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nk#}5{#/blank#}以及{#blank#}6{#/blank#}、{#blank#}7{#/blank#} 、{#blank#}8{#/blank#}、{#blank#}9{#/blank#}等等美景。

隐瞒

石磊

    中午时分，忽然，一辆宝马名车停在我的铺门口，下来一位四十多岁的贵妇人。这人我认识，住在我的楼上，叫尚海英。海英一进来就对我说：“老王，我想为我妈镶一口牙，好的牙多少钱？差的又是多少？”

    “海英，好的牙有五千多，也有六千多的，那差的一两百元。”我回答海英说。“老王，你看这样行吗？我想给我妈镶一两百元的，你当她的面说是五千多元的。”海英对我说。

    我看了看海英，非常不解地问：“海英，你家有的是钱，干吗这样做？”

    “老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已六十多岁，镶那么好的牙干吗？说不定，镶上不几天她就……”

    海英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但我知道她后面想说的是什么话。我用有点鄙视的眼光看了她一眼，很不情愿地说：“好……好吧！”

    “老王，就这么说，咱们是好邻居，你可得替我隐瞒。下午，我带她来做牙模。”海英说完就走了。

    海英走了不久，住在我楼下的夏玉莹骑着一辆单车来了。玉莹笑着问我说：“王医生，我想为我妈镶一口牙。我妈这人真是的，怎么叫她，她都不来。好的牙多少钱？最差的又多少钱？”

    我看了看玉莹心想，你也和海英一样？但我转念一想，玉莹一家不容易，夫妻都是小学教师，两个儿子都在读大学。于是，我还是很和气地说：“夏老师，好的有五千多元，差的有一百来元。”

    “王医生，妈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每次看到她吃东西，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你帮我镶一口最好的牙给她吧，我妈很心疼钱，但你得跟她说是一百来元的，要不，她肯定不镶。”玉莹十分认真地对我说。

    我听到玉莹这话，内心很是感动，但故意用海英的话对她说：“夏老师，你妈不都七十多岁了吗，镶那么好的干吗？说不定，镶上不几天她就……”

    玉莹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不满地说：“王医生，你怎么说这话？”

    我知道我说错了，歉意地对她说：“夏老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玉莹走时，又郑重对我说：“王医生，这事就拜托你了，千万别让我妈知道。她要是知道了，她是不会来的。”

    真是无巧不成书。几天后，尚海英带着妈妈来了，夏玉莹也带着妈妈来了。尚海英的妈妈叫她尚妈妈，夏玉莹的妈妈叫她夏妈妈。因为是同一栋楼，彼此都认识。尚妈妈问夏妈妈：“大姐，你镶多少钱的牙？”

    “我……我……我……本来不想镶牙，都七十多了，还镶什么牙，可玉莹就是不肯。”夏妈妈回答说。

    “我是问你镶多少钱的？”尚妈妈又问了她一句。

    “一……一百多块的就行了，都这把年纪了。”夏妈妈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她不是钱少不好意思，是怕媳妇在他们的面前没有面子。

    “什么？一百多块的？一百多块的还不跟纸糊的一样，我的儿媳妇就给我镶五千多的！”尚妈妈颇为得意地说。

    海英有点用质问的口气，对玉莹说：“夏老师，你怎么给夏妈妈镶这种牙，你要是没钱，跟我说一声。老王，你说是不是？”

    海英的话，我装着没有听见。玉莹理了理刘海，有点尴尬地说：“将、将就一下吧。”

    我自言自语说了一句：“真作假时假作真。”

    海英婆媳走了，夏妈妈却安慰儿媳说：“莹，她们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她家有的是钱，咱们一百元要相当她们的五十万元。”

    我想了很久，也不知道对她们婆媳说什么好。我精神十分集中，想把这口牙镶好，不然，我就对不起玉莹的那份孝心。

    一个星期后的中午，天下着雨，我在房里休息。尚妈妈和夏妈妈到我家来跟我的妈妈聊天。聊来聊去，她们聊起了牙。尚妈妈问夏妈妈说：“大姐，你的牙好使吗？”

