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身是最具经典性的艺术。它不但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还常常是社会变革的前驱，甚至是革命的“号角”。雪莱说：“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立法者”写出的作品当然应该称为“经典”。诗在富有“诗教”传统的古代中国更具有经典性。很多中国文人都将曹丕的名言牢记于心：“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文通常是中国文人实现“铁肩担道义”这一兼济天下理想的重要工具。由于新诗与现实过近的距离，在一个“革命”、“运动”和“改革”此起彼伏风云激荡的时代，许多新诗人把自己视为应该承担天下兴亡责任的社会精英，争当时代的弄潮儿和政治思想文化改革的急先锋。这使新诗承担了很多诗歌以外的社会功能，如启蒙的功能。而社会功能的过多承载往往伤及新诗的审美意蕴，而高度的严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新诗的经典意识。

    经典常常与传统相依相存。新诗是以反对甚至彻底打倒崇尚经典的古代汉诗的“造反者”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的，坚持的是反传统立场。这种“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诗是一种缺乏经典意识，甚至抵制经典化的特殊文体。新诗孕育诞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全方位发生巨大变革的特殊时代。清末的“诗界革命”和民初的“白话诗运动”都不仅仅是纯粹的文体革命，更是巨大的反传统运动，要求打破包括汉诗格律传统在内的一切传统。新诗生长于革命年代，既有高度的严肃性、精英性，更有强烈的时代性、平民性、世俗性、青年性、先锋性。新诗具有平民诗歌与通俗诗歌的性质，甚至过分强调通俗性和社会性。新诗革命的领袖们的理想是赋予普通人写诗的权利和能力。

    新诗产量较高，1988年出版的《中国新诗大辞典》就收入了1917年以来70年间诗人、诗评家764人，诗集4244部，诗评论集306部。最近20年产量更高。不可否认，新诗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一些新诗人也写出流芳千古的经典，甚至可以说产生了“经典诗人”、“经典诗派”、“经典诗体”和“经典写作”。新诗的诗体建设是最薄弱的，却也建立起了四种准定型诗体：现代格律诗、散文诗、小诗和长诗。优秀诗和诗作更多，仅在新诗草创期就有：胡适的《朋友》、刘半农的《晓》、沈尹默的《三弦》、郭沫若的《天狗》、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但是总的说来，过去百年新诗严重缺乏经典意识甚至精品意识，有优秀诗人少诗歌大师，多庸品少精品，堪称经典的诗作更少。

    新诗史上的一些经典作品与某种诗体的出现与成熟休戚相关。如刘半农的《晓》标志着中国散文诗的问世，沈尹默的《三弦》则是这种诗体成熟的标志。再如冰心的《繁星》和《春水》，系新诗草创期“小诗运动”的代表作，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所以通常情况下，新诗史只能称其为“经典”了。由此可以把新诗史的“经典”结论为四种产生方式的结果：著名文体造就的经典，著名诗人造就的经典，著名诗派造就的经典和优秀作品自成经典，前三者，特别是第二和第三者占大多数，却是最不可靠的，产生了很多伪经典。另外，新诗缺乏经典也是新诗没有地位甚至缺乏文体“合法性”的重要原因。在解构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网络诗歌的繁荣带来了新诗新一轮的世俗化和反经典化。很多诗人急于在网上发表，不愿意使用剪刀与磨石，诗人更会缺乏精品意识和经典意识，导致大量“垃圾诗歌”问世。

    当前，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发展重要时期，新诗在积累了百年建设经验基础上，十分必要倡导创作的经典意识，通过诗歌教育、诗歌研究、诗体建设等手段使新诗迈向经典化道路。

（选自王珂《新诗为何难有“经典”》）

谈美

[英]毛姆

    ①我发现美是个终点。我仔细考虑美的东西，觉得我所能做的惟有凝视和赞赏。它们对我引起的情绪是高雅优美的，可是我既不能保持这情绪，又不能重复感受它；世上最美的东西最终也使我厌腻。我注意到，从未臻完善的作品中，我倒能获得更持久的满足。正因为它们还没有达到十全十美，所以它们使我的想象力得以有更大的活动范围。最伟大的艺术品已经是尽善尽美，我无以复加，我不安宁的心灵只能疲于消极的沉思默想。我觉得美好高山的顶峰，你攀上了那里，就只有重新回下来。完美无缺是我们都追求的，却又最好不要真正达到这境界。

