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6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9.0%的受访者赞同“儿童分级阅读”。

    伴随着全民阅读活动的推进，家长为孩子购买童书或陪伴孩子阅读已经成为不少文化场所一道温暖的风景，但“究竟哪些书适合我的孩子”的确令家长很苦恼。

    如果一个孩子在10岁前还没有建立起阅读的习惯，他今后恐怕不太可能再喜欢上阅读了，所以创造更多条件把最好的阅读融入最珍贵的童年至关重要。如果孩子在儿童阶段就养成阅读的习惯、爱好，那么对于孩子一生的成长都是大有裨益的；另一方面，“童书分级”有助于儿童阅读精细化。通过精细化阅读，可以使孩子通过吸收文化知识获得更快的成长速度和更广的成长空间，有效避免“书不对路”对阅读积极性的负面影响。

（摘编自吴学安《“童书分级”并非多此一举》，2017年11月1日《北京青年报》）

材料二：

家长为儿童选购书籍主要参考依据（多选）

①A：以孩子兴趣为主

②B：根据教育专家推荐

③C：购买经典图书

④D：老师推荐的图书

⑤E：购买畅销的书籍

⑥F：自己决定

⑦G：听从书店购书建议

⑧H：随意挑选

（资料来源于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材料三：

    分级阅读，是按照少年儿童不同年龄段的心智发育程度为儿童提供科学的阅读计划，为不同孩子提供不同的读物，提供科学性和有针对性的阅读图书。

    如果按照心理学和儿童发展的科学来判断儿童阅读分级必要性的话，年龄越小越适用。因为儿童的身心差异太大了，特别是婴儿时期，差一个月两个月就会有明显的认知上的不同。如果不分级，容易造成阅读压力，让儿童丧失对阅读的兴趣和信心。

    从阅读实践出发，7岁以后的阅读，视儿童在6岁前阅读习惯的建立与否，阅读水平开始逐渐拉开距离。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很多阅读专家反对分级阅读，觉得分级会限制大部分阅读能力强的孩子。

（摘编自保冬妮《建立科学合理的儿童分级阅读》，2017年9月12日《光明日报》）

材料四：

    在电视、手机等大众媒体的影响下，现在的儿童在兴趣、语言、服装等方面的表现都与成人区别不大了。儿童之所以会有童年，重点是儿童和成人的媒介环境是不同的，他们的媒介环境应该经过筛选和过滤。儿童分级阅读就是在塑造适合孩子的媒介环境。不过，目前国内对少儿图书分级阅读还缺乏普遍的了解和认同。虽然有一些童书已经标明了“适合X岁儿童阅读”，但是，这不是全国统一的标准，也没有详细的说明，缺乏充分的实践检验。

（摘编自赵清源《分级阅读：别让“童年的消逝”成为必然》2017.11.1《中国青年报》）

材料一：

    2018年中国游客的足迹覆盖了157个国家，除了传统热门目的地，更多小众的冷门国家正在被中国游客发现和喜欢。

    目前，中国出境游呈现生活化和品质化的趋势。美食、自然探索、户外运动、避寒避暑、疗养休闲等当地化的旅游体验内容日益受中国游客所青睐。购物内容趋向日常用品，消费行为向理性转变。近年来除了传统的团队游，半自助、自助游等出游方式都受到中国游客的广泛欢迎，其中，半自助的优点是既自由，又省心；自助游则自己安排旅途中的一切，自由、主动、诗意，利用现代文明带来的便捷，却又不受商业的束缚。

    现在，中国游客已普遍利用智能手机使用翻译软件、电子地图、移动支付、预约当地中文向导、租车、移动wifi等服务，使得出境游像国内游一样，越来越便利。

    境外支付方式的升级也为中国游客出境旅游带来了更多便利。以中国银联为例，目前银联卡受理网络已延伸至168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境外超过2300万商户和164万台ATM机。而手机支付使境外消费更加便捷。目前，中国游客可以在全球40个国家使用支付宝移动支付。

