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的变化，随着地理环境的变迁，王朝对都城所在地的选择也会因时因势而变化。但无论怎样改变，交通便利是都城必备的条件之一。自五代至北宋，统治者选择在无险可守的开封建都，其原因虽不止一端，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封具有“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地理特点，其地理位置接近东南富庶之地。

    开封的陆路交通发达。商周以后，出函谷关沿黄河东行，经洛阳、开封到临淄构成东西交通要道，北行渡过黄河沿太行山前大道可到今北京一带，向南也有大道可通东南及南方各地。北宋建设的陆路交通网络是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连接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向四方辐射，并到达全国各地。

    北宋运河水系向南沟通淮河、邗沟故道、长江及江南运河，向北沟通黄河、济水及卫河。运河通向四方，连通了全国各大水系，建立起了密集的南北水运交通网。开封居于黄河与淮河之间，这样的水路交通条件在中国古都中是绝无仅有的。以开封为中心的漕运诸渠，既是官方财货赋税的运输航道，亦是中外商旅来往之路。运河对于北方政治、军事的发展和南方经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北宋王朝的生命线。

    然而，作为都城，开封的劣势也与河道水系不无关系。历史上确有数次开封城被黄河河水吞没之记录。北宋后期黄河频繁决口，汴河淤塞，运输能力大大降低。北宋之后，开封的自然地理优势丧失殆尽，十几年短暂的金朝建都开封后，开封作为都城的历史就此结束。此后开封水患日益加剧，明清时期，黄河水多次灌入城内，仅开封附近见于记载的水灾便达40多次。黄河泛滥不仅淹没村舍农田，而且将运河全部淤平。至此，开封的水路交通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取材于张清俐、张杰《南北运河见证东京城百年兴衰》）

材料二：

    开封，古称东京、汴京、汴州等。作为北宋的都城，开封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商贸都会，其影响力在于规划布局的严整性、山水形胜的优越性和天赋庄严的神圣性，核心在于前所未有的都市规划和发展格局。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城市体系完善。《清明上河图》的图像资料和《东京梦华录》的文字资料，形象逼真地再现了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风貌。开封依据城市发展的需要，逐步形成了三城相套的格局，最里为皇城，主要为宫殿区；再外为里城，为官衙与市民区；最外为新城，新城与里城相互沟通。一千年前的开封排水设施相当完备，还有专司城市救火的“探火军人”，还有官办的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机构。按西方观念，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开封的城市软硬件设施齐备，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街市制度兴起。从西周到唐朝，我国城市建制一直是市（商业区）与坊（住宅区）分设，比如唐代实行里坊制，里坊有坊墙，每天定时关闭坊门。这种坊市建制以便于统治管理为目的，突出政治中心地位，不利于商业发展。开封是中国城市史上由古典型城市向近代型城市转变的开端，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率先转型的城市之一。当时的开封拓宽街道，拆掉坊墙，允许临街开店，面街而居，形成坊、市合一的局面。商业店铺沿街兴建，形成街市，交易区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沿街建筑鳞次栉比。

    商业贸易繁盛。当时宋朝首都东京，人口达百万，居民、商人经商不但不受空间约束，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夜市甚至可以通宵达旦。开封城有大量的酒肆、店铺、勾栏、瓦舍，它们毗邻主要交通干道，有的酒楼内设雅间近百间，日客流量突破千人；有的街道甚至以本街区标志性的酒楼命名。这些商贸餐饮娱乐场所的出现，将市民生活提升到新的高度，开封已成为当时最具活力的商业大都会。

    一千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开封等城市灯火辉煌；一千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拥有这样百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那时的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意大利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城市规模不过万人。正如《哈佛中国史》的评价：“（宋代）开封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新型都市，它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

