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奴”低龄化惹忧

    九成以上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超六成10岁以前“触网”，约1亿未成年人使用手机上网……在现代人被电视、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各种电子屏幕包围而成为“屏幕奴隶”的当下，这组调查数据凸显了我国“屏奴”群体日益低龄化的新趋向。

    在网络世界里，很多父母眼里还很陌生的“摩尔庄园”，却在众多孩子心里扎下了根。在“庄园”里，小朋友们有着忙不完的活儿：买新衣服、布置居室、照顾宠物、播种蔬菜、打工挣钱……不仅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还误入歧途。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流行，不但将屏幕切换升级至“无缝”，而且更容易并正在快速地走向低龄人群，大大提前了未成年人“触网”和“触屏”的年龄。一位家长说：“孩子求着要玩，没玩过到学校都没有谈资。”

    “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电子设备上网，未成年人更容易有网瘾。”孙宏艳曾专门做过网络沉迷调查，研究发现未成年人使用手机等上网聊天、玩游戏的时间更长。

    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治疗师魏晨曦说，与普通电脑相比，手机、平板电脑的触摸屏更便于低龄儿童操作，且随时随地可用。这些电子产品激发了孩子的探索欲望，又能满足他们想要掌控的心理需求，同时虚拟世界又与孩子本身爱幻想的特点很契合，所以很少有孩子能抵挡得住诱惑。

    专家指出，手机及以后更多新网络终端的接入和使用，其便捷性、隐蔽性使得家长对孩子上网的管理更加困难。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的兴起，互联网的触角无处不在。然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成长的孩子，却渐渐养成“不移动”的生活方式，对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冲击波。

    以前家长常抱怨“一天到晚贪玩不回家”，现在却是抱怨“一天到晚不出门”。孩子太“宅”，如今已成不少家长的心病。缺少锻炼和运动，孩子的健康直接受到影响。近年来我国学生肥胖和超重检出率继续增加，视力不良检出率也持续上升。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于刚介绍说，有三四成小学生是近视，高中生近视率更是高达80%。“除先天因素外，过早过多接触电子产品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有些孩子，周末与节假日不是在玩手机游戏，就是玩平板电脑，基本不和人交流，说过的几句话都是找人借手机玩；有些小孩，平日沉默寡言、面无表情，但一到玩手机游戏，便时而大笑，时而大叫。封闭、孤僻，是网络沉迷症的特征。迷恋智能手机和电脑等电子设备及其中的虚拟世界，淡化现实的人际交往，孩子的社交、语言表达能力会退化，回不到现实生活，跟父母沟通都困难。”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科教授贾美香说。

    “已经没有办法读书。它无关理解力和情绪，而好像是一种生理疾病……我的注意力根本无法长久地停留在一页纸上……”网络写手“和菜头”最近如此感慨，他将此称为“碎片化生存”的症状。“很多迷上电子设备的孩子，注意力常难以集中，而且他们的兴趣点总游移不定。”中国医科大学附属沈阳市盛京医院心理科教授王旭梅说。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心理学教授辛自强说，技术发展肯定有它积极的一面，但如果学生长期停留在这种快闪的状态，可能会破坏孩子思维的深度和对复杂问题的理解能力。

    当前，我国网站没有分级，任何人都可以获取网络上的任何信息，未成年人由于还没有形成良好自我约束和鉴别能力，极易受到负面影响。深圳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有关负责人李正祥介绍，很多年轻网民上的更多是商业网站、交友网站等，很容易受到不良价值观影响而误入歧途。

(来源：新华网记者：梁钢华周婷玉)

材料一：随着深化改革和“双创”热潮对人才就业市场的影响加深，一向手捧“铁饭碗”的公务员群体，也渐渐开始将职业发展由以往的体制内融入多元化的就业市场中。对此，全球最大的职场社交平台Linkedln(领英)针对当前我国公务员的跳槽情况，围绕公务员“下海”职业流向和发展状况等核心数据进行了统计，对公务员群体多元化就业发展趋势作了观察。领英的数据显示，在2006～2015这十年间，公务员跳槽前的职级多以初级为主，科员高达53%。以工作年限区分，工作0～3年的公务员占到了37%，工作3～6年的公务员占到了23%。

公务员跳槽流向行业分布：

    领英的数据中，公务员跳槽前的职级多以初级为主。其中科员高达53%，科级正职、科级副职分别以18%、13%紧随其后。由此可见，初级公务员更有动力选择跳槽，在更为广阔的职场空间实现自我价值。