（摘编自《中国人：出境游很轻松》）

材料二：

（摘编尚《旅游绿皮书：2017—2018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材料三：

在“一带一路”倡议、“旅游年”的推动下，旅游合作更加紧密，跨越国境的旅行越来越便利。走出国门旅游，去别人的城市住上几天，换一种生活方式。游客越来越强调对城市生活方式的体验，目的地则成为本地居民与游客共享的生活空间。

    中国游客就是行走的中国名片，丰富着世界对中国人和中国的认识。中国正在加快出境旅游市场的成熟，以期获得更高的利益。随着相关出境政策不断改进和松动，有了坚实的国家经济和政治基础以及国外相关组织的参与协作，相信我国的出境旅游市场将与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

中国出境行亚黄金增长周期大方向不变，随着不利因素的渐消，国人出境旅游的需求依然潜力巨大：中国目前持有护照人口为1.2亿，占总人口比例仅8.5%，远低于美国39%和日本24%的护照持有率，中国居民出境旅游才刚刚起步。

（摘编自《中国出境游发展前景》）

材料四：

    第三十八届世界旅游交易会日前在伦敦举行，在今年的世界旅游交易会上，中国出境游市场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中国出境游客数量不断增長，消费能力逐步上升，许多国外的旅游部门、旅行社和航空公司等相关单位，都希望了解中国游客出境游趋势的最新动态，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出境游客以“80后”“90后”为主力，他们通过网络在线购买旅游服务或查询旅行攻略成为常态，同时中国出境游客更加注重旅游品质以及旅游内容的个性化。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出境游市场地位也迅速提升，中国游客拉动了许多地区的消费和就业，同时也展现出较强的消费引夺力。由于不少中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逛景点、喝下午茶等大众化的旅游内容，一些旅游机构也在“绞尽脑汁”出新出彩，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如今，各国为了吸引中国游客纷纷设置中文旅游网站、餐厅提供中文菜单、酒店客房提供中文电视台、车站设置中文标识、景点提供中文导游等服务。随着家庭亲子、自由行客人的明显增多，当地向导成为出境游的“网红”，他们主要提供陪游讲解、包车接送、特色体验等服务。如何在细微之处做出改变，让更多中国游客有“宾至如归”的感受，是诸多境外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机构正在努力改善的方面。

（摘编自强薇《中国出境游需求市场影响力浙长》）

    材料一：部分青少年好逸恶劳，劳动价值观扭曲，并存在以下现象。

    现象一：好逸恶劳、嫌贫爱富，不尊重劳动和普通劳动者。受社会不良风气及家庭教育的影响，一些孩子从小形成了“劳动分贵贱”的错误价值观。现在的不少孩子之所以想当老板、明星及像巴菲特一样的股神等，是因为这些人“又光鲜又亮丽又多金”。“谁都渴望有一份不脏不累还挣钱多的职业。”一名中学生告诉记者。

    现象二：小皇帝、小公主层出不穷，“老儿童”“巨婴”越来越常见。南方某地一名小学三年级学生参加为期一周的军训，竟然7天没有洗澡、换衣服，原因竟是怕洗衣服。一位小学教师曾对100名小学生做了一项关于是否在家做家务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0%的学生只是偶尔做，大约5%的孩子从来不做。

    现象三：青少年中存在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苗头。当前，大中小学生超前消费的苗头已经显现，中小学生使用奢侈品、高档化妆品的新闻频现报端，大学校园贷案例层出不穷。

    现象四：不思进取，青年“啃老”现象日益凸显。随着城乡经济条件的改善，一些大中专毕业生不就业或慢就业的情况越来越常见。如果找不到“不苦不累，冬暖夏凉，坐办公室”的工作，有些青年宁可回家“啃老”，每天在家上网、打游戏，或者拿着父母的钱周游世界，肆意挥霍。

