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新视界：虚构具有超凡脱俗的魔力

    “乾隆皇帝上朝之前，掏出手机拨了几个电话”“一条眼镜蛇拖着公共汽车经过十字路口”——读到这些陈述的时候，多数人的常识无法认同。诚然，从科学研究报告、社会调查问卷到商品广告，内容真实是共同遵从的基本规约。迄今为止，只有文学获得特许，文学的虚构可以免遭法律或者道德的谴责，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文化约定。文学拥有何种特殊的意义，以至于可以享受如此特殊的待遇？

    文学的虚构具有超凡脱俗的魔力。庸常的生活波澜不惊，虚构让人们从陈陈相因的琐碎事务中浮出头来呼吸到神奇的气息。

    生动、传奇，我相信这就是文学虚构的开始。鲁迅曾经解释过他如何虚构小说中的人物：这些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鲁迅打趣地说，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相对于日常所见的各色人等，这个“拼凑”起来的人物，其性格特征的强烈程度往往超过了通常的平均值。另一些作家或许热衷于虚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的情节，由于这些强烈的性格，作家虚构的戏剧性冲突往往比日常生活更为集中、激烈、扣人心弦。大多数纪实的素材无法制造如此完整的美学效果。始于生动、传奇，继而悲欢交加，终于某种形而上的沉思，这常常是虚构为文学完成的三部曲。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

    不论是小说、戏剧之中的理想人物还是诗词之中的良辰美景，作家、诗人的虚构无不寄寓了自己的内心向往。从武侠小说的快意恩仇模式、才子佳人或者灰姑娘加白马王子模式到新近网络文学中时髦的“穿越”“玄幻”小说，虚构的意义几乎就是为种种白日梦造就种种外显的形式。欲望带动的虚构是许多通俗性娱乐作品的内在构成。但是，深刻的文学虚构必须拥有娱乐之外的丰富涵义。很大程度上，虚构的文学要遵循规律和细节“真实”，要与生活保持密切联系。换言之，文学不能因虚构而破坏了“可然律”和“必然律”意义上的“真实感”。

    “科幻”文学诸如《黑客帝国》《阿凡达》《盗梦空间》等，它的虚构效果令人吃惊。读者对于它们的兴趣之所以超过各种单纯的科学研究假说，人间气息的存在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真实既孕育了虚构，又制约了虚构。文学之所以可能拯救虚构，恰恰因为出现了更为深刻的真实认知。

（摘自2014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近来时见“又一波雾霾汹涌来袭”“京津冀持续受雾霾困扰”，以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霾黄色预警”和“部分地区有重度霾”等报道，雾霾已严重危害到了人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已涉及关于如何治理雾霾，尤其是霾的问题。

霾和雾有所不同。“雾”是一种自然天象，古人有“薄雾浓云”“雾失楼台”之类吟咏，从诗画的角度看，雾柔美、朦胧而神秘。霾就不同了。虽说也是自古就有的一种天象，却全然无此美感，而且随着人为因素越来越频繁地介入，如今已成了一种污染。现代辞书因此释义为“空气中因悬浮着大量的烟、尘等微粒而形成的浑浊现象”。按当下民间流行的通俗说法，就是PM 2.5（细颗粒物）严重超标。

    霾习惯上也叫阴霾、灰霾或烟霾，这是霾给人的一种很形象的视觉感受：阴沉沉的，灰蒙蒙的，满天烟尘。近来竟与“雾”组合成“雾霾”而频频见诸报端。词典中不见“雾霾”这个词，只有“霾雾”（如《后汉书·郎 传》“霾雾蔽日”）和“风霾”（如《魏书·崔光传》“昨风霾暴兴”），此外还有“尘霾”“沙霾”“黄霾”等。虽然词典中不见“雾霾”一词的身影，但它却在2013年“荣升”为年度热词。

