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朗诵

孙犁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五日晚间，收音机里，一位教师正在朗诵《为了忘却的记念》。

        这篇散文，是我青年时最喜爱的。每次阅读，都忍不住热泪盈眶。在战争年代，我还屡次抄录、油印，给学生讲解，自己也能背诵如流。

        现在，在这空旷寂静的房间里，在昏暗孤独的灯光下，我坐下来，虔诚地、默默地听着。我的心情变得很复杂，很不安定，眼里也没有泪水。

        五十年过去了，现实和文学，都有很大的变化。我自己，经历各种创伤，感情也迟钝了。五位青年作家的事迹，已成历史：鲁迅的这篇文章，也很久没有读，只是偶然听到。

       革命的青年作家群，奔走街头，振臂高呼，最终为革命文学而牺牲。这些情景，这些声音，对当前的文坛来说，是过去了很久，也很远了。

      是的，任何历史，即使是血写的历史，经过时间的冲刷，在记忆中，也会渐渐褪色，失去光泽。作为文物陈列的，古代的宗教信徒，用血写的经卷，就是这样。关于仁人志士的记载，或仁人志士的遗言，在当时和以后，对人们心灵的感动，其深浅程度，总会有不同吧！他们的呼声，在当时，是一个时代的呼声，他们心的跳动，紧紧连接着时代的脉搏。他们的言行，就是群众的瞩望，他们的不幸，会引起全体人民的悲痛。时过境迁，情随事变，就很难要求后来的人，也有同样的感情。

      时间无情，时间淘洗。时间沉淀，时间反复。历史不断变化，作家的爱好，作家的追求，也在不断变化。抚今思昔，登临凭吊的人，虽络绎不绝，究竟是少数。有些纪念文章，也是偶然的感喟，一时之兴怀。

     世事虽然多变，人类并不因此就废弃文学，历史仍赖文字以传递。三皇五帝之迹，先秦两汉之事，均赖历史家、文学家记录，才得永久流传。如果没有文字，只凭口碑，多么重大的事件，不上百年，也就记忆不清了。文字所利用的工具也奇怪，竹木纸帛，遇上好条件，竟能千年不坏，比金石寿命还长。

      能不能流传，不只看写的是谁，还要看是谁来写。秦汉之际，楚汉之争，写这个题材的人，当时不下百家。一到司马迁笔下，那些人和事，才活了起来，脍炙人口，永远流传。别家的书，却逐渐失落，亡佚。

      白莽柔石，在当时，并无赫赫之名，事迹亦不彰著。鲁迅也只是记了私人的交往，朋友之间的道义，都是细节，都是琐事。对他们的革命事迹，或避而未谈，或谈得很简略。然而这篇充满血泪的文字，将使这几位青年作家，长期跃然纸上。他们的形象，鲁迅对他们的真诚而博大的感情，将永远鲜明地印在凭吊者的心中。

       想到这里，我的心又平静了下来，清澈了下来。

       文章与道义共存。文字可泯，道义不泯。而只要道义存在，鲁迅的文章，就会不朽。

                                                                                                                             1985年9月21日晨改抄讫。

（有删改）

北风吹雁

刘美兰

    下午5时10分，朱晓玉准时地出现在W城火车站第三站台的月台上。

    朱晓玉抬起头来望望天，天空黑沉沉的，北风呼啸着一阵阵从站台掠过，无形雁阵撞击着她的黑色羽绒服，她不由得将头埋进灰黄黑小格围巾里，提着小马扎推着旅行箱往标有6号的候车点走去。此刻，6号候车点的人已排起了长队。

    一会儿，K568次列车就要进站了，每到周末返回J城的人多，朱晓玉只买到站票，所以她提着小马扎呢，一个半小时后就到J城了。这样的双城生活让朱晓玉渐渐变得能干起来。

    因为丈夫陆迅下派在J城当公安局局长，J城现在已成为她全部生活的中心内容。

    周末去J城，她不去都不行，有父母催着呢。做陆迅爱吃的可口饭菜，收拾陆迅的脏衣服和家务，她忙得不亦乐乎。到了周一，又得起大早赶回W城上班。W城还有她已年迈的父母，小病小灾的不断。女儿倒是没让她操什么心，静悄悄地自己考上了研究生。一年年地过去了，她憔悴下来，她累了。那天，她几次想对陆迅说：“咱不当局长了，回W城吧。”她还没开口，陆迅却拍着她手说：“媳妇儿，你知道吗？我现在感觉最幸福的事，就是周末晚上推开家门时，你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做饭。”

