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报道，日前，京津冀三地爱卫会和卫计委联合举办世界无烟日主题活动，现场启动了“京津冀控烟协同发展项目”，以打造2022年无烟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契机，联手推进三地无烟环境。

数据显示，我国约有超过3亿烟民，不吸烟人口中有7.6亿人每天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中。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若在我国全国范围的公共场所全面实行禁烟，可让烟民数量减少1300万名，使600万人避免过早死亡。“无烟冬奥”就是利用体育作为载体，希望人们能重视健康，改变生活方式，树立健康生活理念，促进人的健康发展。它是出于人文关怀的考虑，符合奥运精神，也契合我国大力推进控烟工作。我们不妨借助“无烟冬奥”的举办，让其成为中国控烟的新起点，让无烟中国早日到来。

（摘编自江德斌《“无烟冬奥”应成为控烟新起点》）

材料二：

    “我国心脑血管疾病引起的死亡占死亡人数的40%以上。约12%的心脏病死亡归因于烟草使用和二手烟暴露。”在今日召开的2018年世界无烟日核心信息发布上，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主任姜垣说。

    2018年5月31日是第31个世界无烟日，本次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烟草和心脏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中国医学科学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等九家单位以“烟草和心脏病”为重点，共同发布了2018年世界无烟日核心信息。核心信息旨在提高人们对烟草与中风等心脏和其他心血管疾病之间关联的认识，及倡导制定可有效减少烟草消费的政策。

中国疾病预防控中心书记、副主任李新华说，每天只抽一支烟也会使男性冠心病风险增加74%，女性增加119%。吸烟者发生中风的风险是非吸烟者的1.5倍。然而我国成人中知晓吸烟导致中风和心肌梗死的分别只有31%和42.6%，在世界各国处于较低水平。戒烟可降低心脏病的风险；戒烟5～15年，中风发病风险降至非吸烟者。

    “吸烟是疾病的首恶，戒烟是健康的首善。吸烟量越大，吸烟年限越长，冠心病和中风发病及死亡风险超高。任何年龄戒烟都会获益，戒烟越早越好。”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表示。

    2018年世界无烟日核心信息旨在通过发布与传播，倡导政府与公众做出远离烟草，有利于心脏健康的承诺；同时，鼓励国家各级强化落实履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及执行各项控烟措施。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三：某地区中学生抽烟抽样数据调查统计表

（摘编自《青年学报》）

材料四：

    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今日表决通过《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室内全面禁烟、禁止烟草广告、促销、赞助，还强化了对控烟责任人的约束。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第九条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条例》同时规定，文保单位、学校、妇幼医院及体育场馆坐席比赛区等室外公共场所也需要执行禁烟。如果在禁止吸烟场所和区域抽烟，《条例》规定，可以被处以最高200元罚款。

    各个单位的法人或主要负责人将成为《条例》在本单位落实的第一责任人。而餐厅等营业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是所在场所执行控烟的第一责任人。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不仅需要设置明显的禁止吸烟标志和举报投诉电话号码标识，还需要对吸烟者劝阻，不听劝阻的还需要向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投诉举报。如果经营者未履行上述职责，将被处以2000元至1万元罚款。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将于2015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

（摘编自《经济日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需要好好继承发扬。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先人正面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价值追求，这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五千年文明史中蕴含的正能量。然而古籍汗牛充栋，应该从何入手呢？

    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清人叶燮所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中国古人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人品与文品并重。经过历代读者集体选择，凡是公认的大诗人，往往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物，其作品必然也是第一等真诗，从中可以感受真实心跳和脉搏，从而沦肌浃髓地领会传统文化精神。

    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关系，但是初唐孔颖达说得很清楚：“情志一也”。情志就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因为诗词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当然，唐诗宋词对于现代人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

    有深远教育作用。且举李、杜、苏、辛为例。李白热情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诗中蕴含强大精神力量。与李白齐名的杜甫，以清醒的洞察力和积极的入世精神进行诗歌创作，为安史之乱前后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描绘生动的历史画卷。杜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凸现。苏轼在词史上首先打破晚唐以来词专写艳情的局限，他大量写作抒情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在以柔声曼调为主的传统词乐中增添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时代动荡引起词坛风气的巨大变化，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旋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总的来说，阅读唐诗宋词的典范作品，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流传至今的意义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它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欣赏，给予精神滋养。严肃深奥的学术论著只在学术圈产生影响，生动灵活的讲解或注释解说却能将古典名篇引入千家万户。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