    ②我曾试图从美学家那里寻找出人性中有什么因素使我们可能产生美的情感。我们惯常认为美源于人要求表现的本能，而我得说这是一种身心的状态。或许在身心的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生理功能，使某些声音、某些节奏、某些色彩特别令人心旷神怡。然而也因为我们爱某些东西、某些人、某些地方，或者时光的流逝增添了感情价值，所以我们觉得美。

    ③还没有人研究过时间对于美的作品的影响。不仅仅是我们越熟悉它们，越看到它们的美，而且历代的赞赏不知不觉地增加它们的美。济慈的颂歌现在比他刚写下它们的时候更美，所有从这些优美的诗歌中得到安慰和力量的人们积聚的感情使它们诗意更加丰富了。审美情绪决不是一桩简单明确的玩意儿，它是非常复杂的，是由各种不同、而且往往相互矛盾的因素综合形成的。美学家们教你不要因为一幅画或一曲交响乐激起了你的本能冲动，或者因为它们挑动了你忘怀已久的往事，或者因为通过它们引起的联想，使你进入了神秘的狂欢状态，就为这些图画或音乐所感动。这样的劝诫没有用，事实上你还是被感动。

    ④一个人对于一件伟人的艺术作品的反应究竟是怎样的呢？比如说，他在罗浮宫观看提香的《埋葬》，或者在听着《歌唱大师》中的五重唱的时候，他所感觉到的是什么？我知道我所感觉到的是什么。那是一种刺激，使我感到既是心灵上、却又是肉体上的高度兴奋，使我感到幸福，似乎觉察到自己的力量，摆脱了人生的羁绊；同时又感到自己产生一种充满仁爱的温厚心情。我觉得安定舒泰，而精神上又似超脱人世。但是我问自己，这种情绪有什么用处呢？当然，它令人愉快，而欢乐本身是美好的。

    ⑤艺术的价值，在于它的效果。倘若它只能给予快乐，无论是怎样的精神上的快乐，它也没有多大意思，或者至少不比一打牡蛎和一盅葡萄美酒有更多的意思。倘若它是一种安慰，那是够好的；这个世界上充满了邪恶，人们能够常有个隐逸的去处，确是好的，但并不是逃避邪恶，而是积聚力量去迎战邪恶。艺术若要作为人生的一大价值，它必须培育人们谦逊、宽容、智慧和高尚的品德。事实很奇怪，艺术家只有在无意之中才能收到这个效果，正如蜜蜂是为了自己需要而制造蜂蜡，全然不知人类会拿去派各种各样的用处。

（选自《毛姆随想录》，有删改）

互联网时代更应注重用词准确

    近日，《山西日报》等媒体根据网络热度排名，总结了2016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广西小伙的“蓝瘦（难受）、香菇（想哭）”，奥运选手傅园慧的“洪荒之力”，以及王健林说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成为最热的三个词语。

    有人说，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其实就是无规律。词语的传播更是如此——我们不仅难以摸准热词的特征，更难以预测它何时、以何种形式击中网民的痛点。那么，在众声喧哗、信息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在用词上该持以怎样的态度呢？

    兹认为，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和沟通效率，可以在适当场合使用热词，但必须基于准确、恰当、合适的前提。

    热词有超强的表情达意效果，往往是区区几个字，胜过千万言。2015年的热词“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道出了大众对脱离现实生活、外出旅游散心的期许，同时既精准传达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情怀，又听起来不那么文绉绉，颇得网民喜欢。而且，热词往往能僭越年龄、辈分、等级，将沟通双方置于平等状态。比如，很多父母在用微信与子女沟通时，自称“宝宝”卖萌，相信这样的用词，会部分消除横亘在双方之间的沟通障碍，起到促进沟通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又格外强调，使用热词的前提是，用词准确、得体、合适。因为热词特别受追捧，一个明显乱用或错用的热词在网上刷屏，只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效果，形成错误的示范效应。

