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园

范小青

孙良每天坐在竹园边，他是个残疾人，整个下半身是不能动的。

孙良是工伤，所以开始常常有人来看看他，后来时间长了，大家都忙，也不再有什么人来了。孙良很寂寞，他每天由母亲背出来，坐在竹园旁边。

孙良家只有母子两人，孙良的母亲已经老了，但她还能背儿子，还能工作。她每天上班，回来做家务，给儿子擦洗，第二天再上班。日子过得平静。

孙良的母亲知道儿子很寂寞，她说：“①你下下棋吧。”

孙良说：“好的。”

慢慢地，孙良的棋越下越好，周围的人都被他一一杀败，但是总会有不甘心失败的和没有领教过孙良棋术的人来和孙良下棋，孙良再一一地杀败他们。

孙良没有了对手，孙良的母亲就到她的单位去找一些人来和孙良下棋，又通过这些人去约了更多的人来。这里面当然不乏高手，头几回孙良也许会输，但是再下下去，孙良又会赢。

凡是远道来的人，孙良的母亲必定要留下他们吃过饭再走，他们在竹园下棋，孙良的母亲就在家弄饭弄菜。

邻居都说：“这老太太真是前世欠了儿子的债。”

邻居跟她说：“你儿子虽然瘫了，他的手还好，你让他帮你做点事情，你也好歇歇了。”

孙良的母亲说：“这一点点事情我能做。”

孙良就好像在竹园边摆了一个擂台，许多时候都没有人能攻下竹园的擂台。

孙良对他的母亲说：“他们是不是手下留情？”

母亲说：“我不懂的，你自己下棋，你自己有数呀。”

孙良说：“我没有数。”

母亲说：“你不要急，慢慢地你就会懂的。”

孙良说：“②虽然我是个瘫子，我也未必想要他们让我。”

母亲说：“是的。”

母亲和孙良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停下她的工作，她跪在地上用抹布抹地，每天都要把地板抹得干干净净。

孙良说：“妈，你不要这样费劲，这地，随便怎么擦擦就行了。”

母亲说：“我不累。”

“累不累是另一回事，你这样做实在是犯不着的。”孙良说。

母亲笑笑，没有再和儿子说什么，她只是照做她要做的事情。

孙良到底还是败了，他是败在一个十岁的孩子手下。

第一局棋完全是在无意中开始的。那时孩子刚刚在学校的棋类组报了名，才跟老师学了两三回棋。他放学回来站在竹林边看孙良和别人下棋，看孙良又杀败了人家。

这时候有人说：“这个小孩会下棋的，叫他跟孙良下一下。”

孩子不肯。

孙良鼓励他说：“来吧，我可以让你一些的。”

孩子想了想，说：“③要来就不要让。”

果然这一盘棋孙良输了，接着又下了好几盘，孙良都输了。

吃晚饭时，孙良说：“今天我输给了一个小孩子，没有招架之势。”

母亲说：“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竹林变成一块棋盘，真是奇怪。”

十年以后，孩子成了大学生。放暑假归来，他看见孙良还坐在竹园那里，竹园依然，孙良也依然。

大学生说：“来一盘棋。”

孙良说：“好的。”

大学生输了，他输得很服帖，有点难为情地说：“我反而退步了。”

大学生和孙良聊了许多事情，天南海北，五花八门，什么都谈。大学生真是见多识广，比起来孙良的 见识就不如大学生了。

不下棋也不说话的时候，大学生就画竹园，他说：“我小时候看别人画竹园，总是很美慕。”

现在大学生觉得他也可以画画竹园了，可是他画的竹园没有一张能使他自己满意的。大学生很沮丧，他把那些画撕了，重新再画，画了又再撕。

孙良说：“你别画了，还是跟我下棋吧。”

大学生说：“好的。”

大学生又输了，他的情绪很不稳定。

到傍晚的时候孙良的母亲回来了。她退休了，申请了一个执照，批些小玩具卖。生意不算很好，她每天都去。

孙良的母亲出摊回来，把那些玩具堆在一边。大学生看到那些东西，想起了他自己的童年时代。他过去翻那些玩具，拿出几颗玻璃弹子，蹲在地上打起弹子来。

孙良和他的母亲看着他笑。

大学生后来站起来，说：“再下。”

