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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辽宁省沈阳市东北育才学校2018—2019学年高一下学期语文期中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从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小说,中国的文学艺术始终如《礼记》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更是成为各自时代特有的艺术符号,形成了一条反映中国文化创新前行的审美曲线。

    任何国家的富强,都需要优秀文化提供相应的精神引领与智力支持。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科学为主导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迅速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产品形态和生活方式,人们的思想更加多元。新时代的文化创新只有立足传统,才能不忘民族之魂:只有拥抱未来,才能适应时代之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智慧之源,承载着中华民族古老而长青的光荣与梦想。我们要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融合,用新的体验与知识找回、激活、重组个体身上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优秀文化基因,使传统文化再次获得生机与活力。平昌冬奥会的“北京8分钟”,以现代思维和手法,运用智能科技完美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凤凰展翅、龙凤呈祥、梅花、长城、中国结等。通过“北京8分钟”,我们不仅看到了文化的魅力,也看到了科技的力量。

    传统文化是创新的不竭源泉,继承传统又不拘泥沿袭,才能超越传统,独辟蹊径。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新贡献。文化创造应当高度关注和反映当代中国各领域的建设成就,以广大人民投身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实践为表现对象,创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形式新颖的文艺作品。

    中国当代文化创造不但要出精品、出品牌,还要出思潮、出流派,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艺术思潮和设计流派。现代以来,欧美产生了一批明显有别于古典艺术传统的现代艺术国际大师,如毕加索、马蒂斯等,以全新视角和艺术手法观察表现世界,对现代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以来,中国艺术也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艺术家,如齐白石、张大千等,但他们总体上还是延续着中国绘画传统。在超越传统的现当代艺术方面,我们还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大师。因此,文化创造不能仅仅将思维和视野局限在传统的现代化转化上,而是要超越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思维阈限,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语言。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对未知世界和宇宙空间的想象与叙事,创造出了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构成东方神话故事特有的审美体系,与希腊神话遥相呼应;但在现代科幻文艺方面我们却不尽如人意,除了《三体》,我国目前鲜有优秀科幻文艺作品能跻身全球文化市场。科幻文艺是依据一定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原理的文化创造,比神话传说更具有科学精神。在科幻文艺创作方面,培育民族的科学意识,大胆放飞想象的翅膀,是进行文化创新的一个可行路径。

    文化创新的三个向度是面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理性选择,是单纯对传统与现代融合向度的拓展与完善,更能体现文化发展的当代特性与走向,有利于全面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有利于全方位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也有利于实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

(摘编自管宁《文化创新的“术”与“道”》)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的文学艺术是各自时代特有的艺术符号,反映了中国文化创新前行的审美历程。 B、文化创新面临着复杂的现实境遇,新时代的文化创新要立足传统,拥抱未来。 C、中国传统文化是弥足珍贵的财富,挖掘、利用优秀文化基因是创新文化的重要途径。 D、中国的建设成就为文化创造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也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土壤。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以新时代如何进行文化创新为立论前提,采用总分总的论证结构进行论述。 B、文章从传统与现代、实践与创新、现实与未来三个向度阐明了文化创新的路径。 C、文章运用引证法,以“北京8分钟”来印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接融合的探索。 D、文章阐述中外艺术大师对艺术发展的影响力,彰显中国要创造当代艺术语言的立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如果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能够对接融合,那么传统文化就会重新获得生机与活力。 B、中国艺术家不能跳出中国绘画传统的藩篱,因而难以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师。 C、科幻文艺比神话故事更具有科学精神,科幻文艺的创作,离不开科学意识与想象力。 D、中国文化软实力要全面提升,就有必要推动文化的创新发展,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时至晚清,受西方传入的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等的影响,新派文艺批评家们崛起,“评点”的地位不再突出,用论文的形式来评论文艺作品逐渐成为更多人的选择,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个中代表。两种方式各有所长,就好比在《红楼梦》的评论史上王国维和脂砚斋无法互相取代一样。

    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经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

    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于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但历史总是呈螺旋式上升,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增强了文艺的互动性,使文艺作品在线观看和即时评论成为可能。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映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活动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感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新事物总是让人欢喜让人愁,因为它的出现打乱了现有的秩序,难免给人造成心理不适。面对新事物,人们也总是会习惯性地和旧事物做比较,但新事物和旧事物的孰优孰劣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所谓“优”不过是“看顺了眼”,或说成自然了的“习惯”,更重要的是捕捉新事物预示的变革方向。“弹幕”确实创造了一种令人兴奋的条件,使传统的“评点体”文艺评论有可能在视听化、网络化条件下“满血”复活。或许,当下我们对眼前飞来飞去的“评论”还不太习惯甚至有点头晕目眩,但请不要急于闭上双眼,因为那会让你错过美丽的风景。时代变革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呈加速度向前推进,几年前还对“看豆”(kindle阅读器)阅读很不习惯的人,今天却已手不释“豆”了。所以,不妨让子弹继续飞一会儿吧。