    热词要用得准确。该用动词的时候，绝对不能擅用名词敷衍。准确使用热词，会带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近几年各大高校毕业典礼，校长们都爱用点网络热词来带动气氛，反响热烈。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根叔”，巧用“打酱油”“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等词语，令毕业生更添对母校的留恋。

    热词要用得得体。要掌握用词分寸，不能为了套用热词，而扭曲词语本来的意思。比如，很多地方都把人才培养项目的具体工作描述成“人才培养工程”，这其实是对“工程”这个词语的滥用，只有形成系统的培养项目，才能称得上是工程，平时的具体工作如提高待遇、落实住房等，只能称得上是人才工作。

    热词要用得合适。热词虽好，但也是该使用时才使用，不要刻意追求表达效果，“为了热词而热词”。要学会合适使用热词，可以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对一些词语的运用，比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些用法，广大群众不仅容易理解，还很容易产生共鸣，取得了尤为突出的传播效果。

    词语不一定花里胡哨，最重要的还是适得其用，与特定的语境、背景相契合。如今通信发达、信息芜杂、词语泛滥，我们应学会使用热词，但更应注重用词的准确、得体、合适，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选自《光明日报》 ）

    古人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与元九书》），情、言、声、义成为诗歌创作最基本、最重要的四大元素和品评作品的重要标准。中国古代诗词中那些千古传颂、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也正是在性情、语言、形式、内涵、意境和境界诸方面体现着鲜明突出的民族特色。

    性情是诗词作品内在的灵魂、流动的血液和鲜活的生命。诗词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以情化人。古代诗词中的经典名篇无不饱含浓厚、深沉、真挚的感情。《诗经》中的《伐檀》、《硕鼠》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质问与谴责，《离骚》中报国理想难以实现和忧虑国事的悲愤与缠绵，都很典型。如陶渊明《归园田居》、李白《早发白帝城》、杜甫《春望》、孟郊《游子吟》……无一不是以浓厚的情感震撼读者的心灵。

    诗歌语言是最精粹精美、最富表现力和最富智慧的语言。在措辞炼字上下足了功夫，从而形成了精美的诗歌艺术奇观。特别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的经典名篇，语言不仅生动鲜活、形象鲜明，而且凝练简洁、精警有力，让人回味无穷。唐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如同巨幅水墨画，境界宏大开阔，用字凝重有力。诗仙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诗圣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名篇、佳句迭出。宋词“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李清照以“绿肥红瘦”（《如梦令》）描绘雨后海棠，用“人比黄花瘦”（《醉花阴》）将眼前菊花的形象与抒情主人公的消瘦进行对比，既生动新颖又力透纸背。

    中国古典诗词彰显了诗词艺术的形式美。格律诗歌充分利用和发挥了汉语言文字在发音、声调、协韵、对仗、会意等方面无可替代的特点，句式简短，格律稳定，使作品既富有浓厚的音乐元素和强烈的语言韵律，又富有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扣人心弦的充沛情感。如杜甫《绝句》、苏轼《饮湖上初请雨后》、李清照《声声慢》等，历来受到人们的激赏。

    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教。在这种诗歌理论的引导下，蕴藉含蓄、深厚委婉、经营意境、讲究感悟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主流。由此既显示出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又给读者创造了内容理解和艺术想象的广阔空间。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王之涣《登鹳雀楼》、杜甫“三吏”、“三别”等著名诗篇，更是意味隽永深长，赋予了更丰富更鲜活的思想内容。

    诗词意境是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手法完美融合而创造出的艺术效果，创新出奇则是文学创作普遍追求的重要目标。中国古代诗词以情、景、事、理、意、趣为主要创作元素，创造出情感深厚充沛、形象鲜明生动的优美意境。如王维《山居秋暝》、贺知章《咏柳》、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作品的奇特想象无不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新奇，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如果说意境多是通过画面形象传达思想感情的话，那么，境界则更多的体现在思想与艺术达到的高度上。纵观中国古代备受赞誉的诗歌国手、创作大家如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他们无不将自己对自然宇宙、人类生存、国家安危的思索，对人与自然的思索，对“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道路的思索等等融入诗篇，使作品呈现出气势磅礴、震撼心灵的大气魄和思想深邃、启悟智慧的大境界，也展示着作者的博大胸怀与开阔视野。

