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丁酉新春，旨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国，“圈粉”无数。在“一笑二闹三跳四唱”的娱乐节目时代，“中国诗词大会”以优雅的方式脱颖而出。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是因为内心对于精神雨露的渴求，而传统文化正是精神雨露的源头活水。诗词大都比较凝练，朗朗上口.阅读诗词，人们享受着语言美感带来的欢愉，同时也能感知诗词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视野。阅读诗词，体悟诗词作者的心境，跟他们进行心灵对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学习像诗词作者一样去感受和思考生活。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还因为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每天八小时上班，满负荷运转，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人感觉压抑，而读诗可以暂时疏解内心的阴郁。“中国诗词大会”以引人入胜的形式吸引人们亲近诗词，从诗词之美中获取生活的诗意。

    生活需要诗意，但诗意并不自然而然地存在。一个人只有徜徉于诗词、发现诗意，才能在与诗词相会的过程中提升文化素养，让心灵空间更饱满。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

（摘编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记者李兆清）

材料二：

    近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了诗词大会的主创团队。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说：“诗词是情感的抒发，节目集中展现了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也坚定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百人团’成员最小的7岁，武亦妹16岁，陈更20多岁，看到他们那么年轻，就觉得中华文化后继有人。”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无数次被用来形容诗词大会选手的一句话。“中国诗词大会”总导演颜芳回忆，第二季总冠军、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武亦妹，无论是在地方选拔还是在现场比赛中，都特别淡定。

    “她得冠军的那一刻，我们想把摄像机推上去给个表情特写，结果发现没必要，她脸上特别平静。”

    也许，传统诗词已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而诗词大会正在拉近这个距离。

    阚兆江透露，其实诗词大会的题库内容85%以上来自中小学课本，所以对观众而言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我们不是文人雅士的沙龙，得让人看得懂，从大家熟悉的诗词名篇切入，可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阚兆江说，“每一道题不仅是题目，还是话题的开启，让诗词和古今生活有一种联系。我们不是要做一场考试，而是想通过诗词陶冶人们的情操，滋养人们的心灵。”

    所以，诗词大会的题目都颇“接地气”。比如，把“减肥”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联系，把“化妆”与“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联系，“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对应的则是“购房”——都是当下年轻人关心的话题。

    诗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颜芳说：“其实诗词的功能至今没有失去，写诗就跟发朋友圈一样，都是情感的表达，很有趣，也很时尚。”

    诗词大会落幕，而青年一代的诗意生活方兴未艾。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记者蒋肖斌）

材料三：

    诗词综艺火爆，最近令朋友圈和各种群话风突变，忽如一夜春风来，答题对诗、玩“飞花令”蔚然成风。众声喧哗之下，舆论也出现了反弹，如“从诗词大会生出学霸情结是一种不堪”“诗词大会说白了还是一场电视秀”等。

    16岁的上海女生武亦妹获胜，成了风靡网络的古典风少女偶像，与新媒体喧嚣传播形成对照的是，女孩淡定拒绝了媒体采访。江苏省盐城中学语文老师刘百生告诉记者，“会背古诗的孩子成了古代才女的代名词，成了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但热潮总是令人警惕，这不代表咱们的诗词教育很成功，反而说明国民整体古诗词修养很缺。爱好古诗词在当下还是颇为小众。”

    在节目中，九宫格、干扰项、抢答等定输赢的方式，也让教育界人士嗅出了“应试”味道。也有选手靠“蒙”答对题目，在一些老师看来，这就是当下应试教育最厉害的地方，以答题技巧制胜，这个节目俨然一场标准化考试。“应试思维”是始终令教育界人士矛盾的纠结点。“应试思维”模式导致古诗词多被视为“语言材料”，学生们只是机械记忆与练习，记知识点多过传播文化，背离其作为 “文学”和“文化”的本质。

    近年来，被誉为“综艺清流”的“百家讲坛”、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文化盛会风靡一时，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追捧这些文化盛会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中国文化中最精致的文字有一种膜拜的心理，即使如今浸淫于网络语汇，仍心向往之这也是现在的家长在孩子三四岁时就令其背古诗的原因。可惜，孩子的精神生活最终仍被奥数和考级等占据，缺失了“诗和远方”。借古诗词学霸爆红的契机，教育界人士期待能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改善古诗词教育的整体氛围，以减少孩子的背书之苦，让孩子带着热爱，去惬意感受和品味古诗词之美。