    在对已经跳槽的公务员群体的追踪中，领英的数据显示，处级干部转型后，在市场化的职业环境中晋升总监或高管的比例最高。同时，正科级干部担任经理、总监的人数较多，而科员多以从事初级职位为主。这一结果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前市场化就业环境对于体制内转行职场人的认可和接纳。

(光明网2016年6月21日)

材料二：“公考热”曾经席卷全国，而与此同时，智联招聘发布的《2016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却让人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公务员群体。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春节跳槽人群最活跃的竟然是公务员，跳槽数量更比去年增加超三成。公务员“跳槽热”是否真的来临？这是喜还是忧？

    其实，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反腐，并出台各项规定与禁令。公务员便逐渐地褪去了“光环”，逐步走下了“神坛”。随着养老金“双轨制”的废除，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务员越来越市场化，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从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有其“必然性”，这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是相当有利的，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公务员这个群体，也激活了社会人才市场，有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分配，使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当然，公务员“跳槽热”也必然会引发担忧，公务员作为管理者与服务者，需要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而公务员跳槽过于频繁，则有可能对公务员队伍建设造成负面影响，有可能破坏公务员群体的整体性，也有可能降低公务员群体的服务水平，从这个层面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令人担忧，值得重视。

    无论是喜还是忧，公务员跳槽或许离“跳槽热”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公务员开始跳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既然发展的是市场经济，就应让市场更多地去决定，更多地遵循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少一些过度的解读，相信最终势必会达到“多赢”的状态。

(人民网2016年5月27日)

材料三：近日，智联招聘发布《2016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其中令不少人惊诧的是，被认为抱着“铁饭碗”的公务员竟成了跨界跳槽最活跃的白领人群，白领中有三成公务员纷纷转到房地产、金融等行业。

    公务员跳槽的原因，主要是追求实现自我价值。不能否认，公务员跳槽有收入待遇降低的因素，但他们这个群体当下所作出的选择，也是对国家改革政策的理解和呼应，也可以说是看到了“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所带来的新机遇。

    说到底，社会经济活力的激发，离不开一流的人才参与。现在政府出台的不少新政，正是为了使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更具活力。面对如此迅猛的发展形势，公务员队伍中自然会有人出来“闯一闯”，而从以往的经验看，他们中最终会有不少成功者。换个角度说，现在有一部分公务员出来创业，也是人才资源的活力释放，对优化人才配置的正向力量不可小视。

(《苏州日报》2016年6月28日)

材料一：

    俗称“芯片”行业的集成电路产业，其重要性可以用“工业粮食”来形容。专家介绍说，手机芯片对手机的研发制造非常重要，尤其现在手机的性能都是通过芯片的性能差别体现出来的。手机的“大脑中枢”、通信、多媒体、拍照等功能都要依靠底层的不同类型芯片来实现。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国及大众消费市场，2017年，我国芯片进口额却高达2000多亿美元。目前国产手机大多采用国外公司研发生产的芯片，专利许可费过高导致对国产手机厂商利润影响较大。

    手机芯片产业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很多芯片企业因资金缘故半途而废，转而通过购买国外的芯片知识产权加快投资回报，这也从另一方面加剧了我们对国外芯片技术的依赖程度。目前，国际上一流的手机厂商，基本都有自己的芯片，如苹果、三星、华为、小米等。

    拥有自己的芯片，成为摆脱同质化竞争的一个重要途径。

（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3月23日）

材料二：

（图片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面对“缺芯少核”这一国产手机行业多年的软肋，国产手机芯片制造正在尝试摆脱困境，已在不少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进入从无到有，初步站稳的阶段。

    华为全资子公司海思开发出的100多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已经在设计、工艺、性能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超过一半的华为手机使用海思芯片，并获得全球市场的认可。

    2016年2月，小米公司以“松果”品牌发布了首款自主研发的芯片“澎湃S1”，小米也成为继苹果、三星、华为之后第4家拥有自主研发手机芯片的手机厂商。统计显示，2017年前5个月，国产智能手机国产芯片占比超过20%。

    目前中兴通讯和华为在5G芯片技术方面突破较大。有消息显示，华为将在2018年推出面向规模商用的5G全套网络解决方案，到2019年，将会推出支持5G的芯片和智能手机。

