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是一种将闲置物品、资源、空间、知识等进行相应整合的经济模式。从产权角度来说，就是将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从构成要素来讲，包括供给端愿意分享闲置资源所有者、高效的共享系统、消费端的大众三大组成部分。

    共享经济需要人们用智能手机通过移动互联网下载相应的应用软件，提供自己的地理位置信息，在应用软件上搜索自己想要的资源，实现需求的满足。

    共享经济弱化“所有权”，强化“使用权”。其首要逻辑就是使得那些因为私有化而得不到有效利用的资源能够充分利用，发挥其作为商品本身的有用性，逐渐改变人们对于拥有具体商品的诉求，变成对其使用权的重视，是对中国人思维逻辑的一大颠覆。

    所有者和消费者的互相信任，是彼此之间在共享经济下发生商业行为的逻辑起点。现代商业文明建立在互联网这一巨大的虚拟媒介之上，相对于传统经济来说，对社会的信用体系有着更高的要求。服务平台还需要靠供需双方的信用来支撑平台良性发展；对经济行为的监管者——政府来说，构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实现按需分配，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做到即需即用，是共享经济的另一重要逻辑。人们将自己的闲置资源拿出来进行循环利用，需求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以低于私有化的成本达到同样的目的，并且在使用之后实现对于产品的立即剥离，真正做到了即需即用，即、用即抛，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大程度利、用。

    共享经济使得之前私人领域的资源为更多的人所利用，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封闭和隔阂，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协作。普通消费者能够获取到原来那些看似高不可攀的资源，极大地满足其心理需求和实际需求，能更多地体现社会公平，从而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共享经济对于国民素质有较高要求。我国民众的基本素质相对于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之监测系统和预防技术的完善，使实现供给端和消费端之间的信任确证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共享经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认可。不过，使用者对于资源本身的维修、保管、清洁等事项不用负责，容易养成不负责任的恶习，因此，无论是共享人、共享平台还是政府等第三方监管者都要采取措施，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提升公民的责任意识。

    共享经济催生了新型的政府管理方式，有助于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政府对于新兴产业的态度是“先试水，后监管”，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开明的监管策略，给新型经济领域提供了宽松、开放的发展环境，给予了企业更大的自由发挥和创新的空间，有力促进了中国互联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当时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

    诸子之学的内在品格是历史的承继性以及思想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学”，即新时代的诸子之学，也应有同样的品格。这可以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而言，“照着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诂、校勘、文献编纂，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既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考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与“照着讲”相关的是“接着讲”，从思想的发展与诸子之学的关联看，“接着讲”接近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内在品格，它意味着延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为背景，“接着讲”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学已相遇的背景下，“接着讲”同时展开为中西之学的交融，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交融具体展开为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思想传统都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资源，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则以二者的互动为其重要前提。这一意义上的“新子学”，同时表现为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系统。相对于传统的诸子之学，“新子学”无疑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形态。

    “照着讲”和“接着讲”二者无法分离。从逻辑上说，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既有的思想演进过程，并需要对既有思想范围进行反思批判。“照着讲”的意义，在于梳理以往的思想发展过程，打开前人思想的丰富内容，由此为后继的思想提供理论之源。在此意义上，“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出发点。然而，仅仅停留在“照着讲”，思想便容易止于过去。难以继续前行，可能无助于思想的创新。就此而言，在“照着讲”之后，需要继之以“接着讲”。“接着讲”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进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统的形成，则是其逻辑结果。进而言之，从现实的过程看，“照着讲”与“接着讲”总是相互渗入：“照着讲”包含对以往思想的逻辑重构与理论阐释，这种重构与阐释已内含“接着讲”；“接着讲”基于已有的思想发展，也相应地内含“照着讲”。“新子学”应追求“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

（摘编自杨国荣《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韩愈《师说》）

    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细，金问，其奚决焉？

    贤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所谓“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也。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所谓交相问难，审问而明辨之也。“好问则裕。”孟子论“求放心”，而并称口“学问之道”，学即继以问也。子思言“尊德性”，而归于“道问学”，问且先于学也。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圣人所不知，未必不为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圣人之所不能也。理无专在，而学无止境也，然则问可少耶?《周礼》，外朝以询万民，国之政事尚问及庶人，是故贵可以问贱，贤可以问不肖，而老可以问动，唯道之所成而已矣。孔文子不耻下问，夫子贤之。古人以问为美德，而并不见其有可耻也，后之君子反争以问为耻，然则古人所深耻者，后世且行之而不以为耻者多矣，悲夫！

