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天下，守望大地

2013年10月22日下午，102岁高龄的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在北京友谊医院去世。得此消息，燕园师生们陆续来到先生生前居住的燕南园61号献花追悼，还有一些人则来到未名湖畔，在那块先生题写的未名湖石碑前，追忆先生生前的点点滴滴……

一个人与一门学科

半个多世纪前，侯仁之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的助手。

 周末，他经常到海淀周围考察，为课程做准备。一天，侯仁之来到玉泉山西侧，看到一堵墙上面有凿过的石水槽，感到很奇怪，就沿着墙的方向向前走，一直走到西山碧云寺、卧佛寺，发现那里也有水槽。他推想，这可能是过去的引水槽。经过进一步考察，他发现水流到了颐和园昆明湖，又顺着流到北京城里去。年轻时的这个发现，为他日后从北京的水源入手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找到了第一手资料。

当时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历史地理学，但从那时起，侯仁之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已经从传统的沿革地理渐渐向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转变。

1946年，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先后师从于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人罗士培教授和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达比。达比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解是，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来改造的。达比的学术思想对侯仁之影响很大。

1950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他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逐步建立。

一个人与一座城

 对北京，侯仁之说自己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北京不仅是他生活了几十年的第二故乡，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为了这个对象，温和的侯仁之常常迸发出勇士般的豪情。

 对卢沟桥的保护，正是如此。“文物古迹是城市文脉的载体，丢了它们，就丢了城市的记忆”，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卢沟桥疲惫不堪，破损严重。侯仁之心急如焚，当即写出《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不久，北京市政府决定进行整修。此后，卢沟桥不仅多次整修，还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被列为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和申报世界遗产的后备名单。

让侯仁之放心不下的，还有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后门桥。后门桥是历史上北京城址转移的一个标尺，是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起点。1998年，已近90高龄的侯仁之建议把什刹海的水引过后门桥，恢复后门桥下的水上景观，正是这个建议，使得历史上中轴线的最初设计起点焕然一新。

对北京这座城，侯仁之到底有多爱？北京大学前后二十几届的学生都是见证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每年北大新生入校听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这一讲，就是20多年，直到侯仁之年事高了为止，这也成为北大的一桩美谈。

一个人与一项工程

 侯仁之有多个美誉，有人称他为“活北京”，有人赞他为“北京史的巨擘”，而更多的人熟知他，是因为他是“我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春，侯仁之在美国考察期间，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尽管当时公约诞生已10多年，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回国后，侯仁之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案获得通过。不久，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批成功入选的世界遗产。

晚年，先生长居燕园。只要是阳光好的日子，先生便会坐在轮椅上，由女儿推着散步，每每走到未名湖畔，研究了一辈子历史地理学的先生都会说，“多少时光过去了，它依然是这样……”

是的，他依然是这样。百岁人生，行走天下，守望大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摘编自《人民日报》）

寒冷的味道

黄明山

    ①寒冷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②有人说，地球变得越来越热了。还说有一种厄尔尼诺现象。对此，我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我只感觉到，曾经是多么可怕的寒冷，现在似乎变得可爱了起来，就像一个被误会了的擦肩而过的老朋友。

    ③也许我对寒冷还只是一知半解。是的，我仅仅接触过南方的寒冷。说得具体一点，是在过去，是在江汉平原。

    ④树是江汉平原不可多得的景致，树的旁边有湖或者河流。我想起来了，冬天的水面结了厚厚的冰。我们在河上行走。干净的树枝上也结了冰——不，是穿上了漂亮的琼衣，朔风一吹，发出有如碎玉的声响。那是一种不可模拟、不可复制、不可言状的绝响。我在冰上伫足仰望，在体验寒冷的厚度的同时，又领略到了寒冰的高度。

    ⑤冷!我的一双手冻成了两个肉包子，脚后跟早冻穿了，分别有一个洞，洞里有凝固的血，用棉絮裹着。我总是想奔跑，疼痛便在后面拼命地拽我。糟了，好像是哪根筋断了……我几乎要跌倒下去。

