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到底何为国学?胡适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 省称为‘国学’。” 显然，胡适的定义外延过于宽泛，内涵不够确定，所以没有被广为采纳。后来大家把国学和我国的固有学术联系起来。钱穆提出：“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事，以培养其适应启新的机运之能力。”马一浮也指出：“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这是与胡适不同的国学定义了。长期以来，学界使用的事实上是后一个定义。不难看出，只就这两个定义所涵蕴的范围而言，国学概念的界定，已经历了内涵收缩的过程。一个概念的成立，其涵义不应过宽过泛，否则将造成概念的流失。为此，马一浮又给出了国学新定义。他认为定义国学为固有学术，内涵还失于宽泛笼统，仍不易把握，使人不明白是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今揩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马一浮给出的国学定义，学理意味极深厚，可惜时人未予重视。

（节选自刘梦溪《国学辨义》）

材料二：

    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表面上它是研究过去的文化的，因此过去有些学者使用“国故”这样一个词。事实上，它既与过去有密切联系，也与现在甚至将来有密切联系。现在不是都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什么叫“特色”?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我觉得，特色最容易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都属这个范畴。这些东西也是能够交流的，所谓“固有”并不排除交流，这个道理属常识范围。以上这些学问基本上都保留在我们所说的“国学”中。其中有不少东西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华智慧的结晶，直至今日，不但对中国人发挥影响，它的光辉也照到了国外。最近听一位领导说， 他在新德里亲耳听到印度总统引用中国《管子》关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话；在巴基斯坦他也听到巴基斯坦总理引用中国古书中的话。这足征中华智慧已深入世界人民之心。这是我们中国人应感到骄傲的。所有这些中国智慧都明白无误地表露了中国特色，它产生于中国的过去，却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今天，连将来也会受到影响。

（节选自季美林《谈国学）》）

材料三：

究竟何谓国学?国学内容究竟何指?又该如何理解?迄今仍众说纷纭。理解的歧异主要表现在国学内容究竟指何方面。吕思勉说：“国学者，吾国已往之一种学问，包含中国学术之性质与变迁，而并非与外国绝对不同之学问也。....又常有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等以区别东西洋之文化，实亦不然。”吕思勉对国学并未就学术本身予以界定，只是较为概括地指出国学包含中国学术性质与变迁，尤为强调国学与西学并无绝然不同，而在这方面是有深意的。它表明吕思勉并不认同国学与西学是古今之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反击了西化派认为国学与西学绝然对立，不可调和，而必以西学取代国学的观点。虽然就国学本身而言，吕思勉并未讲得分明。

（节选自姜寿田 《国学概念的提出与辨析》）

花工

刘庆邦

    盛夏。正午。阳光炽白，树影发黑。在原煤炭工业部大楼东侧的花园里，一位看上去五十来岁的中年男子正在花丛中锄草。他穿一件半袖汗衫，敞着怀，头上戴一顶已经发黄的草帽。他的裤腿向上绾着，绾得一只高一只低。他没穿袜子，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

    无风，天气很热，他锄一会儿，脑门儿上就出一层汗。好在他左肩上搭有一条毛巾，为避免汗水流进眼里模糊了视线，他不时地抽下毛巾擦一擦。擦完了汗，塌下腰接着锄草。

    他的穿戴和干活儿的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着怎么觉得有点儿熟悉呢？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习惯性的穿戴，我老家的父兄们夏天在地里干活时不就是这样的穿戴嘛！他手中使用的锄板让我进一步认定，这位养花人就是从我的家乡来的。我走过全国许多地方，知道只有我们家乡的农人使用的锄板才这样宽，这样长，而且有着独特的式样。于是我上前跟他打招呼：“师傅，忙着呢？”大概由于机关工作人员平时很少跟他说话，见我跟他打招呼，他有些出乎意料似的，对我笑了笑。

    我问：“看样子，您是河南人吧？”他说：“四哩四哩（是的是的）。您从哪儿看出来的？”我听他说话就乐了，说：“因为我老家也是河南的，只有咱们那地方的人才用这样的锄。”他把锄板看了看，停止了锄草，说：“那咱们是老乡。”我跟他交谈了一会儿，得知他所在的县和我的老家所在的县果然相距不远，都是在河南的南部；知道了他是临时受雇于煤炭部机关绿化队，在这里专事养花种草，每月的工资是六百多块钱；并知道了他使用的锄是特意从老家带来的。他姓宋，我叫他宋师傅。