    现象五：年轻人宁送外卖不进工厂，职业教育没有吸引力。高职院校招生困难，职校毕业生不愿进工厂，青年择业观、就业观扭曲，工匠流失严重。当前，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基本上都是考不上普通高中的孩子，他们被认为是差生。以广东为例，接近50%的初中毕业生进入中职学校学习，大约30%的中职毕业生能升入高职院校，只有10%的高职毕业生能升入应用型本科院校深造。

（摘编自王莹、郑天虹、蒋芳《“巨婴”越来越常见 部分青少年劳动价值观异化五大怪象》）

    材料二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加强青少年劳动教育是关乎人才培养和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课题，对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国民综合素质提升及培养能担当民族大任的时代新人，都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提出，把“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同时，劳动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概念。劳动教育必须跟上趋势，进一步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针对劳动新形势、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结合学生生活环境的变化，更新劳动教育观念，拓宽劳动实践渠道，丰富劳动教育内容，改进劳动教育形式，全面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摘编自邹竑《关于加强新时代青少年劳动教育的若干思考——基于上海市青少年劳动教育40年的实践与研究》）

    材料三 劳动教育必须基于成长规律，考虑阶段性发展。同样是煲汤，低年级学生学习怎么搭配食材即可，高年级学生可进一步了解食物背后的饮食文化、地域差异、历史知识等。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课程教材研究室副主任邹立波认为，劳动教育应区别于学科教育，又渗透于各学科中。比如，可以和已有的社会实践活动课程结合，并在常规课上提倡多动手。还可以结合地域特色，比如各地的风俗习惯、传统工艺等。此外，城市有动植物园，农村有农耕田地，加上各类职业学校、蔬果基地等，城乡学校各有发挥空间并能相互补充。

    广州市荔湾区龙津小学校长李红建议，劳动教育应充分调动社会资源，走出校门，打破“围墙”，“人人都是劳动教育老师”。同时，还应积极引导家长参与，除了多指导孩子做家务、营造劳动氛围外，还可以到校传授自身职业技能。

（摘编自丁乐、郑天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劳动教育为何“热”起来》）

    ①人们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性质。乡土社会不是人治的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②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之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礼却不需要这种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用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③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获取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④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的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的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应付生活的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个前提。

    ⑤法治和礼治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①文人士大夫在诗词中常言向往寄身江海。但不同于归隐田园的躬行实践，诗人的江海余生，侧重彰显漂泊中的自由洒脱，是对“生活在别处”的浪漫想象。

②“江海”作为常见意象，除实指江河湖海外，也表心胸开阔、才情过人之意。当表退隐之志时，常与“魏阙”“蓬莱阁”相对，诗人自称“江海人”。如高适《酬岑二十主簿秋夜见赠之作》：“箕山别来久，魏阙谁不恋。独有江海心，悠悠未尝倦。”同时为显高洁不俗，常与“鸥盟”典故结合，如刘长卿《禅智寺上方怀演和尚寺即和尚所创》言：“平生江海意，惟共白鸥同。”

③当江海表隐逸时，最典型的表达是终老江海。如孔子就曾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因失意而欲退隐是文人常态，但终老烟波中更重洒脱之意。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便非常典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因遭遇挫折而想扬长而去。而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诗人的江海余生不仅意欲逃离尘劳，更期待寄身江海后的超脱。

④在这类想象中，“江海”常与“五湖”结合。越王复国后，因其“可与履危不可与安”，范蠡“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国语·越语下》）。李白在《赠韦秘书子春》中“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翩然而去的范蠡，实现了李白“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的理想。王安石《世上》言：“范蠡五湖收远迹，管宁沧海寄余生。”

⑤范蠡“乘轻舟”而去，故“小舟”“扁舟”也是高频意象。驾扁舟于江海间，不再附着权力体系，也不留恋私人情感，正是“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庄子·列御寇》）。诗人想象“寄余生”的“江海”，是一片风平浪静的水域，不论人生失意还是功成身退，都能于其中彻底远离尘世纷扰。