    J城有着600万人口，当一名公安局局长该是何等风光。可是，在媳妇儿面前却只有这点小小的要求。朱晓玉眼圈一红，扭过头去，低下了头，两颗泪珠一前一后地砸在一株四叶草上，四叶草颤抖了一下又挺直了身子。公安工作危险性强，朱晓玉从来不问陆迅工作，陆迅怕她担惊受怕也不会去说工作，两个人平静而默契地过着惊心动魄的生活。

    K568次列车到了，她麻利地提起旅行箱。今天运气不错，靠近车门过道处正好可以放下一个马扎。火车开动了，况且且且地扑向迷离的暗夜里，关于陆迅的回忆又潮水般地浮现在她的眼前，她的嘴角浮现出几丝笑意。

    因为五道拐或者说是爱情，他们走到了一起。那时候陆迅是片儿警，朱晓玉还在音乐学院读书。一天，朱晓玉下课早，背着书包回家。可刚拐进五道拐巷，几个小混混就围上来了，这个伸手抓她的长辫子，那个扯她的书包带，朱晓玉吓坏了。喊吧，可这地处偏僻，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幸亏碰上了陆迅。那天，陆迅为王家奶奶送户口簿，看到了，还没放好自行车就冲上前去，三个招式就把他们制伏了。后来的后来，漂亮的朱晓玉嫁给了陆迅。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J城火车站就要到了……”

    沉浸在回忆中的朱晓玉抬起头，目光停留在旅行箱上。箱子里有父母给女婿带的中药、好烟以及W城特色菜。陆迅为了案子长期加班划线，开始出现失眠状况后嗜好抽烟了。一个女婿半个儿，陆迅在他们眼里早就是亲儿子了。有一次，母亲说：“晓玉啊，我发现你怎么越来越像陆迅呢？”像吗？怎么可能像陆迅？她望着镜子仔细端详，呵，眼神，对，是眼神。她的眼神越来越坚定了，越来越勇敢了。记得有一回，有个黑社会成员给陆迅寄了颗子弹，是她打开的快递，她打开后笑着对陆迅说：“有人用花生米恐吓你呢！”母亲说：“嫁谁随谁，人总是在成长的。晓玉早已不是过去那个柔弱无骨的晓玉了。”

    车慢慢停住了，车上的旅客秩序井然地往外走着。朱晓玉围上围巾，用一条尼龙绳将马扎捆在旅行箱的把手上。她知道，陆迅不会来接她，但没关系，她习惯了一个人行走在寒冷的J城街道上。北风吹雁雪纷纷，她大步地行走着，渴望着寒风送来一个充满美好意境的玲珑剔透的冰雪世界。

（有删改）

那些鸟会认人

刘亮程

    我们搬走了，那窝老鼠还要生活下去，偷吃冯三的粮食。鸟会落在剩下的几棵树上，更多的鸟会落到别人家树上，也许全挤在我们砍剩的那几棵树上，叽叽喳喳一阵乱叫。鸟不知道院子里发生了啥事。但它们知道那些树不见了。筑着它们鸟窝的那些树枝乱扔在地上，精心搭筑的鸟窝和窝里的全部生活像一碗饭扣翻在地上。

    冯三一个人在屋里听鸟叫。我们没有把鸟叫算成钱卖给冯三，我们带不走那些鸟，带不走筑着鸟窝的树枝。那些枝繁叶茂的树砍倒后，我们只拿走主杆，其余的全扔在地上。我们经营了多少年才让成群的鸟落到院子，一早一晚，鸟的叫声像绵密细雨洒进粗糙的牛哞驴鸣里。那些鸟是我们家的。我们一家十六只耳朵听鸟叫。冯三这个人眼睛不好使，耳朵也有些背。从此那些鸟将没人听地叫下去，都叫些什么我们再不会知道。

    大多是麻雀在叫。麻雀的口音与我们相近，一听就是很近的乡邻。树一房高时它们在树梢上筑窠，好像有点害怕我们，把窠藏在叶子中间，以为我们看不见。后来树一年年长高，鸟窠便被举到高处，都快高过房顶一房高了，可能鸟觉得太高了，下到地上啄食不方便，又往下挪了几个树枝，也不遮遮掩掩了。

    夏天经常有身上没毛的小鸟从树上掉下来，像我们小时候从炕上掉下来一样，扯着嗓子直叫。大鸟也在一旁叫，它没办法把小鸟弄到窝里去，眼睁睁看着叫猫吃掉，叫一群蚂蚁活活拖走。碰巧被我们收工放学回来看见了，赶快捡起来，仰起头瞅准了是哪个窝里掉下来的，爬上树给放回去。

