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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困难

2015-2016学年广西桂林中学高二上学期期中语文试卷

现代文阅读

    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来看,当时方形的土木建筑体制已形成,并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与世界许多古文明建筑不同,不是石建筑而是木建筑是中国建筑一大特色,《诗经》中“如翚”“作庙翼翼”之类的描写,可见当时木建筑颇具规模,并具有审美功能。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木结构的特点,不以单一的独立建筑物为目标,而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接连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重视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从发掘的极为片段的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情况看,雄伟壮观;从陶俑的状貌直到建筑材料的坚实也无不显示难以想象的宏大气魄。

    “百代皆沿秦制度”,建筑亦然。汉、唐、宋、明、清保持和延续着相当一致的建筑艺术风格,这个风格就是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实践理性精神。中国建筑主要是宫殿建筑,即供君主居住的场所,从新石器时代的“大房子”开始,祭拜神灵即在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世间居住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自儒学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了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庙宇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不是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木质等等,构成中国建筑的艺术特征。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游历在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与环境的和谐。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实用的、入世的、理智的、历史的因素占着明显的优势,排斥了反理性的迷狂意识,正是这种迷狂意识构成许多宗教建筑的审美基本特征。

    中国建筑的理性精神还表现在建筑物的严格对称结构上,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特点。就单个建筑来说,比起基督教、伊斯兰教来,它确实相对低矮、平淡,甚至逊色一筹;但就整体建筑群来说,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取胜,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取胜,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格。随着晚期封建社会中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显示威严庄重的宫殿建筑的严格的对称性被打破,迂回曲折、趣味盎然,以模拟和接近自然山林的建筑美出现了。空间有畅通,有阻隔,变化无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种仍然以整体有机布局为特点的园林建筑,通过“借景”、“虚实”等方式,使建筑群与自然山水的美沟通汇合,表现了封建后期文人士大夫更为自由的审美理念,但仍没有离开平面铺展的理性精神,仍然是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过程,表达的仍然是现实世间的生活意绪,而不是超越现实的宗教神秘。

(摘编自李泽厚《建筑艺术》)

(1)、下列对于中国建筑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建筑的土木体制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形成,并且成为后世的主要建筑形式;从秦到清一直保持、延续着一致的建筑艺术风格。 B、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木结构的特点,建筑材料暖和、坚实,建筑物之间相互接连和配合,平面铺开,雄伟壮观。 C、中国建筑的代表主要是君主居住的宫殿建筑,它威严庄重而高耸入云,给人以神秘、超越世俗的巨大空间感受。 D、中国建筑以平易的、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为特征,表现了中国人实用的、入世的、理智的、历史的生活意绪。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诗经》中“如翚”“作庙翼翼”之类的描写不仅说明当时木建筑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表现了人们的审美情趣。 B、中国建筑讲究对称,重视各个建筑物之间的有机安排,因此,虽然它的风格严肃方正、缺少变化,但整体布局和谐统一。 C、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能使人在游历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与环境的和谐,这是中国建筑理性精神的很好体现。 D、新石器时代,人们祭拜神灵就在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场所;儒学替代宗教后,神人同在的倾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建筑以逶迤交错、气势雄浑的建筑群取胜,基督教、伊斯兰教建筑则以孤立高耸、出世脱俗的单个建筑见长,二者各具特色。 B、封建社会晚期,以模拟和接近自然山林的建筑出现了,打破了以前建筑的严格对称性,这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生活、意识形态的变化。 C、“借景”“虚实”等方式把建筑群与自然山水的美沟通汇合,表明了更为自由的审美理念逐渐取代充满理性精神的美学思想。 D、以阴冷的石头、空旷的空间等体现出的反理性迷狂意识是西方宗教建筑的审美特征,这与中国建筑的审美观念有很大不同。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美国细菌学家卡梅隆·柯里在《科学》杂志发表了研究论文,声称从5000万年前开始,以真菌为生的蚂蚁就有了自己的抗生素。研究者对一种名叫“真菌蚂蚁”的蚂蚁身上的白色斑点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的“真菌蚂蚁”依靠种植不同的真菌类蘑菇来作为唯一的食物来源。这些蚂蚁的嘴巴和前肢上隐藏着许多细小的腺窝,里面寄生着一种能产生抗生素的细菌。这些腺窝有一些细小的孔通向蚂蚁身体外部,这样它们就可以将抗生素传播给作物。抗生素可以杀死会使作物生病的寄生虫,从而确保它们主人的食物来源不受破坏。

