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十九大代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10月19日表示，过去5年是教育改革全面深化的5年，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方面，今年上海和浙江试点已经落地，但是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目前，在浙江和上海，都出现了有关高考物理选考科目人数下降的争议，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浙江省教育厅公布的数据，2017年高考，浙江全省共29.13万考生（其中25.01万人报名普通高校招生）。在后3门（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技术中自主选择3门）的选择中，相关科目排位如下：1．生物12.53万（50%）；2．化学12.5万（50%）；3．地理11.95万（47.79%）；4．历史10.88万（43%）；5．政治10万（40%）；6．物理8.95万（35.78%）；7．技术7.2万（29.2%）。也就是说，新高考中，选考物理的仅8.9万人，比例仅占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的36%。

    根据上海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在2017年5万名上海高考学生中，相关科目的选考人数如下：政治14834人，历史20151人，地理29628人，物理19218人，化学22314人，生物24175人。从中可见，物理也排在第5位，低于地理、生物、化学、历史科目的选考人数。

（网易新闻）

材料二：

    为扭转基础教育的应试导向、唯分数论，我国于2014年启动新高考改革。但是，由于整体的高考录取制度未变，仍旧按总分排序录取学生，因此，新高考出现新的应试倾向。学生为了获得高考高分而放弃重要的科目学习，比之前的问题更严重——以前毕竟所有理科学生（在各省考生中约占70%）都要学物理，而新高考改革后，只有30%多的学生选择物理。

    这也提醒我国教育部门和学校，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学生的兴趣，不能仅靠调整考试科目。以前，学习文科的学生即便考出高分，也不一定就有很深的人文底蕴；同样，学习理科的学生也不一定就有很高的科学素养。现在，文理融合之后，只要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科目和人文社会科学科目主要目的还是应试，文理融合、3+3选择的改革价值就难以实现。学生会功利选科，家长们也鲜有考虑孩子以后的素养问题。

（环球时报）

材料三：

    柯桥中学打造了“科普讲座进校园”活动，邀请北大、清华、浙大等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走进中学校园，为学生带来最新科技前沿和人文发展动态，开拓学生视野，提升学生素养。人大附中也开启“新教育讲堂”系列讲座，并以“科学家谈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作为开篇。

    柯桥中学校长杨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为了吸引孩子们选物理，学校专门组建了物理学科实验室，鼓励学生根据兴趣组建社团，学校提供老师和资金、场地等全方位的支持。当地政府也增加投入，加大师资培训力度，给孩子们更好的学习体验。人大附中也开发了一系列课程启发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发掘学生在科学技术专业上的潜能。

    洪文认为，对于多数需要学习物理学科的专业来说，应该将物理列为“必考”科目，而不是可选项。他说，上海新高考改革第二年，要求选考物理的高校比例上升后，考生选择物理科目的比例也相应提升到了40％，这是一个可以作为参考的有益尝试。

（人民网）

材料一：

材料二：

    启动、滑行，机头昂起，直冲云霄……2017年12月24日上午，“鲲龙”AG600首飞成功。

    AG600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航空装备，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在研水陆两栖飞机，首飞成功是我国通用航空产业乃至整个航空工业的重大历史突破。“鲲龙”与我国运-20大型运输机、C919大型喷气式客机一起，被称为中国大飞机“三剑客”。该机采用悬臂式上单翼、前三点可收放式起落架、单船身水陆两栖飞机布局形式，选装4台国产涡桨六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53.5吨，具有载重量大、航程远、续航时间长的特点。

    “鲲龙”AG600的最大特点是同时具备在陆地机场和水面起降的能力，巡天为飞机，着水为航船，是森林灭火和海上救援利器。森林灭火时，它可多次往返高效率投水灭火，20秒内可一次汲水12吨，单次投水救火面积可达4 000余平方米，接近一个足球场的面积。海上救援时，“鲲龙”可快速响应、到达，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实施救援，起降抗浪能力不低于2米，可一次救助50名海上遇险人员。

    AG600飞机还可加改装必要设备，满足海洋环境监测与保护等任务需要，以及为“一带一路”提供海上航行安全保障和紧急支援等。目前主要有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等少数国家能够研制和装备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从2009年6月国家批复立项，到2012年攻克关键技术、完成初步设计，再到2016年7月总装下线，如今首飞成功，“鲲龙”经过8年多艰辛研制。国内共有20个省份、150多家企事业单位、10余所高校的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协作，攻克了气水动融合布局设计与试验技术等世界难题。全机5万多个结构及系统零部件中98%由国内供应商提供，全机机载成品95%以上为国产产品。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5日）

