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渡头

叶紫

    太阳渐渐地隐没到树林中去了，晚霞散射着一片凌乱的光辉，映到茫无际涯的淡绿的湖上，现出各种各样的色彩来。微风波动着皱纹似的浪头，轻轻地吻着沙岸。

    破烂不堪的老渡船，横在枯杨的下面。渡夫戴着一顶尖头的斗笠，弯着腰，在那里洗刷一叶断片的船篷。

    我轻轻地踏到他的船上，他抬起头来，带血色的昏花的眼睛，望着我大声说道：“过湖吗，小伙子?”

    “唔，”我放下包袱，“是的。”

    “那么，要等到明天啰。”他又弯腰做事去了。

    “为什么呢?”我茫然地，“我多给你些钱不能吗?”

    “钱?你有多少钱呢?”他的声音来得更加响亮了，教训似的。他重新站起来，抛掉破篷子，把斗笠脱在手中，立时现出了白雪般的头发，“年纪轻轻，开口就是‘钱’，有钱就命都不要了吗?”

    我不由得暗自吃了一惊。

    他从舱里拿出一根烟管，饱饱地吸足了一口，接着说：“看你的样子也不是一个老出门的。哪里来的呀?”

    “从军队里回来。”

    “军队里?……”他又停了一停，“是当兵的吧，为什么又跑开来呢?”

    “我是请长假的。我妈病了。”

    “唔!……””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烟管在船头上磕了两磕，接着又燃第二口。

    夜色苍茫地侵袭着我们的周围，浪头荡出了微微的合拍的呼啸。我的心里偷偷地发急，不知道这老头子到底要玩什么花头。于是，我说：

    “既然不开船，老人家，就让我回到岸上去找店家吧!”

    “店家，”老头子用鼻子哼着，“年轻人到底不知事。回到岸上去还不同过湖一样的危险吗?到连头镇去还要退回七里路。唉!年轻人……就在我这船中过一宵吧。”

    他擦着一根火柴把我引到船艘后头，给了我一个两尺多宽的地方。好在天气和暖，还不至于十分受冻。

    当他再擦火柴吸上了第三口烟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和缓多了。我躺着，一面细细地听着孤雁唳过寂静的长空，一面又留心他和我谈的一些江湖上的情形，和出门人的秘诀。

    “……就算你有钱吧，小伙子，你也不应当说出来的。这湖上有多少歹人啊!……我欢喜你这样的孝顺孩子。是的，你的妈妈一定比我还欢喜你，要是在病中看见你这样远跑回去。只是，我呢?……我，我有一个桂儿。你知道吗?我的桂儿，他比你大得多呀!你怕不认识他吧?外乡人……那个时候，我们爷儿俩同驾着这条船。我给他收了个媳妇……”

    “他们呢?”

    “他们?那一年，北佬来，你知道了吗?北佬打了败仗，从我们这里过，我的桂儿给北佬兵拉着，要他做伕子。桂儿，他不肯，脸上一拳!我，我不肯，脸上一拳!……小伙子，你做过这些个丧天良的事情吗?……

    “小伙子！你看，我等了一年，我又等了两年，三年……我的儿媳妇改嫁给卖肉的朱胡子了，我的孙子长大了。可是，我看不见我的桂儿，我的孙子他们不肯给我……他们说：‘等你有了钱，我们一定将孙子给你送回来。’可是，小伙子，我得有钱呀!

    “结冰，落雪，我得过湖；刮风，落雨，我得过湖……

    “年成荒，捐重，湖里的匪多，过湖的人少，但是，我得找钱……

     “小伙子，你是有爹妈的人，你将来也得做爹妈的。我欢喜你，要是你真的有孝心，你是有好处的，像我，我一定得死在这湖中。我没有钱，我寻不到我的桂儿，我的孙子不认识我，没有人替我做坟，没有人给我烧纸钱……我说，我没有丧过天良，可是天老爷他不向我睁开眼睛……”

    他逐渐地说得悲哀起来，终于哭了，不住地把船篷弄得呱啦呱啦地响；他的脚在船舱边下力地蹬着。可是，我寻不出来一句能够劝慰他的话，心头像给什么东西塞得紧紧的。

    外面风浪渐渐地大了起来，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也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可是，第二天，又是一般的微风，细雨。太阳还没有出来，他就把我叫起了。他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一点异样的表情来，好像昨夜间的事情，全都忘记了。

    我目不转睛的瞧着他。

    “有什么好瞧呢?小伙子!过了湖，你还要赶你的路程呀!”

