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埃德加•斯诺

我于1913年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我一共用了160元——连所有学费在内。在这个数目里面，一定有1/3是用在报纸上面的，因为经常订阅，书报费每月约需一元，此外我还时常向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父亲责备我说是浪费，他说这是在废纸上花钱。不过我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从1911年到1927年，当我和中国最初的红军中坚分子爬上井冈山时，我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是夏，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我帮助他们实现这种计划。不过，虽然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并且他们受新民学会的帮助，但我本人并没有到欧洲去。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

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湖南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助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每月8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为有几个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敬仰的人。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借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不过当时我还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1919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又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10元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车，访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见孔子所植的树。我又访问颜回的住处和孟子生地。在旅途中，我还登游过泰山。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时，钱用光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可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了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知道有了大笔款子帮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回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直接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湖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向的团体，这个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都督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平和西南去，去煽动反对张敬尧。当时孙中山在西南活动，张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

这件事过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张的斗争扩大而为普遍反军阀的运动了。在北平我做了一个新闻社的社长，来推动反军阀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阉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府。

1919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的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过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协会有回湖南“独立”的计划。

1920年冬，我将工人第一次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儿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过动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摘编自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

相关链接：①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后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他被编入第八班。湖南师范第一学校，创建于1903年，前身是湖南师范馆，最初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拭创办的城南书院，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比肩。学校的教育思想先进，聘请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教师任教。与毛泽东几乎同时的一批进步青年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和陈章甫等，当时的湖南第一师范堪称是“新青年”的摇篮。（摘编自<毛泽东传》）

②张敬尧（1881～1933），当时的军阀，1918年3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任督军：他驻湘期间，曾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和伪造选举等等。湖南人民当时即有“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呼吁。1920年，张在一片声讨声中逃离湖南。同年7月9日，毛泽东在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摘编自“百度”）

致爱丽丝

裘山山

    秋天的时候，素梅终于给爱丽丝报了钢琴班。

    去少年宫的路上，九香问素梅，妹妹为什么叫爱丽丝啊，你不姓爱，叔叔也不姓爱。素梅说，爱丽丝是小名。

    到了少年宫，看到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孩子，她恨不能爱丽丝成为他们中最出色的一个。

    可是，爱丽丝真不像素梅的女儿，她不喜欢钢琴，一点儿都不喜欢。每次爱丽丝去学琴都哭闹不休。幸好有九香哄着劝着。

    一年过去了，爱丽丝长进不大，连最简单的曲子都弹不成调。素梅忍不住就发火，用痒痒挠打爱丽丝的手背，九香就去挡，误中了好几下。有一次九香没挡住，爱丽丝的手背被素梅打出两道血印。这下丈夫不依了，声称再这样就把钢琴给砸了。

    ①素梅气得一个人躲在卧室掉眼泪，哭过以后，终于气馁了。虽然还是要求爱丽丝继续学琴，但声称不再管了，爱丽丝弹琴的时候她就跑出去，或者躲到卧室去看书，总之眼不见心不烦。奇怪的是，爱丽丝反而有了些进步，素梅偶尔竖起耳朵听一下，感觉那调子比原来像样多了。但只要素梅让她弹，她就结结巴巴，错误百出。也许是太紧张了？

    其实素梅也明白，爱丽丝不是弹琴的料，老师说爱丽丝的指头没有力道，乐感也一般。但素梅不愿意放弃。

    爱丽丝读三年级了，素梅不得不降低对爱丽丝学琴的期望，把少年宫的钢琴课停了。只是在假期找家庭教师，每周去两次，每次费用一百。爱丽丝上四年级时，钢琴考过了三级，五年级时考过了四级。但从此止步不前，再考还是四级。钢琴慢慢成了爱丽丝身上的牛皮癣，治不好，难看，但也没大碍。