孙良就和他再下一盘棋，大学生还是输。大学生输得很灰心了，这时候他抬起头来，看到夕阳的余晖正洒在竹园，看到孙良正默默地注视着竹园。大学生突然说：“你当然会赢。”

孙良问：“为什么？”

大学生说：“④你占尽了竹园的地气。”

孙良笑起来，说：“也许是的。我一直在看竹园，看竹子，看每一根竹子。竹园就是一块棋盘，每一根竹子就是一个棋子，既然每一根竹子都有它自己的位置，那么每一个棋子也有它自己的位置，你说是不是。”

大学生还是看着孙良，他希望孙良再往下说。

孙良问他：“你懂不懂？”

大学生说：“我不懂。”

孙良叹了一口气，说：“我也不懂。”

孙良指指他母亲，对大学生说：“她也许知道。”

大学生不由得笑了起来。

这时候孙良的母亲出来，对他们说：“饭弄好了，进去吃饭吧。”

大学生在孙良家吃了饭，想再跟孙良下一盘棋。

孙良说：“⑤你再过五年来跟我下棋吧。”

大学生一直记着孙良这句话。

过了五年，工程师敲响了孙良家的门。

孙良摇着轮椅来开门。

还是在原来的地方，也还是原来的人，可是他们没有再在竹园下棋。

竹园已经没有了，这一带拆迁，旧房子没有了，竹园也没有了。原址上盖了新房子，孙良家也有一小套，因为孙良不能走，分的是一楼的房间。

孙良的母亲已经去世。工程师沉默了一会儿，说：“下棋吧。”

“好的。”孙良说。

工程师在落子前说：“你还有把握吗？竹园已经没有了。”

孙良笑笑，他的手指指地下。

“竹园就在这底下。”

(有删改)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张洁

在音乐学院，孙长宁看见一间门上写有“招生委员会”字样的房间，便推门进去。

“喂，孩子，请你出去，这是考场！”

孙长宁舔着由于几天来的疲劳、没有睡眠、不正常的饮食而变得干裂的嘴唇，十分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也是来参加考试的！”

“你来晚了，复试都要结束了！”

桌子后面的监考老师骚动起来，主考傅涛教授向擅自闯进考场的孙长宁严厉地瞪视着。

人们的淡漠使孙长宁那敏感的自尊心感到了极大的难堪，他真想退出这个使他的脊背冒汗的房间。

为什么还要赖在这里呢？走就是了，很简单，只要转过身去，扬起脑袋，拉开房门。他想起梁老师在弥留的时刻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不，不能走！必须把梁老师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做完的事，一生一世地、永不松懈地继续下去。他叉开两腿，比以前更牢地钉在那里。

他那低垂着的、羞涩的眼睛抬起来了——那是一双像秋日的晴空一样明澄的眼睛——坚决而迅速地说起来：“老师们！还是请你们听一听吧，哪怕是只听一个曲子！”

傅涛教授不由得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固执而古怪的孩子。孩子手里那个装长笛的盒子不知为什么引起了教授的注意。盒盖左上角的护皮脱落了……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盒子似的。

“老师，让他演奏一下吧！”七位考生一齐为他力争。

就是这七个人，已经是难分高低上下，让教师们一个也含不得丢下啊！一股热乎乎的激流，冲击着每一个教师的心！教师们不由得同意了这个顽强的孩子。

孙长宁脱下了那件几个昼夜也未曾离身的大皮袄，摘下了大皮帽子。一缕柔软的、卷曲的额发立刻垂落到平平地展开着的眉毛上，带着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局促，孙长宁开始了演奏。

不一会儿，孙长宁自己就被乐曲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感动了。他不再记得这是考场，仿佛他重又对着那无涯无际的森林在吹；对着山脚下那像童话中的小木屋在吹，小屋顶上积着厚厚的雪，从凝结着冰花的小窗里透出了温暖的灯光。那儿，是他亲爱的故乡……

当明亮、质朴、优美的像散文诗似的旋律流泻出来的时候，教授被深深地感动了。从敞开的心扉里，他看见了一个没有在这个考场上出现的人，一个优美而高尚的灵魂。那人和这少年一同在倾诉着对光明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

