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中国田径协会中国马拉松网站统计，2016年注册赛事达到252家，而这一数字几乎为2015年全年举办赛事的两倍。预计到2017年底，马拉松参与人数将超500万人次，带动各类直接消费 将超200亿元，到2020年将达350亿元。

（摘自《新浪体育》）

材料二：

    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积极扩大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体育产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促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

    《意见》指出，发展体育事业和产业是提高中华民族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体育需求、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文化竞争力。近年来，我国体育产业快速发展，但总体规模依然不大，活力不强，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问题。

    《意见》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作为根本目标，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进行扶持，强调向改革要动力，向市场要活力，力争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意见》从顶层设计上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心针”。

（摘编自《中国政府网》）

材料三：

    国际不少知名大城市都有自己的品牌马拉松赛事，比如东京、芝加哥、纽约、柏林马拉松等，每年都吸引了世界各地众多的马拉松爱好者。相比而言，城市马拉松在中国仍处于成长期，但中国各大中小城市都具有把马拉松视为推广城市知名度最好”名片”的共识。

    举办一场马拉松，不光能提升城市品位和国际影响力，还能成为城市文化传播的载体以及城市发展的助推剂。在一些马拉松赛开展比较成熟的城市，一条完整的马拉松产业链应运而生，衣、食、住、行、游、购、娱，由马拉松带动而来的衍生服务，对一个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带动是巨大的。

    更重要的是，相比中超、CBA这种办赛成本高又稀缺的资源，举办一场马拉松赛事却是各个城市都能信手拈来的比赛资源，获得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却是惊人的。以广马为例，一年的冠名费达到1500万元，仅一笔赞助就能覆盖办赛成本。广马赛事从第二年起就开始盈利，随着广马价值的提升，招商情况只会越来越好。

（摘自《搜狐网》）

材料四：

    民众参与热情不减、体育消费需求巨大，在利益的驱动下，马拉松本身作为一项极限运动的色彩在弱化，赛事泥沙俱下。业内人士说，不是中国的马拉松现在多了，而是马拉松市场起来后，导致了一些良莠不齐的赛事出现。一些赛事在安全、赛制及组织管理方面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南京马拉松带错路、南昌马拉松发错奖等低级错误频发。专家指出，赛事承办方的经验、城市政府的管理水平、跑者自身的基础能力等都需要继续提升。

（摘自《全城热跑马拉松》，《科学之友》2017年05期）

材料一：图1：2013—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品进口量与进口额

■进口量（亿块）口    进口金额（亿美元）

图2：2013—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品出口量与出口额

■出口量（亿块）口    出口金额（亿美元）

（摘自《财经新闻周刊》）

材料二：

    基于芯片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战略地位，我国政府一直在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中国制造2025》详细地规划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关键技术等，并将其列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五大产业之首。

我国政府不仅在政策层面大力支持，还在逐步扩大国家集成电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政策、资本和市场需求牵引的支持下，国内芯片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结构中，集成电路设计占比为34.44%，集成电路制造业占比为27.19%，集成电路封装占比为38.37%，已形成相对齐全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并实现了设计、制造和封装三个分支的首次大幅增长。

    芯片从上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在美国发明起源——在日本加速发展——在韩国与中国台湾成熟分化。美国已经形成了政府扶持，产、学、研一体的成熟发展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在强大的需求和有力的政策推动下，芯片行业正迎来第三次产业转移，向大陆转移的趋势已不可阻挡。

【注】芯片又被称为微电路、微芯片、集成电路，主要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体积很小，常常是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一部分。

（摘编自宋清辉（《国产芯片的发展前景和机遇》）

材料三：

    在高端芯片领域，由于国内厂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与集群效应，所以其生产仍以“代工”模式为主。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在市场上盛传：苹果一“饥渴”，其他品牌的手机就得“挨饿”。