材料一：

近十余年来，人文地理学者对于“意象”问题颇为关注。地理学者考虑“意象”没有文学史家那么麻烦，只是将它理解为客观事物在人类主观世界中的反映。既如此，地理学者不再刻意强调“意象”是否经过某种“加工”，因为环境感知必然受到文化价值取向、知识背景的制约。就是说，凡进入观念世界的客观物象其实都已经过了主观选择。

意象的表达自来以文学语域为其胜场。因而人文地理学者在研究地理意象时，少不得须取材于文学作品。从地理本位看，比较重要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利用历史地理的知识背景对古典文学中的类型化意象进行探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地理意象，类型化的趋势非常突出。例如，中古乐府中的“巫山高”“陇头水”，唐人吟咏中经常出现的“淮南落木”，以及唐宋词牌中的“望江南”“八声甘州”等等，各自包含了独特的意蕴。

毫无疑问这种探讨属于文学地理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不妨说是其中的核心内容。近年来文学地理的研究引人注目，特别在文学史界，出现了若干种专著。但那些研究一般都是对作家和作品进行一些统计分析，因而其中所谓“地理”往往只表现为平面的分布态势，或者是作为背景的人文社会环境。事实上，地理因素完全可以参与文学创作过程。它可以点燃诗人的激情，成为作家发挥想象力的凭据，从而形成一些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语料，寄托某些特定的思想情感。也有人从文学角度对一些地理意象进行过探讨。例如，唐宋文艺作品中的“潇湘”，近年来艺术史、文学史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台湾学者衣若芬女士认为，“潇湘”的意蕴有恨别思归、愁苦闲适之类。地理学者出于自身的敏感，对此更关注的是其中的“象”，即作为一个地理实体而给人留下的空间感、场景感。这种空间感不是哲学、社会学意义上用以形容“公共领域”的“空间”，而是有长宽高、有声光色的物理空间给人的感觉。在这里可以看出视野的分殊。

二是文学作品中的空间逻辑。地名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空间定位（往往同时也是时间定位）的坐标。事实上，它还有更深一层意义。因为地名所代表的不只是孤立的点、线、面，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内在联系，有一种不以作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空间逻辑。无论作品中的文学世界与客观的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忠实反映也好，抽象折射也罢，其空间逻辑都应该是清晰有序的，而不应该是混乱、胡来的。因此，空间逻辑往往可以为古代文学作品的考订提供一种坚实的客观参照。

文学史家对于历史地名向来很重视。但由于其目标只在于理顺作品，带有很强的实用倾向，因而他们所做的地名考释往往只强调具体语境，而不关心普遍情形。这就比较难以掌握历史地名运作的通则。例如，他们见到杜甫在某首诗中用“江汉”包举巴蜀，便以为“江汉”这一地名中本来就有“指巴蜀”这么一个义项。一个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活生生被他们硬劈成两个。

更要命的是，他们还会从个人的想象出发，对历史地名做出一些纯逻辑的推论。例如，他们注意到三国时孙吴曾领有今湖南省境，便断定今湖南在历史上亦可称“吴”，全然不顾“吴”这个地名在历史上的实际使用情况。这从实质上已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创造历史了。要研究历史，这样做演绎是不行的，得做归纳，得从古人对某地名的具体用例中，找出其得名的确切依据，以及其使用的实际情形。那样的结论才是科学、合理、可信的。