    转眼爱丽丝上初中了。九香也23岁了，成大姑娘了。素梅问九香对今后有什么想法？九香摇头。

    素梅就说，这样吧，要不就去我们系里打字室做打字员，工资不会很高，但轻松稳定。九香不吭声。这让素梅很意外，她以为九香听到这话会感激零涕呢。

    素梅说，那你到底怎么想的？九香支吾了半天说，我有个老乡，已经帮我找了个工作了。素梅问在哪儿？九香说，少年宫。

    九香走了好久都没再回来。

    有一天收拾房间，素梅偶然间读到了爱丽丝的作文《我最佩服的人》，主人公就是九香。从作文里素梅第一次知道，九香一直在学琴！

    开始她是为了爱丽丝不挨打，帮她弹，让她在旁边玩儿，后来她就迷上了。每次去上课都趴在窗户上认真听，在窗台上练指法；每次去上家教她都问东问西的，超有耐心；再后来，每次做完家务，她就在家弹琴，哪儿也不去玩儿……原来自己这么多年的希望和付出，造就的不是爱丽丝，而是九香。

    一晃一年，又是春天了。

    一日，素梅匆匆赶回家，走进院子，忽然，她听到了琴声，如高山流水般的优美琴声从她们家窗口里飘出来的。她凝神听着，甚至在恍惚间回到了少女时代，她穿着白裙子，提着垃圾，站在巷口……

    打开门，眼前出现的画面让素梅目瞪口呆：九香坐在钢琴前，正起劲儿地弹着，爱丽丝在她的琴声中舞蹈，舞姿优美到让素梅陌生。两个女孩子都没有发现她进来，很投入地在表演，在享受。素梅仿佛又回到了少女时代，看到姐姐的同学坐在钢琴前，高傲地弹奏着……

    还是爱丽丝先发现了她，叫了起来，九香吓一跳，突然停下演奏，回头看到素梅，脸霎时通红，站起身叫了声梅姨。素梅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九香脸红着，掰着手指头笑，还是跟走之前一样那么腼腆。爱丽丝说，妈，九香姐姐上个月钢琴考过了十级了，她被少年宫聘为钢琴课老师了！

    ②素梅没来由地心动过速，腿软。她也算是个性格沉稳的人了，但眼下的情形还是让她有些失态。

    许久，九香在她身后说，梅姨，你生气了？

    素梅忽然鼻子发酸。九香说，梅姨，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九香说，我想教你学琴，免费的。

    素梅忽地转过身来，眼睛瞪大了。九香急急地说，你那么喜欢钢琴，你完全可以自己学啊？其实你现在学琴一点儿也不晚。

    后来的故事，素梅院子里的人都知道，那就是每天黄昏，只要三楼传来《致爱丽丝》的琴声，就是女主人下班了，而且心情不错。

（节选自《小说月报》有改编）

材料一：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摘编自《垃圾变资源！这不是魔法，而是垃圾分类》，2017年4月5日新华网）

材料二：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表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分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是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气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怕

周海亮

    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鸡，放牛，院角为女儿种满桃红色的指甲花。他喜欢躺在树荫下，枕着锄头，眯着眼，喝女人为他沏好的茶。日子从叶隙间溜走，从禾尖上溜走，从茶香里溜走，从花开花落中溜走，他迷恋这种感觉。可是战争来了，安静的生活突然被打断，他不得不离开。

    他离开，因为他怕死，怕女儿和妻子遭遇意外。他亲眼看见弹片将一个男人瞬间撕开，那个男人，不过是如他一样的农人。还有远处的枪炮声，俯冲下来的飞机，映红天边的火光，撤进村子的伤兵，蠕动的肠子和流淌的鲜血……他必须离开，暂别祖辈留下的土炕、土屋、土狗、土地。他曾以为战争与他无关，但现在，他必须逃离。

    他怕死，更怕别离。

    他随着人群，逃出村子，逃上公路。飞机追赶着他们，炸弹不断在人群里爆炸，残肢断臂，随处可见。人群躲进深山，燃烧弹倾泻下来，人被烧成炭，炭继续燃烧，世界变成地狱，地狱灼热滚烫。他不明白农人有什么错，他只知道他们无处可藏。又有士兵追赶上来，大山被层层围困，等待他们的，只剩死去和被俘。很多人期待被俘，被俘还有机会，还有解释或者求饶的机会，但是他不想。他什么也没有做错，他不想解释或者求饶。