    从形式上看，热词“雾霾”是旧词“霾雾”的倒序，但词义的重心却因此起了变化。“霾雾”原是“夹杂有尘霾的雾”，中心词是“雾”；“雾霾”则是“像迷雾一样的霾”，中心词就成了“霾”。

    “霾”并非新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屡见，卜辞有“癸卯卜，王占曰，其霾甲辰”和“贞兹雨不霾”之类的记载，可见霾很早就对人们的生活有影响了。前人对霾的认识，从《尔雅》到《康熙字典》乃至20世纪初编成的《中华大字典》，释义几乎是一以贯之的，其中汉刘熙《释名·释天》的释义相对比较全面：“风而雨土曰霾。霾，晦也，言如物尘晦之色也。”“雨”在这里读为yù，作动词“降下”讲，意谓大风扬起的尘土从天而下就是霾。因为空中满是尘土，所以刘熙说霾的天象是“晦”，天色像物体被蒙上了尘土一样昏暗。《晋书·天文志》说：“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时，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可见，满天尘土的“霾”，与雾不同，可以持续多日，甚至长达一个月。《元史》也有至元六年（1340年）腊月“风霾蔽都城数日”的记载。

    “霾”字从结构上说，是“从雨貍声”。义符是“雨”，说明是一种天象无疑。只是为何要叫“霾”？表声的“貍”是否也有什么特殊含义？

    《字汇补·雨部》说：“霾，与埋通，瘞（yì，掩埋）也。”“霾”之尘土蔽物，有似掩埋，所以古籍多有借作“埋”的，如《楚辞·国殇》中“霾两轮兮絷四马”之“霾”。“霾”与“埋”是可以互相通用的。“貍”现在的读音是lí，是“狸”的异体字，指一种野猫。原来的读音为mái。原来，表示掩埋义的汉字，最初并非“埋”，而是“貍”。据说，“貍”之有“埋”义，是因为野猫善于藏伏的缘故。后来，又另造“埋”字，于是“貍于草中”就变为“埋于土中”，“埋”也由此替代了“貍”，而成为表掩埋义的规范字。

    就“霾”字而言，之所以借“貍”表声，恐怕也是因为“貍”原有的掩埋义，与“雨尘”义相近的缘故吧。

（选自《咬文嚼字》，略有删节）

材料一：

    国家中心城市，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提出的处于城镇体系最高位置的城镇层级。国家中心城市在全国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这种功能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多方面。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建设五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国家中心城市的规划和定位。2016年至2018年，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先后发函支持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摘编自《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7>》）

材料三：

    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城市，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建设这些国家中心城市，就是要促进中国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扩大对外开放合作、引领国际交流合作向纵深推进。这些城市要代表国家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要带领所在区域的城市群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网络，抢占我国在全球城市体系和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制高点。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都是所在区域城市群的核心龙头城市，要强化区域引领、辐射带动作用。这些中心城市建设除了关注自身功能提升以外，还需要充分加强与周边城市区域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推进区域人口、产业、交通、生态、公共服务、市场要素和体制机制一体化对接，建设高效联动、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城市群区域，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区域整体均衡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要对所在区域文化的渊源、发展、地位和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主动承担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对外要展示地域特色文化，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对内要保护城市的文化根脉，加大对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的正面宣传力度，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文化自信。

    对于国家中心城市来说，制约城市发展的短板在质量。未来一个时期，在面对新发展理念的深刻变化时，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对新时代提出的新目标进行系统思考和准确把握，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让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

    未来一个时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将在产业布局、交通网络、通勤就业、生活居住和管理制度等几大领域呈现一体化趋势，城市体系将由等级结构向网络扁平化转变。

    未来一个时期，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塔尖城市，应通过人本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这将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条件，从而使城市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城市空间环境实现品质提升，使城市成为宜居宜业的乐土。

