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视角

李林荣

①在课堂上常教训学生，立论作文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视角。其实何止纸上谈兵写论文、发议论，需要视角，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一定的出发点和观察位置。别的不说，就以这几年我外出上班从骑车到挤公共汽车的交通形式变化而论，同一个北京城就因此而在我的感觉里有了很多改观。

②住在北四环外龙王堂时，因为多次经受自北太平庄坐公共汽车回家几乎被别人的前胸、后背和膀子、胳膊肘挤成薄片的苦难，所以下定决心骑车出门。到了东三环麦子店安家之后，我的骑车生涯达到了一个小小的巅峰状态。最辉煌的一次纪录是在2002年冬的一天，从早到晚马不停蹄跑了一大圈，将大半个北京城区尽收眼底。

③直到近一年前突然调到二外，把家搬到远郊通州，在大货柜车和小汽车密集交织的车流和它们吐出的浓烈尾气、卷起的阵阵尘土合力的排斥、包围中，我的亲爱的自行车，实在是有点黔驴技穷，再也无从施展它的身手了。

④于是，我不得不改以坐公共汽车为主要的外出方式。也许正因为换了交通方式，先前骑自行车上下班的那种生活所特有的感触 ， 现在倒越发清晰、明确起来。骑车人的视角，比挤在公共汽车上的人，要开阔得多，也自由得多。跨在小小的自行车上，每一步行程都得自己出力气，这是真实的；每一处眼前的人、物、景观，也都是行迹所至，自然扑近的，这也是真实的；路面上每一个坑坑洼洼的细节，也都是必须看在眼里、放在心上，及时小心予以应对的，这同样是真实的。自行车使我们获得了一种与一个城市近距离接触、甚至水乳相融的真实感和细腻感。

⑤骑在自行车上，大概是一座城市里只比坐着、躺着和随便走着的时候高一点的一种生活姿态。骑在车座上，一个人看不到比自己站着时更远的一片视野。但是感谢会旋转的车蹬和车轮吧，它会把一个人原本很平常、很狭小的这片随意往那儿一站就可以得到的视野无限放大、无限铺展，最终，使一个经常骑自行车的人赢得远胜过一个只满足于步行和原地彷徨的人的丰富见识和宽广心胸。当然，这判断仅限于城市生活，要是有人像徒步探险家那样勇于迈步走出城市，双脚走路也是完全可能走出一片无边的天地的。

⑥这么一想，挤在沙丁鱼罐头甚至压缩饼干桶一样的公共汽车里，就成了一种最没出息、最没诗意的生活状态。靠着这么一种状态，自然也可以在一个城市里四处出没、东游西荡，但对于公共汽车上的常客，就算他有永不消退的热衷于挤车的饱满激情，他所得到的，至多是一些困在车窗框里的一掠而过的风景片段，一连串似是而非、指鹿为马、南辕北辙的车站名称和行车线路，还有那种成分极其复杂、味道永远可疑的公共汽车车厢里专有的气息。

⑦而在自行车车座上和公共汽车车厢里，即便是同一个人，也不知道是入乡随俗呢，还是象由心生呢，反正总是会有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情。骑自行车的人，有悠然自得的逍遥派，有越蹬越来劲的自我陶醉派，也有自言自语的思索者，还有横冲直撞外带呼啸的野蛮豪放派。愁眉苦脸面露狰狞的骑车人，大概也是有的，但一般总是难得一见。可在公共汽车上，情形就大为不同。失去了审美必要的距离感，又缺乏流通的空气、敞亮的环境，大家一律油汗涔涔，倦容满面，最低限度也总有一种坐着和站着两种乘客间暗自较劲的心理失衡挂在嘴角眉梢，至于丑恶的抢座和该让座不让座，以及因为挤手踏脚怒颜相向、恶语相加等现象，更是令车厢生态进一步逼近了畜道而远离了人道。

⑧我唯一的奢求是，下一回挤在公共汽车的人缝里，自己的嘴脸能够尽可能地慈祥一点。

                                                                                                         滕威

        ①赵振江教授今年已经七十岁，到了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但他恐怕仍然是中国最活跃、最高产的西班牙语诗歌翻译家。迄今为止，他已经翻译了数十位西班牙语诗人的十几万行诗句，而且这些诗人无一例外都是西语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名家大师。卢文•达里奥、米斯特拉尔、巴勃罗•聂鲁达、塞萨尔•巴列霍、尼古拉斯•纪廉、奥克塔维奥•帕斯、胡安•赫尔曼、安东尼奥•马查多、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加西亚•洛尔卡、拉菲尔•阿尔贝蒂、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等等这些我们熟知的西语诗人的作品多半是通过赵老师的译笔才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2009年“因在诗歌翻译方面成就卓著，有力地促进了诗歌间的国际交流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赵老师荣获了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而这一奖项仅仅是赵老师获得过的诸多荣誉之一，此前他还曾多次被西班牙、阿根廷、智利等西语国家授予骑士勋章、总统勋章。