    一般来说爬树都是我的事，四弟也很能爬树，上得比我还高。不过我们很少上到树上去惹鸟。鸟跟我们吵过好几架，有点怕惹它们了。一次是我上去送一只小鸟，爬到那个高过房顶的横枝上，窝里有八只鸟蛋的时候我偷偷上来过一次，蛋放在手心玩了好一阵又原放进去。这次窝里伸出七八只小头，全对着我叫。头上一大群鸟在尖叫。鸟以为我要毁它的窝伤它的孩子，一会儿扑啦啦落在头顶树枝上，边叫边用雨点般的鸟粪袭击我。一会儿落到院墙上，对着我们家门窗直叫，嗓子都直了，叫出血了。那声音听上去就是在骂人。母亲烦了，出门朝树上喊一声：快下来，再别惹鸟了。

    另一次是风把晾在绳上的红被单刮到树梢，正好蒙在一个鸟窠上，四弟拿一根木棍上去取，惹得鸟大叫了一晌午。

    还有一次，一只鹞子落在树上，鸟全惊飞到房顶和羊圈棚上乱叫。狗也对着树上叫，鸡和羊也望着树上。我们走出屋子，见一只灰色大鸟站在树杈上。父亲说是鹞子，专吃鸽子和鸟，我捡了块土块扔过去，它飞走了。

    除了麻雀，有时房檐会落两只喜雀，树梢站一只猫头鹰，还有声音清脆的黄雀时时飞来。它们从不在我们家树上筑窠，好像也从不把太平渠当个村子。它们往别处去，飞累了落在树枝上歇会儿脚，对着院子里的人和牲畜叫几声。

    那堆苞谷赶紧收进去，要下雨啦。

    镰刀用完了就挂到墙上。锨立在墙角。别满院子乱扔。

    我觉得它们像一些巡逻官，高高在上训我们。只是话音像唱歌一样好听。乘人不注意飞下来叨一口食，又远远飞走，飞出院子飞过村子，再几年都见不到。

    那些麻雀会认人呢，我对父亲说。昨天我在南梁坡割草，一只麻雀老围着我叫，我以为它想偷吃我背包里的馍馍。我低头割草，它就落在前面的草枝上对着我叫，我捆草时它又落到地上对着我叫。后来我才发现是我们家树上的一只鸟，左爪内侧有一小撮白毛，在院子里胆子特别大，敢走到人脚边觅食吃，所以我认下了。刚才我又看见了它，站在白母羊背上捡草籽吃。

    鸟就是认人呢，大哥也说。那天他到野滩打柴，就看见我们家树上几只鸟。也不知道它们跑那么远去干啥。是跟着牛车去的，还是在滩里碰上了。它们一直围着牛转，叽叽喳喳，像对人说话。大哥装好柴后它们落到柴车上，四只并排站在一根柴禾上，一直跟着牛车回到家。

那牵曳阳光的一缕亮腔

王剑冰

（一）

    有哪一个县名，是和一个剧种连在一起的？只有弋阳。弋阳腔因弋阳立身，弋阳亦因弋阳腔扬名。“弋阳”二字本身就很有意味，那么，弋阳腔呢？

    终于听到了，那是在一场雨中。很大的雨，似乎要先沐浴才能听曲。满街筒子都是雨水，哗哗的声音充斥着整个场地，场地里已有不少人等在那里。他们从弋阳的各个方位赶来，湿了鞋子，湿了衣衫，一个个却眼睛明亮，心志高昂，等着锣鼓开篇。戏是《珍珠记》，书生高文举与王金贞悲欢离合的故事。据说是百年老戏，2017年才由弋阳腔剧团复排出来。

    雨的声音不时从门外传来，场内的观众却全然进入了戏中。八场戏环环相连，紧紧相扣，人们有时叫好，有时鼓掌，有时私下里帮腔，直到遭强权拆分的夫妻在包拯的主持下于公堂团圆，才舒心地出了一口气。演出结束了，还有不少人站着迟迟不走。