不知为什么，他对这少年人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歉疚。他是从哪里受到了这样严格而正规的训练呢？他的表现手法严谨而细腻。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引起了教授的联想。他又想起了那个好像在哪见过似的装长笛的盒子。

孙长宁轻轻地收住了音响。

傅涛教授却早已忘记了自己应尽的一个主考教师的责任，仿佛在参加一个精彩的音乐会似的，神情恍惚地说：“再演奏一个吧！”

孙长宁更自如地一个乐曲又一个乐曲地演奏下去。此时此刻，除了那片在春风里快乐地摇曳着嫩绿枝条的、朴实无华的白桦林以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没有一个人愿意扰乱这些旋律在大家心里形成的感觉——干净的、纯洁的、向上的感觉。

那七个考生突然热烈地喊起来：“老师，这才是真正的第一名！”

孙长宁觉得好像一下子被人从深谷推上了山巅。

“告诉我，这是谁写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

“我的老师！”

“他现在在哪儿？”

“他……他在森林里！”

“在森林里？！”那飘飘渺渺、若有若无的呼唤一下子变成了鲜明而生动的形象，站在教授的眼前。难道真的是他？难道这个少年是他的学生？

孙长宁慢慢地把长笛放在教授面前的桌子上，又从背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叠乐谱，含泪说道：“这是老师留下的！”

在乐谱的封面上，教授看到了工整而熟悉的笔迹，端正地写着：“梁启明！”

啊！果然是他！教授想到那位最知己的朋友，同时代人里最有才华的一个。他抚摸着长笛和乐谱。这就是那个才华横溢、勤于事业、忠于理想的人留在世上的全部东西了。是全部吗？啊，远远不是，他抬起一双泪眼，宽慰地看着站在面前的这个少年，拉过他的手，把少年人那热泪纵横的脸贴近自己的心田。不，生命并没有在那片白桦林中结束，往事也没有成为陈迹，这就是他的生命的继续。

夜晚，当孙长宁躺进教授那松软的、散发着肥皂的清新气味的被窝里的时候，从浅绿色的窗帘的缝隙里，他又看见……

陈年的腐叶在他的脚下沙沙地响着；风儿在树叶间飒飒地吹着；蝴蝶飞着，甲虫和蜂子嘤嘤地哼着；啄木鸟笃笃地波着。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叫了一声，又停了下来，从森林的深处传来了另一只鸟儿微弱的啼鸣，好像是在回答这只鸟儿的呼唤。远处，时不时地响着伐木工人放倒树木的呼声：“顺山倒——”“横山倒——”。这声音像河水里的波浪似的荡漾开去。突然，一种奇怪的声音传入耳际——它既不像鸟儿的啼鸣缭绕，也不像敲打着绿叶的一阵急雨；它既不像远处隐隐约约的伐木工人那拖长了的呼声，也不像风儿掀起的林涛，可是它又像这许许多多的、他自小就那么熟悉的、大森林里的一切声响。朦胧而含混，像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它是童话里的那支魔笛吗？在一片已经伐倒了不少树木的林间空地上，和爸爸住在一个帐篷里的从北京来的梁老师在吹着一根长长的、闪闪发亮的东西。

朦胧中，梁老师弥留之际的话萦绕耳际：“总有一天，春天会来，花会盛开，鸟会啼鸣。等到那一天，你到北京去。那里，一定会有人帮助你继续完成……”

（有删改）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张洁

 在音乐学院，孙长宁看见一间门上写有“招生委员会”字样的房间，便推门进去。 “喂，孩子，请你出去，这是考场！”

 孙长宁舔着由于几天来的疲劳、没有睡眠、不正常的饮食而变得干裂的嘴唇，十分 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也是来参加考试的！”

 “你来晚了，复试都要结束了！”

 桌子后面的监考老师骚动起来，主考傅涛教授向擅自闯进考场的孙长宁严厉地瞪视着。

 人们的淡漠使孙长宁那敏感的自尊心感到了极大的难堪，他真想退出这个使他的脊 背冒汗的房间。

 为什么还要赖在这里呢？走就是了，很简单，只要转过身去，扬起脑袋，拉开房 门。他想起梁老师在弥留的时刻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不，不能走！必须把梁老师没有 说完的活，沿有做完的亭，一生一世地、永不松懈地继续下去。他叉开两腿，比以前 更牢地钉在那里。