（摘编自《国家中心城市蓝皮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2018）》）

    在先秦两汉时期，就诗礼文化中的诗教与礼制的互动关系而言，两者或离或合，大略经历了五次历史性演变。

    先周时期，诗教与礼制天然遇合，生成诗礼文化的初级国家形态。诗教争礼制最初经历了从自然状态，过渡到舜以来初级国家形态的漫长历程。当原始部落社会迈进初级国家的门槛时，朴素自然的民间礼俗一变而为初级国家形态的礼制。于是，礼制建设向诗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这是帝舜发出的对子弟开展诗教的命辞。从此，诗教与礼制相结合，共同启动了诗礼文化建构的历程。

    西周时代，诗教与礼制水乳交融，生成诗礼文化的高级国家形态。西周初创，即十分重视诗礼文化建设。在周太师整理规范前代已有诗作的基础上，以周公旦、成王诵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创制了大量新诗，以施于王室与公室典礼。其中，以“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规范，重在明等级；以“六艺”为核心的贵族教育内容，重在调人情。于是，诗教与礼制二者相互倚重，相与为用，紧密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

    春秋时期，诗教与礼制渐次分离，制度之教演变为文化之教。平王东迁，王室渐次衰微，原本以和合礼制为主要任务的诗教，逐渐从礼制系统中淡出。转而演变为儒、墨、名家的道德修身和言辞进身手段。此时开始盛行的歌《诗》、引《诗》以“言志”的文化活动，显示出诗教脱离典礼轨道的倾向。此时的《诗》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艺术化的礼制，而是独立的大学文本了。诗教因西周传统礼制的变革崩坠而趋向没落，诗教对建构诗礼文化的影响力自然就减弱了。

    战国时期，诗教与礼制相互乖离，《诗》成为少数经师传习的文学文本。当时，七雄争霸，礼崩乐坏，就连儒家在传播《诗》上也有心无力，其他学派如纵横家引述《诗》句完全是出于论辩术的需要，法家则危言耸听地说如果用诗、书、礼、乐治国，“敌至面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去强》)。秦王朝建立后，更是以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段毁灭诗礼文化，《诗》既在被灭之列，诗教自然也无施展空间，这样它就从国家和民间两个领域完全退出。只能奄奄一息地苟活于少数经师之手了。

    两汉时期，诗教与礼制完美结合，诗礼文化上升为皇权制国家的政教样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诗教走向了它的终极形态——政教化。当时，上有官学，下有私学，形成了诗教彬彬之盛的局面，国家政教道德得到了强化。当时的学者翼奉说，《诗》和《易》《春秋》一样，“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吴奉传》)。足见《诗》和其他儒家经典一道，参与了汉代国家礼制的建设。

    从诗教与礼制关系的离合与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诗》与礼共生互动的基本类型；进而从诗礼文化的起落兴衰中，既可透视出历史文化的运行与演变规律，也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提供历史借鉴。

(摘编自郝建杰《诗教与礼制的离合》，原文有删改)

士燮论

苏轼

    料敌势强弱，而知师之胜负，此将帅之能也。不求一时之功，爱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师而陈。诸将请从之，范文子独不欲战。晋卒败楚。楚子伤目，子反殒命。范文子疑若懦而无谋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却诛，厉公弑，胥童死，栾书、中行偃几不免于祸，晋国大乱。鄢陵之功，实使之然也。

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圣人所甚惧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无因而至前，匹夫犹或按剑，而况非常之功乎！故圣人必自反曰：此天之厚于我乎？抑天之祸余也？故虽有大功，而不忘戒惧。中常之主，锐于立事，忽于天戒，日寻干戈而残民以逞，天欲全之，则必折其萌芽，挫其锋芒，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则以美利诱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骄士玩于寇仇而侮其人民至于亡国杀身而不悟者天绝之也。呜呼，小民之家，一朝而获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则？彼之所获者，终日勤劳，不过数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狭无故而得千金，岂不骄其志而丧其所守哉。由是言之，有天下者，得之艰难则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则失之亦然。汉高皇帝之得天下，亲冒矢石与秦、楚争，转战五年未尝得志。既定天下，复有平城之围。故终身而不事远略，民亦不劳。继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举晋阳之师，破窦建德，虏王世充，所过者下，易于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终身师旅不解，几至于乱者，以其亲见取天下之易也。