    他逃了出去。几百农人，他是唯一逃出去的一个。他追上撤退的部队，成为一名士兵。有老兵劝他不要当兵，老兵说，以我们的装备，这不是打仗，不是拼命，而是送死。他说，我当兵。老兵说，当兵，肯定活不过三个月：被俘运气好的话，可以熬到战争结束。他说，我当兵。老兵说，真不怕死？他说，怕死，但我当兵。

    他怕死，更怕奴役。

    他没有枪。没有枪的新兵很多。冲锋时，他扛着大刀，紧跟住前面的老兵。老兵倒下了，他捡起枪，继续往前。战斗打响以前，他曾担心过枪，老兵告诉他，这个最不用担心。他说今天是他当兵三个月的最后一天，正常的话，就该阵亡了。他猜得很准。他还说，现在当兵两个月，就是老兵了。他这才知道，老兵不过二十一岁，三个月以前，还是西式医院里的一名牙医学徒。

    老兵说得没错，他们不是拼命，而是送死。一波儿人填进去，一波儿人又填进去，一波儿人再填进去，似乎死的不是人，而是牲畜。长官说，这叫“添油”，这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战术。他懂。在乡下，冬夜长，想油灯燃烧不息，就得不停地添油。他想，之所以让士兵们前赴后继，是因为，那火焰可以奄奄一息，但绝不能灭。

    他怕死，更怕熄灭。

    可是战争竟然结束了，竟然真的结束了。听到这个消息，他不相信，仍然攥着烧火棍般的枪，缩在战壕里，不敢出来。他已当兵三年，他是整个师部唯一活过三年的士兵。三年里他杀死十多名敌兵，他清晰地记得每一个士兵的模样和临死前的表情。在他随后的生命里，那些士兵毫发毕现，面目狰狞，夜夜与他纠缠。不管如何，他成为英雄，他应该受到赞美和礼遇。

    可是他回到乡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鸡，放牛，院角种满桃红色的指甲花。他说我打仗，不就是为了回来吗？这么多人送死，不就是为了这样的生活吗？这样，挺好，挺知足。

    很多年过去。几乎没有人再记起他曾经是一名士兵。又很多年过去，几乎没有人再知道这里曾经被轰炸、被占领、被蹂躏，这里的人们曾经被驱赶、被奴役、被屠杀。每一天，他哆哆嗦嗦地走过村路，挤满老年斑的脸努力抬起。他仰望天空，他怕有一天，天空里再次出现密密匝匝的飞机，然后，炸弹呼啸而下。临终前几天，他想告诉每一个人，曾经的村子，妻子，女儿，父亲，母亲，兄弟，炸弹，大火，老兵，战壕，履带，尘烟，炸成两段的尸体，黏稠的鲜血，鲜血，鲜血……可是他太老了，已经发不出声音。他知道他不会忘记，但他怕活着的人们，会忘记。

    他不怕死，他更怕遗忘。

（选自《小说界》2016年第3期）

飘忽雨季

符浩勇

    夏日的午后，天空说变就变，刚才西边只是起了一层云，渐渐地丝丝缕缕，后来又连成了片，风一吹，很快就罩满了天空，四英岭下人家的黄昏很快就要降临了。

    用了一个下晌，菊英嫂才从圩场挑着碾米回到村外的田野上，当她听到“雨来啦——”的喊声时，就看到许多人往村庄跑，她不由得也加快了脚步。

    快要进门时，她换转了一下肩膀，抬手拢了一下散乱的刘海，额头汗津津的像被水打湿了一样。她匆匆进门，放下米担，从门后扯下一件半旧的雨衣，披在身上，又跑出门去。屋内甩出一个声音：“小心累坏了身子，你又往哪去?”声音很枯瘦，没一丁点儿精神。

    “这阵雨不知要下多久，我得赶紧给瓜地挖沟排水。”她头也不回，转身上了村道。她觉得天空压得很低，村边那条蜿蜒的溪面，仿佛浮起一团雾气，雨点很快就洒下来了。

    那片西瓜地是她新开垦的园地，品种是新引进的无籽瓜……今春以来，雨水多，蹲点扶贫的早就提醒，雨天要多给地头开沟放水，否则会影响瓜的品质，弄不好，可能是光长叶不结瓜。想治好丈夫的腿病，还要指望卖瓜的钱呢。医生说，再也不能拖了，再拖就残废了。