 他那低垂着的、羞涩的眼睛抬起来了——那是一双像秋日的晴空一样明澄的眼睛——坚决而迅速地说起来：“老师们！还是请你们听一听吧，哪怕是只听一个曲子！”

 傅涛教授不由得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固执而古怪的孩子。孩子手里那个装长笛的盒子 不知为什么引起了教授的注意。盒盖左上角的护皮脱落了……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盒子似的。

 “老师，让他演奏一下吧！”七位考生一齐为他力争。

 就是这七个人，已经是难分高低上下，让教师们一个也舍不得丢下啊！一股热乎乎 的激流，冲击着每一个教师的心！教师们不由得同意了这个顽强的孩子。

 孙长宁脱下了那件几个昼夜也未曾离身的大皮袄，摘下了大皮帽子。一缕柔软的、 卷曲的额发立刻垂落到平平地展开着的眉毛上，带着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局促，孙长宁开始了演奏。

 不一会儿，孙长宁自己就被乐曲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感动了。他不再记得这是考场， 仿佛他重又对着那无涯无际的森林在吹；对着山脚下那像童话中的小木屋在吹，小屋顶上积着厚厚的雪，从凝结着冰花的小窗里透出了温暖的灯光。那儿，是他亲爱的故乡.

 当明亮、质朴、优美的像散文诗似的旋律流泻出来的时候，教授被深深地感动了。 从敞开的心扉里，他看见了一个没有在这个考场上出现的人，一个优美而高尚的灵魂。那人和这少年一同在倾诉着对光明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

 不知为什么，他对这少年人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歉疚。他是从哪里受到了这样严格而正规的训练呢？他的表现手法严谨而细腻。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引起了教授的联想。 他又想起了那个好像在哪见过似的装长笛的盒子。

 孙长宁轻轻地收住了音响。

 傅涛教授却早已忘记了自己应尽的一个主考教师的责任，仿佛在参加一个精彩的音 乐会似的，神情恍惚地说：“再演奏一个吧！”

 孙长宁更自如地一个乐曲又一个乐曲地演奏下去。此时此刻，除了那片在春风里快乐地摇曳着嫩绿枝条的、朴实无华的白桦林以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没有一个人愿意扰乱这些旋律在大家心里形成的感觉——干净的、纯洁的、向上的感觉。那七个考生突然热烈地喊起来：“老师，这才是真正的第一名！” 

孙长宁觉得好像一下子被人从深谷推上了山巅。 

“告诉我，这是谁写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 

“我的老师！” 

“他现在在哪儿？” 

“他……他在森林里！”

 “在森林里？！”那飘飘渺渺、若有若无的呼唤一下子变成了鲜明而生动的形象， 站在教授的眼前。难道真的是他？难道这个少年是他的学生？

 孙长宁慢慢地把长笛放在教授面前的桌子上，又从背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叠乐谱，含 泪说道：“这是老师留下的！”

 在乐谱的封面上，教授看到了工整而熟悉的笔迹，端正地写着：“梁启明！” 啊！果然是他！教授想到那位最知已的朋友，同时代人里最有才华的一个。他抚摸 着长笛和乐谱。这就是那个才华横溢、勤于事业、忠于理想的人留在世上的全部东西 了。是全部吗？啊，远远不是，他抬起一双泪眼，宽慰地看着站在面前的这个少年， 拉过他的手，把少年人那热泪纵横的脸贴近自己的心田。不，生命并没有在那片白桦 林中结束，往事也没有成为陈迹，这就是他的生命的继续。

 夜晚，当孙长宁躺进教授那松软的、散发着肥皂的清新气味的被窝里的时候，从浅 绿色的窗帘的缝隙里，他又看见……

 陈年的腐叶在他的脚下沙沙地响着；风儿在树叶间飒飒地吹着；蝴蝶飞着，甲虫和 蜂子嘤嘤地哼着；啄木鸟笃笃地啄着。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叫了一声，又停了下来，从 森林的深处传来了另一只鸟儿微弱的啼鸣，好像是在回答这只鸟儿的呼唤。远处，时 不时地响着伐木工人放倒树木的呼声：“顺山倒——”“横山倒——”。这声音像河 水里的波浪似的荡漾开去。突然，一种奇怪的声音传入耳际——它既不像鸟儿的啼鸣 缭绕，也不像敲打着绿叶的一阵急雨；它既不像远处隐隐约约的伐木工人那拖长了的 呼声，也不像风儿掀起的林涛，可是它又像这许许多多的、他自小就那么熟悉的、大 森林里的一切声响。朦胧而含混，像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它是童话里的那支 魔笛吗？在一片已经伐倒了不少树木的林间空地上，和爸爸住在一个帐篷里的从北京 来的梁老师在吹着一根长长的、闪闪发亮的东西。