    因为高端芯片的供应有限，所以芯片厂商在选择客户时，都是优先选择苹果，而国产手机厂商只能“稍等片刻”。SEMI数据显示，中国本土公司芯片需求与供应额正持续扩大，2017年中国公司仅能满足本土芯片需求的26%左右。

    美国拥有高端芯片核心技术的绝对控制权，产业保护政策越来越严，竞争壁垒越来越牢，“受制于人”的局面出现更加困扰中国的半导体及整机企业。而如今美国“芯片制载令”的出现，使得“中国芯”国产化的呼声再起，中兴危机更激励自主芯片产业的崛起，但是，一切还需从长计议。换句话说，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的步子不能乱，“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的原则不能破。

    当前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迎来历史上最好的黄金机遇，但要抓住发展机遇，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首先是完善集成电路产业结构，重视扶持集成电路设计业，设计是产业链的前端，也是面向应用的最终环节，其次，注重培养和吸引人才，芯片行业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持续不断的人才供应：最后，需要对企业并购重组提供指导和服务，并购重组有利于加快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摘编自刘斌《“芯芯”向荣的半导体行业》）

材料一：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艺思网进行的“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19年春节档调查”结果显示，科幻片《流浪地球》以85.6分获档期满意度冠军。

“太阳系即将毁灭，人类试图带着地球一起逃离太阳系。”这个听起来既疯狂又酷炫的“末日故事”，来自科幻小说家刘慈欣的作品，构成了电影《流液地球》的基本内核。导演郭凡的团队非常成功地把这个小说里面的中国内核，幻化成了电影里面观众看到的那份具有强共鸣、强共情的中国式故事和情感。在《流浪地球》的出品方之一、北京文化电影事业总经理张苗看来，“中国科幻影片和好莱坞科幻影片的最大差异，取决于有没有一个中国的内核。而这个内 核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人物、中国的故事和中国的情感”。

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赵葆华表示：“《流浪地球》在制作上显示出了中国电影工业的成熟度，内容体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忧思和责任的担当，是一都让中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转型升级的代表性作品。”

《流浪地球》的上映让中国科幻电影看到了发展的空间与希望，看到了与好莱坞大片竞争的力量和勇气影评人韩浩月表示：“国产科幻片可从《流浪地球》中获得大量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以前国产电影都是“土味儿科幻”，今后可以把格局打开，营造宏大的史诗效果。”

(摘编自《春节档电影：高质量成就好作品》，《光明日报》2019年2月12日)

材料二：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月4日刊登为《中国电别业终于加入太空竞赛》的文章，作者为文·李·迈耶斯。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是太空探索的后来者，同样，在电影业中，该国也是科幻片的后来者。这种局面即将发生改变。中国首部以太空为背景的大片——《流浪地球》，2月5日上映，外界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电影制作新时代的到来。

据报道，这部电影的预算接近5000万美元，以美国好莱坞的标准来看不算高，但在中国已经可以说是大手笔。7000多人参与了制作，其中大部分场景摄于由房地产和误乐业巨头大连万达集团投80亿美元在海滨城市青岛建设的东方影都。

郭帆说：“我真心希望这部电影至少不要赔钱。只要这部片子不赔钱，我们就可以继续制作更多科幻电影。”刘慈欣小说的流行可能会对此有所帮助。最近的两部好电影《地心引力》和《火星救援》也有助于引起观众的兴趣，这两部片都包含了重要的情节转折，正面展现了中国的太空计划，在中国受到普遍欢迎。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2019年2月11日)

材料三：

今天再谈论科幻电影，为了与之前的国产电影区分，人们住往会加上一个限定词“硬核” 够不够“硬核”，成为评价科幻电影的关键指标。其实，“中国硬核电影科幻元年”的提出，并非简单的噱头和炒作，而是各方面条件成熟后的“呼之欲出”。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迅猛发展，过去引为笑谈的简陋特效逐渐成为历史。而中国电影视效 公司对视效数据库的建设和制片体制中“后期前置”逐渐普及，使中国电影工业已经具备摄制比肩准一线大片的实力和先进的摄制流程。而从人文思想演变角度来看，一战后，西方世界对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对人类的“反噬”和伤害的思考一直贯穿于其科幻电影创作之中，“废土”与“末世”构成很多科幻电影的主场景。但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是“两弹一星” 研制成功，还是“四个现代化”的提出，我们对科技进步主要持“可上九天提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乐观精种，因此，在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作家的成功实践基础上，中国科幻电影创作有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世界科幻文艺创作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2月15日)