（取材于张杰、张清俐《北宋东京城：凸显商业与开放》）

材料三：

    北宋对东京城市建制的变革，为城市的繁荣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扫清了道路，也为文学的发展和新文化样式的出现提供了无限可能，为历史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时代。北宋的文化政策比较宽松，文人创作较为自由，这种氛围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东京城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典型的市民城市，是市井文明的汇聚地，因此兴起了白话小说、戏剧等。皮影、绘画、木版年画等市民文化产业也十分兴盛。

    东京城是文人雅士、巨儒名家的聚集地，他们在此吟诗作对、填词作赋，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相比起唐诗，宋词形式较为自由，内容和词语也更通俗化，这不仅更受底层人民欢迎，也更利于民间传唱。宋代散文承接唐代古文运动并走向成熟，话本小说为新兴的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书法艺术继晋承唐，技接五代，开创了一代新风，对后世有巨大影响……

    宋代绘画不仅表现为一门艺术，更表现为一种技术。一批技艺精湛的职业画家，将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书画行业开始兴盛。东京城最繁华的街市高头街、大相国寺一带的庙会，都曾是书画商云集之地。年关节日，门神、钟馗等节令画在市场上热销。社会对绘画的需求和民间职业画家创作的活跃，是推动宋代绘画发展的重要因素。宋代由于手工业发达，促成了雕版印刷的发展与普及，东京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雕版中心，不少书籍及道经、佛经都附有版画插图，其绘刻之精美让人赞叹不已。

    对于生活在北宋时期的文人来说，东京是他们的自豪和骄傲，他们在作品中直接呈现东京的繁盛景象，“一画一书”就是这样的代表作品。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记录了东京开封的城市面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孟元老的笔记小说《东京梦华录》对都城写实性的描述，让后人对这座弥漫着文化气息的都市充满了向往。

（取材于朱金中《开封：繁华如梦境的宋代文化》）

材料一：

    中药是我国的民族瑰宝。

    随着医源性疾病和药源性疾病的日益增加、健康观念的变化以及医学模式的转变，相较于毒副作用相对较大的化学药，中成药以其源于天然、副作用小、疗效确切、价格相对低廉的特点和优势，逐渐被世界认识并接受。中成药优势日益凸显，中成药服务业发展迅猛。

    目前，中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的系统的现代经济产业之一。中药种植业、中药制造业、中药流通业构成了完整的经济产业链。我国每年向日本、韩国、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大量的中药材和植物提取物，中医药产业已成为当前我国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

随着我国药品监督管理的逐渐规范，中成药工业发展态势良好，进入较为平稳的发挥阶段，销售收入由2011年的3318.72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6223.92亿元，复合增长率为17.02%。

（摘编自2017年1月16日中国报告网，有删改）

附图：近五年我国中成药工业销售收入情况

材料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植物药市场年销售额已超200亿美元，而作为中药起源地的中国，却无与之相称的国际地位。2012年在中药出口品种中，中药提取物出口额仅为11.3亿美元，占中药出口额的48.5%。中药材和饮片的出口额为7亿美元，仅占出口额的33%。

（摘自2013年11月20日中国经济网，有删改）

材料三：

    近年来，我国中药秘方大量流失，商标在国外屡遭抢注。据统计，我国已有900多种中药被国外企业抢先申请专利。中医药如今成了发达国家的“摇钱树”，“老祖宗的宝贝”沦为人家碗里的“肥肉”，难道不该警醒吗？

    中医无国界，技术有归属。中医药扬帆起航，走出国门，但我们不能丢掉国际话语权，必须制定相应的国际标准，用法律手段保护好知识产权，筑牢“防火墙”，烙上“中国印”，让中医药这座宝库永远姓“中”。

（摘自201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四：

    2017年初，浑身布满穴位的针灸铜人，在瑞士日内瓦世卫总部亮相，而早在2011年，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内科学年鉴》发表了中药治疗甲流的临床研究成果，这两件事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标志事件。

