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词”漫议

    在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交流中，语言从来就是变动不居的。从理论上说，语言交流应该是彼此平等、互相影响的，每种方言都有平等挤进“中心”的权利，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应该对等地相互吸收“外来语”。但实际上语言也十分“势利”，根本不可能完全“平等”。

    语言发展演变的历史表明，往往是政治、文化中心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才有权变成“官话”“普通话”，其他方言只能蛰居“边缘”，难登大雅之堂。同样，“外来语”更多也是“先进”向“落后”的“边缘”渗透、侵入，逆向流动者绝少，后者不得不深受前者影响。如不少北京的方言或流行语之所以能在全国迅速流行，成为“普通话”，只因为北京处在政治、文化中心。近代许多沪语能突破“边缘”进入“中心”，因为上海是商埠首开之地，且日渐成为经济中心，总是风气先得。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以为很“普通”的，早就习以为常时时脱口而出的“滑头”“流氓”“盯梢”“出风头”“寻开心”“阴阳怪气”等词语，若查书一看，原本竟都是上海方言。而今日粤语的情形亦颇有些类似。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得风气之先，南风渐盛，于是“粤味普通话”也随粤菜一道北上，如“买单”“搞定”“生猛”等，已渐渐成为“普通话”。现在“港台腔”颇受责难，其实“港台腔”不也是我们统一的中国的“方言”之一种吗?例如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用“港台腔”的“耶—— !”“哇——!”代替“哎哟——!”来表示惊叹，引起了一些尖锐的批评责难。其实，被视为“惊叹”之“正统表达”的“哎哟”也并非古来如此，一成不变。如要“正统”只能回到不是“噫吁嚱——！”就是“呜呼哀哉——！”的时代。几年前，我就曾撰文，主张不妨用“听取蛙声一片”那般宽舒闲淡心态，来“听取‘哇’声一片”。

    此次万众瞩目的“胡连会”新闻公报就说，“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是国共两党的共同“体认”，胡总书记与连主席决定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多次出现的“体认”“愿景”不是立即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成了我们的“普通话”吗？事实说明，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并不拒绝来自台湾的词汇。其实，随着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普通话”尤其是“简化字”在台亦影响渐强。这恰恰说明，两岸语言在互动中越来越融洽，而不是把彼此的语言视为有害的洪水猛兽而渐行渐远，这实在是增进彼此了解、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幸事。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大量“外来语”甚至有“外”来居上之势，盖因“西学”较“中学”发达先进也。无论高兴与否赞成与否，这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就是如此，难以人为改变，大可不必因此而痛心疾首。若一定要“查户口”“讲出身”，非要“正本清源”查“血统”，非祖宗八代“根正苗红”不可，一定要把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外来语”统统扫地出门，则我们现在几乎无法开口说话。应当说，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方言还是外来语，都使我们的语言更加生动、新鲜、丰富、精确。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因为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这种关系的扩展就形成了社会伦理关系。家族本位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社会政治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式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因此人们才说，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则具有贤人的风度。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即使在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科技的价值观是以“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考虑“利用、厚生”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

    中国文化的普遍信念是“人为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因而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老子曾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理。“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突显人格尊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因而中国人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早在孔子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在此基础上，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就逐渐形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我国酒的历史源远流长。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尊、高脚杯、小壶等陶器，都是用来酿酒或饮酒的。西周时设有“酒正”、“酒人”，掌管有关酿酒和酒令等相关事务。到了汉代，酿酒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饮酒之风”盛行，形成独特的酒文化。

    在汉代，饮酒大量被认为是豪爽的行为。光武帝时的马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经常醉倒在皇帝面前。酿酒业有巨大的利益，国家对其实行官营政策。武帝太初三年春二月，实行官府酒类专卖制度。当时酒是必需品，实行官营后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武帝死后，酒类专卖制度被取消，改征酒税。这就放松了国家对酒类等的专营，有利于酿酒业的发展。

    当时的贵族和官僚视饮酒为“嘉会之好”。每年正月初一，皇帝在太极殿大宴群臣，“杂会万人以上”。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婚丧嫁娶，送礼待客，节日聚会是畅饮的大好时机。

    当时酒的种类众多，有米酒、果酒、桂花酒等。河北刘胜墓中出土有“稻酒十石”、“黍上尊酒十五石”等题字的陶缸，说明了酒的种类很多。汉景帝时的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这里的醴就是一种米酒。

    在汉代酒用作实行仁政的工具。孝文帝即位后下诏曰：“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酒，酺五日。”酺五日的意思是欢聚饮酒五日。孝文帝元年三月诏曰：“年十八以上赐米、酒、肉”。孝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女子百户牛酒。

    酒用来犒劳军士，刘邦当年进入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秦民大喜，争持羊酒食献享军士”。武帝初置四郡保边塞，臧宫率兵屯驻骆越，越人“乃奉牛酒以劳军营”。

    酒在汉代也用于医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养生方》和《杂疗方》中，记载了利用药物配合治疗的药酒方剂。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也有大量的记载。