    既然问题不在文艺欣赏的习惯,那么,问题在哪里呢?这就要说到金圣叹了。面对“弹幕”的袭来,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寻找或培养现时代的“金圣叹”,也就是适应文艺视听化、网络化和评论互动化、即时化这一新格局的批评家。“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事实上,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工具织成的网络文艺世界中,已经活跃着不少网络文艺评论家了,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他们目光锐利、思路敏捷,对艺术有着良好的感知力和鉴赏力,使用的语言短小精悍、活泼清新,适合互联网传播特性。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们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达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刻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的内容。随着互联网市场的自我“提纯”机制作用的发挥,弹幕技术的发展,以及相关行业管理部门的介入,精彩的评论将凸显出来,无意义的“吐槽”将失去市场,评论整体质量不断提高,人们会把焦点从这个新平台本身转移到平台上高水平的评论。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就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到那时,人们可以选择欣赏作品的“原版”或“弹幕版”,如果你选择了后者,那么就可以借助特殊的视听设备,一边欣赏作品,一边咀嚼评论家的点评,并与其他的欣赏者互相交流,而文艺评论对作品、作者、欣赏者乃至社会的意义也将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选自《中国艺术报》,作者:胡一峰。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并不断繁荣发展的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当前汉字教育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二是面临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的场合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曼妙婀娜、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种种现象表明,对汉字教育面临的问题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通过这些方法,一些汉字教育工作者尝试把每个汉字的文化基因形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对汉字有兴趣、生爱恋、晓逻辑、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把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理解儒学,需要回到儒学自身的历史语境。从其原初形态看,儒学的内涵首先体现于“仁”和“礼”上,两者同时构成了儒学的核心观念。

    ②“仁”主要关乎普遍的价值原则,其基本内涵则在于肯定人自身的存在价值。比较而言,“礼”更多地表现为现实的社会规范和现实的社会体制。从社会规范这一层面看,“礼”可以视为引导社会生活及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在社会体制方面,“礼”则具体化为各种社会的组织形式,包括政治制度。

    ③“仁”和“礼”固然各有侧重,但所侧重的两个方面并非截然分离。“仁”以情感的沟通和情感的凝聚为主要方面,但并不排斥人与人之间的理性关联。首先是以“爱人”规定“仁”,既以肯定人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又包含情感关切,它所侧重的是“仁”的内在的情感凝聚和情感沟通。其次“克己复礼为仁”,“克己”更多地表现为对理性规范的认同和接受“复礼”同时涉及理性的引导和制约,这样,“仁”既有内在的情感侧重,同时也兼及理性之维。就“礼”而言,与之相关的首先是“理”:“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记》)这里的“理”既指条理,法则,也涉及依据这种条理法则对人的知和行的制约。不过,在与“理”相关的同时,“礼”并非与“情”完全隔绝,所谓“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语丛一》),便表明了这一点。这里的“因人之情”,便关乎“礼”与情感沟通和情感凝聚之间的联系。作为儒学的核心,“仁”和“礼”同时构成了儒学之为儒学的根本之点,儒学与其他学派的内在区别,也与之相关。

    ④墨家提出“兼爱”,这一观念在肯定人道价值方面,与儒家的“仁”具有相通之处:尽管“仁”基于亲亲之情,“兼爱”则并未赋予亲亲优先性,后来的儒家学者(尤其是理学家)一再由此辨析“仁”与“兼爱”的差异,但在关切人这一点上,二者确实有一致之处。然而,墨家对“礼”总体上持批评态度,其“非乐”“节葬”的主张以及对“亲疏尊卑”“昏(婚)礼威仪”等的抨击,从不同维度体现了这一点。这种取向,具有重“仁”而轻“礼”的特点。

    ⑤法家更倾向于化“礼”为“法”。“礼”与“法”在注重规范性这一点上,有相通之处。但“礼”建立于情理之上,具有引导性的特点;“法”则以法理为基础,表现为非人格、冷冰冰的律令,并具有强制性的特点。法家总体上已由“礼”而走向“法”。与此相应的是对“仁”道的拒斥:谈到法家之时,历史上的学者常常以“刻薄寡恩”来形容,“刻薄寡恩”与“仁”彼此相对。在以上方面,法家与注重“仁”和“礼”统一的儒家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⑥道家从另一层面表现出来对“仁”和“礼”的疏离。老子曾指出:“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尽管对“绝仁弃义”有各种不同的解说,但其对仁和礼义不予认同的立场,无疑显而易见。这一价值立场与道家推崇“自然”,而对人文或文明化的规范持批评和怀疑的态度,总体上前后一致。在这一方面,道家与儒家注重“仁”与“礼”的统一,同样形成了某种对照。