    宋师傅养花很上心，一到初冬，他就及时把花的残枝剪去，从郊区拉来一些发酵过的农家肥，厚厚地封在花根上。到春天再来看，宋师傅养的月季花，花蕾格外多，每一枝都有十来头；花朵格外大，每一朵都有一大捧；花色格外艳，照得人两眼放光。宋师傅除了养月季花，还养有一串红、大丽花、菊花、美人蕉、兰花等多种花草。宋师傅像农民伺候庄稼一样，把花草调养得很有光彩。

    宋师傅跟我熟了，一看见我，就喊我老乡。我跟他开玩笑：“你不在家好好种庄稼，跑到这里养花种草干什么？”宋师傅笑得很开心，说：“城里人喜欢花嘛！”有一次，我指着他锄掉的野苋菜对他说：“这种菜挺好吃的。”他说他知道，问我：“你吃吗？”我说：“吃呀。”从此，宋师傅在花地里锄草时就锄下留情，留下了野苋菜。我呢，中午临下班时，便拐进花园里，掐一把野苋菜，回家下到面条锅里吃。有那么两三年，我夏天经常到宋师傅所负责的花地里掐野苋菜吃。

    宋师傅住在煤炭部家属区一间盛放工具的小屋里，我曾到他住的小屋看过他。其时他的妻子也从老家来了，妻子还带来了他的小孙子。看到他们祖孙其乐融融的样子，我说他的小日子过得挺不错的。他承认日子过得不错，笑着说：“人不管走到哪里，有活儿干，有饭吃，有衣穿，就中了。”

    这年冬天，下了一场雪，又下了一场雪，却不见宋师傅把花的残枝剪去，更不见宋师傅像往年那样早早地用农家肥把花根封起来。有的月季花不畏严寒，还在枝头顽强地开着。积累的白雪下面透出月季花的一点红，显得分外妖娆。一向勤劳的宋师傅到哪里去了呢？

    我碰到绿化队的人一问，才知道宋师傅去世了，秋天就去世了，是突发心脏病夺去了他五十多岁的生命。我马上赶到宋师傅住过的小屋，见小屋的门上果然挂着一把铁锁。宋师傅去世这么长时间了，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呢！我呀，我呀，难道也变成一个冷漠的人了吗？

    我知道，这多年来，我有不少老乡来北京打工。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农民更是数以百万计，他们在为北京的建设、发展和美化默默地做着贡献。他们有的在这里献出了青春和汗水，有的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座城市。宋师傅就是把生命留在这座城市的一位农民工。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宋。

    后来煤炭工业部被取消了，那座“工”字形大楼经过重新装修后，大门口的牌子换成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煤矿安全生产监察局。大楼东侧的那个花园没有了，地面被硬化处理成水泥地之后，成了自行车棚和汽车通道。可我每次路过那里，都不由自主地往那里看一看。我老是产生幻觉，觉得那里仍是鲜花铺地，百花丛中仍活动着宋师傅忙碌的身影。

（选自《北京观察》2010年02期）

富厚堂沉思

陈世旭

    对这样一个人，只能是仰之弥高了。

    隔着半月形的阔大荷塘，远远就看见土黄和灰白相间的富厚堂。

    天空晴朗。风自远方吹向远方。一个人举着不灭的灯盏，引领我们走向那场远逝的暴风骤雨。那场暴风骤雨吹打了他的一生，制造了数不清的哀伤和壮烈、惊恐和疲惫。树叶摇动，似乎在帮我们找回当初的影子和标本以及纯粹的表情。

    沿着历史的辙印，同遥远而又近在咫尺的灵魂对话。一地浅草，叮咛杂沓的脚步保持肃然。小桥流水人家不再，枯藤老树昏鸦不再，耳边弥漫起腥风血雨的厮杀，铁马金戈的驰骋惊天动地，地平线巨浪般涌动。铅云低垂，草尖滴血，生死搏杀在沃野千里：断戟折枪，危樯巨橹，烽火扶摇直上九天。尖锐的长啸穿越山河，万千的壮士万千次风暴，冰凉的血痕发黄的故事，在记忆的时空搁浅或者沉没。无形的火焰照彻隔世的寒骨，渐行渐远的歌谣噙满泪水。本石中的血液和文字，潮水般倾泻。

    响彻云霄的号角，地动山摇的呐喊，终于止住了躁动。只有摇曳的草木，拨动飞扬的思绪。曾几何时，大山隔断世外的繁华，亮亮的马灯招引了牛啤，远处传来布谷声声，蜜蜂开始涌到山野收割灿烂。古老的火塘，星火渐暗。藏书楼散发的书香，醉了风，醉了月，苍白了面容。一个从农舍走出的书生等待的本是一场完美的落日。没有动荡时世，他也许就不会出山，也就不会有这座乡间候府。