材料三：

    “鲲龙”AG600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加速转变的过程中，网友最为关心的是关键技术突破。整个设计研制过程，攻克了包括气水动融合布局设计与试验技术在内的十几项核心技术难题，实现了陆基飞机的起降模式和船体滑行的模式完美融合，在不增加飞机结构重量的情况下，同时提升了其设计功能的完整性和适用性。可以预期，随着AG600性能逐步稳定和大量投产，将会大大促进大飞机产业链完善，也会同步带动航空发动机、航电系统、高端材料等航空“关键技术”的突破。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森林灭火、水上救援、海洋环境监测、资源探测、岛礁补给、海上缉私与安全保障、海上执法与维权等多重任务，决定了AG600要适应沿海、内陆多种环境，具备抵御防水密封、防盐雾腐蚀的能力。目前，AG600采用了国内最高、收放系统最复杂的单支柱起落架，完全能够满足执行以上任务的需求。

    从基本性能指标来看，森林防火、海上救援将是这款大飞机的最大优势。按照数据计算，在海上救援方面，这款大飞机让我国首次具备了第一岛链任何地点五小时到达的远洋快速救援能力，极大强化了国家应急保障体系和远洋搜救体系，救援速度将是救捞船舶的10倍以上，可一次救助50名海上遇险人员。“鲲龙”部署在建成的海南基地，我国将具备4小时内往返南海的能力，对于维护海洋权益也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一款总体技术水平和性能达到国际同类飞机先进水平的大飞机而言，人们更为期待它的反潜能力。不少媒体预测“鲲龙”将会改装为较强反潜能力的大型反潜机，或者改进为集反舰—巡逻—反潜为一身的全能型远程作战飞机，从而挑战美国P-8的反潜巡逻机霸主地位。

    仅从技术角度来看，AG600改装反潜机没有太大难度，关键还要看这种改装有没有实际意义。以美国P-8远程高速反潜巡逻机为代表的现代反潜机，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发展趋势，但水上反潜机较为笨重的特点，已经让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改造成反潜机的想法虽然很美好，但现实可行性并不大。

（摘编自《新京报》2017年12月25日）

材料一：

    在中国文化符号中，受访者对“中医针灸”的认知度最高。俄罗斯受访者对“中医针灸”“丝绸之路”“泰山”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高，对“火锅”“敦煌舞（飞天）”“莫言”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低。印度、巴西、南非3国的受访者均对“算盘”“中医针灸”“汉服”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高。认知度最低的3个文化符号中，印度受访者选择了“中庸”“和而不同”“川滇金丝猴”“篆刻”“中庸”。

    在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战略的推动下，金砖国家青年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度增加、好感度提升。在文化接触动机方面，信息获取和娱乐消遣成为接触中国文化的主要目的，伴随中国文化的社交需求成为新增长点。

    受到地域、文化、传统、语言习惯、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受访者对中国文化符号的关注点和接触动机呈现盖异化特征。文化内涵的丰厚程度在国际文化传播中有着双刃剑效应，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中国文化独具魅力，也会因为文化差异成为金砖国家民众认知中国文化的障碍。

    调查发现，与旅游体验相关的艺术品和手工艺品、文化演出、旅游商品、影视节目等娱乐性文化产品，成为金砖国家青年最喜爱的中国文化产品类型；而具有中国哲学观念、社会样态抽象化表达的音乐、报纸杂志、书籍的选择意愿整体较低。

中国文化符号调查分类表

金砖国家青年对中国文化产品类型喜爱程度调查统计表

（摘编自《金砖国家青年对中国文化认知调查》）

材料二：

    随着整个国际交流的拓展，青年人群是否对中国文化有认同感，是否有情感上的亲近性，是否有价值观上的默契和生活方式上的好奇心决定了中国文化世界传播的未来走向，因此在实施调查中，在调研对象构成上我们把目标人群锁定在了青年人群体。

    从外国青年对中国文化整体认知程度来看，中国文化符号的接受度和熟悉度都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认可。中国人物在外国青年时中国文化符号认知的比例中是最低的。

    对于英法美这些发达国家来讲，浅表层次的旅游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中国文化一种整体结构的认知需求了，他们对文化哲学认知意愿很强，会从更抽象、更深刻、门槛更高的文化内容着手认识中国。

