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流派艺术怎么“传”与“承”

刘连群

    ①流派传承，传是传递，承是承续。不传即不能流动，不承则无以成派。

    ②在某种程度上，一部京剧史也是众多艺术流派孕育、形成、涌兴、流布的历史，而传承贯穿着各个流派产生和发展的整个历程。即使是草创流派，也是要从前人那里传承的，这属于艺术延伸链条的前后衔接环节。流派的传承一旦中断，就只能是失去舞台生命的艺术遗产了。

    ③由于流派在京剧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关流派传承的研究、探讨乃至争议从未停息。实践证明，流派传承有着自身的规律与特性。

    ④流派作为艺术家的主观创造，必须得到客观的认可，包括观众的普遍欢迎和后学的争相追随，传承才能得以实现。否则，不论你多么新颖、独特，也无传承可言，这也证明了凡被传承的流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生存价值。

    ⑤随着科技手段的发达，各门学科的教学方式均已大为改观，而京剧却仍然主要通过传统的口传心授来进行教学，新技术、新工具只能作为辅助手段。这是由京剧表演艺术的特点所决定的，演唱的咬字、发声、行腔和气口，身段和武打的造型、力度、节奏，内中构成韵味、韵律的精微变化，是任何曲谱和身段图都标不出来的，只能通过老师的循循善诱、指点迷津并辅以反复示范，学生才能稍有领悟。而流派传艺属于教学的高级阶段，又深藏独家奥妙，就更非如此不可了。于是在当代新型的师生关系之外，同时也保留着一定的传统的感情因素，传者是否心甘情愿地倾囊相授，其效果大不相同。

    ⑥由浅入深，从低到高，入门“归路”如书法的描红、临帖，逐步掌握本派技法，目标先是要“像”，然后从形似达到形神兼备，就是深造有成了。关于学流派要“像”的问题，前些年多有论者引用齐白石老先生的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前一句肯定了“学”的必要性，无可争议；后一句则容易引起误解，在“学”的过程中，“似”是阶段性成果，怎么就会“死”了呢？“像”比“似”更进了一步，岂不必“死”无疑吗？后果如此严重，如不加分析地用之承学，极易造成迷惑和动摇。我想，老先生的原意是反对以“似”为满足，不思创新、进取。这固然不错，但断章取义则会忽视“学”的阶段性，而且借用到京剧流派上来，又需另加斟酌，这便涉及流派传承的多样性了。

    ⑦京剧表演不同于书画，“工具”就是演员的身体。由于生理条件的差异，善学者往往根据自身条件与流派的距离远近，在传承时有贴近或掌握技法后另谋一帜之分，如余派，孟小冬近乎前者，杨宝森属于后者，同样学余的谭富英、奚啸伯则又另有变化，他们在“学”与“似”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创造，同样具有各自的艺术价值。近年有一种观点称：“学余叔岩最好的是杨宝森，学谭鑫培最好的是麒麟童。”片面地以是否独树一派定高低，以剥离为目的，恐怕原汁原味的余派、谭派、梅派以及程派等传统流派就都要断档了。况且，当前讲流派传承，带有强烈的抢救性质，有些重要流派后继乏人，就更不可忽视承学的阶段性和多样性了。

（选自2012年第10期《社会科学论坛》，有删改。）

先秦“忠”观念的演变

解颉理

    “忠”观念是中国传统道德最基本的规范之一，是一定社会形态在思想意识和语言文字上的反映，表现为对他人、社会的一种责任心和道德行为。作为中国古代伦常德目之一，不仅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亦内化为了一种思维定势，长期积淀于人们的心理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忠”源于“中”，“忠”乃“中”之引申义，在前文明时代就已广泛存在。它体现了氏族和部落民众对其首领这一权威中心的确认与服从，同时也表达了对公平、公正的早期政治准则的向往与追求。

    “忠”这一观念起源于部落军事民主制下对其军事首长及其他领袖公正无偏处事准则的要求。在进入文明时代后，则主要以王道体现“忠”之本义。虽然“忠”字在字源上出现甚晚，但作为一种政治道德规范则显然早已存在。春秋战国时代是“忠”观念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思想日益定型和普及的时期。“忠”的主客体之变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基本完成，并且日益成为主要的政治道德信条，“忠”观念的这一演变趋势下延至战国晚期，经荀子、韩非子的理论论证使之成为主导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道德规范。 作为政治伦理的“忠”，在先秦相当长的时期，其内涵表示的主要是一种对国家、社稷深沉的自觉意识，“忠”的价值依据就是共同体的利益，而非仅为君臣之间的个人关系。随着战国以后封建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秦汉以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则越来越强调对于君主个人的绝对服从了。

    总的来看，在历史上具有丰富内涵的“忠”观念，到了秦代已经演变成了“忠君”，作为后世五伦之一开始定型下来。尽管到了后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忠”的内涵也随之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基本上都没有跳出“忠”即为“忠君”的模式、窠臼。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种观念适应了封建制度下君主专制的需要；只有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这种束缚人的思想观念才会真正地消失。 传统“忠”观念强调个人的公而忘私的诚信，追求廉洁奉公、公正公平，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强调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勇于献身，是传统“忠”观念的积极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是可以作为借鉴的，也只有立足我国的传统文化优秀部分，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传统社会给人两个相互矛盾的印象：一方面，它十分注重平等；另一方面，它又十分注重纲常伦理，表现出严格的等级秩序。不过，无论如何解释这种印象，它至少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同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差异两个问题。在西方由正义原则加以处理的人与人之间平等与差异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社会同样存在，而且同样也需要某种协调机制。概而言之，从功能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中，对这一关系的处理，是通过“仁”“礼”“义”三项基本原则彼此支撑、相互为用实现的。

