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发展史也就是这个国家国民的读书史。鉴于官员在国家机器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他们对于读书和从政二者关系的态度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官场风气，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社会风尚。

    在中国古代，官员读书是持续性的普遍性的历史现象，也是官场的显性规则。中国封建社会官本位色彩非常浓郁，实现个人价值的唯一途径就是入仕为官。因此，读书成为古代文人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二选择。这些文人士子秉承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价值理想，经过儒师的悉心调教和官场的耳濡目染，入仕时大都谙熟治乱兴衰之道，知晓为人处世之理，成为一名合格的朝廷命官。但有一点必须承认，文人士子们通过经年累月的读书，不仅蓄积了丰赡学养，而且提升了高迈人格，换言之，读书造就了称职的官员，而官员继续读书则成就了更大事业。

    众所周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说只有经过漫长苦读且深入传统文化肌理的人，才能通过严苛的科举考试，才能在官场里登堂入室。因而，但凡具有读书天赋、家境又允许的学子，大都养成了读书习惯，为官之后依然读经诵史，赋诗作文，以此颐养性情、陶冶操守、净化心际、提升境界。另外，凡是国盛民阜、天下太平的朝代必然是推崇文化和学术的朝代，此时考核检验官吏的准绳，不仅要看其政绩大小，也要看其文化修养的高低。

    中国古代官员把读书和从政合二为一，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设计有一定关系。秦汉统治者将偃武修文、重用儒生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到了隋唐逐步建立并完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选人用人的主要途径，它把考查文人学子对古典文化知识的记忆、理解和文字的组织能力，作为公开选拔官员的基本依据，所以不读书者不能入仕为官。士子们一旦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恪守“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在读书为文方面更加勤勉笃毅，成为为官和为文两方面的典范，他们既是垂范后世的出色政治家，又是名留青史的杰出文学家。当然，喜欢读书与做个好官并不一定成正比，例如清朝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不过，虽说喜欢读书不全是好官，但赃官劣官则大多是不喜欢读书的草包，因为此类官员的兴致根本不在读书上，而是钟情于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

    读书与做官也构成中国文人士子复杂性格和模糊意绪的两面心态。在他们留下浩如烟海的文字典籍的同时，也演绎着一幕幕数不清看不完的人生悲喜剧。例如北宋寇准被罢免丞相之职后，以刑部尚书知陕州，蜀帅张咏返京述职时路经陕州，寇准以东道主身份表达情谊，临别时寇准低声咨询张咏：“何以教准？”张咏只说了一句话：“《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寇准不解其意，立即命手下找来《后汉书》阅读，读至“不学无术”四字，笑着说：“此张公谓我矣。”由此推知，即使官居高位，但长期不读书不学习也会贻误国事、害人害己。当然，任何事物都要辩证地审视。读书著文在历史上也是最具风险的事，从司马迁因说真话而罹受宫刑，到明清两朝大兴文字狱使众多官吏丢掉性命，直至“文化大革命”导致万马齐喑，使今人感到在官场上读书立言绝非易事。其实，读书立言的本质并没有什么玄妙，无非就是坚持真理，发现真理，给今世和后人留下一点精神财富，而这却不是修身养性或单凭勇气就能够做到的。

（摘编自栾凤廷、刘金祥《中国古代官员的读书与从政》）

    乡村文化是传统文化生民的家园，是乡民在农业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道德情感、社会心理、风俗习惯、是非标准、行为方式、理想追求等，表现为民俗民风、物质生活与行动章法等，以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反映了乡民的处事原则、人生理想以及对社会的认知模式等，是乡民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民赖以生存的精神依托和意义所在。较之工业的高度发展，农业的缓慢发展常常给人以安全稳定的印象。相对于城市的狂躁、复杂与多变，乡村则有着更多诗意与温情，它承载着乡音、乡土、乡情以及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的大量消失并不意味着乡村文化的消亡，相反，乡村更加稀缺而珍贵，乡村依然是人们心灵的寓所。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乡村文化是与庙堂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乡村文化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们的记忆中，乡村是安详稳定、恬淡自足的象征，故乡是人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回归乡里、落叶归根是人们的选择和期望。在现代社会，乡村文化依然是与城市工业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许多城里人生活在都市却处处以乡村为归依，有所谓“乡土中国”的心态。