    ⑦作为儒学的核心,“仁”与“礼”的统一既体现于儒家自身的整个思想系统,又展现于人存在的各个领域。

    (摘编自杨国荣《儒学的内核和多重向度》)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法国作家雨果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然而此语只适用于欧洲,对于中国而言并不贴切。中国传统建筑以土、木为主要材料,很少使用石材。木材在耐久性方面远逊于石材,所以中西两大文明的建筑给今人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从古希腊神庙到巴洛克教堂,以石构为主的欧洲建筑遗产蔚为壮观;相比之下,从先秦到明清,以木构为主的中国建筑遗产似乎乏善可陈。因此,自19世纪以来,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只存在于纸(文献)上,或干脆说实物等同于零局这种偏颇的看法曾得到很多中国学者的呼应,继而汇成一股妄自菲薄的洪流。迄今为止,中国石结构建筑的低调表现,仍令很多学者感到困惑。为什么直到明清,在加工条件完备、同时也不无需求的情况下,石材在中国始终未能大规模使用?梁思成曾经给出了一个大致不错的推论:“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然而中国人为什么“不着意于原物长存”,这依然是个问题。要接近最终答案,还需要更加全面而深入的思考。

首先要注意的是,我们并不缺乏石材。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到处都存在着适合作建筑材料的优良石材,其中最主要的是大理石。大理石原指产于云南大理的白底黑纹的石灰岩,剖面类似水墨山水画,古代常用来制作画屏或镶嵌画,后来泛指一切有花纹的石灰岩,连西方建筑和雕塑常用的白色石灰石也被称作大理石。大理石质感柔美,格调高雅,花色繁多,是建筑、装饰的理想材料,也是雕刻艺术的传统材料。我国大理石矿产资源品种众多,总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初步查明国产大理石品种近400个,其中按花色分类主要有如下几种:纯白的有北京房山汉白玉、安徽怀宁白大理石、云南苍山白大理石等,纯黑的有广西桂林桂林黑、河南安阳墨豫黑、山东苍山墨玉、湖南邵阳黑大理石等,红色的有安徽灵璧红皖螺、四川南江南江红、河北涞水涞水红和阜平阜平红等,绿色的有辽宁丹东丹东绿、山东莱阳莱阳绿和安徽怀宁碧波等,彩色的则有云南的春花、秋花、水墨花以及浙江衢州的雪夜梅花等等。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中国古代,适用的木材并非随处都可轻易取得。唐代杜牧《阿房宫赋》中说:“蜀山兀,阿房出。”秦代修建阿房宫,木材就是从四川运到陕西的。随着木材的不断砍伐,优良的大木也日渐稀少,后世华北主要地区很难找到可用之材,以至于要从长江流域搬运大量木材到北方。可见,古代建筑营造并非严格遵循“就地取材”的经济原则。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建筑材料的长途运输是很不经济的。只有当木材的使用超越物质层面,进而成为一种执着的文化选择乃至建筑观念中的要素时,人们才会如此不惜人力、物力地寻找大木建造房子。

这种选择与华夏民族古老的价值观息息相关。中国自古以来宗教观念较为淡薄,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一切的时代。因此我们的祖先有关建筑的基本思考,是从“人本”观念出发的。建筑既然服务于人,其理性和适度的使用就十分重要。从材料的性质上看,木材显然比石材要容易加工得多,用木材建造房屋效率更高、耗时更少。既然如此,花费大力气去建造石头房屋就没有多大必要。《礼记·檀弓上》记载,宋国司马桓魋命人为自己制造石棺,加工三年尚未完成,这充分说明石材加工之不易。他的这种行为,遭到了孔子的批评和咒骂,说他这样奢侈浪费,还不如死了快点腐烂为好。可见对于务实的中国人来说,费大力气建造石头建筑是奢侈的表现,无法被崇尚节俭的主流价值观接受。但在西方古代社会,建筑既然服务于“神”,自当与神一样永恒,因此木材不耐久的特性无法满足西方人对建筑永恒纪念性的追求,坚固而不易腐蚀的石材才能得到他们的青睐。

中国传统哲学也未曾认真看待“永恒”这一命题,儒、释、道三家学说大体上都认为“万物无常”,真正永恒的只有变化。这种“常变”和“循环”的观念,使得木材不耐久的特性成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并非严重的问题。建筑服务的主体是人,而人处在不断的繁衍更替之中。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对建筑有不同的需求,建筑也应该新陈代谢,没有必要永恒不变。建筑物破旧了,后代自会修缮,倒塌了,后代自会重建,这是一个不断循环、推?,陈出新的自然过程。我们实在不必考虑过于久远的未来,能更好、更便利地满足当时人的需求更为重要。一条常见的禅宗偈语,准确地表达了一个固有的中国观念:“佛法因缘生,缘灭法亦灭。”人生短暂,只有死亡才是永恒的。所以,陵墓建筑在功能上提出了耐久的需求,在意象上更与永恒相关,这里便成了中国石材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之一。此外在耐久性要求较高的建筑部件,如铺地、台基、柱础中也曾大量使用石材。由此可知,中国传统建筑在材料选择上是十分理性的。

(摘编自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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