（二）

    我来弋阳腔剧团的时候，部分人员正在排戏，排的是新挖掘出来的传统剧目《芦花絮》，是民间喜闻乐见的忠孝内容。

    我就和舞台总监杨典荣聊了起来。老杨75了，说话有些漏风，但吐音有力，精神矍铄。喜欢了大半辈子弋阳腔，人老了，还在团里操心。老杨说，弋阳腔是元末明初的时候，浙江的南戏经信江传入弋阳一带，结合当地乡语和民歌滋生出的一个全新地方腔调，后来，昆山腔、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被称为“四大声腔”。弋阳腔是高腔鼻祖，京剧、湘剧、川剧、秦腔等四十多个剧种无不受到弋阳腔的影响。清康乾时代，内廷都以弋阳腔和昆曲为主要演出曲目，乾隆五十大寿，点的就是弋阳腔。

    排练休息时，我见到了《珍珠记》中扮演王金贞的徐小芳，这位1987年生的鄱阳人，读初二的时候上饶艺校去招生，就进了艺校。四年后毕业，考到了新建的弋阳腔剧团。“这个团是新团，年轻人多，同学多，风气正，最重要的还是觉得弋阳腔有前途。”她说。她在这里认识了爱人操正。操正在《珍珠记》中扮花脸，扮相让人印象深刻。小芳说，团里的人现在说起来还年轻，可也都三十左右了，再有十年就四十上下，很快的。我想起演老仆的演员，她说她叫黄青南，才32呢。哦，演得真好，把一个善良的老奴演活了。

    弋阳古戏台数量的众多，是我所想象不到的。一个个抱得十分紧密的村庄，竟然收藏着典雅精致的秘密，守护着村子长久的信仰。戏台多数是清代的，也有的从明代坚持到现在。

    这些老戏台，就像固执地开放在乡野的花树，不仅安抚了生活，也闪亮了历史。

    变化的时代，总会有一些不变的理想，那些同外婆的故事一样老的唱曲，还顽固地统治着农村的喜好。戏台与戏曲也是一种未尽的情缘，当锣鼓声从内里响起，一切都成了上天赐予的浪漫。有些戏台的墙上还留着当年演出的剧目，不仅有《三国传》《水浒传》《岳飞传》《封神传》，还有《金貂记》《卖水记》《花蝴蝶》《借亲配》。看着那些戏台，你会觉得弋阳腔的调子已经渗入各个细部，在许多个夜晚翩衣舞袖，牵扯迷离的月光。

    是的，那一个个戏台，总为一袭长衫虚席以待，敞亮的空间，也最适合装下青春的梦想。

（三）

    信江舒展地流着，这是一条母亲河，无私地养育了弋阳。

    远远地就看见了粉墙黛瓦、飞檐翘角的戏楼，风风雨雨多少年，依然光彩屹立。村里的孩子几乎都集中到了这里，在戏台上疯耍疯闹，说词唱曲。

    你会见到这种情景，饭盆汤碗在那里放着，戏装粉彩在那里摆着。弋阳腔一开唱，男女老少个个仰着脸笑着、呆着或恨着。听戏本身，也是一个美好的故事。风吹起来，场边的树枝在摇动，一颗果实掉落了，砸到地上有一种深刻的响，又一颗果实掉落了。竟然没有谁在意，他们在意着戏里的事，每个人都要从戏里去窥一窥自我。有的泪水挂在脸上，不擦也不抹，就那么随着戏，感同身受地将自己敞开在这个世界里。婆媳关系不好的，或许会在这一刻各自有了触动，夫妻关系有裂痕的，或许会从剧情里看到各自的毛病。失去的还会回来吗？错位的还会复原吗？

    戏真好啊。那一场场戏，就这么看了下去，一直看到鬓霜须白，看到地老天荒。

    明白了，弋阳腔就是弋阳永久的代言，是弋阳百姓永久的感念。此后再提到弋阳，就会想起那牵曳阳光的一缕亮腔。

（摘自《光明日报》2018年9月28号，有删改）

    宋代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仰望唐诗，犹如翘首远眺一座巨大的山峰，可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但它同时也给宋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从而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谚云“极盛之后，难以为继”，宋诗的创新具有很大的难度。以题材为例，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宋人很难发现未经开发的新领域，于是他们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向深处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仍有成功的开拓，主要是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比如苏轼曾咏水车、秧马等农具，黄庭坚多咏茶之诗。有些生活内容唐人也已写过，但宋诗的选材角度趋向平民化，比如宋人的送别诗多写私人交情和自身感受，宋人的山水诗则多咏游人熙攘的金山、西湖。所以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

    在艺术上，宋诗的任何创新都以唐诗为参照对象。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新生的。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陌生化的结果。

宋代诗坛还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黄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苏轼崇陶，着眼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黄庭坚尊杜，着眼于晚期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可见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