 朦胧中，梁老师弥留之际的话萦绕耳际：“总有一天，春天会来，花会盛开，鸟会 啼鸣。等到那一天，你到北京去。那里，一定会有人帮助你继续完成….”

 (有删改)

初三毕业前夕，初三1班要制定“时光”纪念册，设置了“时光剪影”板块，策划小组选了迟子建的文章放入纪念册，请你仔细阅读文章，完成表格填写。

暮色中的炊烟

迟子建

①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缥缈。

②炊烟总是上升的，它的气息是天空最为熟悉的了。但也有的时候气压过于低，炊烟徘徊在屋顶，我们就会嗅到它的气息。那是一种草木灰的气息，有点微微的涩，涩中又有一股苦香，很耐人寻味。这缕涩中杂糅着苦香的气息，常让我忆起一个与炊烟有关的老女人的命运。

③在北极村的姥姥家居住的时候，我喜欢趴到东窗去望外面的风景。从东窗，还能看见一座木刻楞房屋，这座房屋的主人是个俄罗斯老太太。

④她是斯大林时代避难过来的，她嫁了一个中国农民，是个马夫，生了两个儿子，那个在北极村的儿子为她添了个孙子，叫秋生，秋生呆头呆脑的，他只知道像牛一样干活，见了人只是笑，不爱说话，就是偶尔跟人说话也是说不连续。秋生不像他的父母很少登老太太的门，他三天两头就来看望他的奶奶。除了他，老太太那里再没别人去了。

⑤那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苏联的巡逻机常常嗡嗡地叫着在低空盘旋，我方的巡逻艇也常在黑龙江上徘徊。不过两国的百姓却是友好的，我们到江边洗衣服或捕鱼，如果看见界河那侧的江面上有小船驶过，而那船头又站着人的话，他们就会向我们招手，我们也会向他们招手。

⑥那时村中的人很忌讳和她来往，因为一不留神，就会被戴上一顶“苏修特务"的帽子。她也不喜欢与村中人交往，从不离开院门，只呆在家里和菜园中。她个子很高，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一点也不驼背。她喜欢穿一条黑色的曳地长裙，戴一条古铜色三角巾，她脸上的皮肤非常白皙，眼帘深深凹陷，那双碧蓝的眼睛看人时非常清澈。我姥姥不喜欢我和她说话，但有两次隔着栅栏她吆喝我去她家玩，我就跃过栅栏，跟着她去了。我至今记得她的居室非常整洁，北墙上悬挂着一个挂钟，挂钟下面是一张紫檀色长条桌，桌上喜欢摆着两个碟子，一个装着蚕豆，一个装着葵花籽，此外还有一个茶壶，一个茶盅和一副扑克牌。这桌子上的东西展现了她家居生活的情态，喝茶，吃蚕豆，嗑瓜子，摆扑克牌。她把我领到家后，喜欢把我抱起，放在一把椅子上。我端端正正地坐着的时候，她就为我抓吃的去了。蚕豆、瓜子是最常吃的，有时也会有一块糖。与她熟了以后，她就教我跳舞，她喜欢站在屋子中央，扬起胳膊，口中哼唱着什么，原地旋转着。

⑦她旋转的时候那条黑色的裙子就鼓胀起来了，犹如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北极村的很多老太太都缠过足，走路扭扭摆摆的，且都是小碎步；而这位老太太却是个大脚片子，她走起路来又稳又快。我那时把她爱跳舞归结于她拥有一双自由的脚，并不知道一双脚的灵魂其实是在心上。⑧那些不上她家串门的邻居，其实对老太太也是关心的。他们从两个途径关心着她：一个是秋生，一个就是炊烟了。人们见了秋生会问他：秋生，你奶奶身体好吗?秋生嘿嘿地笑，人们就知道老太太是硬朗的。而我姥姥更喜欢从老太太家的烟囱观察她的生活状况，那炊烟总是按时按晌地从屋顶升起，说明她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很有规律。大家也就很放心。