    这种蚂蚁腺窝的特殊结构使得蚂蚁与作物的这种共生关系非常和谐。研究者发现,一些近缘的、不种植真菌的蚂蚁身上则没有腺窝,也没有寄生菌。

    科学家们研究了中美洲热带丛林中的切叶蚁的生活习性。切叶蚁只种一种蘑菇,这相当于人类的单一作物制,虽然开始时产量高,但重复种几季以后很容易遭受病虫害侵袭,人类是采用轮作不同作物来解决问题的。生物学家们采用基因分析法,确定了切叶蚁所种的菌种是源于2300万年前的单一菌株,从未换过品种,却能延续至今。

    这个谜由多伦多大学的C·R·居里解开了。居里对包括切叶蚁在内的22种蚂蚁进行了仔细观察。他首先发现蚂蚁的蘑菇农场偶尔也会受到一种名为Es-covopsis的霉菌感染,使蘑菇在几天内全部死光,结果是整穴蚂蚁全部饿死。但尽管如此,切叶蚁还是有办法控制这种灾难。其奥秘在于,雌蚁会排出寄生在身上的活细菌分泌出的链霉素。切叶蚁蘑菇园中那些忠于职守的蚂蚁勤于察看,一发现Es-covopsis霉菌就用随身携带的链霉素就地将之消灭,以防止其蔓延。而且这种链霉素还能刺激蘑菇的生长,真是一举两得。切叶蚁分群时,蚁后将蘑菇菌种含在口中,连同随身的会分泌链霉素的细菌带到新穴传种,所以切叶蚁的单一品种的蘑菇农场能延续至今,历经千万年而不衰。人类所用的抗生素多次使用后会使病菌产生抗药性而导致药效减弱,但蚂蚁所用的抗生素却并未使病菌产生抗药性。卡梅隆·柯里研究小组发现,蚂蚁身上的抗生素不但是蚂蚁赖以战胜自然环境的法宝,亦是人体必需的抗生素。今后应可仿此研发新一代的抗生素,更有效地治愈人类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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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新起点上再发力

    去年出尽风头让人惊叹的谷歌围棋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Go)”,5月将来到中国,在浙江乌镇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上演人机大战。黑白子此起彼落之间,柯洁探寻的是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围棋“真理”,而对“阿尔法狗”和它的发明者来说,比赢得比赛更重要的,是寻找人工智能的科学真理。

    人工智能称得上是当前科技界和互联网行业最为热门的话题。无论将其称作“下一个风口”“最强有力的创新加速器”“驱动未来的动力”,还是关于它会不会比人更聪明甚至取代人的各种争论,都在说明,人工智能又一次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与以往几十年不同的是,这次人工智能的高潮,是伴随着生活和工作的应用而来,它是科技进步的水到渠成,也嵌入了十分广泛的生活场景。因此也有科学家认为,“我们或许是和人工智能真正共同生活的第一代人”。

    对大众来说,人工智能充满着科幻色彩;对科学家来说,人工智能可能是最受内心驱动、最具理想色彩的一门科学。从1956年的美国达特茅斯会议算起,明确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并开始科学上的研究,到现在已有61年的历史,并经历过至少两个“冬天”。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仍然走不出实验室。人工智能遭遇的技术瓶颈,一方面有着时代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一直梦想着的是创造出类似科幻电影《人工智能》中那个小机器人的形象——会找寻自我、探索人性,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也是一些人对人工智能既向往又恐惧的原因之一。

