的文章称，中国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在中国的投资下，非洲已经开放和正在建设的工业园达到100个，这个过程不断加快，其本质是与全球统一体系的接轨。

    文章称，非洲50多个国家几乎都有中国的努力成果。如今在北京峰会上，人们在广而告之的发展计划中看到了贯穿整个大洲的物流系统。公路不是造福一个国家，而是把许多国家连接起来。同时，正在兴起的产业获得了线路清晰的物流。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国一直为非洲提供帮助，但整个系统的利益是共享的，其中也有中方一份。所有人都清楚这个利益，并对其进行讨论和修正。

    结果，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奇观——中国人完成了西方殖民者未能实现的壮举。

    对一个普通西方人来说，非洲意味着什么呢？文章认为，是灾难、疾病、贫穷、落后、政变、部落争斗和难民。对中国来说，非洲又是什么呢——看看上面就行了。在中国眼中，非洲完全不同，这不是童话，而是现实。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9月5日）

材料一：

    每年的11月19日是世界厕所日。联合国设立它的初衷是讨论一些由厕所引发的问题，希望通过全球人民的努力，共同改善环境卫生问题。

    但是，拥有干净、数量充足的厕所其实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世界厕所组织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全球仍有高达40%的居民（26亿）从未使用过冲水厕所。每年，全世界由于卫生设施缺失致使150万名未满5岁的儿童死于腹泻，比艾滋病和疟疾共同造成的死亡人数还高。

    “全球没有厕所的人高达数十亿，这意味着，维持人类生命的水和土壤被大量未经收集或处理的人类排泄物污染，我们将环境变成了一个开放的下水道。如此大规模的人体排泄物被直接排入环境之中，从而传播致命的疾病，对全球公共健康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卫生、干净的厕所可以拯救生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环境卫生的改善，结合安全饮水和良好的卫生服务，每年可以防止84.2万人死亡。其次，经过安全处理的废水很有可能成为能源、营养和水的负担得起的可持续来源。因而，厕所的革命，应体现在技术引领下的可持续发展。以技术革新为代表的厕所革命，将生活环境改造与生态环境发展相结合，将卫生清洁技术与自然的生态环保理念融为一体，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厕所革命也将有力推动卫生厕所向生态厕所转型。

    目前，我国的厕所革命取得明显成效，厕所覆盖率已经由20年前的不到10%增加到今天的80%左右，但是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厕所设施和卫生条件还比较落后，问题比较突出，仍然有24%的人口没有卫生厕所。

（摘编自《中国周刊》，2018年第12期）

材料二：

2012-2017年中国公共厕所行业投资规模情况

2012-2017年中国公共厕所行业市场细分规模情况

（摘自《2018-2024年中国公共厕所市场评估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材料三：

    建国以来，我国的公厕经历了由露天公厕到传统旱厕再到水冲公厕的转变，同时公厕的设计观念也发生了改变，还兼顾到环保、城市的品位和人文关怀。现在进行的“厕所革命”需要进一步通过文化教化与理论引导，倡导培养良好的文明如厕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升全民族的文明素养；需要加快科技创新，我国农村地区厕所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水，这就需要综合运用科技手段，资源化处理厕所废物，变废为宝，让“厕所革命”成为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的重要一环。小厕所关系大民生。只要我们发扬钉钉子精神，真抓实干，坚持不懈推进这项工作，就一定能够加长制约城乡文明提升的这块短板，更好地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厕所革命：折射一个乡村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眼下正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各地城乡开展的厕所革命，终将逐渐地改变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那些最难以为人们所自觉到的深层的观念，亦即涉及排泄的行为、观念和环境的全面改观。

    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中国的厕所文明已经和将要发展到怎样的高度，它也无法避免地具有脆弱性，这是因为支撑着现代厕所文明的基础设施，亦即复杂的城市上下水道体系，原本就始终是脆弱的。如果我们不把厕所问题局限于“卫生间”及其周边的那些有限的事项，而是把它和更为庞大的废水处理系统，和中国社会的水资源、水环境，和中国社会的公共性缺失等问题相互联系起来，那么，厕所问题其实就是中国社会总问题的冰山一角。眼下的厕所革命之于中国社会而言，还有很漫长的路程要走。