    当喧嚣的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有了一次次美丽的“邂逅”，中华文化基因逐渐苏醒，这危机中的微曦，则弥足珍贵。

（摘编自《扬子晚报》，记者张楠）

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战狼Ⅱ》《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

（摘编自金苍《<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人民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二：

    对于电影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观众本身。科幻电影不是从零开始讲解的科教片，其对于观众科学素养要求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大量科幻电影受众，特别是已经成为观影主力的80后、90后一代人。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人口抽样调查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从2002年的4.7%上升到2017年的13.8%，高中教育程度者从12.4%上升到17.5%，2017年每10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96倍。庞大的中高等教育群体，使得科幻电影的消费群体扩大。

（摘编自《科幻片能否成为电影产业新增长点》，《工人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三：

材料四：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惊人，但好莱坞进口片占领了中国科幻电影票房。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再加上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水平拙劣，内外因夹击导致国产科幻电影成绩堪忧。具体来说，在外因方面，首先，类似于《阿凡达》《变形金刚》的科幻商业大片屡屡创下票房纪录，进口大制作科幻片使本类型影片门槛升高，国产科幻生存空间变小；其次，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已在今年到期，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甚至取消。

    在内因方面，首先，传统教育体制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中国的编导们热衷对现实生活进行挖掘、表现，创新力不足，科学基础薄弱，对哲学和思想层面疏于表达，对全新世界观的建构同样缺乏；其次，美国电影界和资本界的紧密联系，国内制作水平拙劣，只有稳妥的资金流才能保证前端进一步的产品制作；最后，公众整体科学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中科技文化氛围较弱。

（摘编自《内外夹击国产科幻电影难获一席之地》，《经济日报》2017年09月07日）

材料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明确了我国未来城镇化的路径和方向；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引导特色小镇健康发展”这是“特色小镇”一词首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亮相。从政策的指向中可以看出，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抓手，特色小镇已经进入了中央视野。

    当前，各地政府都在规划特色小镇，据统计，目前全国特色小镇总计划数量已超过1500个，加上住建部此前公布的403个特色小镇，今后全国将会出现近2000个特色小镇。从全国来，特色小镇作为新生事物，其原始经验来自于浙江。从特色小镇的范本“云栖小镇”可以看出，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镇”，而是一个“特而强、聚而合、小而美、活而新”的区块和平台。

    作为人口及产业的核心载体，特色小城镇早已成为发达国家城乡均衡发展的重要经济活力点。例如，美国高科技小镇集聚的硅谷，人口不到美国的1%，但GDP占比却高达4%—5%。在经济新常态下，作为经济、产业、文化发展的主要载体，特色小镇也将成为中国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应该建成一个融合文化、旅游、社区功能的创新创业发展平台，而不是一个仅仅为发展房地产而堆砌起来的“空壳子”。

（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01月24日）

材料二：图：首批127个国家级特色小镇主要产业所占百分比（%）

（《前瞻产业研究院分析报告》）

材料三：

    丽晖谷小镇是意大利冬季最美、最有名的旅游胜地。它的成功之处有三点。一是独特的自然风光。它位于阿尔卑斯山中段，在欧洲两个最大自然公园斯特维奥国家森林公园和波尼纳公园之间，是一条长而宽的峡谷。在这里旅行，有融入大自然的感觉。二是丽晖谷建有许多滑雪设备，能够进行各种冬季滑雪运动，受众包括初学者和高水准的滑雪爱好者。这使得丽晖谷成为独具特色的冬季体育文化集聚地。三是众多人文旅游景点的建设。丽晖谷有着许多迷人的景点，如建筑风格独特的天主教堂、村庄、牧场，以及各种野生物，这些景点成为体育文化产业的衍生休闲配套项目。总之，丽晖谷小镇的特色在于把自然、人文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选自《东方头条》2018年3月13日）

材料四：

    日前走访西部某县的文旅小镇，民俗文化街上灯笼高挂，清一色的仿古建筑，木雕花窗、青砖粉墙，两边的商铺生意却冷冷清清。当地商户说，民俗街刚开业时火过一阵，可小镇位置偏远，周边又没什么大景点，聚不来人气，不少店家只好关门。打造文旅小镇，当地政府投入不少，但是这各路拔苗助长的“人造特色”何以为继，要打个问号。