    离开渡口，因为是走顺风，他就搭上橹，扯起破碎风篷来。他独自坐在船艘上，毫无表情地捋着雪白的胡子，任情地高声朗唱着：

    我住在这古渡前头六十年。  

    我不管地，也不管天，我凭良心吃饭，我靠气力赚钱!

    有钱的人我不爱，无钱的人我不怜!

    ……

    （有删改）

医生的职责

【澳大利亚】斯蒂芬·凯伦　张维(编译)

    诺顿将新来的病人领进诊室，对索勒大夫说：“大夫，这个病人好像受到了惊吓，总是惶恐不安。他是保加利亚人，英语说得不好。因为你也是保加利亚人，院长让我把他带到你这儿。”

    “交给我吧。”索勒大夫点点头，诺顿便离开了诊室。新来的病人白发苍苍，他佝偻着身子站在那里，不一会儿全身就哆嗦起来，然后他颤巍巍地举起左臂遮住了自己的脸。

    索勒医生操着保加利亚语对他说：“请坐，你不用害怕。我叫索勒·格鲍尔，你的主治医生。”

    熟悉的乡音使病人感到宽慰，他坐下来，探过身子低声地问道：“真高兴听到我们自己的语言，大夫，你是我们的同胞吗？”

    “我也是保加利亚人。”索勒医生点点头。

    “谢天谢地！”病人舒了口气。紧接着他又变得惊慌起来：“索勒大夫，他们穷追不舍，想杀死我。我吃不下、睡不着。昨天有人跟踪了我一整天，他们也许会对我下毒。索勒大夫，救救我，我不想死……”

    “你在这里很安全，没人想杀死你！”索勒大夫平静地告诉他。

    “他们会的，他们一定会杀死我！”病人坚持说道。

    索勒知道要想解开病人的心结，就应该了解问题的实质：“他们是谁？”

    “是那些犹太人！我是科洛内尔·扎卡洛夫，当年曾是索菲亚一个集中营的司令官，这些犹太人一直追踪我来到了澳大利亚，他们要杀死我……”

    索勒大夫默默地坐在那里倾听着病人近似呻吟的诉说，过了一会儿，他大声地对病人说道：“好了，科洛内尔·扎卡洛夫，你可以走了！”

    “谢谢，谢谢！”扎卡洛夫很感激。索勒大夫起身按铃，诺顿进来领走病人。病人刚一离开，索勒大夫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全身上下情不自禁地颤抖了起来。当年他和家人在集中营里惨遭迫害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他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就像当年在科洛内尔·扎卡洛夫的集中营里目睹亲人惨死时那样无声地抽泣着。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亲眼看到了爸爸、妈妈和姐姐被处死的情景。也不知哭了多久，索勒慢慢地抬起头来，咬牙切齿地说道：“苍天有眼，这个该死的恶魔终于落到我的手上，我要亲手杀死他，为死去的亲人报仇！”说着，他打开一个上了锁的柜子，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小药瓶，把它和一管注射器放进一个小盒子里。可是他抬头看到了挂在墙上的那幅《希波克拉底誓言》，不禁愣住了，脑中又闪出了在医科大学宣誓的那个场景，他想：“我是一名医生，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他现在是我的病人，我怎么能害死我的病人呢？”索勒医生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整个下午，索勒大夫一直坐在那里没动，内心深处，医生的职责和复仇的欲望交织在一起，让他不能自拔。

    临近下班，索勒医生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取出盒子里的药瓶和注射器，把它们放回原处，然后收拾东西回家。

    这天晚上索勒大夫彻夜未眠，少年时代在集中营里遭受的苦难像演电影一样出现在脑海里。天快亮的时候，他才迷迷糊糊地闭上眼。忽然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他惊醒。索勒大夫打开门，看到诺顿站在那里。“不好了，新来的病人出事了！”诺顿惊慌失措地说道。“他怎么啦？”“我想可能是我的话刺激了他！”诺顿说。“到底怎么回事？”索勒大夫很着急。“昨天下午我送他回病房，曾经比划着告诉他，你当年曾在索菲亚的集中营里呆过。他似乎听懂了我的话，问我你为什么被关进集中营。我告诉他是保加利亚的纳粹分子把你一家投入了集中营，因为你是犹太人。”

    “他听后什么反应？”索勒大夫问。“他一声不吭，不过脸色非常难看，当时我也没在意。今天早上我去他病房，发现他倒在血泊中。他割断了自己的静脉，身边还留着一张纸条。”