    “仁”是对他人之爱，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所以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的基础则是对亲人之爱，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进一步指出：“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亲亲，仁也。”并且孟子认为，这种爱的基础，是“不忍人之心”，即同情心。同情即同样的感情，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一心理事实的体现。因此，“仁”的生发机制，是一个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的过程，即把对亲人之爱扩展为对邻人之爱，再扩展到对天下人之爱，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与“仁”所体现的“合和”精神不同，“礼”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尊卑贵贱（纵向）、亲疏厚薄（横向）的差秩格局和纲常秩序，反映“别”与“分”的一面。“礼”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礼，国之干也。”“礼”提供了一套基本的政治架构，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有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后者因此也被称为“礼治社会”。儒家强调“礼”治，但目的不是造成一个等级森严、上下隔阂的社会，而是通过“礼”的规范与约束，实现社会的和谐和睦。

    用以平衡“仁”与“礼”的就是“义”的原则。在中国传统文献中，“义”是一个含义比较丰富的概念。很多时候，它指一种最高的伦理原则。但是，“义”还有另一方面的含义，那就是在不同的，甚至彼此冲突的行为准则之间进行的权量与选择，即“义者，宜也”。权即是宜，也就是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表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只要是出于某项更高的的道德原则的要求，言而无信，行而不果也未必不能接受。显而易见，“义”就是审时度势，对某个具体情境之下的行为原则进行选择和判断。

（摘编自唐士其《正义原则的功能及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实现》，有删改）

    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体，主体是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载体，而要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无论是文物还是典籍，都只是文化的载体，而灵魂是载体中的内在精神。

    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正确的文化观不能离开正确的国家观。国家对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认同至关重要。要形成和维护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国家。民族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保障。当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也会中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因为中国自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有过分裂，但统一是主导的。即使当时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权，它仍然处于中国这个大的疆域之内，因而极容易统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继承相对完好。历史证明，当国家分裂，文化发展的血脉会中断，何谈文化自信！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鲁迅先生虽然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但他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的话，强调中国并没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是统治者的“治绩”。中国近代表现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本质特性，而是朝廷腐败和社会腐败的“治绩”。

    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人数众多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自信。各个文化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和专家以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的大国学者的身份参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极为平常。可以预期，在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交流中，中国学者会日渐增多。单面输入和接受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属于文化，它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密不可分。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民族的自尊、自强。中国现在已经不再像旧中国那样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而是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光明日报》，2018年1月8日15版）

    人类学家坚定地断言：文化仅当它是独立的而非依赖的，才能有所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当来自于它外部的压力被来自于它内部的首创精神所取代的时候，它才能有所发展。换句话说，只有民族文化才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非主体文化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但是，任何把外来文化的观点强加给民族文化的做法，都会威胁它的独立和发展。同样，如果我们把每一所单独的学校视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的话，那么，教育进步的关键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络小说是当下中国文学市场最为繁荣、活跃的文学现象，2017年网民人数3.6亿，文学网站储藏的原创小说1600余万部，日更新达1.5亿汉字。网络小说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大多产生比较热烈的社会反响。网络小说在海外迅猛发展:一是海外专门搭建了翻译传播中国网络小说的平台，如北美最早也是目前影响最大的中国网络文学英译网站Wuxiaworld（武侠世界）；二是中国的网络小说网站也积极搭建海外平台，如2017年5月正式上线的起点中文网国际版。问题在于，我们既欣慰于当代网络小说的迅猛发展，更期盼网络小说能够涌现一批大家精品。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网络小说粗放型发展阶段可以过去了，精品意识应该树立。

    中国网络小说并不缺乏传奇的故事和多变的人性，缺乏的是精神高度和文化内涵。

    精神高度是指看得见人类的发展规律和推动发展的核心力量，它需要历史的思考，更需要对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考量。古今中外的文学精品无一不是在对时代现实的剖析中揭示人性的伟大和深刻。中国当代网络小说虽然有了一些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剑仙、玄幻和后宫的描述中，网络小说作家所关注的生活似乎基本疏离于当代人的生存状态。那些疏离现实的生活描写，缺少时代精神的呼应，可以产生离奇，写出人性的变异，却不能产生时代效应，形成人生的震撼。这是中国当代网络小说缺少精品最为重要的原因。

    文化内涵既指世界优秀文化，更指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正能量和当代中国的时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的时代文化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是中华民族的根。大多数当代中国网络小说追求神秘文化、特异文化，将世界大众文化的一些要素移植到小说中来，会产生短暂的阅读快感，却很难形成弥久的阅读体验。只有将时代的精神高度、表现中国文化内涵与高超艺术价值融为一体，才能创造出精彩的中国故事，呈现出中国小说的独特性。

    精神高度需要作家的思想境界，文化内涵需要作家建立宏大的文化格局，这与作家的艺术追求有着必然联系仅认为网络小说创作门槛低可以尽情发挥或仅看到网络平台传播可以获取人气和经济利益，看不到这是贡献声响和色彩、展现诗情和意境的崇高创作途径，是无法创作出精品的。这确是当代中国网络小说创作必须思考的问题。

（节选自汤哲声《中国当代网络小说呼唤精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