    纵观成熟的特色小镇，都是有产业基础、有特色优势，在市场环境中自然成长起来的。而不具备条件，靠行政推动，一味模仿复制，胜者寥寥。比如同样是香菇小镇，浙江庆元有食用菌企业200多家，产业链条完备，一半农民从事这个行业；而有的地方香菇产业从零起步，也大干快上建“香茹小镇”，真为他们捏把汗。为何一些地方创建特色小镇动力那么强？动力源自传统发展路径依赖，认为抢到特色小镇这顶“帽子”，就有项目、来钱快，不惜下指标、炒概念、造“特色”，有的把特色小镇当融资平台，打着这个旗号搞房地产。

    特色小镇不是越多越好，盲目发展潜藏风险。有关部门测算，一座面积1—3平方公里的特色小镇，投资要几十亿元。跟风上产业，市场风险不小，一旦产业有闪失，会让地方背上沉重的包袱，加大债务风险。前些年，一些地方发展食用菌、苗木产业，一哄而上后产能过剩，“茹变草”“苗变草”，这样的教训应该引以为戒。另外，有的地方“假小镇真地产”，加大了房地产库存，可能重蹈“摊大饼、造新城”的覆辙，让造出的新镇变“空镇”。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06月11日）

    材料一：

冈野信雄，日本神户的小工匠，30多年来只做一件事：旧书修复。在别人看来，这件事实在枯燥无味，而冈野信雄乐此不疲，最后做出了奇迹：任何污损严重、破烂不堪的旧书，只要经过他的手即光复如新，就像被施了魔法。

    在日本，类似冈野信雄这样的工匠灿若繁星，竹艺、金属网编、蓝染、铁器等，许多行业都存在一批对自己的工作有着近乎神经质般追求的匠人。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几近苛刻，对自己的工作从无厌倦并永远追求尽善尽美。如果任凭质量不好的产品流通到市面上，这些日本工匠(多称“职人”)会将之看成一种耻辱，与收获多少金钱无关。

德国制造最值得信赖。他们制定的标准严谨，甚至苛刻，他们对细节的固执早已成为习惯。即使一支铅笔、一把餐勺，也都彰显着细腻的心思、独到的创意和恒久的品质。很多人都梦想成就百年品牌，但百年品牌的打造需要全力以赴：对每一处细节的关注、对目标达成的坚持、对科技创新的执着以及对消费者需求的洞察。众多德国百年品牌，凭借精益品质在各自领域一骑绝尘的同时，更以创新的实践为行业带来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工匠精神最完美的诠释，也是基业长青唯一的道路。

    培养工匠精神，是从孩子就开始的。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快乐的心灵对未来的憧憬，他们的想象力没有被世俗的东西破坏和束缚。孩子从小没有被染上功利心，无论长大成人以后从事的工作是什么，他们都会倾注精力，认真做好，而不会以功利之心去衡量这份工作是让他卑微还是能够在人前炫耀。这不正是培养工匠精神的土壤吗?

    (选自时寒冰《中国怎样才能培养出工匠精神》)

    材料二：

“对创新者的崇拜”“创造新鲜事物”，是“工匠精神”的核心。中国有个成语叫“匠心独运”，就是“独创性地运用精巧的心思”。“匠人”有了初心，不断提升技艺，就有了“匠心”。能够“匠心独运”了，“匠人”就开始成长为“巨匠”。“匠人”成为“巨匠”的过程，就是几十年如一日，下苦功追求卓越的过程：“匠人”成为“巨匠”的那一刻，也就是吉姆·柯林斯说的，完成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

    所以，从现实来说，工匠精神不是让大家只做一个工匠，而是在工作中提升自我，在工艺、技术、创新、生产和品质等方面完善自己，做大做强。同样，在新时期的市场环境下，我们的企业也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赶超国际水平。

    (选自迟宇宙《什么是真正的“T匠精神”》)

    材料三：

一些作品拼的不是内容质量，而是“策划”和“包装”，更有甚者，以突破底线、抄袭胡编、搜奇媚俗为创新，一切只为博眼球赚银两；一些影视剧唯票房至上，同质化现象严重。抗日“神剧”、穿越雷剧，一个比一个“惊心”，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将就”之风，不仅对文化产品造成了浪费和伤害，更是对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