    即使在西医看来属“不治之症”，中医依然能上演妙手回春的传奇，中医彰显了其独特的优势，可以解决一些西医无法解决的难题。

    中医药在海外蓬勃发展，中医药目前已遍及183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建立的中医药中心已有10个。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数据不包括中国）中医药团体有1200多个，目前受过专业培训的中医针灸师有50多万名。

（摘自2017年2月15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当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成了全球产业界、学术界的高频词。有研究者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对一种通过计算机实现人脑思维结果，能从环境中获取感知并执行行动的智能体的描述和构建。

    人工智能并不是新鲜事物。20世纪中叶，“机器思维”就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1936年，英国数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从模拟人类思考和证明的过程入手，提出利用机器执行逻辑代码来模拟人类的各种计算和逻辑思维过程的设想。1950年，他发表了《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提出了判断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标准，即“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指一台机器如果能在5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且超过30%的回答让测试者误认为是人类所答，那么就可以认为这机器具有智能。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希尔勒教授用“中文房间”的思维实验，表达了对“智能”的不同思考。一个不懂中文只会说英语的人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他只有铅笔、纸张和一大本指导手册，不时会有画着陌生符号的纸张被递进来。被测试者只能通过阅读指导手册找寻对应指令来分析这些符号。之后，他向屋外的人交出一份同样写满符号的答卷。被测试者全程都不知道，其实这些纸上用来记录问题和答案的符号是中文。他完全不懂中文，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上述过程中，被测试者代表计算机，他所经历的也正是计算机的工作内容，即遵循规则，操控符号。“中文房间”实验说明看起来完全智能的计算机程序其实根本不理解自身处理的各种信息。希尔勒认为，如果机器有“智能”，就意味着它具有理解能力。既然机器没有理解能力，那么所谓的“让机器拥有人类智能”的说法就是无稽之谈了。

    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不同学派的科学家对“何为智能”的理解不尽相同。符号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具体问题的求解能力，他们会为所设想的智能机器规划好不同的问题求解路径，运用形式推理和数理逻辑的方法，让计算机模仿人类思维进行决策和推理。联结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非智能部件相互作为的产物，在他们眼里人类也是一种机器，其智能来源于许多非智能但半自主的组成大脑的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他们研究大脑的结构，让计算机去模仿人类的大脑，并且用某种教学模型去重建一个简化的神经元网络。行为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是机器和人类的行为相似，研究人工智能应该研究人类感知和行动的本能，而不是高级的逻辑推理，不解决基本问题就无法实现复杂的思维模拟。因而他们让计算机模仿人的行为，建立人工智能系统。

    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对“智能”的理解仍未形成共识。但是，正是对“何为智能”这个核心问题的不断思考和解答，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层面的发展。

（取材于谭营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2018年5月，谷歌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部分）通过了“图灵测试”。这个消息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我们应该怎样做？

    在人工智能的开发过程中，设计者会遇到伦理问题的挑战。比如著名的“隧道问题”：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在通过黑暗的隧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小孩，面对撞向隧道还是撞向行人这种进退维谷的突发情况，自动驾驶汽车会怎么做？

    自动驾驶汽车依靠的是人工智能“大脑”，它会从以往案例数据库中选取一个与当前情景较相似的案例，然后根据所选案例来实施本次决策。当遇到完全陌生的情景时，汽车仍然会进行搜索，即在“大脑”中迅速搜索与当前场景相似度大于某个固定值的过往场景，形成与之对应的决断。如果计算机搜索出来的场景相似度小于那个值，自动驾驶汽车将随机选择一种方式处理。

    那么，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伤害了人类，谁来负责呢？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将人工智能体作为行为主体对待。因为“主体”概念有一系列限定，譬如具有反思能力、主观判断能力以及情感和价值目标设定等。人工智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能”，它所表现出来智能以及对人类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掌握和遵循，是基于大数据学习的结果，和人类主观意识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人工智能体不可以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以上述自动驾驶汽车为例，究竟由人工智能开发者负责，还是由汽车公司负责甚至任何的第三方负责，或者各方在何种情形下如何分担责任，应当在相关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框架下通过制订商业合同进行约定。