故兵之胜负，不足以为国之强弱，而足以为治乱之兆。盖有战胜而亡，有败而兴者矣。会稽之栖，而勾践以霸。黄池之会，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昔虢公败戎于桑田，晋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晋果灭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谏。谏而不纳，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则厉公逞志，必先图于范氏，赵盾之事可见矣。赵盾虽免于死，而不免于恶名，则范文子之智，过于赵宣子也远矣。

（选自《新编东坡海外集》有删改）

【注释】①士燮：即范文子，名燮，士为其官职。

材料一：

    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从筹备、建设到通车，历时15年，是中国第一例集桥、双人工岛、隧道为一体的跨海通道。港珠澳大桥经过伶仃洋海域中最繁忙的主航道，该航道目前达到10万吨级通航等级，远期30万吨油轮可以通行。如果在此建造桥梁，必然是跨径很大、净空很高、桥塔耸立的悬索桥梁。但同时该处临近香港国际机场，对航空领域的建筑物高度有着严格的限定。所以，隧道成为唯一可行的方案。为了实现桥梁与隧道之间的转换，故在隧道两端修建人工岛。于是，形成了港珠澳大桥的桥岛隧相结合的建设方式。

    “超级工程”背后有“超级创新”。港珠澳大桥建设难度极大，铺设了世界上最难、最长、最深的海底公路沉管隧道。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层出不穷，仅专利就达400项之多、填补了多个领域的空白。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4日）

材料二：

    日本《每日新闻》23日评论称，港珠澳大桥开通是大湾区发展的里程碑式事件，大湾区经济圈将超过纽约经济圈和东京经济圈，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美国《华尔街日报》23日的报道提到，大湾区进一步整合面临的诸多复杂情况，例如相异的法律和税收制度，中国内地的资本账户仍相对封闭，而香港和澳门是自由港，各自拥有自己的货币且没有资本管控。报道还特意关注一个问题；在香港和澳门，机动车都靠左行驶，而在中国内地则是靠右通行，如何解决？

    英国广播公司23日报道，中国开通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拆，但需要吗？此前，他们更是在网站刊长文列出大串港珠澳大桥在香港的争议——逾千亿港元的拨款、实质效益疑问、工伤事故、建筑质量、环保等。

    美国彭博新闻社网站23日报道，又一个将香港拉入中国内地怀抱的项目完成，该项目将曾作为欧洲前哨的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内地联结起来。这个项目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宏伟计划的一部分，它将粤港澳大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可与美国硅谷抗衡的高科技中心。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10月24日）

材料三：

    港珠澳大桥建设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桥通车后，将大大缩短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的时空距离，从香港到珠海、澳门驱车仅需30分钟。港珠澳大桥通车前，如果陆路往来三地，只能绕道走东莞虎门大桥，车程在3小时左右；水路乘高速客轮也要1个小时。从社会经济发展层面而言，大桥的通车将提升珠海等三地人员和生产资料的流动效率，加深香港与珠江西岸的联系，为香港与珠江西岸城市群的产业合作提供交通便利，为港澳经济发展提供更便利的腹地空间，并由此促进港珠澳产业的互动交流和升级。也就是说，港珠澳大桥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泛珠三角区域乃至“一带一路”的建设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前夕，大桥总设计师孟凡超接受香港媒体专访时表示，港珠澳大桥对大湾区经济增长有重大的支撑作用，会为区内产生几十万亿经济效益，经济价值远超大桥本身1000多亿元港币的投资，因此他对大桥的成本收回很有信心。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