    材料一：

    最近，11岁的唐安琪将要动身去美国参加游学。为了短短13天的行程，她的妈妈秦女士支付了3万多元的费用。除了游学，秦女士还给女儿安排了暑期培训，花费5000元。许多孩子的暑假，如今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烧钱季”，不少家长感慨“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

    其实，这种“烧钱游戏”的性价比并不高。一些游学机构动辄将出境旅游产品贴上“游学”的标签，改头换面之后抬高价格。实际上，很多项目仅仅是参观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设施而已。这类产品价格虚高，内容却是走马观花、蜻蜒点水、游而不学，很难实现拓展视野、丰富知识、提升创新与实践能力的效果。

    另外，有的家长把孩子的暑假填得满满当当。在北京，一些培训机构里有的孩子一天5节课，10个小时的教学时间。在这种高强度的学习安排下，孩子不仅难以用心投入学习，反而容易滋生厌学情绪，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摘编自《暑假变烧钱季，金钱和时间堆不出牛娃》，《中国青年报》2018年7月24日）

    材料二：

    各年级参加课外辅导班的数量比重

    图12015年某市学生假期参加课外辅导班数量调查表

    图22015年某市学生假期参加课外辅导班数量调查表

    （摘编自《当前中小学生课外辅导状况的调查报告》）

    材料三：

    剧场之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座位，但是如果前排观众为了看得更清楚，或者一些其他原因站了起来，周围的人劝不了，“剧场管理员”又熟视无睹，那么后排的其他观众为了看到演出，就只好被迫站起来。最后的结果是，会场观众都从坐着看戏变成了站着看戏。都坐着与都站着相比，都是看戏，但是所有人都付出了更高的代价，也更累了。这种情景被称之为“剧场效应”。

    （摘编自《校外教育须警惕“剧场效应”》，光明网2018年1月8日）

    材料四：

    “减负”不等于降低课程难度、不要学生刻苦学习、让孩子无节制玩耍，而指的是减去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负担”。对于“减负”，要坚定地“减”，更要科学地“加”。

    “加”在积极引导、介入孩子的课后活动上。比如让每个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安排自己放学之后的生活：读书、做手工、练书法……通过积极引导，真正从育人角度介入孩子的课后活动。

    “加”还在延展书本、走向生活、接触社会上，让孩子们清楚知识的逻辑，明白成长的真谛，拓展思维的视野。科学“加”的最终目标是育人，每次活动要从主题出发，设定合理的课程目标，把握活动内容的关键要素，把立德树人任务落实在具体的活动中。学生在与同伴的交往以及教师、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协助支持下，探究知识、发展素养、体验情感、塑造人格。

（摘编自《减负：“减”的背后应科学地“加”》，《中国教育报》2018年7月22日）

材料一

2019年春节档，《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熊出没·原始时代》等多部影片同场竞技，将今年春节假期中国电影票房推升至58.4亿元的新高度，观影人次达1.3亿。据国家电影局的初步统计，仅正月初一的单日票房就高达14.43亿元。

被誉为大陆首部“硬科幻电影”的《流浪地球》，改编自“雨果奖”得主刘慈欣的同名小说，讲述在遥远的未来，太阳急速膨胀将要吞噬地球，人类为自救开启“流浪地球”计划、带地球到太阳系外寻找新家园的故事。春节档期叫好又叫座，短短5天，票房逾14亿元。这部电影以其大胆想象和充满中国特色的叙事手法，为世界提供了观察中国文化和中国发展的独特视角，让世界感受到了“充满未来感”的中国带来的感染力。《流浪地球》一上映便在豆瓣网拿下8.4的高分，影院排片率从第四跳跃到第一。猫眼专业版对《流浪地球》的票房预测是人民币53.34亿元。