    “哎呀，我的牙好得很，跟年轻时的牙齿一样。”夏妈妈喜形于色地说。

    “这就怪了，你一百多块的牙那么好，我五千多元的牙却差得很。会不会给小王搞错了？”尚妈妈有点怀疑地说。

    “让我给你看一看就知道了。”我妈妈对尚妈妈说。

    妈妈一看到尚妈妈那口牙，就肯定地说：错了，这牙是便宜的牙。妈妈说完又对夏妈妈说：“你的牙，我也看一下吧。”妈妈一看到夏妈妈的牙又说：“你这口牙可是好牙，搞错了，搞错了。”

    妈妈走进我的房里，把我叫了出来，当着她们的面质问我：“她们的牙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搞错了？”

    我本想为她们继续隐瞒，现在看来，不说出实情不行了。于是，我只好把真相告诉她们。

    三位老人听后，都十分吃惊……

天空的道路

傅菲

    ①到瓢里山，已是傍晚，雪花铺在草坪上，一片银白。瓢里山，一个漂浮在水上的名字，一座誉为候鸟天堂的内湖小岛，它就像悬挂在鄱阳湖白沙洲上的一个巨大鸟巢。岛上没有酒店，向导把我送到他的一个叫鲅鱼的朋友家夜宿。

    ②我是个热爱城市生活的人，尤其我居住的小城，信江穿城而过，山冈葳蕤，但我还是像患了周期性躁郁症一样，不去乡间走走，很容易暴躁——我不知道城市生活缺少了什么，或者说，心灵的内环境需要一种什么东西来填充。今年二月，我正处于这种焦灼的状态，一场意外的雪，给了我去鄱阳湖的理由——去看一场湖光雪景，群鸟歌舞。

    ③被范仲淹誉为“小南海”的瓢里山，屋舍稀落，掩映在“白”树从中。树是槐树和香樟，高大、浓密，从视野里喷涌而出，像披戴雪花编织的帽子，远远望去，仿佛是一片在银色湖面上游弋的船帆。白鹭、天鹅、鹳、鹤，不时惊起，俯冲低空，与灰茫茫的天空、白皑皑的草地融为一体。鲅鱼的房子是用鹅卵石砌的，房顶用密密匝匝的芦苇盖实，屋后的小院通往一片开阔的鱼塘。鲅鱼对我的意外造访，很是兴奋，说：“僻壤之地，喝点酒驱驱寒吧。”鲅鱼的房子不大，有四个房间。我们喝酒的厅堂摆了三只塑料桶，和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壁上悬着一个马灯和一个可以戴在头上的矿灯。塑料桶里分别放着田螺、泥鳅和小鱼。鲅鱼说，这些是给客人吃的。西房是卧室，有一个书橱，满满地排列着有关鸟类的书，还有一个药橱，放着药瓶和纱布。

    ④鲅鱼四十五六岁，戴一副黑边眼镜，土墩一样厚实，皮肤黝黑，手指短而粗，他一边喝酒一边说起他自己的事。他原来在城里的一个文化单位上班，经常陪一些摄影家到瓢里山采风。有一年冬天，他听说一个年轻人为了抓那些猎鸟的人，在草地上守候了三夜，在抓人时被盗贼用猎枪打死，身上布满密密麻麻的硝孔。之后，鲅鱼选择了这里，在年轻人当年蒙难的地方，盖了这片陋舍，辞了职，离了家，与鸟为邻，与湖为伴。湖边的夜晚，犹如糨糊，浓稠，黏湿。呼啦啦的风扑打着门窗，窗外银白蒙蒙，那是寂静和落寞的颜色。东边的房子里传来嘎嘎嘎的鸟叫声，鲅鱼说，那是鹳饿了。鲅鱼提着鱼桶，往东房走去。我也跟着去。东房铺了一张床，床上有四只鸟，鸟的身上穿着旧衣服缝制的小袄，样子有点滑稽。鲅鱼说，这几只鸟都是受过伤的，怕冷。他又说：“不同的鸟叫声不同，体形和颜色也不同。天鹅形状似鹅，呃呃呃地叫，像歌女练声，体形较大，全身白色，上嘴分黄色和黑色两部分，脚和尾都短，脚黑色，有蹼。白鹭羽毛白色，啊啊啊，叫声里透露出一种孤独。鹳嘴长而直，羽毛灰色或白色或黑色。鹤头小颈长，叫声尖细，嗨嗨嗨，羽毛灰色或白色。”