    在2017年年底举办的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公布的“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中，华为开发的人工智能手机芯片“麒麟970”登上榜首。据悉，这款华为在全球率先推出的人工智能手机芯片，大幅提升了手机在图像识别、语音交互、智能拍照等方面的能力，对全球手机人工智能计算的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2月8日）

材料四：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14年颁布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推进纲要》所制定的中国芯片产业中长期发展目标，到2020年，集成电路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移动智能终端、网络通信等重点领域集成电路设计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到2030年，集成电路产业链主要环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批企业进入国际第一梯队，实现跨越发展。

    教育部在2016年联合其它部门发布了《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集成电路人才培养的意见》，为解决芯片人才缺口奠定了教育培养制度基础。

    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能否抓住5G商用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带来的机遇期，将成为中国手机芯片是否逆袭的关键。

（摘编自《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市场分析和展望》）

材料一：

    近日，ETCP智慧停车产业研究院联手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共同发布《2017中国智慧停车行业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停车难”问题的症结，并不仅仅在于车位数量少。虽然我国停车位缺口率已经达到50%，但与此同时，车场的平均空置率也高达51.3%，存在严重的停车资源浪费现象，这正是导致停车难的另一大关键原因。

    《报告》提供的详细数据显示，各类停车场高峰期以外的时间段的车位使用率过低，其中，商务写字楼、公共场馆、医院、交通枢纽、商业综合体的停车场日均使用率均低于50%。尤其是商业综合体类停车场，其日均使用率仅为37%，低于平均水平的43%。

    《报告》以十大核心城市（武汉、成都、苏州、上海、重庆、广州、长沙、北京、西安、深圳）作为数据研究的主要样本，结果显示，2017年8月份城市车位最高使用率仅有55%（深圳），最低至38%（武汉）。

    综合来看，国内各大城市车位利用率之低，令人咋舌。

    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报告》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车位使用率提升到80%的情况下，重庆、上海两个城市单纯通过提升车位使用率，就能满足2019年的全部车位需求。也就是说，只要车位使用率提高到一定水平，未来两年内，即便这两个城市不再新建车位，也能满足车主的需求。

（摘编自《都说停车难，车位竟50%闲置？大数据报告揭露真相》2017年12月22日搜狐新闻）

材料二：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停车难问题产生的实质是稀缺资源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即有限的车位资源和日益增长的汽车需求间的矛盾。因此，解决思路主要在于需求侧与供给侧两种模式。”重庆规划展览馆规划研究中心总经理常延聚说。

    常延聚告诉记者，从国际经验来看，需求端主要以经济手段和替代手段为主。前者通过收费等形式抑制停车需求，如英国伦敦为限制车辆进入中心城区，从2000年起提高市区停车费用，且进入者要缴纳额外的“拥堵补偿费”。

    “此外，1962年日本出台法律，规定车主在上车牌时必须提供车库证明，确保在距离住宅直线距离2公里内有存车场所。伪造车库证明、有车而没车位都属于违法行为。北京市曾在1998年推行类似的‘有位购车’制度，但由于出现虚开车位证明乱象，政府无法精准掌握市区的车位数量，这一具有前瞻性的举措于2004年取消，非常可惜。”程德安说。

    专家认为，替代手段重点则在打造舒适快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减少私家车的使用频次。如日本通过修建科学便利的公共轨道交通，使市民乐于接受，进而减少了私家车的使用。“所有城市交通政策的出台、资源的配置、设施的建设均应以落实‘公交优先’为第一要务。”周涛说。但一味抑制需求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还应从供给侧着手，在不过度限制市民停车需求和不占用过多土地面积之间寻找平衡点。

（摘编自《我国车位缺口超5000万个 停车难“全面爆发”》2017年4月28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

    今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提出鼓励发展共享停车模式。基于共享思维，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将城市闲置停车位信息实时汇总分析，实现了对空闲停车资源的有效利用。

    市场的需求，再加上政策的支持，共享停车持续升温，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目前，已有ETCP，Airparking、有位停车、车位分享等多款与共享停车有关的App上线。

    共享停车对于解决停车难确实有不少优势，部分城市已初见成效。一方面，共享停车可有效缓解停车难的问题。共享停车既可以提高车位的使用效率，又可以为业主带来收益、为车主带来便利。另一方面，相比新建停车场，共享停车无需增加任何土地的开发和使用成本，仅需服务平台、端口的技术支持以及少量的人力维护即可。