    索勒大夫接过纸条，只见上面用保加利亚文写着：“假如有来生，我再也不会做过去的那些事情了，医生，对不起，请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尽管索勒大夫有一种解脱感，可他却高兴不起来，内心深处多少也感到了一些内疚，他赶紧对诺顿说：“快带我去他那儿，我们要救活他，绝不能让他死！”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的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的缘故。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像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吸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老王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静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呀，憋死我了。就往厕所里跑。一会儿妹妹就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啦？咱家的猪跑哪里去啦？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逃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也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个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这附近。我明天再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是因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发找猪去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出去了？你出去吧，你想上哪儿上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见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一个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   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跛哥

李世袭

    跛哥的大号叫郭苇。我想，应该是那种有思想的芦苇。

    因为脚跛，他上学没少受人欺负。跛哥上初二的时候，新任的语文老师上第一次课时，让学生解释“蹒跚”的意思。这个调皮的学生却说：“让郭苇给我们表演一下吧。”学生们一阵哄笑，老师也笑了，说：“郭苇，既然大家都同意，你就上来学一学吧。”跛哥听了，脸红得像灌了半斤老白干。他拿起语文书朝说话的那个学生砸过去，然后背起书包往外走。跛哥走的时候，一拐一拐地，正是“蹒跚”的“生动解释”。可学生们却不再笑了，老师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后来老师来到跛哥家，道了歉，希望郭苇能回去接着上学。跛哥说：“我早该不上了，家里没钱供我了。老师您不用过意不去。”说来说去，说去说来，老师还是没有劝动跛哥。

    跛哥退学以后，就去大城市当了几年维修钟表的学徒。回来后到镇上开了个修钟表的小店，店名就叫“跛哥钟表维修店”。跛哥想开了，跛就是跛，为什么不让人家说？

    一开始，跛哥的生意只是勉强有些进项，但他能钻研，肯努力，生意很快就火了。周边的人们都知道，没有跛哥修不好的钟表。几年过去，跛哥的店名换成了“跛哥钟表家电维修部”，生意多得忙不过来。但跛哥娘也开始发愁了：儿子老大不小了，上哪儿找个媳妇呀！跛哥却说：“急什么急，您儿子心眼好，脑子灵，挣钱多，咋都不愁个媳妇。说不定还会有人送上门来呢。”跛哥娘便勉强笑笑，

    一天，跛哥店前来了个讨饭的孩子，脚也一拐一拐的。跛哥很是可怜他，给他了些钱，孩子便哭了。他告诉跛哥，他是出来找活干的，活没找着钱却花光了，又没脸回家，只好一边讨饭一边找活干。他还说跛哥对他最好，希望能收他做学徒。跛哥犹豫了一下答应了。这孩子心眼灵，又勤快，很快就能独当一面。跛哥把活儿干完，不等顾客来取，他就主动给人送去。维修部的生意更火了。

    时针一圈又一圈地跑个不停，转眼间，孩子在跛哥这儿待了多半年了。这天，跛哥拿出一沓钱对孩子说：“这是你的工钱。你也该回家了。你手艺学得也差不多了，回去后自己开个店，只要勤快点，好好干，日子肯定错不了。”孩子接过钱，对跛哥谢了又谢，依依不舍地走了。

    半年时间又在“嘀嗒嘀嗒”声音中过去了，跛哥娘的叹息越发重了。

    春节快到的时候，跛哥家来了两位客人，一位就是那孩子，另一位是那孩子的姐姐，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孩子和跛哥叙旧，姑娘和跛哥娘边唠嗑儿边准备饭菜。

    这天晚上，姐弟两人住了下来。晚上，孩子对跛哥说，他想把姐姐介绍给跛哥。跛哥听了问：“你不是说梦话吧？”孩子说：“不是，你心眼好，又有本事，将来肯定会成大事，我们家里人都说，我姐跟了你肯定能享福。”跛哥不说话了，跛哥不是不想媳妇，有时想得还挺厉害。但跛哥想：找媳妇，得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呀。跛哥想好了，就说：“我怕委屈了你姐。”……

    第二天，姐弟俩走了。后来孩子的姐姐嫁了人，日子过得挺不错。孩子每次来看跛哥，总免不了说上一句“你当初不该回绝这门婚事”的话。跛哥总是笑笑，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说：“我的爱情，总会来的。”