（摘编自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

材料二：

地理意象是一个文化聚合体。从历时性来说，地理意象因为具有鲜明显著的地理因素和地域特色，展示着不同时代地域的创作、接受心理和文学变迁的内在动因及表现形态。地理意象即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参与文学文本全方位、立体性构建，进而观察出特定群体的精神气质和生存状态。如在宋玉辞赋中的“高唐神女”完全是独特地理环境和荆楚之地风情文化复合的产物。川东与鄂西一带地貌奇特怪石嶙峋、山间气候风云变幻山雨颇多且急，而且楚人重巫善想象，故而衍生出“神女”意象。闻一多就认为“巫山朝云”与《诗经》“南山朝隋”几乎一体、“高唐”即楚地“高谋”，陈梦家更是直言神女为“帝之季女”的“巫儿”，认为这些都与荆楚之地巫祭之风盛行、民风淳朴、青年男女奔放热烈的爱情观有关，故而“高唐神女”也是典型的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文化贮存器。

（摘编自刘洁《地理意象的构成及其审美价值》）

人生的乐趣

林语堂

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歇下他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他所喜欢做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显露出来。只有当社会与公务的压力消失，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之时，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内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中国人在闲暇时是最聪明最理智的。他们有着如此之多的闲暇和悠闲的乐趣，这有关他们生活的一章，就是为愿意接近他们并与之共同生活的读者而作的。这里，中国人才是真正的自己，并且发挥得最好，因为只有在生活上他们才会显示出自己最佳的性格——亲切、友好与温和。

既然有了足够的闲暇，中国人有什么不能做呢？他们食蟹、品茗、唱戏、放风筝、猜谜、看斗鸡、浇花、下棋、养鸟、猜拳、看手相、腌萝卜、喂鸽子、登山、看赛舟……

这是因为中国人总是那么亲切、和蔼、活泼、愉快，那么富有情趣，又是那么会玩儿。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情趣来自传统。人们被教会欣赏美的事物，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社会实例，通过在富有高尚情趣的社会里的生活。工业时代，人们的精神无论如何是丑陋的，而某些中国人的精神——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传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抛弃掉，而疯狂地去追求西方的东西，可自己又不具备西方的传统，他们的精神更为丑陋。在全上海所有富豪人家的园林住宅中，只有一家是真正的中国式园林，却为一个犹太人所拥有。所有的中国人都醉心于什么网球场、几何状的花床、整齐的栅栏、修剪成圆形或圆锥形的树木，以及按英语字母模样栽培的花草。上海不是中国，但上海却是现代中国往何处去的不祥之兆。它在我们嘴里留下了一股又苦又涩的味道，就像中国人用猪油做的西式奶油糕点那样。它刺激了我们的神经，就像中国的乐队在送葬行列中大奏其“前进，基督的士兵们”一样。传统和趣味需要时间来互相适应。

古代的中国人是有他们自己的情趣的。我们可以从漂亮的古书装帧、精美的信笺、古老的瓷器、伟大的绘画和一切未受现代影响的古玩中看到这些情趣的痕迹。人们在抚玩着漂亮的旧书、欣赏着文人的信笺时，不可能看不到古代的中国人对优雅、和谐和悦目色彩的鉴赏力。仅在二三十年之前，男人尚穿着鸭蛋青的长袍，女人穿紫红色的衣裳，那时的双绉也是真正的双绉，上好的红色印泥尚有市场。而现在整个丝绸工业都在最近宣告倒闭，因为人造丝是如此便宜，如此便于洗涤，三十二元钱一盎司的红色印泥也没有了市场，因为它已被橡皮图章的紫色印油取代。

古代的亲切和蔼在中国人的小品文中得到了极好的反映。小品文是中国人精神的产品，闲暇生活的乐趣是其永恒的主题。小品文的题材包括品茗的艺术、图章的刻制及其工艺和石质的欣赏、盆花的栽培，还有如何照料兰花、泛舟湖上、攀登名山、拜谒古代美人的坟墓、月下赋诗，以及在高山上欣赏暴风雨——其风格总是那么悠闲、亲切而文雅，其诚挚谦逊犹如与密友在炉边交谈，其形散神聚犹如隐士的衣着，其笔锋犀利而笔调柔和，犹如陈年老酒。文章通篇都洋溢着这样一个人的精神：他对宇宙万物和自己都十分满意；他财产不多，情感却不少；他有自己的情趣，富有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却又非常幼稚；他有满腔激情，而表面上又对外部世界无动于衷；他有一种愤世嫉俗般的满足，一种明智的无为；他热爱简朴而舒适的物质生活。