    共享停车在推广阶段遇到了不少麻烦。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停车位的矛盾，一些居民认为小区的停车位共享之后，随着陌生人、陌生车辆进入小区，会带来安全隐患。部分业主还面临着临租人延时带来的无位停车的问题。二是车位所有权复杂，有的属于小区业主，有的属于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属于机关事业单位等，所有者利益诉求并不一致。有些小区虽然符合共享停车位的条件，但是因为物业与业主之间本身就矛盾重重，为了避免引发更多的矛盾，业主、物业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不过“共享”已成为趋势，只是在实现共享停车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协同，细化规则，克服目前面临的种种困境，才能真正推动新举措的实施，从而极大地缓解“停车难”。

（摘编自《缓解停车难：共享停车已成未来发展趋势》2017年11月16日  中国交通新闻网）

    材料一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7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达312.8亿件，共消耗约32亿条编织袋、约68亿个塑料袋、37亿个包装箱以及3.3亿卷胶带。光是一年消耗的快递包装盒所需的瓦楞纸箱原纸就多达4600万吨，相当于消耗了7200万棵树。

    据了解，目前中国快递业中，纸板和塑料的实际回收率不到10%，包装物总体回收率不到20%，以聚乙烯、聚氯乙烯为主要成分的塑料和胶带等最难降解，这些包装材料在自然界中，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能降解。大部分的快递纸箱在经过一次使用后被丢弃，能够回收再利用的并不多。而消费者对于包装的分类处理意识不足，加大了回收的难度。为了保证货物能够完好无损地被送到消费者手中，多数商家选择用塑料胶带对包装进行加固。

    缠上塑料胶带的纸板箱被送到造纸厂打纸浆时，胶带的黏胶会影响过滤器工作，从而造成机器损坏，所以回收时，缠有过多胶带的纸板箱会被全部丢弃。纸盒等可回收的快递包装，如果和其他生活垃圾混在一起，被污染后无法再回收。消费者则表示，在快递站点或社区内，没有快递包装的回收点，导致快递包装大多进了垃圾箱。

    （摘编自《快递包装垃圾成灾》，《中国青年报》）

    材料二

    为解决快递包装产生的污染，近年来各方都开始积极行动。国家层面，《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出台，引导快递业的绿色发展，规范快递包装的使用。菜鸟、京东、苏宁等电商企业也积极响应，从推行“无纸化”电子面单，到推行共享快递盒、可循环快递袋等，都在力争减少快递包装污染的产生。但记者在走访北京多家快递站点后发现，大多数商家尚未使用这样的绿色包装。对于全国上千万小电商卖家来说，成本较高是他们不愿使用绿色包装的主要原因。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总工程师曲睿晶指出，包装物材料替代、点对点回收、建立绿色账户等措施，有利于提高包装物的回收率，但对于电商平台、快递公司及消费者来讲仅仅是开始，其示范性远远大于实际可操作性，离成为趋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三

    德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早已建立了相关法律法规。如德国1991年、1997年先后出台《包装废弃物管理办法》和《包装回收再生利用法》，强化对快递“绿色化”监管。在日本，由消费者负责将包装废弃物分类，政府部门负责收集已分类的包装废弃物，私有企业获政府批准后对包装废弃物进行再处理，逐渐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建成社会化的快件包装物回收体系，既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也减少环境污染，还可利用再生资源创收，可谓是一举多得。我国现有标准只是行业规范性标准，缺乏强制性，难以对各市场主体形成有效约束。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快递包装问题确实到了必须立法予以解决的时候了”，足见快递绿色包装立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摘编自《推行快递绿色包装刻不容缓》，河北新闻网）

材料一

新媒体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思维习惯、传播方式和交往模式。新媒体对传播时效的推进，加快了社会的整体节奏。快节奏、高效率成为新型的生活方式。新媒体的全时性特点不得不使人们时时保持一种待命状态。搜索引擎的出现对人们的思维习惯也带来冲击，譬如，上网搜索成为不少人解决问题的途径，因而记忆策略也发生变化，更多的选择记忆重要的信息点和信息的获取路径。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对传统传媒形式是一种解构。其话语方式更多地表现出反规则、碎片化、去中心的特点。大量短小、碎片化的信息，解构现有的语法规则和话语结构，但是同时新媒体也通过对不同碎片的拼接，形成一种新的立体的全景式的图景，在解构权威的同时也在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当然，传播渠道的急速扩展，也必然造成冗杂、无效的信息充斥传输媒介，降低人们参与的热情。