    城镇化是“以城带镇”的发展模式，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病”日趋凸显，主要表现为空气等环境条件恶化、水资源紧缺、交通拥堵、优质教育资源紧缺、居住条件恶劣、就业融入困难等。其实城市病不仅如此，还包括更为严重的精神家园的迷失。城镇化使大量乡民突然进入现代生活，不仅造成诸多的不适应，而且使乡土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被喧嚣和紧张的城市气氛所代替，进城期望与生存状况的冲突、乡村记忆与城市体验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迷茫与困惑。在农民大量进城、农村土地被大片征用、第一产业从业比例迅速降低的现实境况下，如何建设他们的家园尤其是精神家园令人担忧。学者们认为，走出乡村文化生存困境的途径是重构乡村文化，即通过发展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文化自觉意识，以及在文化创新中凸显乡村文化个性；开展乡村文化建设，一方面要提高乡村文化个体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加强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系统综合治理；乡村文化建设也应该现代化，但不是简单机械的城市化。乡村文化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民族心理和文化传承中有着独特的作用。在现时代中，尽管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长足发展，但乡村文化仍有其独立的价值体系和独特的社会意义、精神价值。维护、传承和创新乡村文化使之与城乡统筹发展相匹配，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相适应，是亟待深入研究的时代课题。

晒客

杨暄

    晒客，源自英文“Share（分享）”，无疑是2007年网络上最流行的词汇之一。8月份教育部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里，就包括了“晒客”。现在，这个群体正异常活跃于晒客专业网站和各种各样的BBS之中。

    最初的晒客是那群将自己的工资条拿出来展示的网友，他们往往会在网上公开自己的工资有多少、奖金是多少、年贴是多少、福利有多少等信息，引来众多应和者。

    一份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上海的一位热能专业毕业生的工资单，一长串的数字详实地罗列出了他8个月的工资收入情况。其中最有名的“晒工资”，当属北京大学副教授阿忆在博客上公布自己月收入4786元的工资条，引发了一场关于大学老师收入的争论。

除了工资，晒客还热衷于“晒”衣服、“晒”孩子、“晒”感情、“晒”美食，甚至“晒”基金、“晒”股票……

    2006年才在互联网上崭露头角，晒客为什么能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顺利地从一小群人的词汇变成公认的新群体?一些网民认为，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晒”隐私不仅让自己压抑的情绪得到了舒缓和宣泄，有时候还能得到许多网友的真诚安慰，这种方式很好。专家认为，这就是“晒”的魅力。现代社会中，网络作为传播社会信息的一个平台。其自由性给网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表达渠道，晒客说出了现实中可能需要遮掩的内容，将个人的情感、经历统统拿出来分享，“晒”出来的真实故事更容易引起旁观者共鸣，实现了网络和现实的融合。

    最近，晒客中的“晒黑”族异军突起，成为目前晒客中发展最快的人群之一。“晒黑”族的一个口号就是：“只有不想晒的，没有不能晒的。”记者在一些“晒黑”论坛上发现，“晒黑”的内容各式各样。比如，一名叫“微笑女王”的网友“晒”出了饭店后厨的一组照片。照片中，这家饭店的露天后厨西边是一个垃圾堆，东边是一个停车场，厨师们就在尘土飞场中洗菜、切菜。此外，哪家超市服务态度不好，哪家商场不给发票、哪家银行办事效率低等，“晒黑”族都会将它们拎出来“晒晒太阳”。

    针对“晒黑”，有人热烈支持，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就应该拿出来晒晒，揭露丑恶，促进社会进步，也有人持否定态度，担心网络言论缺乏监督，“晒黑”言辞会有偏颇，夸大事实以偏概全，甚至无中生有，不利于社会和谐。对此，有关专家表示，“晒黑”应当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守道德和法律两条底线。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分析，网络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了一条有效的渠道，有利于把力量单薄的个体汇聚起来，形成更大的集群力量对抗侵权行为。不过，也有一些专家对“晒黑”族的做法表示担忧，认为“晒黑”最后容易演变成一场愤怒情绪的集体宣泄，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激化矛盾。

