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实践证明，要塑造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性。如果不能把握和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真实和社会历史的真实，不能把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性成功地揭示出来，就没有活生生的真实的人，就没有真正深刻的典型。

   巴金曾经指出：“为了应付新的需要，有人注意到了优点和缺点，于是在正面人物身上加入一些缺点，在动摇人物身上加入一些优点，总之使得每个人甚至反面人物都带有‘人情味’。但是作品里面的那些人仍然没有血色，不像真人。为什么呢？我想有一个原因是，除了优点和缺点以外，活人的身上还有别的东西。”人类复杂的内心图景，不是用几笔鲜明的色彩可以描画清楚的，不是“优点”“缺点”这种具有确定范围的概念性语言可以概括的。事实上，人的性格世界有很大的模糊性特征，了解人物形象的模糊性，对作家塑造人物性格，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性格元素模糊性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一是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性格元素之间往往是不同向的，甚至是彼此矛盾对立的：一部分性格元素表现为肯定性方向，表现为善，表现为美，表现为真，表现为圣洁；另一部分性格元素表现为否定性方向，表现为恶，表现为丑，表现为伪，表现为鄙俗。这种双向性，使一个人的性格表象变得纷纭复杂，使一个人有时像他自己，有时又不像他自己；有时忠于他自己，有时又背叛他自己。这就是说，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元素往往不能按照同一确定的方向运动，而正是这种非同向发展的各种性格因素，才形成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例如构成阿Q性格整体的元素是非常复杂的，而这些杂多的性格元素，又表现为双向性：质朴愚昧又狡黠圆滑，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这些元素在自身运动的过程中，互相碰撞，互相交叉，形成复杂的性格表象。

   性格元素模糊性的另一层意思，则是每一个性格元素内部都带有二重性，肯定中包含着否定，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因此，性格元素自身的性质不可能完全确定，它在不同的情境中总是显示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变化。例如，当一个人在追求真理时，“倔强”的性格元素就表现为肯定性质的“韧性”，而当真理不复存在时还要硬去碰撞，“倔强”元素就转化为否定性质的“固执”。一个人的勇敢，在某种情况下可表现为见义勇为的善，在某种情况下则又可能表现为不义亦为的恶。李逵的勇猛有时表现为非常可爱的战斗精神，有时则表现为“排头砍去”的鲁莽。

   此外，性格元素的本质往往不是直接袒露着的，它会被假象包裹着，从而显现出表里矛盾、似是而非的情状，使人们感到难以捉摸。狄德罗曾说：“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因此，要写出鲜活的人物形象，确实值得写作者多下一番功夫!

（节选自刘再复《性格组合论》，有删改）

    “孟子道性善”，以孟子人性思想为性善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性善只是孟子对人性的具体认识，只是他整个人性思想的一个结论。只说到性善，不对孟子提出这一结论的理依据做深入的研寻探讨，就不可能全面认识孟子人性思想的丰富内容及其深刻意义。

    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是孟子对“生之谓性”的反对和批驳。孟子虽然也认为人性是天生的，但他反对“生之谓性”的说法。他不是从人的生物本能看人性，而是从人和禽兽的区别上看人性，认为只有把人与禽兽区别开的那些属性，即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特征才是人性。关于这一点，张岱年先生有详尽的论述。他说：“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征。人之所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为人之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孟子所谓性，指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而非指人生来即有的一切本能。”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为人性，是人性论上一个大创造和大贡献。给正确认识人性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孟子人性思想的又一个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

    “心”“性”“天”三者的关系，是性善论的核心思想。心、性都在人，而性是天赋，又属天；天在人之外、人之上，但同时就体现在人性中。所以“知其性，则知天”，知性亦即知天。天不再是高不可及，不能认识，而成为可以认识；人要知天，不假外求，只需修养自己的心性即可。通过尽心、知性，上达于天，为的是“事天”，即顺应天道，安顿自己的人生，也就是安身立命。如此，建立起了由修养心性而上达于天的理论架构，完善了天命与人生、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天人合一思想。

    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为人性和尽心知性知天，通过修养心性而沟通天人，达到天人合一。这两点是孟子人性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对儒学和中华文化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以仁、义、礼、智等德性为人性，无此“非人也”，而善性并非自然具足，“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就提出“做人”的问题。人生的第一要务是修养心性，提升自己，摆脱禽兽境界，堂堂正正做人。

    中国文化中没有人间和天国两个世界的分别，只有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中国人不追求死后进入天堂或极乐世界，而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留取丹心照汗青”，追求在人间、在历史中的不朽。生和死是统一的生命过程。死是生的继续。人的物质生命是短暂的，人死后，躯体腐烂，物质生活方面的一切失去意义；而人的精神生命则可以长留人间，在历史发展中永垂不朽。不朽不在于生前物质生活之所得，而在于立德、立功、立言之“虽久不废”。