新型移动终端的出现、物联网等迅速发展，人与物的直接“对话”越来越常见。互联网即时通讯、视频聊天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与人的交流变成了“人——物——人”的互动，手机、电脑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新媒体给社会交往带来了方便，但在享受技术优势时，也要防止人的异化，人创造了新的传播技术，不该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控制，要防止为物所役。

媒体形态的多元化带来的最为直接的收获就是表达渠道的扩展，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权利，都可以借助方便快捷的渠道使自己的声音被传递。但是渠道的扩展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传播效果，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如何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不仅仅是能够表达，成为新媒体带来的新挑战。同时，渠道的多元，要求传播内容的丰富和高质量，而信息相对过剩与优秀资源的稀缺，是目前的新问题。新媒体造就的趋向无限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会将人们引向精神的泯灭。一切处于矛盾中，等待着我们抉择和妥善处理。

（摘编自《网络对思维方式及思想发展的正负面影响》）

材料二

麦克卢汉在研究广告时发现，信息时代的生产中，商品本身越来越具有信息的性质，成本中相当部分用于广告预算。商品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质量，并且越来越取决于它在消费者头脑中所营造的形象。以旅行为例，旅行的过程与其说是在欣赏新的环境，不如说是在寻找已经在媒介里获得的想象，用实物来验证自己想象中的符号。于是“世界本身成为一个博物馆，馆中的藏品是在别的媒介里曾经见过的”。

这些吉光片羽的论述，提出了电子媒介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的世界被符号化了，我们所接触的不再是世界本身，仅仅是一些象征符号。我们借助这些符号来构建起对世界的想象，建构起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比如一双某品牌的球鞋，在我们眼中，它并不只是一双鞋，那个商标让我们联系到某位球星、产地、潮流——当然，它的价格也会比一般的国产球鞋贵很多，尽管它们很可能就出自同一家工厂。我们所消费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它所象征的世界——一个建构的品牌故事。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进一步发挥了麦克卢汉这一思想。他提出，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拟像的世界，真与假很难区分。有时“假”的拟像甚至会比“真”的还要真，称为“超真实”。比如电影《黑客帝国》就是按照这种哲学理念创作的。人们以为自己生活在花花世界，其实只不过是身上插着无数导管生活在营养液里，但是这个想象中的“母体”真实得让人流连忘返，甚至不愿面对痛苦的现实。

（摘编自《电子媒介时代世界认知的途径》）

材料三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教化主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团体、教堂来实现。而在最近的半个世纪，大众传媒越来越成为社会教化的重要手段。国外的研究表明，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的12年中，儿童要观看长达5000小时的电视节目，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在电视机前度过的时间大约18000小时，而同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只有12000小时。

媒介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从传统的印刷媒介到不断完善的电子媒介，它们和它们承载的信息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社会个体的认同。在此意义上，媒介成为现代社会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媒介以其无处不在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即人们很难做到真正自发地、不受媒介文化影响和媒体描述方式干预地来观察和认识世界。媒介被称为“第二课堂”，一方面边缘化了家庭的教育角色，另一方面对体制化的学校教育形成冲击和挑战。

媒介与信息的结合导致信息的极大丰富。面对不可确知的世界，除了用制度力量对信息传播加以规范外，更重要的是提升大众本身媒介素养以自救。

所谓媒介素养是指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澳大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将媒体素养教育作为抵制西欧和好莱坞流行文化的策略和方式，通过法令使媒介素养教育成为每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到12年级教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美国也以教授批判性的收看电视技巧为切入点，开始了媒介素养教育，并逐渐纳入教育体制。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界从1994年起，将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提上日程。

媒介素养教育的初衷和目标即是培养公众对大众媒介动作的熟悉并保持批判意识，致力于对大众媒体商业和宣传手段、技巧进行公开揭示，以此来匡时救弊。因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信息系统，并非完全自足自为，而是组织的产物，有自身的利益诉求。随着人们对媒介功能和影响的认识不断深入，现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已经由单纯抵制抗拒媒介的控制，逐渐扩展到增强对媒介认识、识别和运用能力提高的层面，即获取、分析、评价与传播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

（摘编自陈力丹《提升媒介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