    ⑥寒冷培育的疼痛真是刻骨铭心啊！

    ⑦冬天也看露天电影。通常要到五里以外的地方去看。那天晚上雪刚刚停下，听说要放《冰山上的来客》，我来不及吃饭就跑了去。上身穿的是棉袄，下身穿的是绒裤，脚上穿的是胶鞋。跑了一路，身上发热。开始，人不觉得冷，渐渐，寒气陡生，看到中间，便招架不住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浑身冻得打哆嗦。那真正是饥寒交迫啊。我咬着牙，坚持把电影看完。脚已没有了知觉，就稀里糊涂地往前走。一路上，我是弹跳着回去的。我一下子发现了自己的脆弱，又一步步变得坚强起来。那天看了“冰山”，对比之下，这点寒冷算什么?

⑧寒冷，每每使我们的精神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从这一点说，寒冷似乎有了酒的成分。

    ⑨最幸福的时刻，是围着树蔸烤就的一堆火，炖着狗獾肉(从雪森林的狗獾洞里猎获的战果)，或者鸡子、粉条、霉渣巴、干豆角、大白菜……端着暖手的碗香喷喷地吃着，看那门外的雪轰轰烈烈地下着，这时的寒冷又有了一种隽永的滋味。

    ⑩而回忆中的寒冷更有着异乎寻常的味道。

    ⑪现在不同了，风也刮得没有了规律，雪也下得没有了条理。瞧，都立春了，雪不知还在哪里开小差。冬天，失却了原来的寒冷。

    ⑫可孩子们却一个劲地喊冷。冷从何来？上上下下穿得规规矩矩，裹得严严实实，帽子、围巾、耳套、手套，应有尽有。晚上睡觉，要么铺好电热毯，要么灌上热水袋，条件好的，空调一开，暖气就来。本来寒冷就那么一丁点，还把它拒之门外，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生活。孩子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寒冷，又在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丧失了体验寒冷的机会。不知冷，何识暖？如此下去，孩子们生命的潜质何以得到发挥，又何以像草木那样蓬勃成人间壮丽的风景?

    ⑬不仅仅是孩子们。

    ⑭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安逸，衣、食、住、行，还有我们的思想。不让汗水流出来，不让寒冷苦心志，把自己装在五彩缤纷的温室里，然后长成一朵朵精美的花朵，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好结果。

    ⑮我真担心，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我们将在不知冷暖的状态下变得弱不禁风。

    ⑯寒冷，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盐啊。

    ⑰寒冷还会来的。

去乌镇，看望木心先生

李娟

    初夏的乌镇，烟雨迷离，还有阵阵凉意。踏上湿漉漉的青石板路，走进小巷深处，去看望木心先生。

    十三岁的木心，就在枕水而居的院落，听着乌篷船吱呀的摇橹声，几乎读完了手头所有的书。白发如霜的时候，他回来了，叶落归根，像少年时一样，住在古朴的小院里。品一杯龙井茶，尝一块定胜糕，和学生们谈文学和艺术，看水边的桃花开了，听三月间的春雨声和杜鹃鸣。

    他二十二岁时，拒绝了杭州一家学校任教的聘书，雇人挑了一担书和画画的工具，上莫干山读书、画画去了。他不要常人安逸、温暖、舒适的生活，青春年少的他，早已决定要和艺术相伴一生，为艺术甘愿忍受冷清和寂寞。

    如今，他的著作静静地站在书柜里，我用目光一次次抚摸过它们，拂过他的《文学回忆录》，这本书横亘在岁月深处，坚如磐石。

    如果说，文化是有脉络的，他仿佛一位习武之人，三言两语就打通中西文化的脉络。他学贯中西，中外文化信手拈来，融会贯通。木心从不仰望大师，也不是学院派，不说教，不迟疑，斩钉截铁，内心却如万马奔腾。他的语言如一幅素描，简洁明了，从容舒展，字字如金，耐人寻味，又如铮铮铁骨，掷地有声，充满了智慧和力量。他平视那些文学巨匠，平视现在和未来的读者，平视一切大家，解读他们不寻常的人生。