        ②虽然著作等身、蜚声国际，但盛名之下的赵老师不改真诚质朴、勤奋谨严的本色。除了每周打一两次篮球，看看电视里的体育和京剧节目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做他最喜爱的文学翻译。文学从他年轻时的梦想逐渐变成他的另一种生命。

        ③赵老师从小就喜欢舞文弄墨，中学的时候就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诗作，读大学的时候还热心组织同学创办了文学墙报《迎春花》，当年英语系的李肇星也是主要参与者之一。赵老师高考的第一志愿本来是北大中文系，据说是“作为学生骨干被西语系要走的”。也许没读成中文系是赵老师心里永远的遗憾，所以他对中文系的先生学长们都特别尊敬。即使现在已经名满天下，但每次见到55级中文系的谢冕、洪子诚、孙玉石等学长，他仍发自内心的佩服与欣赏。1965年，当赵老师第一次翻译了一篇小说并收到《世界文学》杂志的录用通知时，他才意识到翻译也许是他重拾文学梦想的必由之路。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赵老师不仅将众多西语诗歌史上的大师佳作接连不断地译成中文，更是与西班牙的专家合作将《红楼梦》译成西文，如今全一百二十回的西文版《红楼梦》已经于2005年出齐，成为西班牙文化界的一桩盛事。虽然赵老师因此获得了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授予他的“伊莎贝尔女王骑士勋章”，但个中艰辛恐怕一纸难书。赵老师去西班牙翻译《红楼梦》，邀请方格拉纳达大学给的待遇是很低的，用他的妻子段若川教授的话说，“还不如给他打扫房间的女仆钱多”，但他的工作量是惊人的，每天工作14小时，没有休息日。赵老师前后两次去格拉纳达大学，总共工作了近四年，才最终完成全部翻译。他一如既往，从来不会抱怨。做学生干部时他就坚信“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是高尚的品德”，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为了名利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反过来，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名利他也会无怨无悔地脚踏实地去做。直到今天，他有时拿的仍是千字四十元的稿费，但是他从来不过问这些，有时甚至没有找到出版社，他也要把他喜欢的诗作翻译出来。因为翻译诗歌已经成了他的生活方式。

         ④赵老师热爱诗歌翻译，不仅仅是源于他个人的文学梦，更重要的在于，他坚信诗歌（文学）可以改变世界。正像他翻译的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答谢辞中所宣扬的一样，“诗歌不会徒劳地吟唱”。纵观他译介过的诗人，几乎都是襟怀坦荡、视野开阔，具有博大的人道情怀和坚定的信仰。他们都怀着对祖国对人民赤诚的爱，对不公正不平等制度痛切的恨；他们都以诗为旗，试图呼唤正义与自由，试图改变世界。近年来，西班牙国内学界对曾经加入过法西斯长枪党的一些诗人开始给予关注和研究，认为政治和文学应该分开，强调他们的诗歌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在赵老师的心中，从不会将杀害加西亚• 洛尔卡、 虐待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长枪党徒同那些为正义与自由献出生命的诗人等量齐观。在今天这样一个“写诗为娱乐”的时代，赵老师的诗歌观显得执拗，甚至有些落伍，但这也是他的坚守。

         ⑤正因如此，古稀之年的赵老师，虽已经退休在家，可依然忙忙碌碌。虽然他撰写了《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编译了《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甚至《西班牙女性诗选》，几乎凭一己之力完成了西语诗歌从古至今、从西班牙到西语美洲的历史脉络连贯、空间版图完整的译介，不过对他而言，西语诗歌译介还有大片大片的空白等待填补，在后继乏人的情形下，他更是常言“责任在肩，不敢懈怠”。尽管近三十年来，赵老师几乎保持着一年一本书的翻译出版速度，但他仍然时时感到力不从心。无论是与我们这些学生闲谈，还是接受媒体采访，他“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是“翻译人才青黄不接”。他认为造成“断层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语境，文学艺术总体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这导致全国西语专业虽然不少，但多以经贸方向为主。很多西语专业文学类课程只是点缀，更遑论文学翻译课程。同样是翻译，文学翻译的稿费不及经贸合同翻译的1/3，甚至更少。二是我们的主流文化视野聚焦于欧美文化，对西语文化相对忽视。西语文学的教学、翻译、出版都比英语、法语等语言困难。8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逾千种，其中西语文学作品不到1/10。这与西班牙语的世界第三大语种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虽然个人功成名就，生活悠然惬意，但赵老师不改赤子之心，仍然为改善西语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寂寥现状而奔走疾呼。