（有删改）

老校长的雨靴

庞余亮

    一个人的身份与穿着绝对有关系，比如我们校长曾经到村里的裁缝店做过一套西装。瘦瘦的校长穿起来就不伦不类，反倒是他穿上蓝卡其的中山装好看些。不过他到乡里开会到城里办事还是穿上了他的宝贝西装，又穿上了他的老皮鞋——怕有很多年了，有一只已经歪斜了。看得出他穿上西装的感觉并不好，可是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上次进城，人家都以为他是个老古董，还是穿西装好些，穿西装人家的目光就少了，走路就轻松些，城里人就喜欢穿西装。

    穿西装也就穿西装吧，可是一到下雨天，穿上西装的他偏偏又蹬上了一双中帮雨靴，这就更加不伦不类了，怎么看怎么别扭。每当他穿上这件衣服，学生们就在背后叫他“德国鬼子”。但乡下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一走路就是一脚的烂泥，想甩都甩不掉，真是固执的坏脾气。如果还想“甩”的话——用校长的话说就是想要派头的话——皮鞋一会儿就变成了小泥船，所以雨靴还是更适合于土路。看来校长穿雨靴还是穿得理直气壮的，既然穿着理直气壮，别人怎么看也就无所谓了。他心安理得地穿着后摆有点吊的西装和粘着烂泥的雨靴到乡里或进城办事。回来时他乐呵呵的，他似乎没少了什么，实际上雨靴上已少了许多烂泥，而原先黑色的泥渍变成了白色的泥斑，像踩了一脚的雪。

    本来我早已不用雨靴了，过去在上师范前下雨赤脚；上师范时下雨也无所谓，到处都是水泥路。可是到我们学校就行不通了，烂泥似乎见皮鞋见得不多，反而亲昵得太过分了，开始我还“甩”，下雨穿皮鞋，后来再也不行了，我心疼。乡里经费紧，工资不仅发得迟还总打折，我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我托穿雨靴的校长到乡供销社买回了一双雨靴。

    新雨靴锃亮锃亮的，亮得能照见人的脸，雨珠滴在上面一会儿就滚走了。我走路时觉得有人在看我的脚。不过雨靴老得很快，不出几个雨天，雨靴就老得和校长脚上的雨靴差不多。似乎只有老了的雨靴才更和泥土亲近些，老了的雨靴更协调些。每年开学前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要乘船到城里新华书店一趟。我们在城里往船上搬书，搬完书后一起去一家馄饨店吃馄饨——校长说这是城里最好吃的馄饨。吃馄饨时还可以在碗里多撂一些辣椒，那个香啊，那个辣啊，吃得鼻子上都冒汗。吃完了我们一身轻松，校长还脱掉了西装，露出两种不同颜色织的毛衣，然后我们再一起乘船回去。有一次开学前去城里，正好早晨下雨，我们都穿了雨靴，然后又一起穿着雨靴上了船。上了船校长还指挥我们在船帮上把雨靴上的泥洗掉，用校长的话说，要让城里人认为我们穿的是马靴，而不是雨靴。亏他想得出来！到了城里，太阳升上来了，城里的水泥路不像乡下的泥路，乡下泥路要晒两个晴天才能晒干，而城里的水泥路只要一个钟头就干了。穿着雨靴的我们几个好像是“德国鬼子进城”，雨靴底在水泥路上总是要沉闷地发牢骚，天不热，我身上全是虚汗，到了新华书店，上楼梯时营业员都哧哧地发笑。如果这还不算尴尬的话，我在回船的路上居然遇到了我城里的同学。同学笑眯眯的，目光却朝下，他看到了我的雨靴，我们的雨靴。后来好不容易同学走了，我觉得满街上的人都在看我。我躲到校长他们中间走，他们走路声居然那么响，都有点步调一致了，我都感到全城人的目光在喊口令了：“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可校长和其他同事并没意识到这些，他们旁若无人“一二一”地走着，他们要带我一起去吃馄饨。

    回去的路上，校长首先把那双在水泥马路上叫了一天的雨靴脱下来，然后就躺到了我们刚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书捆上，我们也相继把雨靴脱下来。河上的风吹过来，吹得我们双脚那么舒坦，校长一会儿就在新书捆上睡着了。摇船的节奏好像在催眠，他还发出了呼噜声，而他的旧雨靴，一前一后地站着，像哨兵一样守卫着他的梦乡。

（《广西文学》2018年第5期）

山地回忆

孙犁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

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望着我笑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这样对地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得发黑的脚，这水，这沙滩。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女孩子用给她父亲做袜子的布，先给我做了穿上。

女孩子的父亲，现在地里没活儿了，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饭食很好。

“等赚了钱，给我买张织布机子！”

大伯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半个月后，在曲阳，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得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以后，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

（1949年12月）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