    人工智能在未来还可能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奇点（singularity）”。所谓“奇点”就是指机器智能有朝一日超越人类智能，那时机器将能够进行自我编程而变得更加智能，它们也将持续设计更加先进的机器，直到将人类远远甩开。尽管研究者对“奇点”到来的时间和可能性还有争议，但是不管“奇点”时刻能否真的到来，在技术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小心被人工智能“异化”。在我们训练人工智能的同时，有可能也被人工智能“训练”了。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活爱好都将被人工智能塑造，人工智能在无形中暗暗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骄傲的时候，也许已不知不觉地沦为了数据的囚徒。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种种冲击，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今天对我们依然有借鉴意义。这三大定律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到人受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归根结底，人是智能行为的总开关。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应该始终把对社会负责的原则，放在对技术进步的渴望之上。人类完全可以做到未雨绸缪  ， 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

材料一：

    会宁皮影戏已列入甘肃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会宁皮影多以牛皮、羊皮、驴皮制作而成，一台皮影戏至少需要四至五人才能完成，唱腔多以当地的传统戏曲秦腔为主。大年三十晚九时许，新添堡乡河屲村村口的皮影戏老艺人牛俊魁家传来阵阵鼓乐声，村里组织的新年皮影戏演出在这里鸣锣开演。

    河屲村是会宁县新添堡乡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晚上九点，乡亲们在家里欢聚一堂，唱着皮影戏过大年，让我们感受到了皮影戏的魅力。

    走进牛俊魁家，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一场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他家的正房里上演，老艺人牛俊魁在白色幕布后舞弄着皮影角色，边舞边唱，另外三人时而拉二胡，时而吹唢呐，敲锣打鼓配合默契，村民们看得全神贯注，记者也被精彩的演出所吸引，跟着看了起来。在演出结束后记者走进幕后，体验了一把皮影戏的演出过程。

    据介绍，牛俊魁是会宁皮影戏的传承人之一，他不仅可以熟练制作皮影道具，而且能够演唱多部传统戏曲。每逢新春佳节，他都要带领村里人白天搭台，晚上唱戏，每场皮影戏要演出两三个小时，以丰富乡亲们的节日文化生活。

    新添堡乡河屲村村民邵启虎对记者说，本地文化活动比较单纯，到过年的时候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看一看皮影戏，耍一下社火，自娱自乐，大家都比较高兴。

（“会宁广电网”记者  甘孟玉  荆平）

材料二：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上的活动屡见不鲜。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鄂温克族是跨越中国、俄罗斯居住的跨界民族，也是中国“三少民族”之一。千百年来，作为善于迁徙的狩猎民族，他们将本民族的习俗延续下来，如驯鹿、瑟宾节都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驯鹿成为贯穿全年每个呼伦贝尔草原盛会的“吉祥物”，二百余人的鄂温克部落每年能接待中外游客近五万人次。

    而每逢瑟宾节，鄂温克部落里的男女老少都来参加，由部落首领主持，猎人们在落叶松的间隙里点燃篝火，边歌边舞，祭祀山神，一片欢乐祥和。台湾游客任先生几乎每年都会到呼伦贝尔旅行一次，他说：“不论夏季或是冬季，呼伦贝尔总有让人看不完的美景，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堆砌出的盛会就让人流连忘返。”