    她紧跑慢跑，雨幕就拉扯着罩过来，先是四野白茫茫一片，接着雨珠滴滴答答地就打在雨衣上，路，上的尘土来不及喘气就被雨水压下去了。潇潇夏雨从远天翩翩飞来，织成一张厚厚的雨帘，笼罩着远远近近的村庄和庄稼。

    她裹着雨衣，脚步在路上交替地向前冲。

    她又想起丈夫的腿。那是去年冬天，他跑到外乡去拉石料盖房，不慎被塌方压伤，感染糜烂，医治无效。开始还可以勉强走动，就不怎么在乎，后来就开始疼，接着就需要拄拐，再后来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这一躺就是三个月。家里的活计就她一个人揽，田里锄草耕地就她一个人弄，她发誓要把丈夫的腿治好，尽管她不满意这门婚事。为了父母传宗接代的苦心，为了换得弟弟成家，娘订了这门亲，接了人家五千元彩礼。她咬咬牙，嫁了过来。山里的女人就这命，她认了。

    然而，她心里知道还有一双像星月般的眼睛始终注视着她，想躲，躲不掉，避，也避不开。那也是在一场夏季的黄昏雨中，她放牛的时候，到椰花溪边去割猪草。四周很静，只有雨点落在溪面上溅起水花的声音，她只顾冲着溪边的绿草伸手……发觉落入水中时，才失魂地喊：“救命——”后来，她睁开眼时，发现自己已经靠在一扇宽厚的胸脯上。她连忙站起来，只记得那个人有一双清亮的眼睛，就慌慌地离开了。这后来就变成了留在她心头的一桩憾事，她常常自己一个人到她曾经扯猪草的溪边去，可是却再也没见到他的身影，那绵绵如丝的黄昏雨就成了她至今犹存的记忆。

    五千元彩礼就这样决定了她一辈子的路。娘给她提亲的时候，她想起那一双清亮的眼睛，尽管她早打听到他家里穷，但还是托人去找他，但他却没给她一丁点回音。她记得，成亲那天，他来了，夹在闹房的人群中，两眼湿湿的，不敢和她对视。后来他就出远门打工去了，让人带话给她，说他知道她喜欢他，但他家穷，拿不出彩礼，现在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了，他要出去挣钱，挣一大笔彩礼钱，想办法把她娶到自己身边。尽管她结婚了，但他知道她跟丈夫没感情，他有把握把她夺回来。

    她多了一副牵挂的心。

    想到这里，她的脚步乱了，心也晃荡起来。远远的，她看见自己的瓜园里有个披着雨衣的身影，他挥动锄头，正在给瓜园挖沟排水，她陡然感到一阵温暖。

    她的心定了定，奔上去，仰头看着他：“你……”雨水洒在她的脸上，她心里一阵透凉，“你怎么来了?”接过他的锄头，等待他的话。

    “我出门打工，挣了钱，把彩礼钱还给他，你就是我的人了。”

    她几乎怔住了，眼里晃动着丈夫枯瘦的脸孔和病痛的腿，她知道他爱她，但丈夫离不开她。她说：“他的腿……”后面的话被雨声淹没了。

    “等给他治好了腿，我就找他去说。”男的拦住她挥动的手。

    她推开了，低下头，不再看他灼亮的眼睛，说：“你，你还是走吧，我……有他。”语气坚定得没

    有一点回旋的余地。说罢，又奔到瓜地另一头，挥动锄头……

    飘忽的雨幕，更浓了；暮色，一片苍茫。

（有删改）

六元抗币

卢群

    望着漫天飘舞的雪花，秀梅的肩头拧成了疙瘩。

    进入腊月后，大成的哮喘越发严重了，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像拉风箱，每呼吸一次，胸口就重重地起伏一 次。尤其是冷天，病情越发严重，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凄厉的哮喘，三里外都听得见。

秀梅咬了咬牙，再一次牵起了小锁。

    “你，你干吗去? ”大成支起身子紧张地问。

“还是送人吧，胡先生心善，家境又好，孩子到了那里，会有好日子过的。”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咱一家人，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大成一着急，又剧烈地喘起来。