⑨老太太在冬季时静悄悄地死了，她是孤独地离开这个冰雪世界的。那几天秋生没过来，人们是通过她家的烟囱感觉她出了事的。住在她家后面的人家，每天早晚抱柴生火时，总是习惯性地看一眼老太太的烟囱，结果她连续几天都没有发现那烟囱冒出的一缕炊烟，知道老太太大事不好了。于是喊来她的家人，进屋一看，老太太果然已经僵直在炕上了。

⑩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暮色苍茫的时分看到过那幢房屋飘出炊烟，尽管村子里其他房屋的炊烟仍然妖娆地升起，但我总觉得最美的一缕已经消逝了。

海蒂姑姑来访

（美）马里恩·艾什

我和妻子住在伊利诺斯州的一个小镇上。那年，海蒂姑姑突然来访，和我们一起过夏天。那时候小镇的情况特别糟，因为已经连续干旱三年了，许多家庭都已经搬到别处去了。小镇的资源越来越贫乏，居民们也情绪低落、脾气暴燥，经常为一些小事吵得天翻地覆。一些人甚至不再上教堂了。

“小镇期待奇迹。”牧师垂头丧气地说。

海蒂姑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佛罗里达州来到我们这里的。她戴着一顶天蓝色的无边女帽。“这颜色与我的白头发正相配。”她说。事实上，那顶帽子与她那闪闪发亮的蓝眼睛更相配。海蒂姑姑对谁都笑容可掬，从来不说一句不友好的话。因此，没过多久，小镇上的所有居民就都亲切地称她为“海蒂姑姑”了。

当我们带她去教堂的时候，她很震惊。因为管风琴静静地立在那儿，没有人演奏，而由留声机为大家播放赞美诗。“梅布尔·肖说她的关节炎发作了，不能演奏了。”我解释道。“她甚至连来都不来了。”我妻子补充道。“啊，我喜欢演奏管风琴，”海蒂姑姑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为大家演奏。”

人们兴奋极了，但只有一小会儿——海蒂姑姑演奏得糟极了，调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比没人演奏还要糟不知多少倍。

海蒂姑姑为我们演奏了两个星期之后，牧师亲自去找梅布尔了。他告诉她，大家需要她，大家恳求她再回来演奏管风琴。“好吧，”梅布尔说，“如果你们真希望我回去的话，那我就回去吧。”星期天，梅布尔又在教堂演奏管风琴了。海蒂姑姑似乎一点儿也不失望。事实上，当大家陶醉在梅布尔的音乐声中时，海蒂姑姑的蓝眼睛也熠熠生辉。

又一个星期天，教堂里没有出板报。牧师向大家道歉。原来，负责抄写的琼斯夫人说她没有时间再做这件事了。琼斯夫人虽然这么说，但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教堂没有钱支付给她。“如果有人愿意捐出一两个小时来抄写的话，”牧师说，“我们会非常感激的。”

海蒂姑姑站了起来，“我愿意做这件事。”她说。“太好了！”牧师高兴地叫道。但当时后排就有人叫道：“哦，不！”

后来的事实证明，可怜的海蒂姑姑的抄写能力和她的演奏能力一样差。她抄写的板报错字连篇，简直让人没法读。后来，牧师悄悄地告诉我们有许多人去找了琼斯夫人，恳求她继续担任抄写的任务，而琼斯夫人最后也终于同意了。

其后，海蒂姑姑又自告奋勇地接受了管理人的工作，因为教堂没有钱请一名全职打扫教堂卫生的管理人。人们都认为这一次不会有问题了，因为谁不会扫地和擦桌子呢？但我们的海蒂姑姑就不会。她扫地的时候东一扫帚西一扫帚，灰尘漫天飞舞。她给地板打的蜡，厚得让人随时都有摔倒的危险。没过多久，路易丝·威尔森和玛格丽特·布朗就自愿代替了她。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全都惊呆了。众所周知，这两位女士不讲话已经一年了。