一个拥有工匠精神、推崇工匠精神的国家和民族，必然会少一些浮躁，多一些纯粹；少一些粗制滥造，多一些优品精品。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领风气之先，塑“工匠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好中国精神、凝聚起中国力量，创作出更多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

 (选自刘泉《文艺也应弘扬“工匠精神”》)

    材料一：

    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达8.2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9.6%。新闻客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成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第一信息源，而且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源。这意味着我们已进入了信息时代。在这一阶段，信息的主体与客体是相互的、双向的，媒体仅仅发布信息已经不能满足需要。

    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国通信技术实现了从“2G跟随”“3G突破”到“4G同步”的跨越，正朝着“5G领跑”迈进。信息技术的迭代演进大幅提升了信息传输的速度和容量，让图文、视频、直播、虚拟现实等信息传播载体愈加丰富，新闻报道方式日益多元。传统媒体要跟上时代，就必须紧跟信息革命的步伐，及时掌握和运用先进技术，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摘编自谢新洲《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3月26日）

    材料二：

——2016年、2017年国民阅读各类媒介接触时长（分钟）

——2017年数字化阅读人群分布

    材料三：

    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体，最大的特点就是快。不少传媒人认为，以纸媒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衰落，就是传播渠道不畅造成的，在这个新技术、新媒体日益发展的时代，渠道才是王道，谁拥有了新技术传播渠道，谁就拥有了天下。所以不少媒体转向“渠道为王”“技术为王”，媒体生产内容因此被削弱了。

    媒体发展的历史有力地证明，无论技术、环境如何变化，内容才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是决定媒体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不管技术再新、渠道再快，不管制作多么漂亮，缺少高质量信息内容的支撑，最终必然会失去用户和读者。在传统纸媒被唱衰的今天，作为地方性报纸的《羊城晚报》却一纸风行天下，就是因为其内容受到了读者青睐。新媒体似乎以渠道、技术赢人，其实更加需要内容的支撑。“澎湃新闻”之所以受到追捧，就在于专注时政与思想，坚持“内容为王”。

（摘编自冯桢《融媒体时代“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新媒体研究》2018年8期）

    材料四：

    英国BBC近年来一直侧重于对数字内容的新媒体渠道和终端的拓展，在电视、PC电脑终端、移动终端均建立起新媒体业务。“分享”是BBC转型的核心战略理念之一。基于这一理念，BBC大力开展新媒体平台建设和技术研发，鼓励用户建立博客、播客、微博、社交区和讨论区，大量采用来自观众和读者的内容。对于新闻专业者来说，他们所要扮演的仍然是“把关人”的角色，要用BBC传统的新闻规范和价值理念对用户生产内容以及用户评论做出甄别、评估和把关。

    我国传统媒体应借鉴国外经验，一方面要保持和发扬其专业采集、深度分析的优势，更充分占有海量数据，通过深度挖掘，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特别要加强对青年一代的正确引导；又要开放媒体平台，让内容生产变得更加多元、专业和智能，从而为传统媒体平台带来更加丰富、多样、生动的网络信息，不断增强对用户的吸引力、感染力。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可以建立数据中心，力争向国内外用户提供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传统媒体需要通过整合，建立更精确、更有价值的用户数据库，为用户提供精确的营销服务。比如整合国内各种星级酒店、个性餐厅、民间美食等资源，向国外用户提供收费的“中国文化课堂”等服务，可以使用户在享受服务的同时接受中国文化。

    （摘编自匡文波、邵楠《国外融媒体实践及启示——以英国BBC为例》，《对外传播》，2016年11期）

材料一：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蕴含着中国乡村美学的主题和纲领性思想。

乡村美学以回归为主题。这里说的“回归”有双重含义：一是物质意义上的回归，即游子回归故土； 二是精神意义上的回归，即从追逐功利的入世生活回归纯朴自在的心灵生活。在《归园田居》中，陶渊明认为归隐故乡就是将自己从功利社会的“尘网”中解放出来，就像羁鸟归旧林，就像池鱼返故渊。乡土生活是在单纯的血缘、固定的地缘的基础上进行的，人员相对固定。这样的生活环境，不仅为居住者提供了熟悉、稳定的社会关系，而且从血缘和地缘两个层面强化了居住者的归属感。回归乡土，获得身体的安全和心灵的自由，这就是陶渊明所说的“复得返自然”。