    ⑤这四只鸟，像失散离家的孩子，一看见鲅鱼，就像见了双亲，格外亲热——伸长脖子，张开细长的嘴，一阵欢叫。我辨认得出，这是三只鹳和一只白鹤，它们就是鲅鱼的客人吧。鲅鱼把小鱼一条条地送到“客人”的嘴里，脸上游弋着捉摸不定的微笑。他一边喂食一边抚摸这些“客人”的脖颈。鲅鱼说，这四只鸟已经养了一个多月，伤口愈合了，但体质还没恢复，等过了雪季，阳春通暖，它们就可以回归自然，回到它们的另一个故乡。他的声调是散淡的，夹裹着幸福的忧伤。

    ⑥这个夜晚注定是漫长的——不是因为雪夜的惆怅和荒野的孤寂。我甚至想象不出，候鸟迁徙到西太平洋的时候，他是怎样生活的。他会不会一边割草养鱼，一边默念着时光，等待候鸟的来临？瓢里山的等待一年比一年荒老，这样的荒老是一种坚韧，也是一种信仰。我反复咀嚼鲅鱼说的一件事：2000年冬，鲅鱼救护了一只丹顶鹤，养了两个多月，日夜看护，到迁徙时放飞了，第二年十月，这只丹顶鹤早早地来了，整天在院子里走来走去，鲅鱼一看到它，紧紧地把它抱在怀里。以后每年，它都在鲅鱼家度过一个肥美的冬季。去年，丹顶鹤再也没来，鲅鱼失魂落魄，还为此喝闷酒，醉过不止一回。

    ⑦第二天早晨，太阳彤红地升起，浑圆、壮阔，映衬着无边的雪光，鸟群遮蔽了天空，鄱阳湖的涛声远远传来，依然令人惊骇。鸟声此起彼伏，像音乐的海洋。我想起泰戈尔老人的话：上岸之前，我们是陌生人；来到你的岸上，我是你的宾客；离开你的岸，我们是朋友。

    ⑧那一只只鸟，就像一团团白色的火焰，在燃烧。天空布满了鸟的道路，大地上也一样。

（有删改）

捍卫家园的公鸡风波

[英]彼得·梅尔

    卢贝隆的春天有不同的声息。猎人离去之后，潜伏了一冬的鸟儿便从藏身的林中出来，它们的歌声取代了枪声。我沿山径走向马索家时，唯一刺耳的是一阵猛烈的敲打声。我暗想，会不会是马索眼看观光季节将临，决定竖起“吉屋出售”的牌子呢？

    我在他家附近的山径上看见他。他在林间空地的边缘打下一根一公尺半高的木桩，木桩顶端钉了一块破破烂烂的锡片，上面用白色油漆胡乱地涂抹着：“私人土地！”马索正端详他的新作，山道上躺着另外三根木桩和告示，还有一堆圆石。他朝我道了一声早安，拾起一根木桩，往地下猛捶，仿佛那可怜的木桩刚犯了什么不孝之罪，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无情地处罚。

    我问他在做什么。

    “赶走德国人。”他说了，动手搬运圆石，在木桩之间排成围篱。

    他进行封锁的这块土地，并不在他家附近，而是位于山径的另一边，不可能属于他。我便说，我以为这地属于国家公园范围。

    “是没错，”他说，“可我是法国人，所以它属于我，不属于德国人。”他又搬了一块圆石。“每年夏天他们都跑来，搭起帐篷，弄得树林里全是垃圾。”

    他站起身，点燃一支烟，顺手就把空烟盒丢进树丛里去。我问他难道没想到德国人也许会买下他的房子？

    “带了帐篷来的德国人，除了白面包以外什么也不会买。”他嗤之以鼻地说：“不信你看看他们开来的车——装满德国香肠、德国啤酒、德国泡菜。他们全都带来啦。知道了吧？他们真是吝啬鬼！”