那年夏天，海蒂姑姑想施于援手的所有事情，你不能说她哪件事是做得成功的，但你也不能说她失败了。“我们都开始喜欢你的海蒂姑姑了。”一位夫人对我说。这虽然不容易，但人人都承认他们之所以喜欢海蒂姑姑是因为她愿意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施于援手，并且哪里需要她就愿意到哪里去。当然，如果她做每件事都能够胜任的话，事情就更完美了。但不管怎样，她是一个能让人受到鼓舞的人，她让不去教堂的人又继续去教堂了。

在海蒂姑姑最后一次和我们去教堂的那个星期天早上，她说：“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教堂里坐满了人，有每周都来的，还有许多新朋友。海蒂姑姑走到讲坛前面，面对听众。“你们的教堂真美丽，”她说，“这里的人也都很善良。我会记住你们每个人的。现在，我想为大家演奏一曲《在花园里》。我很喜欢这首曲子，因为它让我们大家离得更近。”

我从来不知道大家会这么专注，但我害怕有人叫海蒂姑姑离开管风琴，因为她的演奏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但大家都沉默不语，静静地等待着。我不禁想起，这种在最近这些艰苦的岁月里已经很鲜见的忍耐力又回到我们这块土地上和我们这些人的心灵中了。我们全都安静地坐着，好像刚刚下了一场大雨，解除了我们的干旱之危似的。

海蒂姑姑走到管风琴前坐下来。她抬起头，微笑地看着我们。我没有听到一个紧张的变了调的音符，优美的旋律飘荡在我们上空，就像天使在唱歌，熟悉的音乐让我陶醉。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将这首曲子演奏得如此优美。海蒂姑姑怎么又会演奏管风琴了？她以前难道是装出来的吗？她故意弄糟所有的事情，又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大家重新团结起来吗？关于这一点，海蒂姑姑从来没有说过。

当她演奏完的时候，人们都鼓起掌来，牧师走到讲坛上，“我们曾经期望出现奇迹，”他说，“现在，奇迹果然出现了。海蒂姑姑就是我们的奇迹。”

（《微型小说选刊》 2009年第15期，有删改）

烟火漫卷

迟子建

文本一：

刘建国驾驶着“爱心护送”车从道里出发，去南岗的一家医院接翁子安时，是清明节的前一天。

翁子安是一周前来哈尔滨入院的，他这病来得急，脱离危险也快。他提前办好相关手续，给刘建国打个电话，以老朋友的口吻说：“嗨，我又来了，明天接我出院吧，时间不变。”

刘建国第一次接到翁子安的电话，是三年前的阴历二月初二。也许是被医院门前泛着蓝光的路灯给映照的，翁子安给刘建国的第一印象，显得阴郁。他四十上下，背一个黑白色双肩包，中等个，瘦削，浓眉，发丝波痕似的微卷，轮廓分明，气质不俗。翁子安羚羊似的奔向车子，熟练地打开后厢门，轻盈地跃上车，说：“往太阳岛开。”之后他放下双肩包，调亮蓬灯，躺在担架上，取出一本书读起来。

车过松花江桥时，与江面上自由的风，大面积遭逢。翁子安放下书，聆听风声。待到风声骤然衰落。他知道江桥已过，吩咐刘建国：“往绥化开。”

刘建国那时感觉自己像是遭绑架了，任由驱遣。而他并不反感，翁子安与他的寻找对象年龄相仿，属于这个年龄段的陌生男性，总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当然，因为多年没有寻到因自己而丢失的朋友的孩子，这个年龄段不断变幻，从婴幼儿到少年，再到成年，一路跟着他在寻人空间静悄悄地成长，而刘建国也奔七十了。

他们到达绥化时，曙色微露。翁子安让他停车，说要打点肚子。他们进了一家早点铺，吃了猪头肉、豆腐脑和葱油饼，之后又一起进理发店剃头。饭钱翁子安率先结了，所以刘建国抢着结了两人的理发费。刘建国的头发白了多半，而翁子安微卷的头发是漆黑的。他们剪下来的发丝混合在一起，先于他们而握了手。

他们再上路时，翁子安突然问：“过了七十岁，您就不能开这车了吧？”

刘建国摸了摸自己的头，说：“我看上去很老了么？”

翁子安说：“别人讲您的故事，我知道您的大概年龄了。但您看着真不像，要是把头发染黑，多说五十岁吧。还有，您看上去酷帅酷帅的！”