（摘编自《第一财经日报》）

材料二

国内票房突破40亿，电影《流浪地球》“黑马式”突围让市场预言：中国科幻电影的春天来了。

中国科幻经过几十年艰难发展，培养出刘慈欣等科幻名家，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王晋康更是中国科幻文学界的扛鼎者。往前追溯20年，中国科幻文学因缺乏好作品，一直不被外界熟知，最顶尖的作品在国外最多也只有几千本销量。因此当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并在海外热销时，人们将其称为中国科幻文学的转折点。而《三体》同样令中国迅速进入科幻电影时代。王晋康、刘慈欣等科幻作家的作品版权被诸多投资方争抢。但王晋康却认为，这把火似乎烧得有点虚热：“《流浪地球》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伟大作品，但我们不能忽略它作为一部硬核科幻的不完美。无论是祖孙三代矛盾逻辑的不流畅、剧本上的科学硬伤，还是演技上的不足，目前想打动外国人，还是有一定困难。”

王晋康认同中国科幻电影已走入元年，但在他看来，这其实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即便《流浪地球》失败，中国科幻电影发展最迟也只再延迟五年。而《流浪地球》的成功更多的是让资本更早地涌入，科幻作家有了培育的土壤，即便后续跟风的科幻电影失败，也不会让中国科幻热再次断流。“中国与美国科幻电影之间，是工业化的差距。美国领先中国不止十年。科幻电影烧钱，同样需要烧时间。”而谈及何时中国科幻电影可以与美国并称“双雄”，王晋康坦言，是早晚的事，但保守估计仍需十年。

（摘编自《新京报》：《王晋康：美国科幻片领先中国不止十年》）

材料三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流浪地球》表面上描绘末世的凄凉景象，骨子里却含着积极的正能量。影片传播了“命运共同体”、集体主义精神等中国特色价值观，这与美国科幻片标榜的个人英雄主义截然不同。

美国《纽约时报》称，这是中国即将推出的一系列大制作科幻电影中的一部，这类电影无论从技术上还是投资上，都是中国大多数制作人目前还无法企及的。《流浪地球》与嫦娥四号着陆在时间上的“巧合”，让人联想到中国在太空实现里程碑式跨越的时代背景。

《人民日报》刊文称，在电影《流浪地球》中，我们还能看到许多熟悉的中国元素。不仅是地下的北京、冰封的上海，甚至是对“流浪”与“回家”这一组关系的理解，都充满了“中国式”的对家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应该说，相对影视经典、科幻大片，《流浪地球》还有一些差距。我们要既看到长处也看到短板，既不捧杀也不棒杀，才能激励文化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摘编自《参考消息》）

材料四

在航天科技硬实力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的时候，体现我国软实力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隆重上映，让戏内情景与戏外现实交相辉映。这背后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有力支撑，是国家不断培育电影新的人才、技术、市场等力量所产生的令人欣喜的成果。如此视觉奇观式的庞大制作凸显了这些年我国电影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中国有尚古的文化传统，在影视创作中，历史剧、古装剧，都一直是很有影响的题材，即便不少幻想类、穿越类的作品，也往往向过去穿越，向古代穿越，总是缺少一些面向未来、基于科学的想象力和表现力。而《流浪地球》突破了中国电影的时空观，展现了想象和创新的文化精神。