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 既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也是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经过宋人的巨大努力，宋诗终于与唐诗成为古典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正如缪钺所云：“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钱钟书则云：“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与唐诗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成为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选自莫砺锋《宋代文艺高峰的启示》，有删改)

材料一：

翦伯赞素来认为：“历史是具体性的科学，论证历史，不要从概念出发，必须从具体的史实出发，从具体史实的科学分析中引出结论。”这指出了历史学的实证性质。而且我们“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基于此，翦伯赞对史料在历史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给予了重视和肯定。

翦伯赞指出要把史料工作放在正确地位，驳斥各种“唯史料论”和“史料即史学”等错误观点。他认为，研究历史要史料，但是史料不等于历史。这就等于盖房子要砖瓦，砖瓦不等于房子；做衣服要布帛，但布帛不等于衣服；把砖瓦变成房子，布帛变成衣服，史料变成历史，这当中有一个必要过程，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这个过程就是材料的准备过程，是缺一不可的。为此史学工作者“应该肯定史料是重要的，研究历史没有史料是不行的”。当时还出现个别史学工作者在反对“唯史料论”的时候，也反对史料本身，并且把史料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反对的流蔽，这是“左”的思想在史学领域中的表现。翦伯赞反对这种“左”的思想，并指出：史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任何阶级研究历史都要有史料。在对待史料问题上，我们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不是谁占有史料的问题，而是用什么观点，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史料的问题。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用唯心论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对待史料的。无产阶级的史学家是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的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对待史料的。除此之外，在史料问题上，我们和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区别。

翦伯赞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史料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理论。不用正确的理论来分析研究，史料就等于废物。”要具有理论分析的能力，就必须学习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若“没有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决不能在科学研究中做出任何创造性的成就”，否则连拾遗补阙的工作都难以完成。而且“资料与马列主义理论二者不但不可偏废，而且要相互结合，才能变成科学”，这是因为“研究科学要占有资料，但是资料不等于科学，要从资料中提炼出科学的论断，那就要依靠抽象的力量，依靠理论的逻辑工作，而这种抽象力量与理论的逻辑工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是不行的”。这都鲜明地阐述了理论的重要意义。

（摘编自苏敏《探析翦伯赞的史料观》）

材料二：

在《史与论》一文中，翦伯赞开门见山地指出：“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必须把史与论结合起来。所谓史就是史料，所谓论就是理论。我们所说的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做到史与论的结合，必须先掌握史料与理论。掌握史料与理论，是做好史与论结合的前提条件。”

翦伯赞史论结合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似成老生常谈。不过，就当时的情形而言，不失为警醒之论。为什么这样讲？首先，翦伯赞提倡的史论结合观主要针对当时流行的两种论调：“唯史料论”（“史料即科学”）和“以论带史”。其次，他的史论结合观反对不动脑筋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再次，翦伯赞谈了如何学习理论与掌握史料的问题。在他看来，“学习理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要记得，第二要懂得，但重要的还是要应用”，“那种满足于贴标签、作注释，自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学好了的态度，是不对的”。此外，“掌握史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只有解决了以下三个难题，才能算掌握了史料。这三个难题是：从哪里找史料；用什么标准来审查、判断史料；如何恰当运用史料”。最后，翦伯赞讲了怎样做到史论结合。他说：“写历史不要用写段史料再写一段理论的办法来体现史论结合。这种办法实际上是史论分家。正确的办法是让读者能够从史料的叙述中体察到作者所要得出的结论。”

翦伯赞的上述看法，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者来说，仍具有启发意义。不过，笔者在原则上同意翦伯赞史论结合的观点。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是觉得他说的“所谓论就是理论。我们所说的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点值得商榷。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来指导研究历史，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里的“理论”肯定不只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历史研究所得的结论。明确地说，它主要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与原则来引导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关于此点，翦伯赞也是十分赞成的。他说：“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进行历史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拓者之一的翦伯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怀有深厚的感情，值得我们后人学习与景仰。问题是如果“史论”结合中的“论”，指的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未免显得太过片面与狭窄；如果把“史论”结合中的“论”仅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论，我觉得也是不妥的，就是翦伯赞本人也不赞成，因为他明确说过：“反对这种不用脑筋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史”“论”结合中的“论”指理论，但这种“理论”既可以是“思想、观点、结论”，又可以是“原则、公式、方法”，它并不局限于一种观点或方法。

（摘编自颜德如《翦伯赞史学观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