（摘编自杨庆存《中国古代诗词的境界与品鉴》）

    从文化交流的整体态势上看，近年来，我国的文化贸易渠道得到了扩展，但这一扩展在戏曲领域并不明显。戏曲出口作品结构仍然单一，多以海外旅居华人为主要消费群体。从交流路径上看，目前我国的戏曲院团大多仍然沿用文化交流的出口渠道，而非纯粹的商业运作模式进入外国文化市场。从品牌建设上看，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占领国际市场的戏曲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戏曲产品。

    对于传统艺术来说，我们不能片面地以贸易中的经济数据来评价。作为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文化艺术产品本身就有超越物质以外的影响和作用。传统艺术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符号性象征，积淀体现着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不可否认的是，文化产品的贸易水平也可以是衡量一种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被观众接受的直接标准。从文化贸易的内容来说，戏曲艺术是一种现场表演艺术，不同于影视文化这样的大众文化产品，现场表演艺术很难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和大众化的复制传播。从文化经济学角度看，作为现场表演艺术，它又存在“成本疾病”，其创作成本并没有因为技术的发展而降低。最重要的是，文化经济学认为，在文化贸易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贴现。文化贴现，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它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的降低。

    相对于大众文化产品，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在对外传播活动中的文化贴现更加明显。对戏曲来说，文化贴现来自三个层面的差异：首先，是审美经验的不足造成的欣赏障碍。大部分戏曲的声腔与表演都是程式化的艺术，并反映在字韵、服饰、化妆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难懂的语汇系统，中国观众尚不能完全理解，外国观众的理解障碍就更大了。第二，传统审美节奏和现代观演节奏的差异。戏曲艺术强调给演员和观众以足够的审美世界和空间，例如昆曲的一唱三叹，是一种“慢”的艺术。相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观众必须调整自己的观赏节奏才能体会其美学意味。第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极为有限的外国观众，其本质是东方与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

    因此，戏曲作品要尝试进入文化贸易领域，无论在艺术样态还是成本考虑上都不适合使用大众文化产品的方式。对戏曲来说，我们需要探索一种适用于这种我国传统舞台艺术特点的文化交流贸易形式。

（摘编自胡娜《中国戏曲进入文化贸易的路径探索》）

文化自信：本质属性与力量之源

冯鹏志

    在5000多年的沧桑岁月中，中华民族共同经历非凡奋斗、共同创造美好家园、共同培育民族精神、共同坚守理想信念，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建构出独特高标的精神气质，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始终把中华民族和各族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正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任何一个民族的道路和命运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顺境中从容淡定、在逆境中奋进崛起，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在漫长历史中确立起来的包括理念自信、道德自信、人文自信等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维系了我们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多元一体、天下一家的历史命脉。理念自信，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性格禀赋、文化心性，开拓了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空间；道德自信，维系了中华民族千百年的团结统一、泱泱大国的伦理秩序和中华儿女的共同情感；人文自信，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创造了中华民族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多样性独特性，在人类文明史上矗立起卓越而独特的中国传统和中华格局。

    文化自信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在世界的东方生息繁衍、超越突破、融合交流、开放发展，积淀并升华出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独特的精神标识、丰厚的精神滋养和崇高的天地境界。理念自信，塑造出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天下理念、大同追求和知行观念；道德自信，塑造出中华民族刚毅朗健的担当意识、爱国情怀、优良品格和荣辱观念；人文自信，塑造出中华民族仁恕宽厚的为人之道、处世方法、理想抱负、进取精神、教化观念、博大胸怀和生活理念。文化自信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为我们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昂扬而现实地展现中国的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提供了最根本的精神支撑。

    文化自信建构了中国方案的文明气度。“中国特色”文化自信，不论是体现为中国道路的深化扩展和坚持完善，还是体现为中国方案的实践推进和意义呈现，其所坚守和强调的始终都是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道路之间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其所瞩望和践行的始终都是在对话学习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在共存共赢中美美与共。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展开和实现，以中国方案为重要内容和表征的“中国特色”及其文化自信，必将在21世纪结出更加丰硕的实践成果，绽放出更加璀璨的中国光焰。

（节选自2017年7月12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