    乌镇西栅木心美术馆前墙上他在纽约的一张照片，中年的他穿着黑色的毛呢大衣，手里一根手杖，头上戴着一顶礼帽，目光如炬，清俊潇洒，儒雅坚毅，脸上棱角分明，宛如一幅版画。他仿佛一位民国文人，穿越半个世纪的光阴站在我的面前。

    我站在他的画前，一弯晓月挂在夜空，群山默默，寂静无言，连月亮的光芒都是清冷的。他的画如此空灵、缥缈，有云烟苍茫之感。这是画吗？还是历史的云烟一不小心流淌在画布上？他的画，仿佛他自己的内心，灵性、洁净，却无比悲伤和苍凉。

    在美术馆中看见他在狱中的手稿。“文革”期间，他数次被捕入狱，三根手指惨遭折断。有一次，他被关进积水的防空洞里，那里阴暗潮湿，不见天日，如同地狱。他把写检查材料的纸张悄悄节省下来，写满他的小说和散文。

    我低下头静静看着陈列柜中的手稿，每一张都密密麻麻，字如小米粒大小，写在粗糙的纸上。那穿越半个世纪的手稿，经过岁月侵蚀，纸张发黄变脆，字迹已经模糊，每一张纸的两面都写满了，不留天地。这些手稿有六十六张，共计六十五万字。

    我站在一张张手稿面前，忍不住泪水盈眶。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带给一位艺术家多少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和苦痛？是这些小米粒一样的文字，支撑他走过那些屈辱苦难的岁月。也是这些文字，给予他暗淡的生命一点点幽微的光亮。

    看着这些手稿，我恍然想起画家梵·高的《星空》，梵·高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他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只有一扇小小的铁窗，能让他看见外面世界的朝阳和霞光，也是那一扇小窗，让他看见湛蓝的夜空中满天的繁星，正因如此，他才创作出不朽的杰作——《星空》。

    文学是什么？我问自己，也问镜框里的木心。他回答：是星辰！

    无论黑夜多么漫长，总有几颗璀璨的星辰闪亮着，照亮着人们日渐蒙尘的眼睛和心灵。我听他轻声吟诵：你终于闪耀着了么？在我旅途的终点。

    电视中播放着他的录像，他坐在老屋里，谈笑风生，语声朗朗。他说话时声音不大，但是一出口就有惊世之语，醍醐灌顶，如大雪天忽然遇见太阳。

    我喜欢他的诗歌和短句，那么干净而热烈，率真而明亮，睿智和风趣。他说：艺术是最好的梦。世上有多少墙壁呀，我曾到处碰壁，可是至今也没画出我的伟大壁画。

    除了灾难，病痛，时时刻刻要快乐，尤其是眼睛的快乐。要看到一切快乐的事物，耳朵要是听不到快乐，眼睛可以。

    他喜欢画家梵·高，木心的诗：“凡·高在博物馆，我在路上走。”这是一九八三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特展《梵·高在阿尔》，木心看画展后，写成此诗。第二年，木心在哈佛大学举办个人画展，二零零一年他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画展。这距离他19岁第一次在杭州举办画展，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木心先生说：“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他说：“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啊！”他的一生，历经磨难，孤独漂泊，孑然一身，无妻无子。他只和文学、绘画、音乐、艺术在一起，和世间的一切的美相濡以沫，相携到老。

    他说：“人们看我的画，我看人们的眼睛。平时，画沉睡着，有善意的人注视着它时，醒了。”

    醒着的不仅仅是木心的画，还有他的灵魂。

    细雨如丝，思绪如雨。

（选自《2016中国年度散文》，有删改）

玻璃

贾平凹

    约好在德巴街路南第十个电杆下会面，去了却没看到他。我决意再等一阵，踅进一家小茶馆里一边吃茶一边盯着电杆。旁边新盖了一家酒店，玻璃装嵌，还未完工，正有人用白粉写“注意玻璃”的字样。