（节选自刘开《问说》）

记者：你被译成中文的作品里，我是先读了《南京安魂曲》，之后就是这部《通天之路：李白传》。虽然两部作品属于不同体裁，但都涉及对大量材料的处理。当然，同样是处理材料，你的取舍，还有使用的方法很可能是不同的。就这部传记而言，以我看，最是与众不同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你详细写了有些传记作者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的李白在老家江油当小吏的经历；二是你只在序里谈到李白诗歌里的月亮意象，在正文里就很少提及，更没做什么渲染，而是偏重分析与李白生平遭际、日常行止相关的诗歌。你在写作前后一般怎么处理材料？

哈金：我的基本原则是有趣。一开始出版社就强调不要学术著作。如果大量分析李白的诗歌，可能使叙述松弛下来，对多数读者来说会乏味。但传记的核心人物是伟大的诗人，所以我必须要解读他的一部分诗歌。这本传记主要是给英语世界中诗歌的爱好者读的。把这个故事讲好，主要还是靠细节，特别是新鲜有趣的细节，同时对这些细节要有自己的看法。

记者：你在写李杜相遇，还有李白与孟浩然交往等细节时，显然融入了合理的想象。而《南京安魂曲》虽然是小说，因为高度依托于史料，也必然包含某些非虚构的部分。很多人认为，既然是非虚构就得写眼见的真实，融入想象会让写作偏离真实。但以我看，写作者对真实的理解本身，就需要在想象中展开，所以想象不可避免，没有想象也写不出深度的真实。

哈金：英语世界中有“创意非虚构”之说，我倒并不刻意追求非虚构的手法。在这部传记中有些地方，不虚构一些，故事就会出现漏洞，比如李杜相会。这么大的事情，不能几笔带过，一定要写得丰满些，所以我就根据已有的诗文资料做了一些推想。这样做是为了把故事讲好，在现在的非虚构的写法中并不出格。

记者：基于材料之于这部传记，乃至《南京安魂曲》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在你看来，材料之于写作，尤其是小说写作，有何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作家写作如果过多依赖材料，会更多产生以分析性见长的匠人的形象，就好像他的写作在艺术创造力和表现力上是打了折扣的。

哈金：材料当然重要，就像厨师没有食材，无法做饭，但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饭菜不一样。想象力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怎样组织运用材料，当然小说可以大量发挥，特别是在没有多少原始材料的情况下。但《南京安魂曲》的情形比较特殊：资料太多，太杂乱，不好整理出一条清晰的叙述线路。英语文学理论传统中从浪漫诗人柯尔律治（Coleridge）开始就强调想象力的核心是综合能力（unifying power）。降低姿态是写作的一种正确态度，很多作家对自己的人物有种优越感，比如《阿Q正传》中的叙述者。果戈理有“虫子仰视”的说法，那是他幽默的主要来源。鲁迅非常崇拜果戈理，却没像他那样谦卑地写作。

（摘编自《哈金：我写的不是文化想象中的李白》，《文学报》2020年7月）

材料一：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不仅是重大体育赛事的门面，更是一件精致的艺术作品，获得了海内外的一致赞誉。它的成功，也为我们当下的文艺创作带来了新的启示。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致力于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展现，活字印刷、太极八卦、千人击缶、夸父追日……大量的传统元素使人应接不暇。我们有着陈列家底的强烈欲望，努力向世界展现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

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则做了一次减法，主题更为凝练——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如何和其他成员会聚在世界海洋里，并发挥积极作用。学者曹卫东认为这种呈现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明喻”到“暗喻”的转变——从间接告诉世界“中国像什么”，到直接向世界展示“中国是什么”，向世界讲述“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什么”。由此，实现从展示“我”变为展示“我们”，展现“一起向未来”这样人类共同的奥林匹克情感。冬奥会开幕式讲述的依然是“中国故事”，这些故事不光“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的经验与情感”，也是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走向世界并发挥作用的故事。比如，____ 。 

这变化源于14年来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在世界中所扮演角色的深刻变化，展现了与时代变化的同频共振。时代不是背景板，历史不是几张旧照片，而是切实地改变着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所以冬奥会开幕式特别注重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呈现。比如，____。呈现方式上也更能代表时代的发展。比如，____ 。

当下一些文艺作品尽管也想要展现时代风貌，但对于“时代感”的呈现太过元素化，以为展现了几个标志性的时代场景就算捕捉到了时代的特殊风貌，其实并未能抓住时代的脉搏，没能真正反映时代所关注的价值。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重构自我、重构世界、重构知识的时代，每个人都切身感受到了变化，所以观众越来越被具有“时代感”的作品所吸引，想从作品中找到自己来时的轨迹和前进的方向。冬奥会开幕式提供了一个示范，时代是生生不息的寻常生活，时代是给予每个努力者以机会，时代是科技改变生活，时代是不断消除隔膜增进了解。