在外国人认知中国文化的渠道选择方面，互联网（62.9%）成为首要信息渠道。调研发现社交圈中有中国人的受访者，中国文化认知指数为4.1分；社交圈中没有中国人的受访者，中国文化认知指数为3.6分。在移动互联网盛行的今天，人际传播仍然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对于激发外国人认知中国文化具有重要的引导与扩散作用。

    当前我们的对外传播中，行政为主导的文艺演出、现场节事活动比较多。但是线上的活动数量少，种类偏单一。

（摘编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调研报告》）

材料三：

    埃及作家黑托尼认为，人类文明的发源从两大文明开始，一是包括法老文明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在内的地中海文明；另一个则是包括佛教、孔子哲学、道教的亚洲文明。尽管人们知道中华文明的存在，但由于语言、地理位置和文化差异，中国文化井没有被世界广泛认知，人们对其内涵的了解仍不深刻。

    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中国人要走出去。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利奇建议中国大力推动民间交往，他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制定规则，人民之间的直接交往才最具有实质意义。推广当代文化要善用策略与资源，借助强大的民间力量，巩固和扩大文化发展的基础。

（摘编自《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文化》）

材料一：

    2018年1月2日，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

    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

    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地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月3日报道）

材料二：2014—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

材料三：

    所谓的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码，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埋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摘编自中计网2017年12月28日报道）

材料四：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付，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5000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

    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超过500元。若个人客户需更多条码支付额度，可采用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方式对交易进行验证。

    在不少移动支付用户看来，国家出台针对二维码支付的相关管理规范，在对日常使用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性，无疑是一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大好事”。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年1月4日报道）

材料一：

    消费是最终需求，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优化生产和消費等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构建符合我国长远战略利益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有利于实现需求引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互促进，带动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近年来，我国在扩大消费规模、提高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要看到，当前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突出。重点领域消费市场还不能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监管体制尚不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发展，质量和标准体系仍滞后于消费提质扩容需要，信用体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还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消费政策体系尚难以有效支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预期改善。

（摘编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

材料二：

    在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期间，消费对保持经济增长，稳定社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如上图所示，消费对GDP的贡献从2011到2012年期间断层工飞跃至50%以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首；在2015年，消费贡献又一次飞跃并开始稳定在65%左右，接近西方发达国家70%-80%的消费贡献率数字，表明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通过廉价出口与公共投资建设的快速积累资本阶段已经基本结束；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经验与规律开始逐渐适用于中国模式；经典经济学中，消费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开始在中国市场中有所体现。

（摘选自《亿欧智库：2017中国消费升级报告》）

材料三：

    没有一个严谨的权威来源可以考究，它是被人们约定俗成的用以描述一切“消费结构的升级变化”过程，并在经济学领域内被使用。

    亿欧智库研究发现，虽然各方对消费升级的具体界定均不相同，“消费结构改变”这一内核始终清晰。亿欧认为，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拥有三个层级：生存基本的温饱类需求、以“安全”和“娱乐”为代表的服务型需求，以及以“认同”、“尊重”为核心的自我实现型需求。随着购买力的发展，三类需求从底部向上依次实现。社会整体购买力的提升，会使得温饱、服务和实现三类需求按不同的比例得到满足，造成结构性变化；其次，当社会文化带动消费心理发生较大变化时，温饱型消费、服务型消费和实现性消费之间会直接发生平移转变。这两种变化，会带来消费品行业的震荡和消费品类的洗牌。

（摘选自《亿欧智库：2017中国消费升级报告》）

材料四：

    消费升级大趋势下，消费者想要的不只是产品，还包括更好的消费体验。《报告》显示随着技术新，消费习惯变化，零售业正在以满足消费需求为核心，围绕消费新场景，通过技术连接，实现线上线下消费渠道愈发融合，最终形成以“消费者数据”为核心的零售新生态。

    2017年新零售风起云涌，在人、货、场的重新架构中，人逐渐成为核心驱动因素，尤其是借助IP形象势能来拉动用户群体消费，已经变成越来越多零售品牌的共识。在影视剧等文化产品中做内容植入也成为越来越普遍的操作。百味草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植入中推出古典寒食“团子”，《三生三世》开播完结之后，“桃花醉”大卖，都体现了商家在消费升级时代的营销创新。