    富厚堂是曾国藩为自己建立的纪念碑，他的瘦削的头颅，就高耸在楼宇。他的灵魂在后人的仰望中，将比他的遗藏存在得更久长，逃逸了腐朽，获得莫大的荣耀，传至深远。

    他所以让人们走近，是因为他的人格唤起了敬重。他战战兢兢以孔孟入世，坦坦荡荡以老庄寄怀，既不畏惧诽谤，也不希求桂冠。毁与誉，都平心静气地接受。信步在富厚堂庭院，再见出主人人格的气韵：没有雕梁画栋，惟见砖墙青瓦。即便悬挂御书钦赐匣额的正厅，两边墙壁也由土砖砌成。简朴至极惟不失尊者庄重。

    经历过无数次失败的胜利者站在那里，凝神沉思。整个道统的骨骼是他的结构，无数生灵的牺牲给了他生命，他从东方古老的黑暗中站起，马蹄踏破了历史的经纬。历史有多么复杂，他就有多么复杂；历史有多少伤口，他就流了多少心血。

    一切，只能留给岁月去咀嚼。

    凭吊者站在高耸的纪念碑下追寻远去的足迹。躺下的并不意味着死亡，正如站着的并不意味着永生。这碑以沉静的姿势，记录着一个波澜壮阔的生平。纵然四壁无语，也足以表证辉煌。

    纪念碑是一种象征，是历史高筑起的累累债务，压低我们的头颅，让思想柔软湍急的河流以及所有的喧嚣在此立定。

    这里是寂然的，甚至有点阴森。没有歌舞的艳俗，更没有刀枪碰撞的凄厉。他该是安详的，又何尝不是孤独的？

    这里是寂然的，甚至有点阴森。没有歌舞的艳俗，更没有刀枪碰撞的凄厉。他该是安详的，又何尝不是孤独的？

    作为中兴重臣，赞誉者无数，他是否真的能扶大厦的将倾？作为一代鸿儒，膜拜者无数，他是否真的能挽狂澜于既倒？

他太显赫太巍峨，人们只能以渺小的萤火点缀在他脚下。人们的问题只能是：有什么高度能超过这个人已经到达的高度？有什么深刻能参透这个人已经到达的深刻？世间又有什么荣华，足以换回曾经的风雨兼程无怨无悔？青灯黄卷皓首穷经，头断血流前仆后继，早已成为百孔千疮的旗帜，压紧历史的卷帙，不被野风吹散。

    一座幽邃的庭院，因丰富而深刻，因深刻而丰富。

    一座恢宏的纪念碑，因崇高而沉重，因沉重而崇高。

    这是一座坚固的纪念碑，青铜一样坚固。后面是山的苍郁，前面是水的澄明，一边是道德的高峻，一边是文章的隽永。岁月的不尽轮回和光阴的不停流逝，都不会让他完全死亡，他生命的大部分将躲过死神，在风中站立，在明与暗中站立，在钟的齿轮上站立。

柳先生的正骨膏

刘玲海

    邾镇东大街新开张的药铺叫汉春堂，坐堂的先生姓柳，人称柳先生，从东北躲战乱来到邾镇。柳先生擅长骨科，跌打损伤脱臼骨折手到病除，据说，他熬制的外敷膏药正骨膏更是神奇，无论多严重的骨折，经柳先生手法复位后，贴上正骨膏再用竹片固定，少则十日多则一月，断骨愈好如初。

    日本人攻打邾镇的那天，一颗炮弹落在颜老爷的家里，三间大堂屋成了废墟，颜老爷正在前厅伺候他的花树，震得昏了过去。半日后醒来，他看到养在莲花缸里的那株花树，如小臂粗的树干被炸断，仅连接着一部分树皮，颜老爷两眼一黑又昏过去。那株树是儿子带回来的，儿子的喜好，颜老爷视为珍宝。儿子和他的部队在台儿庄与日本人决战时，壮烈殉国，老人把儿子的一捧骨灰埋在树根下，更是视树为生命。