冬奥开幕式还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一个故事套着一个故事，不断促使观众进行探寻。北京市退休警察邓小岚2004年就开始在马兰小学开展音乐教学，在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马兰村办了四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北京崇文小学原副校长付宝环，作为第一批下乡老校长来到阜平县石猴小学支教。他们的共同努力让来自贫困地区的马兰花合唱团登上冬奥的舞台，用天籁般的嗓音演唱希腊语奥林匹克会歌《奥林匹克颂》。还有，____ 。这些“幕后故事”“背景线索”使得开幕式可以被反复观看。每一次观看都能带来新的发现，产生新的启迪。

一些创作者经常抱怨观众被网络媒介熏染，胃口越来越刁钻、“太阳底下无新事”，却对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熟视无睹。他们喜欢情节性强的故事，却对那些细水长流的日常缺乏耐心。其实人民的生活才是文艺创作的不竭源泉，如何主动贴近平凡生活，耐心观察、充分积累，真正做到与人民在一起，从人民出发，是文艺工作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从2008年奥运会排山倒海般的中国形象展示，到2022年举重若轻的中国精神诉说，中国历经了14年的发展。我们的文艺创作也因为媒介发展，从精致化走向了碎片化。文艺对一个时代的发展至关重要，引领着时代风范。作为中国优秀团队打磨出来的精致文艺作品，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做到了民族特性与人类共性的统一，做到了时代与历史的融合，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与时俱进、兼容并包、积极参与的精神气质。这也使得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变得更为具象，更易被世界所接受。它带给当下文艺创作的诸多启示，将深刻影响着未来艺术创作的走向。

(摘编自霍艳《冬奥会开幕式带给当前文艺创作的启示》)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要求我们不仅看见脚下和眼前，还要望向历史的纵深处与延长线，在更为宏大的历史坐标系中看到“我”之外的广阔天地，看见历史长河中的“我”和“我们”，探寻历史运行的规律，勘察人世变迁的奥秘。有了这样的大历史观与大时代观，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生活表象与喧嚣的信息洪流中深刻把握社会的内在结构，于风起云涌和沧海桑田中清醒、清楚、清晰地认知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如何完成艺术使命、担当历史重任的重要问题。由此而来的作品，才能既着眼于总体性的社会实践，又能落实到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既有着创作者个人真切的生命体验，又具备普遍性的认知视野与情感结构；可以从生活的静水深流中窥见时代的波澜壮阔，从现实的纷繁复杂中辨析历史的节奏与步伐，见历史之大势，发时代之先声。

(摘编自铁凝《开创新时代文艺的壮阔天地》)

材料一：

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要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坚持求同存异，既展现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共同价值，又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更加立体地阐释好中国价值的丰富内涵。和平、发展、公平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不同文明相互对话的重要基础。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要讲好中华文化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助力消除文化隔阂，为世界读懂中国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要看到，文化发展的地理环境、国情条件等千差万别，不同文化又形成了自身的独特价值。不同文化的独特价值使文明交流互鉴更有必要、更有意义、更有动力。中华文明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要善于讲好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挖掘和传播中华文化对于解决人类问题的有益启迪、独特贡献。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也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文化资源。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既要大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要向世界大力传播我们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创造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新时代，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许多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的文化创新成果。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要推动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精品力作走出去。

文化的精髓在于其蕴含的价值观念、精神内核。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需要注重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同时要认识到，文化的传播需要一定的文化载体、文化形式。汉字书法等形式多样的文化符号，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内核。我们要遵循文化传播规律，不断丰富形式，以更富柔性、更有温度的文化载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特别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产品、中国品牌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接受。我们要善于利用中国产品、中国品牌，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比如，在产品创意、外观设计、形象塑造等方面积极展现中华文化，使中国产品、中国品牌成为展示中华文化深厚底蕴和生机活力的载体，进一步提高中华文化的触达能力。

（摘编自潘晨婧《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材料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基础。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历史底蕴，充分挖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关于治国理政的丰富思想理念和科学思维方法，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时代价值，为新时代续写中国之治新篇章提供思想智慧和精神动力。

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和实践：既有郡县制等制度形式，也有言谏监察等治理探索，还有大同理想等思想理念。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等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的历史土壤和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这正是其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彰显巨大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对今天我们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以“政在养民”等民本思想滋养人民至上的理念，运用“革故鼎新”等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将“天人合一”等观念运用于生态文明建设，以“天下为公”等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注重将中华民族积累的宝贵思想智慧融入治国理政具体实践，使传统治理思想绽放时代风采，进一步筑牢了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文化根基。要进一步总结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继续丰富新时代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丰富养分。

我国古代先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察万物之源，得出许多富有哲理、具有超越时空价值的思维方法。比如，“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前瞻思维，启示我们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辩证观点，启示我们要以辩证思维把握事物发展变化规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克服极端化、片面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启示我们要树立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挑战。我们要继承这些科学思维方法，将其运用到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各方面、各领域，拓宽思维视野，丰富思维方式，使各方面工作能更加符合客观规律、体现时代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摘编自张铮《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