穷鬼

莫泊桑（法）

    15岁那年，在通往瓦维尔的大道上，他的腿被一辆大车碾碎。从那以后，他便架着两根拐子要饭为生。

    他叫尼古拉·众圣，本是神甫在一条沟里捡着的弃婴。村里的面包房老板为了取乐，请他喝了几杯酒，害得他成了残废。

    四十年来，他那残废身体在各家破屋里进进出出，人们早已感到厌烦。可是他呢，一点也不想走开，因为他并不认识别的地方。那些乡下人遇见他，常常高声问：“为什么你不到别的村子走走，老在这儿拐来拐去？”他总是一言不答走开，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对陌生世界模糊的恐惧。陌生的面孔，素不相识的人的斥骂和疑虑的眼光，大道上成对走着的宪兵，都叫他害怕。

    当他远远望见阳光底下亮光闪闪的宪兵时，他的行动突然间变得特别敏捷，像猛兽躲藏时那样敏捷。他会从木拐上很快地出溜下来，跟一堆破烂布似的落在地下，把身子缩做一团，变得非常小，就好比缩在窝里的野兔紧挨着地皮趴着，那一身棕色的破衣服也跟土色不相上下，简直看不见他了。

    他尽管生活在人群中，却在那些乡下人中间只引起一种冷酷的轻蔑和无可奈何的反感。大家给他起个绰号叫“吊钟”，因为他在两根木棍当中摆来摆去，活像悬在木架中间的吊钟。

    两天以来，他一点东西也没有下肚。农妇们一看到他，就老远地喊道：

    “你还不走开，你这个下流东西！”

    他于是架着木拐转过身去，走到旁边的人家，那里，他受到了同样的接待。

    他走遍了圣底赖尔、瓦维尔和皮埃特，没有讨得一个小钱或一块面包皮。现在只有都诺勒一处希望了。可是他累得再也不能挪动。

不过他还是出发了。

    那时正是十二月，寒风在田地里刮着，在光秃秃的树枝间呼啸着。低暗的天空里云块飞驰，匆匆地不知要奔向何方。他慢慢地走着，很费力地一先一后移动着两支拐棍，一面用留下的那条弯曲的腿支着身子，这条腿的下端还留着一只畸形的脚，裹着一块破布。

    他奔波了三个钟头，居然看见村里的树木了，于是加快了动作。

    他遇见的第一个乡下人，当他张嘴向他乞求时，这样回答他：

    “你又来了，老主顾！我总也躲不开你了！”

    “吊钟”只好走开。他挨门讨过去，大家都这样粗暴地对待他，任何东西也不给他就把他赶走，他还是挨家求乞了一遍。一个铜子也没有讨到手。

    他只好到村外农庄去，疲倦得简直拿不起他的拐子。人们总是把他赶走。天气是这样一种又冷又愁惨的天气，人们遇到这种天气，心里便觉得凄凉，脾气变得容易激怒，心灵变得阴沉，既懒得伸手施舍东西，也懒得伸手援助别人。

    等他走完了他所认识的几家人家，他便瘫倒在希盖老爹庭院外面一条长沟的角上。寒风横扫，一群黑母鸡从他身旁经过，时时刻刻用嘴啄起一粒或是一条人们看不见的虫。

    “吊钟”先是心里什么也不想地看着它们，后来发生了一个念头：如果用枯枝生火，把这些动物弄一只过来烤熟，一定很好吃。

    他抄起了手边的一块石头，一下子就把离他最近的那只鸡打死了。他刚走到那个头上带着血迹的小黑东西旁，就觉得有人在背上重重地推了他一下，身子便跌翻在十步开外。希盖老爹怒火冲天地向这个小偷扑了过来，在这个无力抵抗的残废人身上拼命地打起来，一面派人去叫宪兵。

    正午的时候，宪兵出现了，希盖老爹声称受到穷鬼的攻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护住自己。

    小队长一声叱喝：

    “站起来！”