⑥将江海余生与归隐田园相较，更能显其差异。固然二者都意在脱离仕宦尘劳，不再被世俗和权力束缚，从而掌握人生自主性。且从可行性言，似乎都可付诸实践。但江海余生中，不论是“江海”“五湖”还是“扁舟”，都非具象所指，也非实际规划。以苏轼为例，他多次表示人生远景是和苏辙“归田”，其《送竹几与谢秀才》言“老去归田只此身”，《除夜病中赠段屯田》又说“归田计已决”，后来苏轼也确实在宜兴买地。所以归田操作性强，也不乏陶潜般的践行者。再看“江海寄余生”，则更像是江边那个寂静深夜里倏忽而至的念头，只是暂时忘却营营。

⑦即使“归田”也处于想象或设想阶段时，与想象江海也不尽相同。归田想象中常言及农事生产与乡居日常。陆游《叹老》言“寓世极知均醉梦，余生只合老耕桑”；李白想象归田时，也言“东皋多种黍，劝尔早耕田”（《赠崔秋浦三首》其二）。归隐田园指向避世，但生活居所和行迹依然有迹可循。

⑧而想象江海余生时，生活气息并不浓郁，多为用典或概括呈现。如环境书写多关注烟波、日月等广阔渺远景象，行端《海翁》：“余生甘自老扁舟。四溟高卧月如昼，闲把渔蓑枕白头。”即使涉及细节，仍重在诗意化，如苏轼《南歌子·湖景》：“余生寄叶舟。只将菱角与鸡头。更有月明千顷一时留。”苏轼想象在小舟上食用菱角鸡头，感受明月相照。可见江海余生的日常只是诗意想象的载体。江海与田园相较，二者一虚一实。

⑨同时诗人对归隐田园与江海的归属感也有明显差异。通常前者言“归”田园或“归隐”山林，而想象江海余生时，苏轼等人言“寄”，更常见的动词则是“去”。“寄”与“去”都表明“江海”给人距离感，以及自身面对江海时的客体状态。“归”与“去”之间，既是诗人现实遭际和诗思的流转，也是对二者心理归属亲疏的差异。“归”田是农耕民族对土地和耕种的天然亲近，当遭遇失意，便想退隐到纯朴安心的山野乡居生活。而“去”江海，则是去他方开启新旅途，同时将现实困境及人世羁绊皆抛之脑后。田园作为可以回归的抚慰身心的温馨家园，是承接失意人生的最后归宿，而江海余生则是舍弃一切决绝而去，从此栖居于随心遫游的诗意远方。如李谷《次延兴岛》云“书剑年来违素志，江湖此去寄余生”等，尽显洒脱不羁之意。

⑩总体来看，江海余生是安土重迁的陆地生活者对充满流动性的水上生活的诗意化想象，而剥去想象的外壳，实则是文人士大夫对自我心灵的开解和补偿。在想象的过程中，诗人得以暂时抽离“长恨此身非我有”，忘却“人生在世不称意”，幻想在寄余生的“江海”里，摆脱尘劳缠缚，获得身心的解脱与自由。

（摘编自《光明日报》刘俞廷《古代诗词中“生活在别处”的浪漫想象》）

材料一：

关于网络文学的定义，人们一直强调的是它的媒介属性，这并非因为其“文学性”不重要，而是因为如果不把“网络性”说清楚，网络文学的所谓“文学性”一定会是以“纸质文学”的文学性为模板的。网络文学是媒介革命的产物，它与纸质文学的差异，和同一媒介下的“新文学”与“旧文学”、“精英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不同。随着媒介革命的深入，当网络媒介彻底成为主导媒介之后，应该不会再有网络文学的概念。