    现在，儿子的树被日本人毁了，颜老爷像被挖了心一样。他失魂落魄地在院子的残垣断壁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许久，他一下子想起柳先生，救人的命和救树的命都是救命，也是心急乱求医，柳先生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一路跌跌撞撞来到柳先生的药铺，全不顾大街上枪弹横飞，见到柳先生颜老爷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柳先生来到花树前，小心地扶起来，把断茬对齐捏实贴上正骨膏，周匝固定木棍。三日后，树叶竟振作起来，十日后，树叶重新泛绿，一月后，树干断处长好了。

    颜老爷一脸泪痕，紧抓着柳先生的手说：“你救了我儿子，也救了我啊！”

    邾镇沦陷后，病人挤满了柳先生的药铺，断胳膊断腿的病人很多。这天，柳先生在药铺里配药，心里默念着药方，一味味地抓药……

    汉春堂的大门咣当一声开了，听声音不是手推开的，是脚踢开的。一群日本兵涌进来，后边还抬着一个嗷嗷乱叫的军官，候诊的病人吓得四处躲藏。

翻译官提着手枪走近柳先生，说：“听说你医术高明，请你为少佐先生治伤，伤愈后重赏。”说着指指乱叫的日本人，“少佐先生率兵进山剿匪，被八路的地雷炸伤，两条腿骨头断了。”

    柳先生一怔，然后缓步上前，看看担架上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认识。邾镇沦陷后，这个日本人牵着一条凶犬，在大街上咬死咬伤的人不计其数。

    柳先生指点把病人放到诊床上，然后双手在断腿上拿捏，病人忽然疼得又叫起来，日本兵哗哗地拉枪栓，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着柳先生。柳先生好像没看见，继续接骨，修正碎骨后外敷正骨膏再竹片固定。一条腿整好换另一条腿，有条不紊。

    “好了，隔日过来换膏药。”柳先生说着直起身去洗手，不再说话。翻译官放下大把银元，日本兵抬着少佐走了。

    隔日，翻译官抬着那个日本少佐来换膏药，又放下大把银元。

    又隔日，那个日本少佐被抬过来换膏药，翻译官再放下大把银元。

    这些日子，柳先生药铺里来治病的人越来越少，以致门可罗雀。

半月后，日本少佐是拄着拐杖来的，两个日本兵扶着，见了柳先生露出一脸笑，不住地说：“你的，良民大大的！”柳先生也笑，只是不多说话。日本少佐换完药走了，当然还留下许多银元。

    柳先生听到大门口哗啦一声响，出门看，是颜老爷把他的莲花缸摔碎在柳先生的门口，还把莲花缸里的花树嘎吱一下当腰折断，丢在地上愤愤而去，街上好多围观的人，恨恨地吐下唾沫，转身散去。

    柳先生一脸淡然。

    一个月后，是日本少佐自己走着来的，翻译官跟在后面抱着一坛酒。柳先生和日本少佐已成了熟人，最后一次换完药开始喝酒，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很是热闹，一坛酒喝光还没尽兴，柳先生提议翻译官再去拿一坛酒来。

    翻译官抱着酒坛子回来时，日本少佐躺在地上已经死了，面目狰狞，胸口插着一把刀，刀柄深入，污血满地。

    柳先生在院里正给颜老爷的那棵花树换药，莲花缸换了新的，缸里的花树折断处周匝固定着木棍，花树枝青叶绿，一派盎然。

    刑场上，翻译官问柳先生“你当初为什么给少佐先生医伤？”

    “我是医病的先生，不能坏了先生的名声。”柳先生说。

    “那你干嘛又杀死他？”翻译官追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柳先生脱口而答。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5期，有改动）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住在“本葆将军”旅店的老船长

（英）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当年我父亲开“本葆将军”旅店的时候，有一天，一位皮肤黝黑的老海员到我们旅店来投宿，他的航海用的大木箱搁在他身后的双轮手推车上，黏糊糊的辨子耷拉在脏兮兮的蓝外套的肩部，粗糙的手上疤痕累累，指甲乌青而残缺不全，一道肮脏的铅灰色刀疤横贯一侧面颊。他一面环顾着小海湾，一面径自吹着口哨，接着嘴里突然冒出了那支水手谣：

十五个家伙争抢死人箱——

哟——嗬——嗬，

快来一瓶郎姆酒！

高亢、苍老、颤动的嗓音仿佛汇入了绞盘机起锚时众人合唱出的破调门。接着，他用一根自带的像铁头手杖似的木棍子重重地敲门。当我父亲出来后，他又粗声大气地要来杯郎姆酒。酒送到后，他慢慢地啜饮，一面细细地品味，一面还继续打量着四周，抬头审视我们的招牌。