（摘自《厕所革命在中国》，《新华月报》2019年第1期）

    材料一

    运动对少年儿童的快乐有很大影响，越是不爱运动的孩子快乐得分越低。而且，不爱运动的孩子经常存在孤独、忧郁、注意力不集中焦躁、睡不着等不良情绪或感受。数据显示，不爱运动的学生，各种不良情绪比例更高，尤其是体育成绩下等的学生，孤独、忧郁、神经敏感、情绪不稳定、焦躁、注意力不集中、想叫喊骂人等情绪的比例均高出体育成绩上等的学生20多个百分点。这说明，经常进行体育活动的学生、体育成绩好的学生更善于缓解不良情绪。因此，体育较差的学生应多增强运动，使各种不良情绪得到纾解。但是，数据也显示，有近半数（47.1%）的少年儿童表示自己运动量不够。而且随着年级升高，学生认为运动量不足的比例越来越高，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三共上升了30.4个百分点。然而，有的家长、老师为了让少年儿童多学习，减少了运动量，占用了运动时间。这不仅仅是剥夺了孩子的运动，更是剥夺了他们的快乐。

    同样，和谐的亲子关系也会使少年儿童的快乐指数更高。调查发现，有近六成少年儿童经常与父母聊天。年级越高，与父母经常聊天的学生比例越低。相关分析还发现，经常与父母沟通的孩子，快乐指数更高。但是，有超过三成的少年儿童“投诉”父母边玩手机边与自己聊天，近两成与孩子聊天时说没时间，近一成不愿听孩子说话。而且，父母与孩子聊天的主要内容是学校、日常生活、学习，聊兴趣爱好的比例仅有两成多（22.8%），聊朋友尚不足两成（18.7%），均排位比较靠后。然而，少年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给他们的快乐带来深刻影响的因素往往并非只有学习，情绪、兴趣、朋友等这些在成年人看来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反而深刻影响着少年儿童的快乐感受。

    （摘自孙宏艳《影响孩子快乐的因素常被我们忽略》，《光明日报》2017年9月）

    材料二：

    图表：男女生快乐指数比较

    （摘自孙宏艳、田丽《我们的孩子快乐吗》《光明日报》2017年9月）

    材料三：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针对欧美3国青少年的健康与福祉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荷兰青少年最快乐，而且快乐程度超过美国同龄人。

    这项调查是针对11岁到15岁的青少年，共有39国约20万的青少年受访。

    调查发现，荷兰的青少年喜欢上学，结交很多朋友，且较少卷入打架和欺凌事件。他们与父母关系良好，自我感觉身心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荷兰青少年普遍都吃早餐。

    至于青少年模仿成年人抽烟酗酒的问题，调查也发现，在39国的受访者中，荷兰青少年很少接触烟酒，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吸食大麻。

    5年前WHO曾调查学龄儿童健康行为，荷兰儿童的表现也是名列前茅，而这次调查中，95%受访的荷兰青少年为自己的生活打及格分数。

    分析荷兰青少年身心健康、生活快乐的原因，负责这项调查的研究员佛雷博格说，青少年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社会因素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她说，荷兰青少年普遍与父母、朋友关系良好，且荷兰的繁荣富裕与重视社会公平正义，也是青少年感到生活快乐的原因。

    相较于北美洲与欧洲其他国家的青少年，荷兰青少年不挑食，少生病，并且养成了运动的好习惯。

（改编自中新网《调查显示荷兰青少年生活最快乐赶超美国同龄人》）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意义非同一般，关键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的解读来自学术界，视角总体上也离不开三个维度，即力量之变、时局之变以及中国的定位。

    人类社会任何一次称得上“大变局”的历史现象，几乎都发端于物资力量对比的变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即是生产力革命。某种程度上说，谁主导了世界生产力，谁就能推动力量之变。进入21世纪后，力量的平衡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发生了明显变化。世界首次面临“力量中心”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转移。在这轮“力量之变”中，最突出的变量是中国因素。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占比为16%（仅次于美国的24%），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工业制造品世界占比增加到40%。尽管如此，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即将结束时，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科技实力，东西方的力量天平并没有完全改变，充其量只能说在逼近力量均衡的临界点。

    时局之变是事实，但如何变还未可知。用某些学者的话说，如今的世界秩序正在进入“无人区”。一方面，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出现式微，但意愿却一点都没有降低；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参与国际治理的意愿在增强，但却在能力上还没有达到与西方势均力敌的程度。随着东西方力量的天平进一步向非西方倾斜，“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尖锐。按常理说，西方只有通过改革，在现有体系中更多地吸纳非西方国家的诉求，才可能维持世界秩序的平稳运行。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方更倾向于循着历史的惯性，凭借历史积累的优势，延续西方的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更是以“破坏性建设”的方式，企图再现美国绝对主导的历史。换句话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时局之变的回应，远不如历史上它们“创造”世界秩序时那样包容和理性。而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不会坐等“被塑造”。世界秩序进入“无人区”，也意味着时局之变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中国如何定位都尤为关键。从中国自身角度看，如何在大变局中把握和创造机遇、化解潜在的风险，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核心问题。从世界角度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中国，没有之一。用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话说，中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这样量级的参与者，处于大变局中的世界无法忽视其存在和诉求。