    汉代还有乡饮的仪式。乡饮是古代的一种宴饮风俗，是在举行射礼前的宴饮仪式。仪式严格区分长幼尊卑，要选择吉日举行。成帝永嘉二年春三月，博士行“乡饮酒礼”。每年三月学校在祭祀周公、孔子时也要举行盛大的酒会。“明帝永平二年三月，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

    按照汉代的礼俗，当别人进酒时，不让倒满或者一饮而尽，通常认为是对进酒人的不尊重。灌夫与田蚡有矛盾，灌夫给他倒酒时被田蚡拒绝了，灌夫因此骂座。

    当时男女宴饮时可以杂坐，刘邦回故乡时，当地的男女一起在宴会上“日乐饮极欢”。汉代时供人宴饮的酒店叫做“垆”，当时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就在临邛开了一家酒店，“相如尽卖车骑，买酒店，乃令文君当垆”。

    按当时宴饮的礼俗，主人居中，客人分列左右。大规模宴饮还分堂上堂下，以区分贵贱，吕公当年宴饮，“进不满千钱者坐之堂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礼仪制度的严格。

（摘编自王绪栋《试析汉代的酒文化》）

题壁

王了一

    题壁不知始于何时。相传司马相如过升仙桥，题柱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此桥”，可见汉朝的人就有了弄脏公共场所的习惯。又唐朝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这故事就是后世所谓“雁塔题名”。司马相如和韦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羡慕富贵：一个是未富贵而先夸口，一个是初富贵而便忘形。说得好听些，这是雅人深致；若从坏里说，这简直是无聊，令人作三日呕。

    题壁也许纯然为的是留一个纪念吧。“某年月日某人到此一游”，这简单的几个字未必就是想出风头。但是，为什么不写在你的日记册上呢？假如你有一个照相机，还可以把胜地拍一个照，然后记上你来游的年月日，何苦弄脏了公共场所？你这是为人呢，还是为己？若说是为人，人家根本不认识你这个无名小卒，非但不能流芳千古，而且不足以遗臭万年；若说是为已，你何时重游还在不可知之数，甚至老死永不重游，你留几个文字又有什么用处？关于这个，往浅里说，你是像小学生用粉笔乱画墙壁，显得你没有好好受过教育；往深里说，你是因为喜欢这个风景，恨不得据为已有，公家的地方是不出卖的，就是卖你也买不起，你怀着①阿Q的念头把公家的地方加上了你私人的记号。至于人家是否因此感觉“煞风景”，你可管不着。题壁完全象征了咱们中国人一种有我无人的心理。

    有些人不甘心于只题一个名，他们还要题诗。这自然更雅一等。“寻觅诗章在，思量岁月惊”，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风趣啊！可惜的是他们的诗多数是颇欠推敲，或者说是只敲而不推，因为他们吟诗有如擂鼓，“不通”“不通”又“不通”！胜地何辜，受此污辱！他们太不自量了。他们并没有因为“李白题诗在上头”而搁笔，倒反是人人自比李杜，人人都要题诗在上头！未辨四声，遑论八病！只合矜夸荆室，床上吟诗；何须唐突山灵，墙头放屁！那些不喜欢文学的人，熟视无睹，倒也罢了。最苦的是那些对文学有兴趣的人，看见了字闭不了眼睛，总不免一看，看了滞后，把水色山光的满怀乐趣都糟蹋了！寄语现代的司马相如和韦肇们，做做好事吧，莫再②佛头着粪罢。当然，其间偶然也有达官名士，不爱惜他们的墨宝，来给山水增光，甚至于不惜重金，特雇巧匠，摩崖刻石，做得非常精雅。这似乎是无可批评的了。名山佳作，相得益彰；有时候，竟使我们不知道是人以山传呢，还是山以人传。这样，我们感谢大手笔之不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我总觉得题壁是中国文人的恶习。名人题壁，后人看见了也许发生仰慕之忱，然而在他本人却是未免自诩多才，令人有搔首弄姿之感。“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立？”达官名士们在别的地方风头已经出够了，何必雁塔题名，才算是自鸣得意呢？再说，在立功立言之后，将来世家有纪，儒林有传，而金櫃石室，又复永宝鸿文，自有人家捧场，更不必沾沾于炫露了。西施若不捧心，东施虽欲效颦亦苦无从效起。寄语达官名士们，你们如果不喜欢名山宝刹被尺二秀才乱涂乱画，你们就应该以身作则。

    此外我还有一个建议，凡属公共游览的场所，一律严禁题壁。如有典型才子未能免俗，一定要出风头，必须将佳作先付审查，缴纳重税，然后规定式样，指定地点，特许摩刻。说不定还有名门闺秀，像旧小说中所说的，在壁上题诗唱和，因而恋爱结婚。这样，多捐两个钱给公家，也是值得的。