    在脑科学尚未取得重大进展时,受益于互联网和计算机新一代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从更加实用的层面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互联网大数据、强大的运算能力,以及深度学习模式的突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赖以突破的三大要素,它们造就了语音、人脸识别准确率的惊人提升,人机对话像人与人一样更加自然,乃至可以像“阿尔法狗”一样去找寻规律、自我决策。

    尽管中国不是人工智能的策源地,但在当前人工智能的这一轮技术爆发中,正在建设科技强国的中国,被很多人认为第一次同科技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小到手机语音助手,大到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广泛应用,它们连同中国顶尖科技公司所拥有的人才一起,充分证明中国在人工智能的资本、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都不落人后。同时也要冷静看到,国内互联网公司搭建的人工智能平台,与亚马逊、谷歌等相比差距仍然不小。比如,在围棋人工智能领域,腾讯的“绝艺”还不敢说能和“阿尔法狗”相媲美。站在同一起跑线,只能说明具备站位优势,更重要的还是好好蓄力、精准发力,力争引领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创新浪潮。

    故事才刚刚开始,从基础研究、技术发展,到未雨绸缪建立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规范,人工智能的未来面临着无数挑战和变化。“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未来”,人工智能的前景无限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全力奔跑。

(选自201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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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阅读史上,我们从西方引进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观点。它动摇了“唯一标准答案”的僵化思想,对我国阅读界有很大的启蒙作用。然而,众多匪夷所思的“多元解读”也随之出现,这类荒腔走板的解读,甚至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小学课堂之中。

    这些混乱认识与理论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有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未能正确理解西方“接受美学”中的“读者中心论”。

    “接受美学”是西方读者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流派,它认为“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是不可想象的”。国内有人把它形象地推进一步:斧头不用无异于一块石头,作品不读等于一堆废纸。但是,他们忘记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不用都无异于一块石头,然而要用的时候,石头不可能当斧头,废纸更不能当作品。事物的根本属性与它的附属功能是不能混淆的。

    其实,西方“读者中心论”也强调在以读者的接受来阐释作品时,要避免纯主观的、任意理解的心理主义陷阱。毕竟,读者接受有时代局限性和主观任意性。没有接受,作品不能最后“现实化”;但单个读者的接受理解还不能等于作品的全部,只有代代相承的接受链才有望接近作品本身。既然如此,判定作品意义的依据只能是作品本身。也正因如此,任何接受都可能是对另一接受的局限的弥补;同时,任何接受都有提高、修正之必要,更不用说对错误接受予以纠正。

    此外,多元解读与文本制约是同时发生的。文本是一个未确定的“召唤结构”,文本“空白”中存在某种意向,召唤读者去言明,并希望读者完全按照文本召唤,实现文本解读的一切潜在可能。个体读者只能实现一部分可能,而读者的多元反应成为必然。因此,作品的“召唤结构”的“空白”为阅读提供了想象的自由,而文本本身又对阅读进行基本限制。正如鲁迅所言:“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设想的相同……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要不然,文学这东西就没有普遍性了。”文学作品阅读过程中有只“看不见的手”,不管读者愿意不愿意,背后的决定者乃是文本。

    历史上错误的“读者决定论”不止出现过一次。李白、杜甫的诗歌曾经不入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曾遭受法国主流社会的审判……然而,一切“假哈姆雷特”都动摇不了经典文本的地位。总之,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应该一千个读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更不应一千个都不是哈姆雷特,甚至没有了哈姆雷特,我们应该寻找相对最像的哈姆雷特。

(摘编自赖瑞云《寻找相对最像的“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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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第一卷将面世,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据悉,英文版《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以三部、九卷的形式陆续出版。

    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西方文学、影视作品。传入我国后亦常被冠以“伙”的称号——《三个火枪手》变成《侠隐记》,《巴黎圣母院》变成《钟楼驼侠》……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则《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

    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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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在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一个作家很难得到全民集中的认可。事实上,要成为一位大家公认的伟大作家,需要时间的考验,甚至包括几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浪漫的激情,以致那种具有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当代中国缺少伟大的作家,除了这些外在的方面,也有作家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比如市场需求之多与作家生活体验不足的矛盾、市场要求产出快与创作本身求慢求精的矛盾等等。而这当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或无力,无疑是当下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缺失。