    中国人又讲“畏天命”，讲“天理”，把“天理良心”合提。尽心知性和事天立命合一，人生和天命合一，道德良心的自我约束和对天命的敬畏合一。

    人性沟通天人，人道天道合一。人道本于性，即本于天道。所以“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指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

（选自钱逊《孟子人性思想的核心理念》，有删改）

    ①戏剧是靠讲故事取胜的，讲故事就是文学。无论唐传奇、宋元话本，还是明清小说，都为中国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精神营养。近百年来，话剧、歌剧等戏剧样式传到中国，其核心仍然是讲好一个故事。戏剧这个靠故事安身立命的文艺样式，讲故事的能力就更需技高一筹。中国历史上的名剧《赵氏孤儿》《窦娥冤》《长生殿》《桃花扇》《牡丹亭》《西厢记》，哪一个不是因故事讲得感天动地、精彩绝伦，而放射出了永久照耀历史、社会、生命、人性的精神与思想光芒的？世界上那些久演不衰的歌剧如《卡门》《图兰朵》《茶花女》，更是凭借优秀的故事登上了经典的位置。故事永远是戏剧的命脉，而故事的本质是文学，文学是戏剧不可撼动的灵魂。

    ②戏剧一旦忽视了文学的力量，立即就会苍白、缺血。忽视文学的戏剧，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表现在文本的粗糙上，也有的表现在不注重对文本的思想诠释与精神升华上。过度强调外包装的作用，尤其是对舞台设计与声光电的倾心依赖，因而形式大于内容。不适度的包装，会破坏作品内在精神意象的释放。有时舞台上最重要的布景道具，可能就是一棵象征无穷生命力的树木，甚至是一株需要特别强调的小草，硬要弄出铺天盖地的森林、草句来，反倒把紧要处遮蔽了。还有些大制作、大场面、群体舞的运用，让一些本来可以进入思考的段落，变得躁 动不安、浮皮潦草起来。戏剧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张力，很多地方是要通过留白来完成的。文学是人学，在戏剧舞台上，“人”是通过演员来传情达意的，演员是中心的中心，一切不能为演员表演提供帮助的辅助手段，都是不可取的。

    ③戏剧文学是演出团队共同的努力方向，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让故事变得波澜起伏、情感跌宕交错，让人物变得立体圆融。在戏剧舞台上，其实每个参与者，包括导演、演员、作曲、舞美、演奏等，同时也都是文学创作者，一旦哪个部门脱离了该剧的文学统摄，这个部门就会出现艺术创作问题。

    ④戏剧要在文学这个基础上下功夫，只有基础扎实，二度创作才可能飞升起来，一旦基础不牢不稳，二度创作发挥、增生、堆砌得越多，越让作品的缺陷暴露无遗。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以动人为前提的。动人的根本，就在于对所塑造的对象性格、心灵的精准开掘与把握。舞台剧由于受时间、空间与篇幅限制，塑造人物尤其需要单刀直入，使性格快捷显现。因为舞台剧只能通过精彩洗练的独白、对白、旁白、咏叹、宣叙、对唱、重唱、合唱，来形成人物的生命个性、故事的起承转合、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每一句话、一句唱，都需反复推敲打磨，尽量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才是戏剧这种独特文学样式创作的要妙。当然，戏剧文学的根本，还是要扭结在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上，任何精致的戏剧文学，一旦脱离了社会责任，就如雕刻精巧的鼻烟壶，终不过是一种玩物而已。

宋词的文化品格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是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是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迭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的“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的“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祭祖传统起源于商朝。商人把鬼神分为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并且把人鬼（祖先）作为祭祀的主要对象。从孔子开始，儒家逐渐与鬼神信仰拉开距离。从根本上说，儒家并不反对服事鬼神，只是将对鬼神的祭祀放到整个道德教化的系统中去思考而已。

    中国人的祭祖信仰不外乎基于以下两种心态：一是饮水思源，追念祖先功德；二是祈求福祉，希望祖先保佑子孙。这里，体现了个人与祖先之间的生命关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看似高深的哲学追问，在中国人的祭祖仪式中得到自然而朴实的回答。这里，还体现了个人与祖先之间的情感关联，甜酸苦辣的人生况味，喜怒哀乐的情绪波动，都可以毫无保留地向祖宗诉说，从而得到心理的释放，乃至问题的解决。在祭祖的芸芸众生看来，祖宗虽然不在了，但并没有变成虚无缥缈的鬼神，而是在生命上与自己同在，在情感上与自己分享。冯友兰先生说过：“行祭礼并不是因为鬼神真正存在，只是祭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这种诗意的信仰、哲学的智慧，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精神魅力。