2016年上半年，呼伦贝尔市接待中外游客488.47万人次，同比增长8.5%。

    以上种种，都只是内蒙古草原上很普通的活动，但也是内蒙古草原诸多文化活动的缩影。

    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元文化底蕴深厚，将草原文化融会贯通并“打包”展示已成为当地所有民族文化活动的“套路”。不论是各地一年四季举办的大大小小的文化活动，还是内蒙古“走出去”举办的文化活动，草原传统技艺总是结伴出现。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内蒙古已在蒙古国、俄罗斯、美国、马耳他、毛里求斯、澳大利亚、丹麦、斯里兰卡等地举办“文化周”活动，阵容颇为“豪华”，对外讲述者内蒙古的故事。

落于金莲川草原上的正蓝旗人口仅8.3万，但这里有世界文化遗址元上都和延续千年的传统游牧生活。

（摘自中新网《非物质文化遗产“堆砌”的草原盛会吸引中外游客》，有删改）

材料三：

    江苏省南通市关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宋亚军这两天伤透了脑筋，他正在给88岁的毛素娟找一个传承人。毛素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南通色织土布技艺的唯一传承人，由于后继无人，这项技艺正濒临失传。赶在老太太还能说会动之前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把技艺传下去成了宋亚军的当务之急。

    如何让非遗更好地传承下去？南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曹锦扬表示，非遗传承有其特殊性，不能全靠市场，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011年6月1日，国家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集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一些地区落实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些问题，如经费拨款不到位，不重视宣传，对民间的非遗传承人重视不够等。一些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每年在非遗上的经费投入只有区区几十万元，非遗传承人、研究人员想对外交流自己的技术和作品都捉襟见肘。

    “事实也证明，凡是非遗传承做得好的地区，政府都发挥了很好的主导作用。”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说。在全国，宜兴紫砂壶鼎鼎有名，这是该地区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有机结合所带来的效果。宜兴有专门的副市长、文化局副局长分管紫砂陶艺发展，政府还出资让有兴趣学习紫砂陶艺的人免费学习，每年的“陶艺节”，市委书记、市长再忙也要出席，这些都提高了紫砂陶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不能传承下去，归根结底要看它能否与现代人的生产、生活需求结合起来。”贺云翱教授说，“除了宜兴紫砂壶，像苏州的刺绣，南京的云锦，这些非遗项目都兼具了一定的市场价值，迎合了现代人的需要，有很多人在学。相比之下，南通色织土布就与现代人的生活离得稍远些，对于这类非遗项目的保护，政府就更不能缺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也有专家认为，整个社会都应该为非遗的传承出一份力，在韩国、日本，每年都会有企业家出资赞助非遗项目，定期举办一些展览，让民众认识到非遗的重要性，这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摘自《光明日报》：《非遗传承，难在哪儿？》，有删改）

    材料一：

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贡献率同比提升12.9个百分点，超过部分发达国家水平，成为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伴随着数字技术创新，并加速向传统产业融合渗透，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愈发凸显。从数字经济内部结构看，信息通信产业实力不断增强，为各行各业提供充足的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支持奠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数字经济与各领域融合渗透加深，推动经济社会效率提升，质量提高。2018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6.4万亿元，在数字经济中占比为20.5%。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中继续占据主导位置，2018年产业数字化部分规模为24.9万亿元，同比增长23.1%。在数字经济中，产业数字化部分占比高于数字产业化部分占比，表明我国数字技术、产品、服务正在加速向各行各业融合渗透，对其他产业产出增长和效率提升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

    （选自《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

    材料二：

    （选自《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创新趋势解读》）

    材料三：

    当前，信息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已是大势所趋。数字化创新持续迭代，数字化新业态加速涌现，数字经济不断创造新的可能。

    安装传感器和平板电脑、接入网络，一台缝纫机“摇身”变成了工厂的“中枢神经”。“以前一个款式会停留几个礼拜，现在则每天都在变化。”汉帛总裁高敏说。数字技术帮助汉帛实现小批量灵活生产，市场需求多了，库存压力小了，订单也来得快了，汉帛正从单一制造商转型为时尚平台服务商。