    所谓正面精神价值,指的就是那种引向善、呼唤爱、争取光明、辨明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这种价值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与作家对民族的精神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很丰富,但是也还需要作必要的整合和转化,才能化为作家内心深处的信仰,运用到创作中去。还有一些作家表现出“去资源化”的倾向,他们不知如何利用资源,索性不作任何整合与转化,以为只要敢于批判和暴露,就会写出最深刻的作品。但如果都是暴力、血腥,就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而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仅要能揭露和批判,还要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还有另外一种主体精神弱化的现象。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人文关怀。作家的责任是把叙事从趣味推向存在,真正找到生命的价值所在。当他们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和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

    老舍先生曾将长篇小说《大明湖》浓缩成《月牙儿》,篇幅几近短篇,却也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公认的经典。他幽默地说:“我在经济上吃了亏,在艺术上占了便宜。”如果今天的作家都肯下这种苦功,那么消费的时代再汹汹然,我们仍然可以对震撼人心的好作品的出现满怀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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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勤劳是华夏子孙的传统美德。中国人的劳动精神一代代传承,离不开对中国传统劳动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弘扬劳动精神,是当下国人的精神追求,也是中国人建立文化自信的一个历史基点。

    ②人类劳动发展分为奴役劳动、谋生劳动、体面劳动、自由劳动四个阶段。对人类社会劳动的认知和热爱,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多有论及。《大戴礼·武王践祚·履屡铭》中写道:“慎之劳,则富。”强调的是财富和劳动的关系。自古以来,对劳动的肯定和赞美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古今药石·续自警篇》中写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是勤可以免饥寒也。”意思是人们的生计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缺乏衣服与食物,勤劳能够让人避免饥饿与寒冷。先秦儒家关注“礼制”,为中国古人构建了一种脱离田间生产的劳动价值理论;后世儒家分离了“劳”和“思”两个概念。正如孟子所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表明劳心和劳力都属于“劳”的范畴。墨家本就是劳动者的学派,它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建立劳动为本位的积极性劳动伦理的范式,这体现了劳动和知识的有机结合。《墨子》中有“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还蕴含着中国社会福利、劳动保障思想的萌芽。佛、道两家对于劳动和农业所持的消极态度,常常遭到治国者的批评,法儒两家主张繁衍人口,认为劳动力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孟子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重民思想,经过长期的文化大融合,儒、释、道、墨、法等多家思想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勤于劳动”被看作是“修齐治平”的根本性的道德品质,深深滋养着一代代华夏儿女的精神心田。

    ③古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创造了生活本身和精神意境,诗人妙作可窥一斑。诗人李绅写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悯农》融洽地将珍惜食物与辛勤劳动结合起来,一直影响塑造着中国人的勤俭节约的美德。诗人王维写道:“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这首《春中田园作》的前四句展现出了古代人们愉快劳动的情境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可见,劳动不仅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劳动的协作性还可以培养人的互助和团结精神。自强不息是古代劳动人民战胜困难的智慧之源。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反应在各个领域:巍峨长城、巧夺天工的都江堰、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等等,尽责、乐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使这些遗宝成为历史的烙印和华夏子孙精神的内核。

    ④伟大梦想不是等来的、喊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人们的辛勤劳动。国家、社会、企业各界需要提供更有利的劳动保障,更好的劳动条件,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体面劳动,使劳动尊严得到维护、劳动价值得以实现,更好地营造平等劳动,勤奋做事、勤勉为人、勤劳致富的正能量的社会氛围,鼓励人们不断创造出新的内生动力。只要我们守护中华劳动伦理的深厚底蕴,弘扬工匠精神和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劳动美德,一代代的劳动者就必定能创造伟大的历史,不断开创未来美好生活。

(摘自2019年6月3日光明日报夏月明《弘扬中华传统勤劳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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