    吃过一壶茶后，我回到了家。妻子说王有福来电话了，反复解释他是病了，不能赴约，能否明日上午在德巴街后边的德比街再见，仍是路南第十个电杆下。第二天我赶到德比街，电杆下果然坐着一个老头，额头上包着一块纱布。我说你是王得贵的爹吗，他立即弯下腰，说：我叫王有福。

    我把得贵捎的钱交给他，让给娘好好治病。他看四周没人，就解开裤带将钱装进裤衩上的兜里，说：“我请你去喝烧酒！”

    我谢绝了。他转身往街的西头走去，又回过头来给我鞠了个躬。我问他家离这儿远吗，他说不远，就在德巴街紧南的胡同里。我说从这里过去不是更近吗，老头笑了一下，说：“我不走德巴街。”

    他不去德巴街，我却要去，昨日那家茶馆不错。走过那家酒店，玻璃墙上却贴出了一张布告——

    昨天因装修的玻璃上未作标志，致使一过路人误撞受伤。

    敬请受伤者速来我店接受我们的歉意并领取赔偿费。

    我被酒店此举感动，很快想到王有福是不是撞了玻璃受的伤呢，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肯赔偿，那就是他们理屈，何不去法院上告，趁机索赔更大一笔钱呢？我为我的聪明得意，第二天便给王有福打电话，约他下午到红星饭店边吃边谈。

    红星饭店也是玻璃装修，我选择这家饭店，是要证实他是不是真的在酒店撞伤的。他见了我，肿胀的脸上泛了笑容，步履却小心翼翼，到了门口还用手摸，证实是门口了，一倾一倾地摇晃着小脑袋走进来。

    “我没请你，你倒请我了！”他说。

    “一顿饭算什么！”我给他倒了一杯酒，他赶忙说：“我不敢喝的，我有伤。”

    “大伯，你是在德巴街酒店撞伤的吗？”

    “你……那酒店怎么啦？”“这么说，你真的在那儿撞的！”

    “这……”

    老头瓷在那里，似乎要抵赖，但脸色立即赤红，压低了声音说：“是在那儿撞的。”一下子人蔫了许多，可怜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这就好。”我说。

    “我不是故意的。”老头急起来。“我那日感冒，头晕晕的，接到你的电话出来，经过那里，明明看着没有什么，走过去，咚，便撞上了。”

    “你撞伤了，怎么就走了？”

    “哗啦一声，我才知道是撞上玻璃了．三个姑娘出来扶我，血流了一脸，把她们倒吓坏了，要给我包扎伤口，我爬起来跑了。我赔不起那玻璃呀！”

    “他们到处找你哩。”

    “是吗？我已经几天没敢去德巴街了，他们是在街口认人吗？”

    “他们贴了布告……”

    老头哭丧下脸来，在腰里掏钱，问我一块玻璃多少钱。

    我嘿嘿笑起来。

    “不是你给他们赔，是他们要给你赔！”

    “赔我？”

    “是赔你。”我说，“但你不要接受他们的赔偿，他们能赔多少钱？上法院告他们，索赔的就不是几百元几千元了！”

    老头愣在那里，一条线的眼里极力努出那黑珠来盯我，说：“你大伯是有私心，害怕赔偿才溜掉的，可我也经了一辈子世事，再也不受骗了！”

    “没骗你，你去看布告嘛！”

    “你不骗我，那酒店也骗我哩，我一去那不是投案自首了吗？”

    “大伯，你听我说……”

    老头从怀里掏出一卷软沓沓的钱来，放在桌上：“你要肯认我是大伯，那我求你把这些钱交给人家。不够的话，让得贵补齐。我不是有意的，真是看着什么也没有的，谁知道就有玻璃。你能答应我，这事不要再给外人说，你答应吗？”

    “答应。”