    家祭是祭祖信仰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但各地的具体做法不尽相同。这种家庭祭祖方式，有助于巩固以孝悌为纽带的家庭成员关系，维护家庭的安定和睦，也是讲述家庭故事、传授优良家风，进行家庭教育的最佳场所，实际上发挥了类似西方人“教堂”的作用。

    宗祠祭祖分为春祭和秋祭，其中最隆重的是每年春节期间开展的春祭，气氛庄严而热烈。不少地方现在祭祖仪式加上一条，就是为本族优秀子弟发放奖学金、为困难子弟发放助学金。这种宗祠祭祖方式，有助于增进族群内部人们的感情联络，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现在有些地方，尝试引入祠堂管理委员会议事制度，协助当地村委会进行美丽乡村建设，调解村民纠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企业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组织，欧美的企业，因为处在全民宗教信仰的社会背景中，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考虑员工的精神信仰问题。广东东莞的一些企业立足中国人的信仰传统，专门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本企业员工设立了“祖宗堂”。“祖宗堂”供奉“天地国亲师”牌位，以及本企业所有员工姓氏祖宗的牌位。“祖宗堂”平时开放，员工在家庭的重大纪念日，或者在思念家乡和亲人时，均可自行前往祭拜、上香。在春节和清明节等重大节日，则请出所有牌位，放置在企业大礼堂，组织本企业全体员工举行隆重的集体祭拜仪式。其祭拜程序参照农村宗祠祭祖仪式而依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而有所变动，祝文则包含有本企业本年度发展成绩及前景展望等内容。在他们看来，教化员工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教化的本质就是教做人，做人首先是行孝。把孝落实了，人的动力就出来了，能力就出来了，整个格局也就出来了。这种企业祭祖方式，是对中国传统乡村宗祠祭祖方式的继承和超越，既满足了个体的精神信仰需求，又增进了本企业员工之间的情感交流，为建设企业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基础。

    祭祖体现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信仰，祭祖信仰应该成为我们重建“文化自信”的起点，为中华民族在当代的重新崛起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石。

（摘编自黎红雷《企业与社区如何祭祖》）

    2003 年，有一个词语让中国人听起来一度感到恐慌，那就是“非典”。这种疾病并非 2003 年才新出现，也并非中国才有。在此之前，人们对“非典”十分陌生，加之此次在中国流行的“非典”的病原体是以前从未见过的新的病毒，面对突如其来的流行疾病，人们显得束手无策。没有现成的治疗方案；没有有效的冶疗药物，传统的抗菌药物治疗无明显效果；没有有效的预防手段，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隔离。

    “非典”是非典型性肺炎的简称。开始发作时有流感一样的症状，如发烧、咳嗽、头痛等；但体温一般超过 38 度，多为干咳少痰，偶有血丝，有时伴有畏寒。感冒一般没有肺炎的迹象， 而“非典”有明显的肺炎迹象。但它又不同于由肺炎链球菌等常见的细菌引起的大叶性肺炎或支气管肺炎等典型性肺炎，它主要是由流感病毒、支原体、衣原体、腺病毒或其他较不寻常的微生物所引起的肺炎，它的传染力强多了。除了上述症状外，“非典”还伴有关节酸痛、乏力、腹泻，有时胸闷、气促或明显呼吸窘迫等症状。各国科研人员通力合作，终于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此次流行的“非典”的病原体。这种病毒能在人体内繁殖，伤害自身组织， 破坏免疫系统，也可能引发无数并发症，致使患者的病情急剧恶化。它可以在体外存活 3－6 小时。现在的证据显示，“非典”是经飞沫传播的，病毒在飞沫（口水珠）内。由于水珠比空气重，所以病毒只会停留在 1 米范围内的物体表面；另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或接触已有病毒的物体表面，然后接触自己的黏膜（眼、口、鼻），也会感染。“非典”病毒的潜伏期一般为 2－12 天（通常为 3－5 天），潜伏期的患者一般不会传染，病症一般会维持 10－14 天。

    “非典”并非无法可疗。事实上，现阶段医学已有新突破，在治疗过程中已获很高的成功率。专家认为，保持环境空气的流通；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保持心情愉快；加强锻炼，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尽量不与病人接触，是可以有效地预防“非典”的。对未知的恐惧，莫过于人群对出现流行病的反应那样，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流行疾病的原因不明时尤其如此。随着对“非典”的深入了解，人们的恐惧感会慢慢降低，正如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