在中国，人们对一切艺术的艺术，即生活的艺术，懂得很多。一个较为年轻的文明国家可能会致力于进步；然而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自然在人生的历程上见多识广，它所感兴趣的只是如何过好生活。就中国而言，由于有了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人当作一切事物的中心，把人类幸福当作一切知识的终结，于是，强调生活的艺术就是更为自然的事情了。但即使没有人文主义，一个古老的文明也一定会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尺度，只有它才知道什么是“持久的生活乐趣”，这就是那些感官上的东西，比如饮食、房屋、花园、友谊。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像巴黎和维也纳这样古老的城市有良好的厨师、上等的酒和美妙的音乐。人类的智慧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便感到无路可走了，于是便不愿意再去研究什么问题，而是像奥玛开阳那样沉湎于世俗生活的乐趣之中了。于是，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知道怎样像中国人那样吃，如何像他们那样享受生活，那么，在我们眼里，这个民族一定是粗野的，不文明的。

（有删改）

材料一：

任何事物的特点，都是由它自身的性质所决定并在比较中显示出来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革命回忆录具有如下的特点。

“三亲”的原则性。即革命回忆录的内容必须是撰稿人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革命史实。回忆就是回想，是再现的一种形式，只有“三亲”，杨得志同志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组织指挥了强渡大渡河的重要战斗，才能写出留芳史册的革命回忆录《强渡大渡河》。在“三亲”原则性这一点上，文史资料和革命回忆录是相同的（溥仪）写皇帝的生活，别人谁也写不出来。不过，它的材料是靠深入生活采访得来的，这与革命回忆录的“三亲”原则性不同。

历史的真实性。有了“三亲”，还必须如实地加以反映。郭沫若同志在他的《北伐途次》这本回忆录的序言里说：“我这篇文章只能够采取回想录的形式，记忆比较明确的地方写得自然会详细，但也只好听其断片。我本也可以加些想象进去，写成一部小说，对于年代久远，无法忆及的人物、情节，决不虚构。我们其他的革命前辈在记录当年经历时也同样确切地反映真实，而且能从更高的思想高度去理解过去

高度的思想性。我们的革命前辈，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不但善于总结革命的经验，为了使后代知晓革命历史和接受传统教育，才进行革命回忆录的写作的，“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革命回忆录正可以帮助我们想想过去，从而增强信心和力量。

表达的生动性。在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改朝换代，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作为革命回忆录，理所当然要用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不论是写革命斗争的历程，还是缅怀革命前辈的生平事迹，描述动人的故事情节，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往往也自然地流露于笔端；有时，作者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便发表议论直抒胸臆，真可谓得心应手。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同志说：“有许多历史著作，同时也是很好的文学作品，而且写得有声有色，从内容到形式都很美。”

总之，革命回忆录以“三亲”的原则性、历史的真实性、高度的思想性、表达的生动性为特点，记述党领导的各个时期的斗争，又是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珍贵资料。

（摘编自王大悟《浅谈革命回忆录的特点和写作》）

材料二：

我们知道，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最终依靠的是一张报纸。经考证，当然后来还依靠了《大公报》等其他传播媒介。《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是这样写的：

九月十九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然而，《聂荣臻回忆录》里并没有写是如何得到这张报纸的。这个谜，一直在我心里存放着，亦不知何时能破解。

2004年夏天，《北京青年报》为纪念长征出发七十周年，连载健在红军将士访谈录，刊登的是《杨家华为遵义会议站岗》。像以往一样，我饶有兴趣地看了下去。突然

长征中，还有一件令杨家华难忘的事。红二师进入哈达铺后，聂荣臻一放下行李，快去买些烧饼回来。”杨家华跑到一个卖烧饼的老乡处，把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递给了他。杨家华清楚地记得包烧饼的报纸是《山西日报》。聂荣臻像往常一样，看得特别认真。忽然，两眼像被定住了一样。接着，他大声地对杨家华说：“小鬼，快，赶快骑马把这张报纸送给老毛，送给中央。”然后，兴奋地对林彪说：“陕北还有根据地，刘志丹，毛泽东就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集了干部大会。从此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段文字，实在是太珍贵了。它不仅破解了我心中之谜

（摘编自尹韵公《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