    可是“吊钟”已不能转动。他们以为这个小偷在假装，于是毫不客气，抓住了他的肩膀，硬把他架在他的拐子上。

    他非常害怕，这种恐惧是对黄色军用皮带的天生的恐惧，是飞禽走兽遇见猎人时的恐惧，是老鼠遇见猫时的恐惧。他使出了超人的气力，竟能站稳了。

    “动身吧！”小队长说。他也真的走了起来。庄园的全体人员都眼睁睁地看着他出发。妇人们举着拳头威吓着他，男人们满面狞笑不住地骂他。

    傍黑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府的首镇。

    他被关到镇上的监牢里。宪兵们想不到他会需要吃东西，就这样把他撂到第二天。

    不过等到一清早，人们来审讯他的时候，却看见他已经死在地上。这多么出人意外！

（选自《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有删改）

李安，一辈子拍同一部电影的世界级导演

    李安的电影很难说风格。首先，他不是那种影像多彩的导演，包括新片号称“120帧4K”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竟然不是一个视觉大片，他用最新的技术找回了演员脸上的戏。也就是说，李安理解的“技术”的作用不是立体效果、宏伟主题、惊心动魄的场面，而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让戏回到“每个眼里的血丝、每个演员脸上的雀斑之上”。

    提及李安导演，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外表收敛、内心激越的人。我特别喜欢他的“父亲三部曲”。李安把他的家事搬进电影，有些对白就是他自己说过的话，《喜宴》里包括评字、做菜，甚至婚礼前新郎新娘跪在父母前听训的情景、对白都是他经历过的。据他说：“以前，爸爸对我电影中的这些情景好像没什么反应，我本以为这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抒发。”而这些抒发也促使大家开始思索父子关系。

    我认为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主题不是反战，而是现实中的理解，从开始到结尾都在探讨彼此的理解。 首先是主人公林恩姐弟之间的理解，其次是“英雄”与身边经理人或者大众的理解，还有拉拉队女孩对林恩的理解，士兵对死去班长的理解……甚至包括李安对战争的态度。李安对电影怀有真心，或者可以理解成“电影”里蕴含着一个“自己”﹣﹣他始终面对自己。

    2000年的《卧虎藏龙》让好多熟悉他的人都会惊讶他改变了伦理片风格，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一个曲折动人的悲情故事。电影主角俞秀莲说过一句话，“无论你选择何种生活道路，都要对自己真心相待。”此话里提到的“道路”、“真心”道出了李安从未变更过的追求。

    其实，这次的李安和以往一样，同样站在东西方立场上寻找答案。涉及战争，却没有拍主流观众所期待的反战主题。所以，我说李安的导演风格较为特殊，谦卑地正视未知。

    老话说：“好多作者一辈子写同一个小说。” 我想说的是李安导演也是一辈子在拍同一部电影。

    李安有句话是“没有事物是不变的，这是我电影的重心。人们希望相信某件事物，希望抓住某件事物，以获得安全感，希望彼此信任。”同一个场合，他又说：“寻求安全感与缺乏安全感，将成为我电影中另一个重要主题。”

    这部电影的张力在于以林恩为代表的士兵们的战后焦灼，包括他“普通人”的一面被遮蔽。这点尤其明显的是：爱情来了，他本想留下来，女孩却说你是英雄。多么悲哀：一件理所应当的事，忽因英雄之名，而变成了类似幻想与现实的对立﹣﹣女孩对林恩的认识一开始就是“这是一个英雄，他要回战场上去”，而林恩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女孩心中只是一个“英雄”。

    “如果你想了解我，一切尽在我的电影中。”李安与他的电影像他说的一样，不仅是制造剧情，还有鲜明的人格。随着他的电影旅程，这种力量将不断在生活与电影风格中展现出。

    “电影与镜子”不是新提法，一些人照进了现实。但李安这面镜子却闪耀着本质之光，如信任、情感、关系、真诚、勇气、信仰、牺牲。这引导着他穿越人性的迷林。他关注着人类情感道路上，每一个动人的灵魂，如果有人理解了他的作品，就会理解他的为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李安会是一位世界级导演。

（摘自《北京日报》2016年11月17日）

追思沈从文先生

李辉

    ①我同沈先生接触不过几年时间，且是在他的晚年。沈先生留在我的记忆里的，虽然也有人们通常所说的谦和的笑，以及柔和的声调，但是，最清晰的倒是他的风趣、活泼，还有孩童一般的任性。这也许是老人的共性，但在他的身上，对于我却那么富有情趣。