    马索扮演起田园卫士兼旅游业专家的角色，继续说明普罗旺斯农人的困境。他承认观光客，包括德国观光客，给地方上带来财富，有些外人在这里购置房产，也为本地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

    可是看看他们把本地房地产价格哄抬到什么地步！简直骇人听闻。农民根本买不起。我们避免谈马索自己想在房地产上头大赚一笔的事，只听着他叹息这一切太不公平。

    叹息过后，他又开心笑起来，告诉我一个买房子的故事，故事的结尾很让他感到满意。

    有一个农夫，关注邻居的房产好多年了；不是因为那房子好，房子差不多只是个废墟了，而是因为连着房子的一大片地。农夫出价要买，邻居却趁着房价上涨的机会，卖给了出价较高的一个巴黎人。

    那年冬天，巴黎人花了几百万法郎整修房子，还修造了游泳池。竣工之后，巴黎人和他的朋友们潇潇洒洒地南下，来度五月的第一个周末。他们都很喜欢这房子，也喜欢隔壁住的那个古板老农夫，觉得他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的习惯真有趣。可是第二天清晨四点，农夫家血气方刚的大公鸡便开始高声啼鸣，直叫了两个小时。巴黎人向农夫抱怨，农夫耸耸肩。这里是乡下，公鸡是要叫的，这没办法。

    接连几天，公鸡照样清早四点起身报晓。终于有人受不了了，客人提早回了巴黎，去补足睡眠。巴黎人再次向农夫抱怨，农夫再耸耸肩，两人很不愉快地分手。

    到了八月，巴黎人又带了一大群客人来。公鸡每天准四点叫他们起床。下午想睡个觉吧，农夫又在他屋里做什么活儿，又是钻子又是水泥搅拌器的，吵得没法睡。巴黎人强烈要求农夫箝紧公鸡的喉咙，农夫拒绝。吵过几次架之后，巴黎人把农夫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强制命令公鸡闭嘴。但是法院判决农夫胜诉，公鸡有权在清早歌唱般长鸣。

    别墅度假从此成为这位巴黎人难以忍受的苦差事。他终于决定忍痛出售。农夫透过朋友，买下了大部分的土地。

    成交之后的星期天，农夫和朋友以一顿丰盛的午餐大肆庆祝，席间的主菜就是那只大公鸡，——做成了美味的醉鸡。马索认为这故事很棒——巴黎人大败，农夫获胜，得到更多土地，还吃了一顿好饭。我问这可是真人实事，他避开我的眼光，把山羊胡子的末稍放进嘴里去吸吮。“总之别招惹农夫。”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我想，如果我是爱露营的德国人，今年夏天我就改上西班牙去。

（尹萍译）

文本一：

上学路上的“新鲜事儿”

沈从文

从我家中到那个新的学塾里去时，①路上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须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

又可看到一个伞铺，大门敞开，作伞时十几个学徒一起工作，尽人欣赏。又有皮靴店，大胖子皮匠，大热时总腆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上面有一撮毛！）用夹板上鞋。

又有剃头铺，任何时节总有人手托一个小小木盘，呆呆的在那里看剃头师傅刮脸。又可看到一家染坊，有强壮多力的苗人，踹在凹形石碾上面，站得高高的，手扶着墙上横木，偏左偏右的摇荡。

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人，时时刻刻口上都轻声唱歌，一面引逗缚在身背后包单里的小苗人，一面用放光的红铜勺舀取豆浆。

我还必需经过一个豆粉作坊，远远的就可听到骡子推磨隆隆的声音，屋顶棚架上晾满白粉条。

我就欢喜看那些东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

每天上学时，我照例手肘上挂了那个竹书篮，里面叠着十几本旧书，尽管书页被我翻得皱巴巴的，但书皮都被我用彩纸仔仔细细地包好。在家中虽不敢不穿鞋，可是一出了大门，即刻就把鞋脱下拿到手上，赤脚向学校走去。不管如何，时间照例是有多余的，因此我总得绕一节路玩玩。