“这是个挺便利的小海湾，”最后他说，“而且酒店的位置不错。客人多吗，伙计？”

我父亲告诉他不多，客人非常少，实在遗憾。

“那么好吧，”他说，他冲着推手推车的人喊道，“把车子靠边儿，帮我卸下箱子，我要在这儿住上一小段儿。”接着他又说，“我是个简单的人，有郎姆酒、咸肉和鸡蛋就成。你们该怎么称呼我？你们可以叫我船长。噢，我懂你的意思——瞧这儿！”说着他把三四枚金币抛在了门槛上“用光的时候告诉我。”他说，神情严厉得像个司令官。

也整天带着架黄铜望远镜在小海湾一带转悠，要不就在峭壁上游荡；整晚坐在客房火炉旁的角落里，拼命地灌郎姆酒。大多数时候，别人和他说话他都不予理睬，只是猛然抬头瞪人一眼。每天，当他巡游回来的时候，他都会问是否有船员路过。起初我们以为他问这个问题是寻找伙伴，后来我们才开始明白他是想避开他们。每当一个船员到“本葆将军”旅店来投宿，他在进餐厅之前总会透过门帘窥探一番，一旦有一个这样的人在里面，他必定会像只耗子似的不声不响。有一天他曾把我拉到一边，要我帮他“留神一个独腿水手”，并且一旦那个人出现就向他通风报信，这样每月月初他就付给我一枚四便士银币。

有些晚上，在他喝了他的脑袋支撑不住的过量的郎姆酒和水后，他就坐下来唱他那些个邪恶、古老、粗野的水手歌曲，旁若无人；但有时他会嚷着轮流干杯，还逼着所有战战兢兢的房客们听他讲故事，或者和他一起合唱。我常常听见房子和“哟—嗬——，再来一大瓶郎姆酒”的歌声一起颤动；邻居们全都为了宝贵的性命、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加入到这歌声里来，而且一个比一个唱得响亮，生怕引起他的注意。有时是因为一个问题，有时则是因为没人提问题，他断定大家没好好听他的故事。于是他会用手拍着桌子要全体肃静；他会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在他喝得醉醺醺的、摇摇晃晃地上床之前，他不准任何一个人离开这个旅店。

船长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全部时间里，除了从一个货郎那里买些袜子外，他的穿着丝毫未变。那个航海用的大木箱，我们谁也没见他打开过。

他只碰了一次钉子，那是利弗西医生在一个傍晚来给我父亲看病，用了点我母亲准备的晚餐后走进了客厅，等人把他的马从小村子里牵过来，因为我们的旅店没有马厩。这位医生明亮的黑眼睛和翩翩的风度，同那些轻佻的乡下人，特别是同那个猥亵、笨拙、醉眼惺忪的我们心目中的海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突然，他——也就是船长——开始唱起了他常唱的水手谣∶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箱——

哟——嗬——嗬，

再来一瓶郎姆酒！

我察觉到，医生对此毫无赞赏的表示，因为他在同花匠老泰勒谈话，他只是抬头望了一下，接着就又谈论起关于治疗风湿病的新药方来。同时，船长逐渐被自己的歌鼓动起情绪来，最后他玩起了我们都知道的那一套，用手拍面前的桌子——安静。声音立刻平息下去，只有利弗西医生一如既往地讲着，声音清晰悦耳，在每一句话间还轻松地抽一口烟斗。船长盯着他瞅了一会儿，又拍了一遍桌子，更为严厉地瞪着他，最后用恶狠狠、低沉的声音咒骂起来：“安静，都给我安静！”

“你是在关照我吗，先生？”医生说道。

这个老家伙的暴怒是可怕的。他跳了起来，拔出并打开了一把水手用的折叠式小刀，摊开在他的手掌上，好像是恐吓医生，要把他扎到墙上去。

医生岿然不动。他转过头来，声音略微高些，口气却相当平静而严肃：“如果你不立刻将刀子送回你的口袋，我以我的名誉发誓，你将在下一次的巡回审判中被绞死。”

接着，在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目光的对峙战。但是船长很快便屈服了，放下了他的武器，退回到座位上，像只挨了打的狗似的咕哝着。

医生继续说道：“现在，你听着，先生，我不仅仅是个医生，我还是一名地方法官，如果我听到一句对你的控告，哪怕只是像今晚这样的一次无礼，我都将为此而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并找出你。”

不久，利弗西医生的马被牵到了门前，他就上马离开了。但是那天整个晚上船长都保持沉默，并且后来许多晚上也是这样。

（节选自《金银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