网络文学发生发展、确立基本形态的前20年，正是文学从纸质时代迈向网络时代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网络文学形态被叫作传统网文。网络文学之所以被人们解读为“通俗文学的网络版”，其实是出于其作为“印刷文明遗腹子”的惯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展示了网络文学高度和深度的经典性作品，代表的是网络文学的成就。也正是由于“传统网文”形态的确立，“网络文学二十年”的总结才能谈经论典。

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并非泛泛意义上的“不朽之作”“传世经典”，而是具有文学史样本意义的文学作品，其核心特征是宏大叙事。宏大叙事是一种完满的、针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进行的设想和历史求证，由于这种设想无法证实，因此不免带有神话色彩。

中国网络文学兴起于21世纪前后。此时，中国社会也处于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宏大叙事模式也在这个时期趋向瓦解，其社会心理转型的时间节点是20世纪90年代。网络文学的“第一世代”以“70后”“80后”为主，他们是“传统网文”的主要创作群体和阅读群体。十几年后，成长于宏大叙事凋零时期的“90后”“00后”出现，对于宏大叙事，他们总是一边建构一边拆解。在以“吐槽”“玩梗”为特征的“二次元”创作中，宏大叙事不过是可供拆解、挪用、进行二次创作的数据库素材。在“二次元”转型后的网络写作中，如何讨论经典性的问题，或者是否还该用经典性这个概念来讨论网络文学的文学性的问题仍待解答。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也需要全新的视野。

（摘编自邵燕君《网络文学是否可以谈经论典》）

材料二：

网络文学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它不仅深刻地冲击和改变着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青少年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文化意识和审美观念的形成和确立。但是，网络文学一直处于自发生成、自由发展的状态，作品量大，泥沙俱下，有些作品存在诸多突出问题，以至于很多人将网络文学与“垃圾”“糟粕”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因此，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话题，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成为学界与政府的共同期待。

传统文学批评界对于网络文学“经典化”的批评和期待，主要基于精英文学的知识体系和评价标准，是以传统的文学经典为模本的期待。批评者要求网络文学表现出超越时代的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反映当下人们最核心的困惑与焦虑等沉重命题。传统文学对文学性和思想性的要求是这一类人对网络文学“经典化”的评判依据。

这种文学批评的精神向度无疑是纯粹的、崇高的，但是，网络文学是来自普罗大众的文学，它植根于网络新媒体平台，体现出不同于以往任何文学的全新形态和特性。游离于网络文学的写作现场，仅仅凭传统的精英文学视野对网络文学“经典化”做出的批评，不可避免地带有与批评对象联系不深刻、不紧密的问题，因此这种文学批评很难为网络文学作者和读者以及网络媒体所接受，也就很难在网络文学“经典化”的实践过程中发挥切实有效的指导作用。

与学界不同的是，政府对网络文学“经典化”的期待，是在提倡坚持传统“经典文学”精神的基础上，把人民群众满意认可作为衡量作品的最高标准，把网络文学寓教于乐的社会效益放在评判优秀作品的首位，同时也没有否定和忽视其经济效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

事实上，尽管网络文学存在诸多缺陷，与学界和政府的“经典化”期待还相差甚远，但其总体的发展向度是与期待相统一的。其一，网络文学来自草根，草根是其最主流、最庞大的读者群，网络文学的第一要义就是为最广大的读者服务，满足广大人民的意志、欲望和精神需求。作为一种大众文学的网络文学，其自发的创作倾向本身就包含了惩恶扬善、维护公平与正义、追求真善关、弘扬爱国主义等核心价值观要求。其二，网络文学所反映的内容尽管“芜杂”，但大部分都是当下人们所面临的因感、焦虑和向往，不同程度地反映着人们最核心的时代欲求。

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网络文学不仅需要方向上的指引和精神上的提升，更需要“接地气”的扶持、理解和关怀，在评判网络文学时，尤其需要尊重网络文学的特性和网络文学读者、作者的感受与需求，不能完全以传统的“经典化”标准进行评判，必须解放思想，充分考虑其多种可能性。

（摘编自刘小源《两种视野下的网络文学“经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