既然到了溪边，有时候溪中涨了小小的水，就把裤管高卷，书篮顶在头上，一只手扶着，一只手照料裤子，在沿了城根流去的溪水中走去，直到水深齐膝处为止。

再过去一点就是边街，有织篮子的铺子，每天任何时节皆有几个老人坐在门前小凳子上，用厚背的钢刀破篾，有两个小孩子蹲在地上织篮子。（我对于这一行手艺所明白的种种，现在说来似乎比写字还在行。）

又有铁匠铺，制铁炉同风箱皆占据屋中，大门永远敞开着，时间即或再早一些，也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两只手拉着风箱横柄，把整个身子的分量前倾后倒，风箱于是就连续发出一种吼声，火炉上便放出一股臭烟同红光。待到把赤红的热铁拉出搁放到铁砧上时，②这个小东西，赶忙舞动细柄铁锤，把铁锤从身背后扬起，在身面前落下，火花四溅的一下一下打着。有时打的是一把刀，有时打的是一件农具。有时看到的又是这个小学徒跨在一条大板凳上，用一把凿子在未淬水的刀上起去铁皮，有时又是把一条薄薄的钢片嵌进熟饮里去。日子一多，关于任何一件铁器的制造秩序，我也不会弄错了。

有段时间我经常做梦，我曾梦到自己变成了铁匠，为每户人家都制作了农具，村里的生活越过越好。还梦到自己变成了教书先生，每天都能看到孩子们蹦蹦跳跳地来上学，听到悦耳的读书声。

边街又有小饭铺，门前有个大竹筒，插满了用竹子削成的筷子。有干鱼同酸菜，用钵头装满放在门前柜台上。引诱主顾上门，意思好像是说，“吃我，随便吃我，好吃”！③每次我总仔细看看，真所谓“过屠门而大嚼”，也过了瘾。

我最欢喜天上落雨，一落了小雨，若脚下穿的是布鞋，即或天气正当十冬腊月，我也可以用恐怕湿却鞋袜为辞，有理由即刻脱下鞋袜赤脚在街上走路。

但最使人开心事，还是落过大雨以后，街上许多地方已被水所浸没，许多地方阴沟中涌出水来，在这些地方照例常常有人不能过身，我却赤着两脚故意向深水中走去。

若河中涨了大水，照例上游会漂流得有木头、家具、南瓜同其他东西，就赶快到横跨大河的桥上去看热闹。桥上必已经有人用长绳系定了自己的腰身，在桥头上呆着，注目水中，有所等待。

看到有一段大木或一件值得下水的东西浮来时，就踊身一跃，骑到那树上，或傍近物边，把绳子缚定，自己使快快的向下游岸边泅去。

另外几个在岸边的人把水中人援助上岸后，就把绳子拉着，或缠绕到大石大树上去，于是第二次又有第二人来在桥头上等候。我欢喜看人在洄水里扳罾，巴掌大的活鲫鱼在网中蹦跳。

④一涨了水，照例也就可以看这种有趣味的事情。照家中规矩，一落雨就得穿上钉鞋，我可真不愿意穿那种笨重钉鞋。虽然在半夜时有人从街巷里过身，钉鞋声音实在好听，大白天对于钉鞋，我依然毫无兴味。

（节选自《沈从文别集·自传集》有删改）

文本二：

对于理性始终的追求和对于社会始终的责任，也许是我们同情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关键。生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天朝大国，而是积衰积弱的时代，在战乱中一边上学，一边观察社会，上学也许既是一个学知识，成为有技术的专业人员的过程，可也是一个成为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的过程。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可是，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

（节选自葛兆光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上学记>序》）

【注】2006年出版的口述历史作品《上学记》，讲述了何兆武流在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的求学经历，也显示出他对自己见证的几乎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反思。在为《上学记》撰写的序言中，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从何兆武的故事出发，谈到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鸡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是“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除了下雨，她一天都是在屋外呆着。她的屋门也都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莱，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木板，把双层床的一边都钉了木板，就成了一间屋中之屋，成了他的一统天下。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选自《汪曾祺经典小说》，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