    围绕消费场景，消费升级企业势必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作为最重要的因素进行考虑。实现线上线下渠道融合的新零售也应运而生。

    跨界零售新物种“盒马”，通过商品再造、技术再造、流程再造和物流再造，把一般意义上的生鲜超市转变为移动互联时代的体验式消费中心。围绕“餐饮体验+生鲜超市零售+基于门店配送”，打造了新零售的样板间。通过算法驱动的智能物流，实现门店附近3公里范围内，30分钟送货上门。同时商品定位新鲜、健康、时尚、精致，围绕“大厨房”概念，基本以食品和日用百货为主，主打“盒马特色”的生鲜品种也一应俱全，满足用户一日三餐基本需求。

（摘编自《2017中国互联网消费数据报告：消费升级改变了谁》）

    材料一：

    业内人士称，5G与以往无线通信技术最大的区别是服务的对象。以前服务的主要是人，而5G将真正实现万物互联。可以说，5G所要承担的是改变整个社会、行业的使命。

    国内三大运营商已在4G领域投资超3000亿元，目前仍处于成本回收周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酝酿建设5G的原因何在？业内人士分析，这是因为我国正在迅速进入智能社会，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AR/VR等应用在迅速普及，它们的规模化应用需要新一代网络来承载。比如建设自动驾驶城市，就需要依托5G网络实现车辆、信号灯、道路感应线圈、智能总控平台间的无缝连接和互动，且时延需要在毫秒级别。

    “物联网时代，一个家庭往往会有超过100样东西需要连接网络，所以需要新一代网络——它对整体网络频谱利用率更高，能够连接更多终端的新系统。不过，我预计未来4G和5G会并存，并不是5G来了4G就会全部被淘汰掉。”业内人士说。

    （摘编自宋杰《5G将至，中国领跑》，《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12月19日）

    材料二：

    5G或许将成为我们可能见到的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变革之一，因为它不仅是通信技术的演进，更是一场从智能设备、无线技术、接入网、核心网到云端的跨行业革命。

    目前中国在国际通信标准的参与度上显著提高，已经成为标准制定的主导者之一，特别在5G标准上中国的提案数量比4G时代有了很大的提升，提案的采纳度也在逐渐提高。尽管如此，我国在标准的必要核心专利上还不是很多，与提案的数量不成比例。

    谈及影响5G发展的致命性软肋，专家认为相时于技术标准而言，我国在高端芯片制造上差距还较大，特别是在射频芯片上差距更大。这方面不仅需要有相当强度的投入，还需要有很长时间的技术和经验积累才行，必须早下决心，下大决心。

    在技术应用上，5G首先要面对覆盖难的挑战。由于频段高、覆盖差，必然需要有大量小基站，依托多天线技术的波束赋形和快速扫描追踪有望明显改善；但能否根除覆盖盲点，仍是不确定事件。从市场开发层面看，究竟什么应用必须用5G？现在并不确定。业界所期待的物联网应用能否在近期担当业务收入的大任，也不乐观。

    另外，我国2015年开建4G，现在网络负荷还很轻，2020年就开建5G，仅仅5年时间不太可能收回4G的投资。究竟运营商能承担多高的投资增加，什么业务能补偿投资的增加？专家认为，这些目前还不清楚。

    （摘编自《5G标准已出，软肋犹存》，《中国科学报》2018年6月28日）

    材料三：

    在这个机会重重、激流暗涌的时代，有两个城市有望成为5G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位于芬兰的奥卢是一个多雪的城市，在无线通信方面耕耘50余年；而7600公里之外的中国深圳，也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成为移动网络领域的后起之秀。

    奥卢拥有两家顶级高校和无数高级研究中心，是芬兰最受学生欢迎的城市，也是芬兰创新教学理念的先行者。奥卢被认为是欧洲的“生活实验室”，学生可以自由开展各种新技术试验。同时，该市公共部门、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公司之间由来已久的合作文化也进一步强化了当地技术研究与开发。

    而从全中国范围来看，深圳的高校不仅数量较少，学术水平和顶级大学相比也有一定差距。即便如此，这一教育劣势并未让深圳失去人才支持，因为当地提供了大量针对人才的优惠政策。大学毕业生在深圳落户难度不大，还能获得一次性住房补贴。此外，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过的首席执行官或知名学者甚至可以获得数百万元的安家费。

    （摘编自《5G，谁主沉浮》，《人民周刊》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