1944年8月

地理大发现时期，美洲巨大的体量突然从黑暗的大西洋中浮现，横在欧洲旧大陆面前，使欧洲人感到异常惊惧，他们用一个古希腊地理学名词“antipodes”来指称这块从大地的另一端冒出来的陌生板块。这个词的意思是“对极”，也就是“恰恰相反的事物”。对于旧大陆来说，美洲就是一种恰恰相反的存在物，换言之，美洲是欧亚旧大陆的反题和悖论，这种悖反的特性将遍布每一个方面，新大陆注定以有悖于旧大陆的固有方式介入世界史，这必将使旧大陆感到极其不适。1776年以后，美利坚建国，并且从政治与道德维度继续向其余世界展示美洲这种神秘的悖反特质。

    美国的“对极性”或“反题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就是它的荒野。荒野并非一无是处的空空荡荡，荒野是文明的反题，文明在荒野遇到最彻底的否定力量。伯纳德·刘易斯和塞缪尔·亨廷顿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忧心不已，但文明与荒野之间冲突却是世界史进程中的另一个伟大叙事，对此，罗伯特·卡普兰具有充分的警觉。他的《荒野帝国》研究的并非美国荒野，而是从荒野角度研究美国，美国的“反题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卡普兰的文字一再印证了“边疆史学”创始人特纳的洞察：美国的成长史是一部经久不息的“脱欧史”，亦即“去文明史”。从东岸开始，当一个定居点构筑妥当以后，他们便毫不迟疑地离开，向西行进，再度隐入荒野。这种“逃离”文明世界和再度“野蛮化”的双重变奏，塑造了美国独特的充满野性的灵魂和身体。

    文明和野蛮两种元素的和谐共存，锻造了美国强悍的肌体，使得这个民族可以承载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多元生活和道德方式，尤其可以完美而无副作用地对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提出的以“自然状态”为根本驱动力的政治方案。“自然状态”就是“政治状态”的“antipo-des”，它和美国荒野共享一种文明秩序的“反题性”。霍布斯、洛克和卢梭要解决的最重大议题就是如何让“政治状态”和“自然状态”共同存在于一种更高的状态中。同样道理，美国要解决的最重大问题就是如何终结文明和野蛮的敌对和厮杀，让两者为构筑一种更加恢弘的空间秩序贡献各自的独有元素，正题和反题在此被综汇为合题。综观世界史，很多文明都毁于野蛮的打击，很多政治理论也无法解决治乱更替的“黄宗羲定律”，究其原因，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这些失败的文明与学说不具备兼容“反题”的体质、胸怀和智慧。

（2018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林国华《从荒野角度看美国》，有删改）

       由于自然灾害以及伴生的社会动荡、国内战争、外敌入侵，世界上很多辉煌一时的伟大文明就此覆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提出，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衰落，与自然灾害的频仍直接相关。而后来的历史研究，也证明古埃及文明、两河领域的古阿卡德帝国、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都是气候波动和生态崩溃；瘟疫的暴发，也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以及阿兹台克帝国、印加帝国的迅速瓦解。但是，让灾难史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何以同样遭受周期性、大规模自然灾害的中华民族，却每每能够在灾难中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

       这一问题，有很多答案。其中不容忽视的是，自古以来资源的短缺、灾难的频仍，让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并积淀为一种深层的社会意识，我们可以称作“韧”的精神。这种“韧”的精神，蕴有强大的自我恢复和更新能力，呈现出变通的智慧和顽强的活力，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安然渡过历史长河中各种各样的困境，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和变革而延续至今。

    “韧”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表现是外向的儒家思想和内向的道家思想的配合。在大一统国家出现的前夜，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针对不同的社会情境各抒己见，提出为人处世、治国安邦的种种方案，形成了数千年来民族智慧的“百宝箱”。其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代表思潮，就是儒家和道家。如果说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文明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阳刚一面，那么道家思想则反映出谨慎内敛、谦虚忍让的阴柔一面。两者一刚一柔，一张一弛，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韧”性特质。

儒学是讲求“入世”的进取型思想，它以“修齐治平”为己任，追求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这种思想恰可与现代社会的竞争环境相配合：现代社会崇尚进取，鼓励竞争；儒家思想重视群体，鼓励奉献，这些都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儒家思想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巨大的潜能，东亚“儒学文化圈”在近代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是，如同《庄子》所谓“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当今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加速、高度紧张的时代。在高速的社会发展中，进取型的思想也会暴露其局限，那就是太过重视“成就”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过于重视“功名”而忽视人与内心的平衡。由此而言，这次疫情的暴发，使我们能够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回顾中华文明中沉静内敛的另一面。

       实际上，瘟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病”，一种“文明病”，它在历史上就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开始大规模地聚居而发生，并随着人群的移动而传播。而近三百年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一，也是对自然的征服、资源的掠夺、生态环境的破坏最严重的时期。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为人的利益而存在，只有工具的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国道家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揭示和反思了文明发展的这种缺陷。在道家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人与自然万物在生态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不要把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的社会秩序要去适应物的自然秩序。要摒弃对自然过度的强力扭曲、干扰和破坏，使万物能够“自化”“自均”“自定”“自正”，自然而然地达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存在与发展的最佳状态，这就是“道法自然”。“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只有遵循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协调统一。这种整体主义的生态自然观，能够纠正“生态扩张主义”的偏失。

    (摘编自王学典《从战疫看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