    在数字经济下，改变的不只是一台缝纫机，越来越多站在国际品牌背后的中国制造业正用“数字”撕去“代工”标签，从而发生蝶变。

    扫码进店、自动买单，“数字化”销售在实体店展开；智慧医疗、智能教育，“数字化”服务空间不断拓宽……4月，我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经济同比增长25%。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正打破传统的供需公式，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助推高质量发展。而连续多年大力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信普遍服务，使我国夯实了较为坚实的数字“地基”。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再一次对网络提速降费做出部署，提出在300个以上城市部署千兆宽带接入网络，实现移动流量平均资费降低20%以上。

    （选自《抓住数字机遇打造经济新高地》）

    材料四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也面临着很多挑战。中国数字经济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相关基础设施还不完善，核心技术创新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并且中国数字经济的行业管理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来填补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管理的空白，如建立明确的法律法规体系、信用体系，加快行业与市场的融合等。目前来看，个人隐私和产业隐私缺乏合理完善的保护措施，信息安全保护机制还有待加强。虽然中国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的融合边界在弱化，但是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水平还有待提升。当前国际环境复杂，中国数字经济的风险防范措施还需进一步完善。而中国数字经济的利润模式尚未建立，这将对数字经济长期发展提出挑战。同时，中国区城发展的不平衡也增加了政策制定的难度。

（选自《中国数字经济须正视挑战》）

    材料一：

    国家公祭日是国家为了纪念曾经发生过的重大民族灾难而设立的国家祭日。二战后，主要参战国政府纷纷推出国家级哀悼日，以国家公祭的形式来祭奠在惨案中死难的国民，增强现代人对国家遭受战争灾难历史的记忆，目前已成为国际惯例。公祭当天，国家领导人都会到场敬献花圈，并公开发表讲话。同时，公众的参与度也相当高，参加公祭的人数少则万人，多则10万人以上。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我们将以国之名义沉痛祭悼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材料二：

    记者：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理解国家公祭活动？

    张宪文①：南京大屠杀绝非南京一城一地之事，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受难的象征。这些遇难者为国家、民族做出了牺牲。国家设立公祭日，决不是单纯为了纪念和宣传，更不是为了累计仇恨，而是要在扼腕思考惨痛历史的同时，凝聚起国家、民族的信念和力量。

    记者：中国这次用立法的形式确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宪文：为重大民族灾难设立公祭日属于国际惯例。南京大屠杀是二战中三大惨案之一，也是民族灾难、人类浩劫。设立国家公祭日体现了以人为本和敬畏生命的理念，它要求人们以史为鉴，反对侵略战争，促进人类文明，维护世界和平。纪念活动不仅应该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更应该上升到国际层面，在国际上明文设立纪念日。

【注】①张宪文：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

(节选自2014年12月13日《光明日报》第2版《以国之名祈愿和平》)

    材料三：

    （外联网2019年12月13日电）外媒关注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日媒报道仅称“南京事件”：法新社报道指出，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忧虑的纪念日之一。

    美国华文媒体《侨报》报道：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来自各界的500余人，向80年前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默哀并献上白色玫瑰。

    韩联社称，中国选择在国家公祭日这天邀请文在寅进行国事访问，可能是为了在日本歪曲历史问题上，力争捍卫正义立场，实现中韩合作。

    此外，新加坡《联合早报》、美国《世界日报》、印度新德里电视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越来越多的外媒开始关注和报道中国的公祭活动，并重点转述中方立场。

    日本NHK新闻网、朝日新闻等虽有报道，但都将此次纪念活动称为“南京事件”，只有每日新闻社提及了“南京大屠杀”一词。

    材料四：

    以国之名，我们呼唤中华儿女戮力同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在铭记历史中砥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在缅怀同胞和先烈中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一定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新征程上不断夺取新胜利。

    以国之名，我们呼吁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从“一带一路”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的合作平台，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付诸实践，中国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各国一道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2日社论——《不忘历史，矢志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