乡村美学以具有地域局限帕的村落为主体场景。作为乡土生活时代的基本社区，村落有地域的限制，这使得社群关系和地缘关系相对疏离。费孝通认为，乡村之间存在隔膜是乡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他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他们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相对孤立的社会圈子。”在《归园田居》中，陶渊明简要而真切地表现了村落狭小、疏离的状况。“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反映了他栖居的村落的规模，“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反映了村落之间相互疏离酌状况。

乡村美学以强烈的土地意识为基础，蕴含着对土地的热爱、眷恋之情和与山泽、草木、禽鸟和谐共生的思想。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写“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常恐”与“但……愿”体现了在这有限的土地上，通过勤劳耕作使一家人得以生存、繁衍的愿望。费孝通说：“在乡土社会中个人的欲望常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农家人的欲望是由他们所居的土地培育的，并成为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这样的乡村生活画面不是一个外来者能描绘的。因为，这样的画面并不是一片供外来者驻足观赏的景观。它是真实的农家生活，是由身在其中且拥有素朴自然的心灵的人提炼的。

乡村美学以道家自然哲学为内核，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乡村美学赋予土地、宅院、山泽、草木、禽鸟和人以有机的生命关联，将它们融为一体，并让这个整体在自然循环中无限绵延。比如，《归园田居》五首诗中两次用到“虚室”一词。这个词出自“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庄子》)。陶渊明的“虚室”当兼有乡居之清净和内心之空灵双重含义。“虚室生白”的意思是心境虚静则能悟出大道，即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无限境界。陶渊明完全承继了庄子的生命观。这种生命观认为，生死是自然常态，终归“空无”并不是悲剧，与此相反，归于“空无”使自我在自然运行中获得了无限意义。在道家自然哲学的时空意识、生死意识的影响下，乡村美学在有限的乡土空间中使时间绵延，又在无始无终的时间中激活空间，使乡村成为一片在时间中超越时间，在空间中超越空间的大化天地。

(摘编自肖鹰《陶渊明<归园田居>与中国乡村美学》)

材料二：

审美价值是事物在带给人美感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对人的心理、生理、人性等有益的价值。中国乡村体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如培育人格、抚慰心灵、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承载乡愁等。

在人格培育方面，作为乡村载体的土地，本身即极具独立而重要的审美功能。正如北京大学俞孔坚救授所说的，属于第一自然的高山大海等，“常常美而不善，艳里藏凶”； 属于第三自然的人造园林，则“虚伪空洞，矫揉造作”； 属于第四自然的工业废弃地，“虽真实，却往往欠美”； 而属于第二自然的土地，“美且善，善且真，是一种生存的艺术”。俞孔坚教授对土地所做的“美且善，善且真”的价值判断，在我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周易·坤卦》中即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中国乡村的竹篱茅舍、野塘草径，会给人以自由闲适之感。远离纷争、超然物外、向往纯净天地的中国文人雅士，几乎都将田园视为自己的理想归宿。郑板桥在《靳秋田索画》中深情地写道：“三间茅屋，十里春风，窗里幽兰，窗外修竹。此是何等雅趣而安享之人不知也……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郑板桥在这里强调的是乡村环境给人以心灵慰藉的审美价值。

散漫自然的乡村审美空间，更有利于人的自由个性之生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必会更加厌恶刻板与程式，而得以更多地保留源于生命本能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朱清时院士讲过：农村孩子的知识面比不上城市里的孩子的知识面，但由于农村孩子自小生活在外在束缚较少的田园环境中，农村孩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通常要比城市里的孩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更为突出。朱清时所说的田园环境对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激发，正是乡村环境的审美价值之一。

自古以来，乡愁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审美情怀之一，无数诗文因写乡愁而被历代传诵。而中国乡村，正是乡愁情怀之源。那些树木掩映、庄稼簇拥、散布于平原旷野或山间水畔的村庄，是许许多多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家”之所在和叶落归根时的栖居之所。中国传统诗文中常见的“乡愁情怀”之中的“乡”，指的就是这样的村庄。

中国乡村蕴藏的审美思想不仅长期滋润着中国人的灵魂，培育了中华民族的个性，亦作为珍贵的文化资源，有益于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杨守森《中国乡村美学研究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