    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同时也会影响未来世界秩序演变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定位不会是静态的，而是一个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化的过程。这个演化过程对中国来说，具体而言就是如何看待机遇与挑战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高度重叠，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重要的是要“化危为机”，让中国赢得更好的发展。

    某种程度上说，把中国的定位认知为一个演化的过程，本身就超越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权力竞争的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天然带有的开放、理性与包容因素，是对目前西方政治中“非理性”现象的正面回应。

（摘编自雷墨《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材料一：

百家讲坛讲解《红楼梦》的时候，是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介绍的，而且在介绍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红楼梦》小说中没有的东西，比如，百家讲坛上曾经分析秦可卿可能是皇族之后，讲宝玉在进入她的房间以后看到的武则天的镜子，赵飞燕舞过的金盘等屋内装饰，说秦可卿屋子里装饰的都是暗示秦可卿皇家高贵的身份，从中又推演出许多关于秦可卿身世的揭秘。并不是说百家讲坛，这个人的推理是错误的。只是，我更喜欢，蒋勋先生的讲解，当时宝玉是喝醉的酒，当时他年少，又看了很多野史，他看到的一切事物是他加入了自己的想象。蒋勋先生曾说，他希望大家关注《红楼梦》的时候能更多的关注《红楼梦》文本本身。所以，蒋勋先生在讲解的时候，把每一章回当作是一个短篇来讲解。蒋勋先生分析曹雪芹高超的写作技巧，用词的精妙。《红楼梦》很多句子都是很简短，简单几个字就把人的神态描写的活灵活现，例如，宝玉“猴”在王夫人身上；“门子听说，方告了座，斜签着坐了”。蒋勋先生曾说，曹雪芹是用白话文写小说。我最近看的《红楼梦》也学了几个词：肚饱眼馋，烈火烹油，黄柏木做罄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

蒋勋先生每次的讲解都是先读《红楼梦》文本，一边读，一边欣赏文本本身的精妙。《红楼梦》中出现了很多人物，各个人物的性格阶层都有所不同。曹雪芹在描写每个不同的人物的时候，他都化身为人物本身，描写的时候也用贴近不用阶层的语言，作诗也是符合各个人物的文采、性格。所以蒋勋先生在讲解的时候经常说，你把前面的名字盖住，只通过语言，你就可以知道这是谁在讲话。曹雪芹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在描写每个人物的时候都没有加入自己的喜恶，他对每一个角色都怀着同情之心在描写。

（摘编自《回归文本读＜红楼梦＞：从蒋勋＜细说红楼梦＞说起》）

材料二：

在今日“文化自信”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自信的底气尽管来自多方面，但不可否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来源。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红楼梦》在推动文化自信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文化自信视域下的《红楼梦》的当代传播，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如何让《红楼梦》这部古代作品融入当代读者中，从而激活经典呢？

首先，使《红楼梦》“融进去”，为文化自信注入活力。所谓“融进去”，就是让《红楼梦》这部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融进每个中华儿女的血液里，融入当代社会中去，而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呼吁和顶层设计的层面。《红楼梦》是了解封建社会、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子，通过《红楼梦》的阅读和学习，可以让读者了解优秀传统文化，看清历史的沧桑与人间的正道。要将《红楼梦》融入人们的生活，把阅读、学习、领悟《红楼梦》当作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精神追求。让读者进入传统文化的辉煌殿堂，激发读者对传统文化的自豪感，进而增强读者的文化自信。

其次，让《红楼梦》“活起来”，为文化自信厚植底蕴。所谓“活起来”，就是重拾红学经典，深入挖掘《红楼梦》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自信厚植底蕴。习近平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加强对《红楼梦》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普及，让这部经典“活起来”，通过对《红楼梦》的研究增加对其他传统文化的了解，建立起既有中国特色又适应新时代特点的文化体系，这定将有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此外，让《红楼梦》“走出去”，为文化自信增添底气。所谓“走出去”，就是让《红楼梦》在海外广泛传播，被越来越多的他国人民所喜爱、肯定和认同。一部优秀的文学经典不仅是一个民族的骄傲，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化使者，一个展示国家和民族的窗口。在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过程中，伟大的文学经典尤其像《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不能缺席。在2017年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开幕词中，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谈道：“伟大的文学经典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打开了《红楼梦》艺术的大门，你就会进一步了解中国、读懂中国。因此《红楼梦》及其红学不仅应该而且一定会成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红楼梦》的当代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性，红学研究者应当积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用战略性的发展眼光调整研究路径，更新研究方法，开辟红学发展的新道路、新视界和新境界。

（摘编自李响《文化自信视域下的＜红楼梦＞当代价值思考及传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