    老头眼泪花花的，给我又鞠了下躬，扭身离开了饭桌。

    我怎么叫他，他也不回头。

    他走到玻璃墙边，看着玻璃上有个门，伸手摸了摸，没有玻璃，走了出去。

    我坐在那里喝完了一壶酒，一口莱也没吃，从饭馆出来往德巴街去。趁无人理会，我揭下了那张布告：布告继续贴着，只能使他活得不安生。顺街往东走，照相馆的橱窗下又是一堆碎玻璃，经理在大声骂：谁撞的，眼睛瞎了吗？！

    我走出了狭窄的德巴街。

（有删改）

东坡居士

林语堂

    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倘若他也能作好诗，击牛角而吟咏。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这时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

    在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

    在元丰四年（1081），苏东坡真正务农了。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在他那《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忽忘其劳焉。”

    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沾满露滴的茎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糊口，现在他才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

    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跋扈霸道的婆娘，常和丈夫吵嘴，夜里像猪一般啼叫。黄州太守徐大受、武昌太守朱寿昌，也是对苏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再一个是马梦得（字正卿），始终陪伴着苏东坡，而且非常忠实可靠，过去已经追随苏东坡二十年。苏东坡曾说，他的朋友跟随他而想发财致富，那如同龟背上采毛织毯子。

    但是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慥。今天中文里有“季常之痛”一个典故，季常是陈慥的号。陈季常这个朋友，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苏东坡在一首诗里，开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这个名字也就千古流传了。

    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

    在这种农村气氛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像田园诗人陶潜的生活。他对陶潜极其佩服，苏东坡写过一首诗，说陶潜一定是他的前身。这种说法若出诸一个小诗人之口，未免狂妄自大。若苏东坡说出来，只觉得妥当自然。他越读陶诗，越觉得陶诗正好表现自己的情思和生活。

    苏东坡很容易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在雪堆的墙上门上，他写了三十二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也向人提出四种警告：出舆入辇，厥痉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峨眉，伐性之斧。甘脆肥酸，腐肠之药。

    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苏东坡现在衣食足堪自给，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心。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最使他痛心。苏东坡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请富人捐钱。每年捐助十缗，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古某掌管此钱，安国寺一个和尚当会计，主管账目。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予金钱、食物、衣裳。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他自行每年捐出十缗钱，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

    我总以为，不管何处，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再兴。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之腐烂了。

（摘自《苏东坡传》第十五章《东坡居士》，有删节）

死亡重奏

西元

战壕里的黄土微微动了一下，接着，又是一片寂静。停歇了片刻，黄土又轻轻动了一下，并鼓出了一个小包。这个小包不断壮大，一些黄土屑从小包的顶部快速滑落。然后，一片带血的指甲露了出来，再然后，是一根又黑又粗的手指。指甲龟裂乌黑，手指满是伤疤，这只手努力地向上举，仿佛要找什么。后来，整个一只手掌也露了出来，五指如钩。接着是一只手臂，啪的一声，拍在了战壕壁上，指甲深深嵌进冻硬的黄土中，向下用力，留下了深深的沟壑。许久，这只手臂似乎在积蓄着力量，又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猛然间，一个浑身烧伤的战士从黄土下站了起来，军装碎烂，几缕布条在风中飘荡，铺天盖地的沙尘从头上，从身上洒落。他满脸血红，脸颊上几片白肉翻卷着。他瞪着垂死挣扎的公牛一般的红眼珠，推开战友的尸体，操起了一挺重机枪。