（选自《人民日报》2007年9月25日第11版）

    古代文章（这里主要指散文、骈文、小品文及八股文）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其评点的范围大到文章的宗旨、结构，小到一字一句的安排，无所不至。

宋代以来，尤其是在明清时期，一些治经史之学的文人，十分轻视文章评点，甚至对它进行严厉批评。这种偏见影响十分深远，直到今天依然还有很多人认为，古代文章评点的主观随意性很大，缺乏科学性、严谨性、体系性等等。尽管如此，文章评点自宋代以后就一直十分兴盛，流传十分广泛，深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甚至传播到日本、韩国等。尤其是日本，不仅刊刻了许多中国文章评点之作，而且日本人自己也从事中国古文的评点，产生了一些著名的评点家，如赖山阳、竹添光鸿等。文章评点能广泛流行，一是形式灵便活泼，文字要言不烦，见解新颖独到，给人启发；二是能指导写作，有助于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写出合格甚至优秀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实用功能。

古代文章评点文献数量相当庞大，因此今天开发古代文章评点，首要的任务就是深入开展文献调查。这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古代文章评点的存在方式是多样的，以往我们一般认为评点主要存在于选本之中，但实际上在很多别集之中也有评点。明清时期，形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学批评风气，即很多作家在写出作品后寄送给自己的师长、朋友和弟子阅读。这些人阅读之后，往往会有一番评论。很多作家在刊刻自己的文集时，就会把这些评论也附在每篇作品之后。这样一来，就使明清时期的很多别集之中也有评点。比如，康熙年间所刻《醉白堂文集》有王士祯等人的评点。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其次，古代文章评点涉及的对象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之中的文献，所以不能局限在某一个文献类型之中。假如只注重散文或骈文评点，而不去了解八股文评点，或者只注重集部评点，对有关经、史、子部的评点视而不见，肯定不能从总体上把握整个古代文章评点的脉络和格局。

    总之，只有进行全面而彻底的考察，编制出一个尽量完备和详细的古代文章评点文献目录，才能谈得上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否则只能是盲人摸象。这需要学界同人齐心协力，长期努力，才能最终完成。

（摘编白余祖坤《略谈古代文章评点》）

不甘寂寞的当代艺术

陈德洪

    当代艺术在市场退潮后犹如积压的商品，在寂寞的如库房的展厅中陈列，因为市场热潮不再而更加刻意扮演一种曲高和寡的姿态。其间的忸怩作态、故作高深、自我标榜其实也难掩对廉价赞誉追捧和高价售出的热切期待。艺术家过于标榜个性、微观叙事导致的自恋和自我中心其实极端矛盾地希望得到公共性的认同、传播和抬举。

    移动互联网彻底改变了艺术的生态，把微小的嗓音放大到全民皆知。于是大家都不寂寞，但传入耳朵的声音则全是八卦。艺术成为一种舆论，一种街头巷议的等同物。如此接地气的状态要再扮演崇高的角色已经更加困难，于是，理论家、批评家粉墨登场，专著、论文、研究成果，研讨会套用各种晦涩的话语，营造一种浓郁的学术性氛围，让不再有光晕的艺术发出万道金光，等待被迷住双眼的金主下注。教授、博士、专家、xx长，xx主席使艺术界成为一种头衔密集的重灾区。

    说了这些闲话全由几本闲书引起。所谓“以史为鉴”、“殷鉴不远”这些格言在这个重视历史叙事的国度可谓深入人心。改写历史的冲动无处不在。而通过几本闲书，我恍然发现中国艺术史是一部悲催的血泪史和心灵的放逐史。国破家亡，江湖放逐成全了一个又一个艺术大家——颜真卿、黄公望、倪瓒、徐渭、八大、石涛，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即便是盛世的李杜不也不得志吗?或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不算离谱的结论:艺术史往往不是记载那些功成名就者和歌功颂德者的荣誉证书，它更可能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由此来看，艺术本是寂寞的，而不甘寂寞的往往是以艺术之名进行的操作、经营、糊弄以及蒙和骗的勾当罢了。当作品成了小便器，套用丹托的名言，是理论使小便器成为了艺术。我们如果不识时务地去拨开附加于艺术的层层包装，最终呈现的可能象贵妇人的一身赘肉不堪入目。