    “可你的病……”

“死不了，你把草药再熬一下，喝了药出身汗就好了，咳，咳，咳……”话未说完，大成就又咳又端地蜷成一团。

    “你别急，我听你的，这就熬药去。”

转过身子，秀梅的泪哗哗地流。去年秋收时，大成还像个壮牛似的，三百来斤的担子搁肩上健步如飞，五百多斤的碾子能举过头顶。锥料想，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不仅冲毁了自家的草房，还冲垮了大成的身体。为了保住何老财三进三出的四合院子，大成在冰冷的洪水中奋战了两天两夜。结果何老财的院子保住了，大成却患上了重疾，咳嗽声惊天动地，高烧发到四十多度。后经郎中救治，烧虽然退了 ，哮喘仍如影随形，日益加重，好端端的壮汉子，转眼成了病秧子。何老财见大成再无油水可榨，就以看草荡的两间破棚子为工钱，将大成打发了事。如今一家老少五张嘴，还有大成的看病费用，全靠秀梅替人缝缝补补挣点小钱。这点钱别说看病，肚子都填不饱。没办法，秀梅只好挖些甘草、洋金花、麻黄根等药草回来，给大成煎服下去。由于治疗跟不上，大成的病已发展成肺气肿。郎中说，中药压不住了，得看西医，用抗生素。

那天，秀梅正在医院门前徘徊，开私塾的胡先生将她拉到一边轻声说：“锁他娘，大成的病不能再拖了，你看这样可好，你把小锁过继给我，我出钱给大成看病。你放心，我没有孩子，会把小锁当亲生儿子待的。”

    秀梅一听魂飞槐散，然而静下心来想想，胡先生的话没有错，大成不能再耽搁了，家不可一日无主啊。 可是当她把想法一说，大成就恼了，怎么解释都没用。眼见着丈夫一天天衰弱下来，秀梅急得满嘴起泡。

    “老乡，能借你家的锅烧饭吗?”

正痛苦着，耳边传来轻轻地询问。秀梅抬头一看，是新四军战士，为首的是位女同志，20多岁穿着军装，打着绑腿，剪着齐耳短发。

“快，快请进。”秀梅连忙站起身。在这之前，秀梅就已知道，新四军是来打鬼子的，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大成，新四军来了！ 一进门，秀梅就兴奋地嚷起来。

“是吗？快，快请同志们坐坐！”大成精神一振，病痛立时减轻许多。战士们一放下行李，就忙着担水、扫地、抹桌子，亲热得跟一家人似的。

秀梅将锅子又细细洗了一遍，才添上水烧起来。为首的那位女同志解开背包，从小布包里倒出大半碗玉米面。三个孩子立刻围过来，小眼睛铜铃似的瞪着，喉咙里咕噜咕噜地直咽口水。女同志见状又倒出一些面粉来。不一会儿，粥煮好了，女同志先给三个孩子各盛了一碗粥，第四碗粥则给了床上的大成。大成再三推托，女同志说：“咱们都是穷苦人，天下穷人是一家，一家人还客气啥？”大成问：“大姐，你腰里有盒子枪，一定是个官吧?"女同志笑道：“在革命的队伍里，大家都是同志，我姓张，你就喊我张同志吧。”言语间，屋外雪花稠密起来。秀梅连忙走出门，把张同志的马牵到屋檐背风的地方。扣好缰绳，张同志也跟了出来。张同志问：“大姐，大哥得的什么病？“他，他……”秀梅一下子哭出声来。听着秀梅的哭诉，张同志也落下了泪。

    翌日凌晨，秀梅想给马喂点草料，却发现张同志他们已出发了，破烂的桌子上留着一只口袋，打开一看，玉米面。袋子旁还有张六元面值的抗币，显然是给大成治病的。

雪已悄然停止，一行脚印，沿着朝霞升起的东方蜿蜓而去。望着坚实的足印，秀梅流下了满眼的泪水。后来，秀梅和大成也参加了革命，并打听到救他们性命的张同志叫张茜，是陈毅军长的夫人。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