    ②一次我去看他，知道他喜欢音乐，就特地带去意大利著名民歌演唱家布鲁诺·文图里尼在北京演出时的现场录音。

    ③沈师母打开录音机。沈老靠着沙发，右手平放在靠背上，左手无力地搁在腿上。歌声响起。有些歌可能是初次听到，但是它们的旋律，都像《我的太阳》一样，那么美妙动听。他听得十分入神，一时间，他陶醉了。来自西西里岛的具有浓郁民间气息的歌声，好像一束束阳光，活泼地跳跃在他的脸上。我注意到他的目光里，有一种喜悦，一种激动。

    ④听完几首之后，他对我说，他很欣赏文图里尼的音域广、富于表现力的演唱。他还说：文图里尼的歌有淳朴的特点，民间气息很浓、很感人。他特别感慨地说中国的演员唱得没有这么有味，这么让人感动。

    ⑤沈师母接过他的话对我说：他爱听肖邦、贝多芬的交响乐，更爱听家乡湘西的民歌和戏剧，特别是一种叫做“傩堂”的戏。

    ⑥刚刚说到“傩堂”两个字，我发现，本来很平静的沈先生突然张开嘴巴，笑出了声。我们都停止了谈话，静静地看着他。他笑得很开心，眼泪不一会儿也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⑦我很好奇，两个在我看来极为普通的字，居然会在他的身上诱发出这么有趣的景象。当他稍稍平静一些后，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小时候，常常和小伙伴一起玩游戏，唱歌，后来就爱听民歌，爱看叫作“傩戏”的地方戏，喜欢那些很简单朴实但又很有味道的音调。现在年老之后，只要一听见小时候熟悉的音乐，或者甚至有人提到它们，他马上就会想到家乡的山水、家乡的风俗，特别是想到当小孩子时候的天真情景。

    ⑧看着面前的老人，想到适才发生的场面，我好像能从中感受到一点什么。是什么，当时乃至现在我仍然说不清楚。

    ⑨沈先生最让人感到有趣的，要算半身不遂之后，逼着他练习散步的事情。

    ⑩在沈先生患病之后，我去他家的次数便多了起来。当时，他们还住在崇文门附近的一幢高楼里，离我的单位极近，去的频繁的时候，差不多一周会跑上一两趟。去的目的之一，就是监督他逼着他练习散步。师母每次都会笑责他太懒、太怕吃苦。

    ⑪这是一间很小的客厅，我的记忆里，来回走上一圈绝不会超过十步。地上有一半铺着草编，另一半特地空出约一米多长的水泥地，漆着红颜色，师母说是留给他散步的。这个时候的沈先生，行走已经十分不便，右手不时神经质似的颤抖一阵儿，两只脚几乎是拖在地面挪动。每次从座位上站起来后，师母得把他的左腿慢慢捶上一会儿，他才能拄着拐杖在别人的搀扶下开始走动。尽管如此，按照医生的分析，他仍然有渐渐好转的可能，只要加强锻炼。大家对此寄予希望。

    ⑫“每天让他走五个来回，这是指标。”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练习时，师母对我说。

    ⑬走完两个来回。

    ⑭“够了吧？”沈先生问，听得出他是故意问的。

    ⑮“没有，刚刚两次。他就爱偷懒。”

    ⑯沈先生笑了。刚走完一个来回，他又说：“这是第四次了吧？”似乎带点孩童般撒娇耍赖的劲头儿。

    ⑰“别骗人，刚刚三次。他每次都想哄人。”师母对我说。

    ⑱在我们的监督下，他终于无可奈何地又走完两圈。最后一个来回时，不等走到头，他便迫不及待长吁一口气，大声喊上一句：“唉，完了吧？”便径直朝座位上走去。

    ⑲“你总爱偷工减料。”师母责怪他。他没有反驳，只是很有点儿调皮的样子看看她，然后，两位老人开怀地笑了。

树会记住许多事

刘亮程

如果我们忘了在这地方生活了多少年，只要锯开院墙角或房后面一棵树，数数上面的圈就大致清楚了。

树会记住许多事。

树从不胡乱走动。几十年、上百年前的那棵榆树，还在老地方站着。我们走了又回来。担心墙会倒塌、房顶被风掀翻卷走、人和牲畜四散迷失，我们把家安在大树底下，房前屋后栽许多树让它快快长大。