接团里命令，我们连守7号高地，阻止美军一个集团军和南朝鲜十来个师向南逃窜。

守多长时间？

五天、七天，说不好，一二三师什么时候到，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下去。

连长，我得守多大的一块地呀？

富贵，你是个老兵了，这事儿还要问我吗？

你还是给我划道线吧，没这道线，我心里就是不踏实，没办法呀！

好，好，好，我用脚尖给你划道线，你这个富贵啊，榆木脑袋。

嘿嘿嘿，你划了这道线，我心里就亮堂了。你放心，我不会让鬼子越过去半步，这一亩三分地儿，就交给我了。

二十年前，上官富贵他爹把自家那一亩九分地的地契攥出了血，狠狠心，卖了个女儿，换回了十斗粮，使全家活过了荒年。十六年前，河南大旱，上官富贵他爹饿死在了炕头，枕头下面还压着这张地契，临死前对上官富贵说，记住，有地就有命，没地就没命。十年前，全村男子与临村发生了械斗，死伤数百人，就为了能给自家的地里多浇几桶水。八年前，黄河决口，上官富贵家的地成了一片汪洋，颗粒无收，全家九口逃往陕西，但仅他一人活了下来。彼时，上官富贵浑身上下没有一颗粮食，只在衣襟里缝了一张地契。

无数颗炮弹，像犁一样，把高地深深地挖了个遍，就像用五指梳理一小块沙地，你觉得这沙地里不可能再有什么生命了，可是，炮击停止的时候，仍然有数不清的战士，像遗落在土里的黄豆粒一样，从雪地下钻出来。

上官富贵晕晕乎乎地坐起来，拍了拍头发里的土，摸了摸浑身上下，没少一个物件。他既不庆幸也不后怕，这一刻，没有眼泪，没有语言，没有笑容。他像拿起一根锄头一样拿起落在身边的步枪，趴在地上，从容不迫地向冲上来的美军士兵瞄准射击。

才打了三五发子弹，美国人就冲到了连长给他划的那道线跟前，眼看就要踏过去。上官富贵这才有点急了，他用和爹一样黑粗、皴裂的长手，握住刺刀，猫起腰，向跑在最前面的那个美国人冲去。美国人蓝眼睛，长胡子，样子很陌生，又很凶神恶煞，他狂叫着外国话，似乎想吓唬眼前这个瘦弱的河南农民。他一手拿着刺刀，另一只手里握着把手枪，枪管对准上官富贵。可是上官富贵的眼睛并没看他，对那黑洞洞的枪口也很漠然。他不过是低着头，死死盯着那条划在地上的线，心头总是想着爹临死前说过的那句话，有地就有命，没地就没命。一颗子弹穿过上官富贵的胳膊，扯开了一缕布条，可他竟然没什么知觉。又是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肚子，上官富贵低头看了看，觉得自己既然能活着逃到陕西，就一定能再冲上几步。美国人到死也没看清楚，这个瘦得像野狗，衣着破烂得像叫花子一样的人是怎样冲到自己跟前，又是怎样从斜下方，用刺刀戳穿了自己的脖子的。

不知过了多久，美国人撤退了。上官富贵觉得自己身体里的血也在流尽，他特别疲劳，好像自己走在逃荒的路上。他晃晃悠悠地走在破败不堪的高地上，看到一个美国大兵仰躺在地上，腿断了，睁着眼睛，还活着。他走过去，美国人伸出双手，仿佛是投降，也仿佛是向他求救。上官富贵木然地望着地上的俘虏，良久，他似乎从这双眼睛里看到一丝软弱，一丝无助，最重要的是看到一丝歉疚，如同当年村子里的男人抢吃他家青苗时的眼神。于是，他叹了口气，走上去，弯下腰，拽住他的一只手，用尽力气将他拖进了战壕里。

天黑了，严寒来了。上官富贵一屁股坐在俘虏对面，慢慢闭上眼睛。

一片雪花落在弹药箱盖上，大风吹来，它微微颤动了几下，又一次飞起，落到一张苍白的脸上。这张脸和雪一样白，一样冷，眼睛睁着望着天空，眼眶乌黑，深深下陷。雪花滚过冰冷的鼻尖、额头，又一次在风中高高飞起，打了几个空翻，挂在一杆步枪的刺刀刃上。刺刀覆盖着一缕缕干涸的血迹，翘起一层一层的硬皮。

（节选自西元《死亡重奏》，北岳文艺出版社，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