刘建国苦笑一声，反问一句：“酷帅？”

翁子安点点头，说：“要是需要，我可以帮您改档案。您要是改年龄，是为了能开车去找孩子，这个高尚！”

就是这番话，让刘建国对翁子安有了好感。他说虽然自己是翁子安的长辈了，但不习惯别人以“您”称呼他，请翁子安像别人一样，叫他刘师傅或是刘建国。

翁子安很快作出选择，以兄弟的口吻说：“遵命，刘建国。”

他们不约而同向对方伸出了手。翁子安的手很凉，刘建国也就多握了一刻，把他的手焙热。

他们再次上路，翁子安给出的目的地是北安。车最终到北安的一家汽修厂停下，翁子安跟刘建国结算路费，给了他双程费用，让汽修厂的师傅，搬出一台半新的摩托车，抬到“爱心护送”车上，说是空车回去浪费汽油，这台摩托车顶一个人的费用。翁子安塞给刘建国一张写有一个人电话的纸条，说这台摩托车是送他的，进城后打电话问一下送货的具体位置。

刘建国回到哈尔滨后给接货人打电话，才知道他是翁子安新结识的病友，一个泥瓦匠，常年干装修贴瓷砖，累伤了腰。他可能无意中说自己骑一辆破旧的电瓶车，奔波在城市，所以翁子安才送他一台性能好的摩托车。

翁子安以后再来哈尔滨急救，无论出院是回嫩江、富锦还是尚志，刘建国返城时，他总是让刘建国捎点东西，付双程车费，不让刘建国空跑回去。有时捎的是物——工艺品或土特产，有时捎的则是人——通常是搭顺风车去哈尔滨看病的。

这次刘建国接到翁子安，感觉清冷路灯下的他，就像一根冰冷的铅笔，更加的瘦削，也更加沉默。刘建国没问他是在哪儿发的病，只问他这次去哪儿。

翁子安说：“过阳明滩大桥，先到松北去。”

刘建国点了点头。

翁子安上了车，依然是调亮蓬灯，躺在担架上捧起一本书。刘建国发现翁子安在读书上是个杂食动物，有时读哲学书，有时读医学和植物学的书。刘建国忍不住问他，这次带的什么书？他淡淡回道：“桥梁建筑。”

刘建国心想，怪不得你要走阳明滩大桥呢。

文本二：

2019年岁末，长篇初稿终于如愿完成了。记得写完最后一行字时，是午后三点多。抬眼望向窗外，天色灰蒙蒙的。我穿上羽绒服，去了小说中写到的群力外滩公园。十二月的哈尔滨，太阳落得很早。何况天阴着，落日是没得看了。公园不见行人，一派荒凉。候鸟迁徙了，但留鸟仍在，寻常的麻雀在光秃秃的树间飞起落下。它们小小个头，却不惧风吹雪打，该有着怎样强大的心脏啊。

我沿着外滩公园猩红的塑胶跑道，朝阳明滩大桥方向走去。

这条由一家商业银行铺设的公益跑道，全长近四公里。最初铺设完工后，短短两三年时间，跑道多处破损，前年不得不铲掉重铺。如今的塑胶跑道早已修复，它早以全新的面貌，更韧性的肌理，承载着人们的脚步。去冬雪大，跑道边缘处有被风刮过来的雪，像是给火焰般的跑道镶嵌的一道白流苏。

还记得去年十一月中旬，长篇写到四分之三时，我从大连参加完东北学术会议，乘坐高铁列车回哈尔滨。

透过车窗望着茫茫夜，第一次感觉黑暗是滚滚而来的。一个人的内心得多强大，才能抵抗这世上自然的黑暗和我不断见证的人性黑暗啊。列车经过一个小城时，不知什么人在放烟火，冲天而起的斑斓光束，把一个萧瑟的小城点亮了。但车速太快，烟火很快被甩在身后，前方依然是绵延的黑暗。这种从绽放就宣告结束的美好，摄人心魄。所以回到哈尔滨后，我给小说中的一个历经创痛的主人公，放了这样一场烟火。

（有删改）

【注】文本一为迟子建长篇新作《烟火漫卷》的节选，文本二是迟子建《烟火漫卷》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