（摘编自《人民日报》）

“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

——人类学家项飙访谈（节录）

康岚：您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想到提出这个概念？

项飙：我第一次提“附近”应该是在2019年夏天，我跟许知远在“十三邀”节目上的对话。当时好像是在谈现代人的时空观念，为什么现在人们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耐烦？我们说到现代生活完全是被时间逻辑统治了，空间逻辑消失了。原来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通过人的行动，比方说我和你的距离是一袋烟的工夫，或者说这个距离是从你家走到荷塘边上的那个工夫，其实时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空间来衡量的。但在工业化之后，抽象时间也就是钟表时间变得非常重要。当这种抽象时间统治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完全变成了附属性的东西。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满，是因为你根本不考虑他是从空间中哪个点到餐馆拿了东西，以及路上的交通是怎样的、进你家小区的门时他要跟保安怎样交涉，这些经历性、空间性的东西，你是不管的，你要的就是那个东西要在你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你的手里。这种心态是“时间的暴政”造成的。在这样的场景下，我提到“附近的消失”。

“附近”这个空间的消失，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暴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而不是通过对自己周边的感知来理解。比如，你的邻居是干什么的，楼下打扫卫生、门口卖水果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家在哪里，如果家不在这里，一年回几次家，他们的焦虑和梦想是什么。这些人对你的生活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他们来组织的，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正常运行。但是，我们对这些“附近”经常是视而不见的。

这个“附近”，它是一个空间，它的有趣在于它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是你这个社会主体的物质基础，把你托起来。在这里面，有很多很细密的又很复杂的、看似好像不重要的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所以我提出，要关注“附近”。一方面是要重构自己的生活，将自己从“时间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在主观意识上，要重新树立一种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这个话题的表达，既有描述性，也有针对性。后来大家觉得“附近”值得讨论，大概是因为它的确有针对性。

康岚：您说过，“重建附近”不是一种论述，而是一种劝说，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劝说。为什么“附近”对年轻人尤其重要?

项飙：当时我好像还提到，年轻人关心的就是两极。一方面他们非常关注自我，比如考试、毕业以后去哪里等，对这些问题很焦虑，但是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他们又非常关心远方，比如全球的一些危机、民族的兴盛，这些由各种抽象说法形成的宏大叙事，造成了社交媒体上各种辩论中很大的情绪波动。但是人们对自己周边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认知反而是很模糊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身边的事情都讲不清楚，那他讲远方的事情肯定也讲不出什么意思来，因为他缺乏对人的经验进行洞察的能力，他讲来讲去都是书面上的词语。所以，从一个教师的角度，我觉得，学生不懂得“附近”，也就不可能懂得世界。

我在想，“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后来会引起反响，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它点出了一个症结，就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失控的。一方面，年轻人觉得社会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他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选择，特别是从小地方出来的或者说一般家庭的孩子，只有考学这一条路，这造成他很累，但又不知道未来究竟能不能获得他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一旦超出他那个“泡泡”，是一个好像特别不能把握的世界。从这两重意义上来讲，年轻人都觉得不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当觉得自己的生活失控，感到焦虑、劳累、恐惧和无意义时，他会产生一种很自然的愿望，就是要重新在生活里找到一个抓手，重新找到一个锚、一个立足点。

那这个立足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在“附近”这个意象里看到了一种可能，觉得“附近”可能是一个新的抓手和立足点，是大家重新建立对生活的可控感，至少是可知感的一个基础。

康岚：为什么“附近”能够满足这一点？

项飙：因为“附近”跟地方、跟社区、跟小区、跟群体、跟部落都不一样，“附近”不是一个有边界的单位。跟“附近”最接近的单位可能是社区，但在社区里面是一群相对固定的人，它有相对固定的边界，内部的关系是稳定的，人员是相对同质的。但“附近”不一样，就像我前面说的，在“附近”，你要看到那些卖菜的、卖早点的、搞保洁的；而且这个“附近”是跟着你走的，你走到哪里，“附近”就跟到哪里。所以“附近”跟社区不一样：第一，它很强调人的具体的经验，强调你怎么去看它；第二，“附近”不是一个可以行政化的、可以去客观描述的单位，“附近”是以你为中心的。在这个意义上，可能“附近”有它特别的使用价值。

（选自《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6期，有删改）