    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普桑经典的作品《阿卡迪亚的牧羊人》或许可以看成一种关于艺术史的隐喻。艺术是那坟墓里的枯骨，而艺术史就是对墓志铭的解读，也许不做掘墓人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看清艺术的真相。但盗墓者垂涎的是艺术坟墓中想象的宝物，没有人想盗窃那几根枯骨。由此奉劝有大师情结的艺术家们，不修成正果，炼成舍利，枯骨不可能因为陪葬的华贵而增值。

    艺术研究者其实面对作为社会事实的艺术场域知道的并不比牧羊人更多。解读墓志铭也许并不是艺术研究者真正的工作，正如牧羊人，放羊才是正业才是生活，而研究墓志铭则是生活的闲暇和余兴。古人讲“游于艺”，没有游于艺的超脱与从容，也许就已经和艺术擦肩而过了。

    回归寂寞对中国当代艺术未必不是好事，而不甘寂寞的折腾倒是需要警惕了。

山水诗考略

    ①中国古典山水诗究竟源于何时？近人范文澜说：“写作山水诗起自东晋初庾阐诸人。”这话不无根据，写作山水诗形成一种潮流、一种时尚，的确是在东晋时期，《兰亭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②东晋出现大量的山水诗，主要是纷乱的国情使然。东迁的文士几乎都有“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慨叹，加上受政治暴力和军事暴力的迫害，失落感愈来愈沉重。从清丽无比的江南山水风物中寻求抚慰和解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于是流连山水，写作山水诗便相因成习，以至蔚然成风。另外，在新的哲学思潮如玄学的冲击下，汉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思想控制日趋软弱松弛，于是出现“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法自然而为化”（阮籍）之类的主张。“自然”指宇宙自然规律，岿然不动的山和变动不居的水，则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这种规律，也就成了师法的对象，成了精神力量不竭的泉源。

    ③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所谓“知者”，就是智慧之人；“仁者”则是仁义之人。为什么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朱熹的解释是：“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原来，知者、仁者的品德情操与山水的自然特征和规律性具有某种类似性，因而产生乐水乐山之情。

    ④另外，与山水亲近还可丰富知识，培养和提高审美情趣以及模山范水的能力。古今诗文大家、艺术巨匠大抵都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历。“读万卷书”正好可以弥补“行万里路”的不足。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遍览全国各地的山水胜迹，便可持山水诗集为“卧游”之具，作纸上的观瞻。这间接得到的知识和印象，与亲身所历、亲目所见自然隔了一层，但收获往往更快捷，也更精粹。

    ⑤好的山水诗总是包涵着作者深刻的人生体验，不单是模山范水而已。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以理势入诗，兼有教化和审美的双重功能，它表现出的求实态度和奋进精神，对读者无疑是有力的鞭策和激励。又如“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除生动再现山林特有的幽静氛围，还揭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显然有启迪智慧、拓展襟怀的作用。

    ⑥优秀的山水诗大都具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征。所谓“诗中有画”，就是用画笔般的诗句把山水风物中精深微妙的蕴涵点染出来，使读者获得直接的审美感受。如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把登高的“怡悦”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其中有诗人自己登山的身影，有想象中北山隐者张五的怡悦之情，还有阔远的视野以及闪烁于其间的种种景物。它的突出特点就是表现在一个“远”字上，用远景烘托远意。“远意”没有明说，只是影影绰绰地表现在“心随雁飞灭”的描摹上。勾画远景的笔墨也不多，却很有层次，显示出和谐的韵律与虚静阔远的美，像“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清新淡远，与隐者（包括诗人自身）恬淡高远的情趣相表里，几乎达到天然淡泊的完美境界。

（选自袁行霈《盛唐的山水诗》，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