树是一场朝天刮的风。刮得慢极了。能看见那些枝叶挨挨挤挤向天上涌，都踏出了路，走出了各种声音。在人的一辈子里，人能看见一场风刮到头，停住。像一辆奔跑的马车，甩掉轮子，车体散架，货物坠落一地，最后马扑倒在尘土里，伸脖子喘几口粗气，然后死去。谁也看不见马车夫在哪里。

树在天地间丢了东西。

哥，你到地下去找，我向天上找。

树的根和干朝相反方向走了，它们分手的地方坐着我们一家人。父亲背靠树干，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儿女们蹲在地上或木头上。刚吃过饭。还要喝一碗水。水喝完还要再坐一阵。也不知树根在地下找到什么。我们天天往树上看，似乎看见那些忙碌的枝枝叶叶没找见什么。

找到了它或许会喊，把走远的树根喊回来。

爹，你到土里去找，我们在地上找。

我们家要是一棵树，先父下葬时我就可以说这句话了。我们也会像一棵树一样，伸出所有的枝枝叶叶去找，伸到空中一把一把抓那些多得没人要的阳光和雨，捉那些闲得打盹的云，还有鸟叫和虫鸣，抓回来再一把一把扔掉。不是我要找的，不是的。

我们找到天空就喊你，父亲。找到一滴水一束阳光就叫你，父亲。我们要找什么。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我们真正要找的，再也找不回来的，是此时此刻的全部生活。它消失了，又正在被遗忘。

那根躺在墙根的干木头是否已将它昔年的繁枝茂叶全部遗忘。我走了，我会记起一生中更加细微的生活情景，我会找到早年落到地上没看见的一根针，记起早年贪玩没留意的半句话、一个眼神。当我回过头去，我对生存便有了更加细微的热爱与耐心。

如果我忘了些什么，匆忙中疏忽了曾经落在头顶的一滴雨、掠过耳畔的一缕风，院子里那棵老榆树就会提醒我。有一棵大榆树靠在背上（就像父亲那时靠着它一样），天地间还有哪些事情想不清楚呢。

我八岁那年，母亲随手挂在树枝上的一个筐，已经随树长得够不着。我十一岁那年秋天，父亲从地里捡回一捆麦子，放在地上怕鸡叼吃，就顺手夹在树杈上，这个树杈也已将那捆麦子举过房顶，举到了半空中。这期间我们似乎远离了生活，再没顾上拿下那个筐，取下那捆麦子。它一年一年缓缓升向天空的时候我们似乎从没看见。

现在那捆原本金黄的麦子已经发灰，麦穗早被鸟啄空。那个筐里或许盛着半筐干红辣皮、几个苞谷棒子，筐沿满是斑白鸟粪，估计里面早已空空的了。

我们竟然有过这样富裕漫长的年月，让一棵树举着沉甸甸的一捆麦子和半筐干红辣皮，一直举过房顶，举到半空喂鸟吃。

“我们早就富裕得把好东西往天上扔了。”许多年后的一个早春。午后，树还没长出叶子。我们一家人坐在树下喝苞谷糊糊。白面在一个月前就吃完了。苞谷面也余下不多，下午饭只能喝点糊糊。喝完了碗还端着，要愣愣地坐好一会儿，似乎饭没吃完，还应该再吃点什么，却什么都没有了。一家人像在想着什么，又像啥都不想，脑子空空地呆坐着。

大哥仰着头，说了一句话。

我们全仰起头，这才看见夹在树杈上的一捆麦子和挂在树枝上的那个筐。

如果树也忘了那些事，它便早早地变成了一根干木头。

“回来吧，别找了，啥都没有。”树根在地下喊那些枝和叶子。它们听见了，就往回走。先是叶子，一年一年地往回赶，叶子全走光了，枝杈便枯站在那里。枝杈也站不了多久。人不会让一棵死树长时间站在那里。它早站累了，把它放倒。我们怕它滚动，一头垫半截土块，中间也用土块堰住。等过段时间，消闲了再把树根挖出来，和躯干放在一起。一根木头随便往哪一扔就是几十年光景。这期间我们会看见木头张开许多口子，离近了能听见木头开口的声音。木头开一次口，说一句话。等到全身开满口子，木头就基本没话可说了。我们过去踢一脚，敲两下，声音空空的。根也好，干也罢，里面都没啥东西了。即便无话可说，也得面对面呆着。一个榆木疙瘩，一截歪扭树干，除非修整院子时会动一动。也许还会绕过去。谁会管它呢。在它身下是厚厚的这个秋天、很多个秋天的叶子。在它旁边是我们一家人、牲畜。或许已经是另一户人。

（选自《文苑•经典美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